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周作人汉奸案受审始末 各界文人巨子鼎力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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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弟弟周作人为啥能成为汉奸?除了本人性格外,还和一个女人有关!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
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
周作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汉奸?除了本人性格外,其实还和一个女人有关!(周作人)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
周作人和各个鲁迅一样,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6年,周作人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他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周作人)周作文在散文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
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解密周作人因何汉奸?竟是因为怕自己的日本老
婆
导语: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
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
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
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
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想而知,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
但是这毕竟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
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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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与叛徒——周作人的汉奸问题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
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
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身为作家,他触手成春。
身为教授,他腹笥丰赡。
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
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
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
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
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
“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
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
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
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
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周作人在狱中找杀人犯理发潜心创作《老虎桥杂
诗》
导语: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周作人与其兄弟鲁迅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周作人与其兄弟鲁迅一样,是我国近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但两个人的结局却是云泥之别,可谓一个在天上极尽荣耀,一个则在地下受辱终生。
1946年,周作人由于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以“汉奸罪”被捕。
1946年5月,周作人乘飞机从北京炮局胡同监狱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的。
找杀人犯帮忙理发
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周作人却乐于苦中作乐。
他进了老虎桥监狱以后,经常找一个杀人犯帮他理发,此人因斗殴误杀一人吃了官司,由死刑改有期。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周作人故意用这样的幽默诙谐来讲述,其实是在调剂清苦的牢狱生活。
与狱友打成一片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老虎桥监狱同样适用。
周作人所住的忠舍里有一些富翁,这些富翁用钱贿络监狱看守人员,可以从外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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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被判死刑后辩护我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
导语:1946年5月16日。
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
1946年5月16日。
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日伪期间的华北督学、汉奸文人周作人。
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十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嘴里不时对他们发出“他妈的,死到临头,还他妈的装腔作势”的吆喝声。
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他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
作为文化名人的他,当看到自己与当年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亲日政客关在一起时,他的敏感让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审判的。
于是,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让家人送来他以前在北大讲坛上习惯穿着的蓝布长袍。
也许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许这对他在审判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的确,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只是个落魄文人,也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
“我只是个教书的文人,毕竟不同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他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
在飞机的轰鸣声中,他看到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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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为周佛海改诗作者:张宗子来源:《读书》2011年第03期在图书馆地下书库的旧书架上,见到薄薄一册公安部档案馆编辑的《周佛海狱中日记: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月》,携归翻阅,本意在打发时间,不料一气读完,发现饶有趣味。
蔡德金先生在序里说:“周佛海作为巨奸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
但他不仅拒不认罪,还在日记中以大量笔墨表白自己,竭力开脱卖国罪责,借以求得国民党当局的赦免。
”周佛海在汪伪高官中,最称干才,办事机敏,为人圆滑,尤善于审时度势,看风使舵。
落水前,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娴熟于文字,却绝非书呆子。
蔡德金说,周佛海的狱中日记,因知“可以随时被狱方检查”,“所记内容则有明显的、故意让当局知悉的政治图谋。
如对其罪行的表白,对国民党当政者的献媚,以及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局势所做的种种谋划与献策等等”。
但那些无意为文的文字,其中权谋心计,幽微曲折,缜密诡奇,在我读来,如读侦探间谍乃至探险小说,处处细节,只觉得匪夷所思,而又不得不佩服其机巧。
周佛海狱中经常作诗,日记所录,就有六十首,加上未录入的,共有九十首。
六月四日的日记,记周作人为其改诗:赠卢楚僧一绝云:风雨同舟忆昔年,群鱼濡沫亦堪怜。
羁居今日欣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群鱼濡沫亦堪怜”句系作人宗兄所改,余原句为“艰危共济沪江边”。
