家电行业股利分配政策开题报告附表2:XXXXXXXXX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题目：专业年级：学号：姓名：指导教师、职称：2016年10月28日一、立题意义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附参考文献）（一）立题意义第一，股利分配是指企业向股东分派股利，是上市公司的一种理财行为。
股利政策则是以公司发展为目标，以稳定股价为核心，在平衡企业内外部相关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净利润在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如何在股利支付和留存盈余之间分配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1]。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三大核心内容之一[2]，恰当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能使投资者保持对公司的连续投资的积极性，进而能让公司获得稳定而又长期的发展机会；相反，不恰当的股利政策，会使企业股价下降，影响对外筹资能力，进而影响公司价值[3]。
由此可见，股利分配政策在企业经营理财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家电行业是轻工业行业中最重要的子工业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收入普遍提高，人民生活状态改善，对家用电器的需求日益增大，以美的、海尔、长虹等电器公司为主导的家电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家电行业渐渐完善了自身的产业链和相应的产业系统。
2014年2月，中国家电协会公布了本年度家电行业销售数据分析和2015年相关预测，数据显示，2014年家电业行业总销售增幅近达到9.8%，且空调产业增幅高达11%。
此外，从奥维数据来看，空气净化器和净水设备同比增长同时达到了90%以上[4]，这类新奇实用的小家电新品层出不穷，得到大量消费者青睐，吸引了众多厂商跨界进入绿色健康环保家电市场领域。
由此可见，未来的家电市场的发展情况较为乐观。
但近几年，随着“家电下乡”、节能惠民政策的结束和家电企业资本并购快速兴起，加速了品牌集中度的提高和行业内部的洗牌，家电企业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和严峻考验[5]。
2014年受国内市场消费透支与住宅市场低迷的影响，冰箱、洗衣机、冷柜产量有1~3%左右下降；空调、微波炉、热水器增长，与历史同期相比，2014年的产量仍保持在历史高水平，至2015年初家电的产量和内销量有过短暂的上升阶段[6]。
从大数据可以看出，家电行业在短期内还是由“高、大、上”产品，以及大型企业为主导发展。
伴随着家电行业不断地发展，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相关利益者的要求是企业管理层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1978年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全自动洗衣机，2016年小天鹅品牌价值达到202亿元，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够生产全种类洗衣机的家电制造商[7]。
本文以家电行业中的中大型企业——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对电器行业中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出股利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为合理制定股利政策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1.国外股利政策研究现状1.1股利分配理论发展历程林特纳（1956）通过对美国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展开了对股利政策的首次研究[8]。
研究结果发现，公司的股利政策表现出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9]，并且只有在公司收益的稳定性发生改变时，才有可能在上一年的股利支付水平和本年度的盈余基础上综合进行调整[10]。
“一鸟在手”理论是流行最广泛和最持久的股利理论，主要的代表者是戈登[11]。
他从投资者心理分析其风险偏好，认为在投资者眼里，股利收入要比由留存收益带来的资本收益更为可靠，故需要公司定期向股东支付较高的股利，并且投资者宁可现时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为获得更多的资本利得承担更大的风险[12]。
美国经济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1961）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一文，首次提出了MM股利无关论[13]。
该理论认为在理性的、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市场价值仅仅取决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和盈利能力，而不取决于对盈利分配如何进行“包装”的结论[14]。
代理成本理论是在放宽了MM理论的假设条件下提出来的，迈克尔·约瑟夫最早将其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15]。
布伦南（1970）提出，股利无关论只有在市场的有效税率接近于零时才能够成立，但实际的情况是市场的有效税率并不接近于零而是大于零，因此公司不应该向投资者支付股利，否则就会损害他们的利益[16]。
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
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对布伦南所使用的模型在实证中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波特巴对1929-1986年美国股利和股利征税的税率进行了对比，发现尽管这些年来股利的边际税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股利支付却一直维持稳定[17]。
进入20世纪80年代，泰勒、谢弗林等人突破了理性行为假设，将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股利政策研究[18]。
行为金融学分析了非理性行为对人们判断与决策问题的影响，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完全理性人假设的不足，更接近现实的决策心理。
1.2国外上市企业股利分配特征第一，国外上市企业支付率较高，且以派现为企业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
1971年至1992年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中约有50%-70%被用于支付股利[19]。
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派现一直是企业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股票回购通常仅占企业净收入的5%左右[20]。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国家中，股票回购的行为一经发现将被课以重税，甚至在法律上被视为非法行为，因此，在这些国家，派现不得不成为了企业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
