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职能变迁与工作创新

“职责同构”批判朱光磊 张志红内容提要：所谓“职责同构”是指中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

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间关系总特征的一个理论概括，而且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有着多方面的表现，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难以解决的体制原因之一。

只有打破“职责同构”，合理调整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才有可能使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和理顺条块关系等工作同步推进。

要在打破“职责同构”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建立伙伴型政府间关系的理念，科学规划政府纵向间职责分工，促进政府在纵向上的合作，推动中国的政府发展。

关键词：政府 职责同构 政府职能 政府间伙伴关系一、问题的提出能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检验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能否做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指标。

因为，政府职能的调整，不仅是政府自身工作内容和运行方式的转变，还将涉及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迁，而且必然对国家民主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这种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的细节性内容还不是很清晰。

政府应有的基本职能目前在总体上已经明确。

2004年，中央再次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括。

然而，对于每一项具体的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执行程序、职能边界等还是缺乏比较具体的规定和细节性的研究，许多涉及政府职能的制度规定过于原则，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纵向间的职能配置尤其不清晰。

目前，执政党、立法、行政、司法之间，行政机关内部的机构、部门之间横向职能配置都已基本明确，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进展不大，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基本相同，它们之间的事权的具体划分不仅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甚至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大而化之的议论还是偏多。

检察院工作点评发言稿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我们检察院工作的点评情况。

首先，我要向全体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和较高的职业素质，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也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检察院团结协作、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敢于担当，充分发挥了检察职能，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首先，我们检察院在法律法规宣传方面还需加强。

尽管我们检察官都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职业素养，但在与社会大众沟通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的表达能力和方法还不够娴熟，导致一些法律概念和程序无法被广大群众理解。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法治文化的普及度和深入度，让社会大众更好地理解和接纳我们的工作。

其次，我们的办案效率亟待提升。

虽然我们在案件质量和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在办案效率上仍然有待提高。

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犯罪案件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不断增加，我们要加强办案人员培训和技术手段的更新，提高我们的办案能力和水平。

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等相关机构的合作，优化协作机制，提高整个办案流程的效率，确保案件能够及时、便捷地得到处理，以维护社会稳定。

再次，我们要加强司法公正和队伍建设。

司法公正是我们检察官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价值观。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们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案，杜绝一切不正之风，确保自身的清廉和专业性。

同时，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年轻干警的专业技能和素养，为检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我们的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是我们每个检察官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检察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中国检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中国检察文化始于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检察机关体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检察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建构过程。

一、中国检察文化的历史演进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是中国检察文化的起源，它建立在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基础上，是负责监察皇帝和官员的制度。

明、清两代的御史制度形成了完备的御史巡视、御史弹劾、御史劾问、御史参奏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和应用。

但是，由于御史制度在政治上的依附性和奉行的“治病救人”的政治哲学，导致它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因此，近代中国开始逐渐探索建立现代的检察机关体系，以适应新的历史发展要求。

二、现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建构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检察文化经历了多次建构和发展。

据初步统计，共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近代中国第一部《司法条例》的颁布，奠定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国检察制度的雏形随之确立；第二个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建立了由全国性和地方性检察机关组成的检察机关体系，形成了类似现代检方机构的规范体系，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事件有批判各类反动舆论运动、根据《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开展起诉工作等；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主要建立了以人民检察为核心的检察制度，明确了各级检察机关职责和任务，推动惩治和预防侵犯国家财产和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以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的工作；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力度合作，推进司法公正、效率、廉洁等方面的改革，构建了新型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实践标准；最后一个阶段，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阶段，中国检察机关积极借助互联网技术，探索维护网络安全稳定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新时代课题。

三、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案例案例一：浙江省检察机关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和校园贷等非法金融活动，通过打击和惩处一批恶势力犯罪集团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维护了全省经济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安全感。

2022.135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监察制度发端于党内监察，进而转为行政监察为主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行政监察又擢升为国家监察。

从革命、建设、改革再到步入新时代，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无论是监察权限、监察对象、监察效能等都发生很大变化，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对权力运行形成了有力且有效的监督，中国特色监察体制建设步入新时代。

梳理百年监察制度的历史变迁，总结其经验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

关键词：监察制度；党内监察；行政监察；国家监察；权力运行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2)01-0035-07从党内监察到国家监察：建党以来监察制度变迁文／舒绍福 李 婷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研究”（17BZZ086）作者简介：舒绍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91；李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09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

”[1]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激浊扬清、坚定不移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

从革命、建设、改革再到步入新时代，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无论是监察权限、监察对象、监察效能等都发生很大变化，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对权力运行形成了有力且有效的监督。

梳理百年监察制度的历史变迁，总结其经验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

一 肇始：党内监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创了党内监察。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首次建立了党内专门监察机构，开启了早期的监察实践。

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和深化。

以下是对检察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心得体会：1. 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确保其职能和活动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

2.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检察现代化要求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司法。

这不仅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监督机制，检察机关能够有效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提升专业化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因此，提升检察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加强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对于提高检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

4. 强化法律监督：检察现代化要求检察机关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这不仅有助于防止和纠正司法不公，还能够促进法律的完善和发展。

5. 推动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检察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