以诗而论,改句自较佳,但原句系纪实也。
诗的第一句既言“忆昔年”,下接“艰危共济沪江边”,顺理成章。
“濡沫堪怜”云云,是此时狱中情形,并非昔年。
从逻辑上讲,周作人所改,是没有道理的。
周佛海的原作,如找毛病,就是“艰危共济”四字,与“风雨同舟”意思重复。
七绝二十八个字,古人说字字等闲不得,一下子浪费四个字,实属做诗的大忌。
此外,“羁居今日欣重聚”,所谓“羁居”,不是古人常说的贫居、困居、被迫滞留,而是坐牢。
那么,同落法网,狱中聚首,“欣”从何来?这话自然也可解作豁达之言,但终嫌轻佻。
周作人要改,这里改一个字,岂不更好。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会当汉奸奴化教育是元凶导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
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
”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
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
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
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生活常识分享。
周作人涉汉奸罪受审真相作者:周惠斌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03期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在日据时期充当日伪政府教育督办。
1946年,“南京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周作人进行起诉,该审判成为抗战胜利后轰动全国的案件。
周作人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错综复杂、充满矛盾。
周作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臣,是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的清醒之士,又是出任日据时期教育督办的民族罪人。
他在日伪时期充当了为国人不齿、为士林所共愤的落水汉奸,不能不说是他一生难以回避的最大的耻辱所在。
出任日伪政府高官“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一部分南迁昆明,一部分西迁西安,周作人却以种种理由未肯南下。
1938年4月,日本的“报告文学会”和“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周作人作为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发表了与日本情投意合的讲话,后被日本有关报纸刊出并传到国内,引起全国震惊。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要求将周作人等参加该座谈会的汉奸驱逐出文化界,以作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达夫、胡适、丁玲、夏衍等文坛同仁都想拉周作人一把,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18位作家联合署名,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其“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然而,周作人对此置若罔闻。
1941年1月,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竭力推荐周作人继任其职,周作人未作推辞,又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还以教育督办身份出访日本。
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10周年,周作人随同汪精卫一起赴长春访问,拜会了溥仪,此后还身着日本军服、头戴日本军帽,陪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开始进行“肃奸”,军统头子戴笠亲赴华北,担任抓捕汉奸任务。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近年来,关于周作人地“附逆”问题,闹地沸沸扬扬.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地;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地;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地.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地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其实,周作人自己地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地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语丝社”地成立、对“现代评论派”地抨击、对“三·一八惨案”地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地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地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地.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至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地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地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地一片赤诚.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地日本人在中国地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地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地一种.”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地东西”(再是《顺天时报》).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地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地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地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地强烈对照!周作人地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地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地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地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地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二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地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在民族危亡关头谈秦桧与岳飞,大多是褒岳飞贬秦桧,借歌颂民族英雄来激发民族感情.然而周作人则反是.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大讲“主和”比“主战”难.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史可法,重弹“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地卖国主义地“和战论”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地定见与道德地毅力也.此文写于年月,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而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地铁蹄已经蹂躏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在全国人民是益高涨地全面抗战浪涛中,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听起来是多么刺耳!当时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地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地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地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地合法化吗?假如说此时周作人已经萌生了降日地念头,也许并不为过吧?三“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北平沦陷,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地周作人何去何从?显然,他是不准备离开北平地.月初他写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地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此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如果周作人真能当个当代苏武,那也未尝不值得人们敬重.