第二，股利政策的稳定性强，公司通常均衡分配股利。
国外上市企业大部分是采用“刚性”的股利政策的，他们在选择股利分配政策时往往是十分谨慎，这是由于股利分配政策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股利政策的制定会影响到投资者和企业自身的诸多利益[21]。
因此，他们的股利政策一直很稳定，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上市公司一般都会事先确定好相应的股利支付率，然后保持相对的稳定[22]，即使在某一个时期，公司的经营水平或者是财务状况大幅度的增长，也不会立即提高股利支付率回报投资者，而会事先定一个比目前高的股利支付率，再慢慢增长。
第三，最大限度地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
西方国家上市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是会充分考虑到公司的财务目标,尽力满足财务的最大目标,即最大限度地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23]。
其实无论东西方，这都是制定股利政策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出发点,无论采取何种政策、方案,决策者都要预见其对股东财富的影响。
只有为投资者带来更多利益，才能增强其投资信心，从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四，股利收入与GDP增长率没有必然联系。
据统计，日本1955年至2008 年52年间，经济增长与股市上涨间的相关性系数是-4.8%；而美国1930年至2008年的78年间，相关性系数仅为11.5%。
1964年至1981年，美国整个市场基本没有获得什么收益，而此时的GNP却增长率373%，相对的，当股票市场在1981年至1998年增长率为19倍时，GNP却只增长了177%[24]。
由此可见，股利收入和GDP增长率之间实际上是无任何必然联系的。
2.国内股利政策研究现状2.1 股利分配理论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我国才有学者开始对股利政策进行研究，所幸基于国外良好的研究基础，国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方面很快有了飞跃性的成就。
在股利是否具有信息含量方面，陈晓、陈小悦等学者（1998）对首次股票股利在公告日前后对投资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其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比较明显的超额收益，因此认为股票股利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25]。
除了股票股利外，我国学者也对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做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的研究支持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含量的观点。
吕长江、王克敏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股利发放支持股利信号传递理论[26]。
孔小文、于笑坤（2003）对市场对股利政策的反应和股利信息进行了研究。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不支持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含量的观点。
陈浪南、姚正春研究发现在我国市场中股票股利具有比较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能够传递公司信息[27]。
在关于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刘星、李豫湘（1998）等人运用实证分析法，结合我国经济和证券市场的状况，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认为影响国内上市公司制订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列分别是公司投资价值、盈利能力、长远成长信心和资产流动性[28]。
杨淑娥、王勇、白革萍（2000）等认为，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公司经营状况、盈利情况以及股东具有的偏好等，同时他们区分了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影响因素，指出货币资金及可分配利润是现金股利的两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9]。
杨奇原，李礼研究认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的重要条件是投资机遇、红利水平、再融资实力和股价[30]。
汪洋（2008）研究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受净资产收益率、股票经营现金流量、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总股本和上年每股现金流量七个因素影响[31]。
黄娟娟（2009）在博士论文中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利“群聚”现象，并从行为股利政策理论角度进行研究，指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管理者存在羊群行为和大股东迎合行为[32]。
吕长江、许静静于（2010）指出公司现金流、盈余对现金股利的变更影响不明显。
2.2国内上市企业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第一，上市企业不分配现象普遍。
从2007年4月30日，深市主板各企业披露的2006年年度报告中，统计数据可知共有198家公司在2006年年报中提出了股利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占公司总数的 40％，也就是说仍旧还存在60%的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33]。
从各财经网站的数据上看，如今上市企业中虽然有所缓和，但不分配的现象依旧存在。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分配比例高达46%[34]，之后几年来不分配情况逐年减少，但到2013年时我国上市企业不分配股利的比率还有28%[35]。
第二，股利支付水平低。
股利支付率的决策是股利政策中最核心的决策。
对投资者的角度而言，企业的股利支付水平直接影响了其投资收益，因此股利支付的高低也代表了企业能够获得的投资者的回报程度。
但我国上市企业的股利支付水平一直比较低，为了达到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股东在扣除税收等因素后几乎无法从现金股利分配中获益，被称为“蜻蜓点水式”[36]的派现。
据证监会统计，2001年到2011年间A股市场累计完成税后现金分红总额为1.72万亿元，而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 4.05万亿元，实际现金分红约占融资总额的42.5% [37]，可见我国上市企业股利支付率之低。
第三，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