检察机关应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增强法律监督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6. 增强国际交流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检察现代化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通过与其他国家检察机关的交流合作，可以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提升我国检察机关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7. 服务大局：检察现代化不仅要注重自身建设，还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法律监督工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当前，检察制度处于破旧与立新的转折期间，检察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其回应外界、支持实践、自我构建的迫切性前所未有。

应当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及时革新检察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检察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研究背景的变化（一）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的开启对检察理论在研究方向、研究任务、研究结构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统合。

为适应新时代的历史节点，要求由相对闭合的理论研究，转向法治系统中开放互动的理论视野；由偏向外倾的理论研究，回归本土问题中内涵发展的理论创新；由相对与实践分离的理论研究，转向问题导向的理论自觉。

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要求检察理论研究遵从政治性与法治性的有机统一。

全面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深刻融合，要将党与法的关系、权力与法的关系、权利与法的关系等创造性法治思维植入检察理论研究。

明晰检察权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和边界。

整体上要“关注如何处理好司法改革的政治定位与司法法理定位的关系”。

①要求检察理论研究注重域外借鉴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

检察理论研究与检察机关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分割，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中蕴含的中国逻辑和中国目标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

要发现域外制度的“文化传承、根源理由”，把握其中蕴含的“原理、规律”，对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和法律智慧“从深层次借鉴”，②保持检察理论研究的学术自主性。

筑基于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方案，增强检察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将中国检察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智识转化为中国检察的话语优势。

要求检察理论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和国内情势的变化为我们提出了崭新的时代课题。

检察理论必须与实践高度结合，在对实践给予高度观照的前提下系统回答新时代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检察制度中国样本”、怎样坚持和发展“检察制度中国样本”等根本问题。

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作者：张福坤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0年第01期摘要：与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和职能设定相一致，检察机关自始至终享有侦查权。

但伴随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改革发展，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七十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制度变迁进行宏观总结，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当前检察改革发展方向。

关键词：检察侦查权变迁启示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权能之一，不仅是检察权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影响着诉讼主体之构造及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实现，其相比检察权的核心公诉权更具有中国特色。

刑事诉讼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规定的改变，是否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有影响？通过选取检察权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侦查权为切入，以历史观梳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变迁，对新时代检察机关侦查职权的发展实有必要。

一、建国前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创建（1927—1949年）1927年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开始了革命根据地独立政权的建设。

这些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司法制度的源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中，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首次规定来自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委员会下设的革命法庭中的国家公诉处及国家公诉员[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1931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设在人民委员会之下。

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都是工农监察委员会的执行机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三个司法机关均担负有检察职能。

工农监察委员会还担负着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控告申诉检察权等重要职权。

可见，此时的检察机关已经具有了侦查权。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下，为了适应战事需要，机构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该时期的检察机关在侦查权上，虽然并没有系统的规定，但却是一项必备职权，而且工农检察部以及其他设置在审判机关内部的检察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偏向于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试析在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方法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必须为党和国家的法律监督工作服务，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格局大规模调整，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诉求的形式涌入司法领域。

检察机关是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化解社会矛盾责无旁贷。

因此，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检察工作服务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应正确应用检察理论来化解社会矛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在这种全新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碰撞，同时伴随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逐步积累和激化，这势必对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现阶段矛盾纠纷的诱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矛盾纠纷呈现出社会关系的多层次、矛盾主体的多样化、利益冲突的多领域等特性，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企业军转干部和复退军人安置等方面。

矛盾纠纷激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上访，出现了表达方式组织化的群访、表达方式极端化的缠访、闹访等倾向。

应该说矛盾纠纷是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所出现的阵痛，是少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多数群众利益不相适应所产生的矛盾。

从本质上说，这些矛盾纠纷和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没有根本的冲突，属于人民内部利益、权益暂时性的不均衡，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没有稳定和谐的秩序、统一安定的国家，民主与法治仅仅是理想和空谈，可以说民主法治的进程是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因此，作为一名执法者，其使命不仅在于忠诚法律，还应当维护基本的政治秩序、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社会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人所应承担的多重使命。

同样，作为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时，必须以大局工作为重，紧紧结合党的大政方针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

星星之火【编者按】我们即将迎来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

站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两个一百年”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交汇 点上，回眸人民检察事 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从初创、成长，到不断 壮大发展的历史实践，是纪念这一伟大历史节 点的最好方式。

从本期 开始刊发的《星星之火》《曲折前行》《走向成熟》三篇文章，将概略地记 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自1931年开始创设于苏维埃红色革命根据 地的人民检察制度的变 迁历史。

这对于我们今 天的每一个检察人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鉴往 知来，砥砺奋进是有激励和促进作用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初构♦文/姚忠仁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中监御史”是一项被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沿袭的、带有一定监督监察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活动及重大案件审理特色的国家管理方式，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检察制度却是始于晚清的宪政改革。

1906年清政府陆续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试办章程》等律令法规，并同时自上而下分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

在各级审判机构内分别相应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任命检察长一人，检察员若干人，专责指挥司法警察的证据捜集、提起公诉、监督判决及执行情况等职责。

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变法是中国近代国家检察制度确立的萌芽，虽一扫气数将尽的封建政权沉疴，但无法缓和深重尖锐的社会矛盾。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入中国，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燃起了从沉疴中奋起、从沉沦中复兴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为这个希望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对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确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的发端，犹如星星之火，就初创于这个历史时期。

汉口“八七会议”确立的战略主张1927年7月15曰，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背叛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