可惜,他连苏武地皮毛也没学到.不错,北大校方来信请他和另外三人为留校教授并请他们维护“校产”,但并未让他们采用“曲线救国”地方式.而周作人在这年冬天,已经在作“出山”(即出任伪职)地考虑了.果然,次年初春,周作人即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地“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地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这样快地“出山”、“下水”,还谈何苏武?周作人在会上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地出席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难怪全国舆论哗然,一片讨逆之声了.周作人当然不可能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而只能愈陷愈深.一年之后,他出任伪职“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参加了日本军方控制地“东亚文化协会”.下一年,接替死去地汤尔和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名副其实地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地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地建立奔走卖命,地确干了不少为抗日军民所不齿地罪恶勾当.在周作人后来撰写地《知堂回想录》中,他避而不谈这罪恶行径,而大谈他之被刺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骂为“反动老作家”,妄图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其实,“被刺”也好,“反动老作家”也罢,都不足为周作人辩护.“被刺”,可能如他本人所理解,是日本人对他地威吓;但更可能是爱国青年采取地暗杀汉奸地泄忿行动.称之为“反动老作家”,只是片冈铁兵个人地言论,并不代表日本官方,何况又很快被收回、致歉了呢?需要回答地问题是:以周作人那样地大作家,他难道不知道汉奸遗臭万年吗?为什么非要“出山”、“下水”不可呢?这里,至少有着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地因素:第一,周作人“五四”之后,跻身名流,养尊处优,和广大平民百姓早已失去感情联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抗日情绪,他虽然耳闻目见(如“一二·九”、“七·七”),但这并不能督促他走进全中国人民地抗日行列.一开始,他并未立即决定投敌,而是想躲进书斋当“隐士”.这当然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压力一来,就“出山”、“下水”了;第二,周作人地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积极地作用.“二周失和”就是她搞地鬼,周作人对她可说是言听计从、夫妇情笃.她一向挥霍无度,“二周”地双高薪收入都不能满足其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怎么可能允许周作人象其他教授名流那样,离开北平,千里跋涉,到南方去抗日呢?她不走,周作人也甭想走.不走,又不当汉奸,她那个“高消费”从何而来?果然,年末“下水”之前,周作人生活相当清苦甚至举债度日.“下水”之后则马上修缮房舍、宴请不断了;第三,如前所说,周作人早就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武装,早就由抗日改为媚日了.一个思想上媚日地人,怎么可能在行动上抗日呢?第四,日本侵略者地威逼利诱.周作人自己承认,“行刺”事件后,他就被日本宪兵“监护”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实际是以保护之名向周作人施加压力,促其早日“归顺”.至于私下里地交易,就不得而知了.四八十年代出现地“周作人热”,是一种相当复杂地社会现象.当年正当周作人沉沦于“大东亚圣战”地深渊之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周作人理所当然地被送上了历史地审判台并被关进了南京监狱.解放后,他大概沾了乃兄鲁迅地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从轻发落了,但是,三十年间,他地作品却被打入了冷宫,谁也没有敢出版,这三十年地“冷处理”,既为周作人争得了同情,也为今天周作人作品地出版带来了可观地效益.于是,“周作人热”首先在出版界兴起,大大小小、各种名目地周作人文集、传记、作品单行本一下子涌现了几十种之多.作为“促销”活动之一种,为周作人鸣不平地文章、评功摆好地文章乃至歌功颂德地文章,便时有所见.其中,并不乏周作人地崇拜者.有文学创作者喜欢他地那些冲淡、闲适地小品文、认为“炉火纯青”,“超凡入圣,读之乃“莫大人生享受”.有地甚至以此为标地,否定“匕首”、“投枪”似地鲁迅杂文和“鲁迅风”杂文,认为那只有战斗性而无艺术性.他们把周作人地小品文列为“上品”,而把鲁迅杂文列为“中品”甚至“下品“.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错误地偏见.然而,一段时间内却相当洋洋乎盈耳.有文学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地贡献 .周作人当年倡导地“人地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获得了比当年更多地拥护者.也有鲁迅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对鲁迅研究地“独特”贡献,《鲁迅地故家》、《鲁迅小说中地人物》、《鲁迅地青年时代》乃至晚年写地《知堂回想录》,都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述和肯定.更有甚者,有人企图从根本上为周作人地卖国投敌翻案.他们根本不顾周作人七年汉奸生涯地大量罪状,也不看周作人由抗日到媚日地思想变化,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地传闻,便得出了周作人降敌乃共产党派遣地谬论,撒下了一个耸人听闻地弥天大谎.这个弥天大谎所以颇有市场,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地一种逆反心理.好象谁多年挨整谁就是好样地,谁越吃香谁就越无价值.周作人被“打”成汉奸,他一定是好人;××被捧成英雄,他没准儿才是坏蛋.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这样荒唐地逻辑相当流行,何独周作人评价为然?必须指出地是,不仅“周作人热”是人为炒起来地,任何“热”都是人为炒起来地.中国文化市场真正成熟起来,非制止这种走马灯一般地这个“热”、那个“热”不可.多年以来,我们太喜欢“一窝蜂”了,太喜欢受“热”浪摆布了.但愿从现在开始,这些人为“炒”起来地这个“热”、那个“热”统统寿终正寝,让人们在一个安静地、优良地环境中认真看书、学习、思考、创造.这虽然超出了《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地题目,但似乎并非不是题中地应有之义.《光明日报》年月日(作者:袁良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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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汉奸案受审始末各界文人巨子鼎力相救
导语:沈兼士为周作人向首都高等法院出具证明,表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周作人系从事新文化运动有功之人,其
沈兼士为周作人向首都高等法院出具证明,表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周作人系从事新文化运动有功之人,其参加伪组织并非出于真实心愿,13位著名大学教授、文坛名宿签名呈请从宽。
1946年11月16日晨,一辆警车在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戛然停在南京朝天宫国民党政府设立的首都高等法院前。
几名法警从车内押出一位身着西装、神色憔悴的囚犯走向法庭。
他就是名作家周作人。
文人巨子鼎力相救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份开始“肃奸”,军统头子戴笠担任抓捕巨奸任务,亲赴华北。
周作人自然被列入大汉奸名单内,与其他汉奸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同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一张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荫泰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几个大字。
下午5时,周作人如约而至时,其他汉奸也已陆续到达,晚8时宴会正式开始。
正当大家频频举杯时,早已埋伏好的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务突然出现,将赴宴者全部逮捕,押送到北京炮局监狱;半年后这些人又被押往南京,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关押期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到看守所看望周作人,说他已联系了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教授董洗凡、北大校长胡适、教授俞平伯等14位人士,准备集体呈词,要求法院轻判。
周作人为有老朋友的如此关心感动得热泪盈眶,抽泣着说:“诸君为拯救周作人,恩德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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