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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①——一一以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为例程美东（北京昌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2249 ）2005年9月关键词：抗日战争文人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内容提要：本文拟选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几位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文人，简析他们在此间的表现，以为对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自警。
同时本文也说明，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胡适曾以不无自嘲的口吻说及文人的社会价值：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旧式文人的四体不勤造成了他们面临乱世时的无奈，这样的情状多少促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伦理的形成。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人彻底的、诚心诚意的蔑视武力。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首诗才道出了这些文人对武力的真实心态，所以中国历史上才能演绎出无数“投笔从戎”的故事来。
抗日战争中，中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离开武力，毫无崛起的希望。
很自然地，大批的文人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参加到抗日的洪流当中，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的雅趣搁置起来，个别如季羡林那样虽能继续自己的学术，却也在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安：“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事业。
天下可耻事有过于此者乎？”。
当然，为求荣计、求生计而委身为奴者自然也是有的，其数量必不为多，诚心诚意者更是稀少了。
固然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直面牺牲的主角不是那些柔弱的文人，但如果没有他们构筑精神上的万里长城，则中国民众持久抗战的信念必然大大地减弱。
所以，本文拟选几位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文人，简析他们在此间的表现，以为对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自警。
隐士与叛徒——周作人的汉奸问题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
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
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身为作家，他触手成春。
身为教授，他腹笥丰赡。
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
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
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
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
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
“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摘要：周作人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定论的作家，从一个救国者到成为所谓的汉奸，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性格悲剧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
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评价、和鲁迅一起从事文学出版的经历、走上歧途的过程以及被释后的生活，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中有很浓重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周作人汉奸性格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是他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背叛者。
研究者多从信仰和道德角度阐释周作人的生平，虽颇有成效但到底关注心理层面少一些，本文力图从周作人性格悲剧入手，并非要为其翻案，只是略做一些分析。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
和他相比，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1]。
”少时的周作人就已经表现出让母亲担忧的性格特征，母亲曾说“二子喜沉默，多数时间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思考”[2]。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周作人一生必定无法完全符合时代审美，或者说必定无法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者。
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喜欢自己的世界，悲也好喜也好，他都不喜欢主动迎接挑战更不喜欢主动创造挑战。
天生的性格中就已经含有悲剧成分了。
长大以后的周作人曾一度活跃在中国思想的最前端，看似和鲁迅一样有着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当然这也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
在周作人积极奔走的情绪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他始终不像鲁迅一样酣畅淋漓，总有一种胶着的感受，在汹涌的救国浪潮中他更像一个随世者。
即便在写作大量反抗性呼吁性文章时，他也在写一些生活感悟、自我情趣之类的文章。
当鲁迅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主持创刊了散文周刊《骆驼草》，刊物的态度从《发刊词》中透露出的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3]。
这说明比起力挽狂澜的英雄，周作人更倾向于山野式的生活。
而在国难当头的旧中国，一个极具文化造诣的人不是毁了这种性格就是被这种性格毁了，很不幸，周作人成为了后者。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
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
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
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
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
写作能力有名气的卖国贼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卖国贼确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
因此有人主张，卖国贼其人其文应当分开，人归人，文归文，以示对文化的尊重。
对于这种主张，某不敏，迟迟以为不可。
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中两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和周作人为例来说吧。
先说周作人。
周作人是“五四”后的文学之士，以散文名。
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为自己鹰犬的(也曾辗转游说南走的郁达夫，被拒绝)。
据《周作人年谱》第536页记载:约七七事变前后，郑振铎离开北平前，曾和周谈过一次话，郑劝他，有可能时，应当离开北平，周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
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逼过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抵抗吗？周没有答话。
周作人所持的是“必败论”，这正是他后来投敌附逆的思想缘由之一。
周作人这个“必败论”和汪精卫、周佛海等的“低调俱乐部”论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方面，叶公超也曾专赴北平，苦劝周作人离开北平，无功而返。
周建人的儿子(即周作人之侄)当时寄寓周宅，以死相谏(后来果然自杀了)，周亦不为所动。
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敌附逆的，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汉奸地位虽不及汪精卫，但他是日伪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这个作用无人能及。
周作人除了总督包括北平在内的日占华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外，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权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而“和平运动”是汪精卫的主要卖国口号。
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卫一道前往伪满州国进行朝访，并曾单独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
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参与汪精卫的活动。
尤其是周作人曾几次扮演一种角色，即对日本派赴解放区执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部队进行动员训话，这时他身着日本戎装，挂少将头衔，挎日本战刀，俨然是威风十足的日军指挥官。
有人要求将汉奸的“为人”和“为文”分开，“人归人，文归文”，而他却竟然进一步集“文”“武”于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挥”杀人放火的武将！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
你们知道历史上有哪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吗？比如下面三位
第一：周作人
周作人的才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的，若是有人喜欢看散文的话，一定会喜欢他的文章的。
周作人是很多人都极为推崇的散文家，郁达夫也曾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和周作人二人的最丰富和最伟大。
这是是说他的才而已，再来说说他的德，他娶了一名日本女子叫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生活气派挥金如土，因为鲁迅劝她节俭而对鲁迅怀恨在心，还在周作人面前中伤鲁迅，最后周作人就因为妻子的闲言碎语和相处十几年的兄长绝交。
后来周作人遭受枪击虽然没有致命但是也被吓得够呛，由此成了伪北大文学院长，抛弃了民族大义，软了文人的脊梁。
第二：徐志摩
要说徐志摩恐怕很多人都知道，是很多女性口中渣男的代表人物。
就算他再有才华徐志摩也绝对称得上渣男，他如此多情却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冷漠而鄙视。
我可以理解他对于包办婚姻的不满，但是他为了追求林徽因而让妻子堕胎已经不是一个渣字可以形容的了。
然而他要是后来不和陆小曼乱搞的话，搞不好还会有一个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印象，但他追求林徽因未果之后又抢走了好友的妻子陆小曼，简直无耻。
第三：康有为
以前的我因为受到了历史书的影响而对康有为印象很好，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致力于维新的进步青年，然而后来了解到他真实的为人后都忍不住要唾弃。
你们能
想象“中国人不拜天，不拜孔，留膝何用”这句话是出自维新领袖康有为口中吗？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逃往海外更是鼓吹自己有光绪帝的衣带诏而骗取钱财，身为进步人士的他鼓吹一夫一妻制，自己却娶了六个妻子。
康有为此人不仅爱吹牛而且人品还特别的差劲，当真是伪君子的典范。
重提“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1986年8月，《文教资料》第4期发表“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编者按说：“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人物。
本刊辑印这组材料，供读者研究参考。
”包括周建人《我劝周作人南下》、贾芝《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一家》、高炎《我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其工作》、高炎《再谈周作人的几件史实》、罗铮《周作人营救高炎的经过》、王定南口述《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原因》(沈鹏年记录）、《访许宝暌同志纪要》（沈鹏年、杨克林记录整理）、《袁殊同志谈周作人》（沈鹏年、杨克林记录）、范纪曼《周作人在南京的演讲》（沈鹏年、杨克林记录）、梁容若《周作人和我的三次谈话》、张萸芳口述《我亲自听见周作人说的话》（沈鹏年、杨克林记录）、周作人《致鲍耀明函两件》、赵京华《周作人敌伪时期文学年谱》和《周作人研究资料索引》（杨晓雷辑）。
--这里有几位需要介绍一下：王定南，1938年至1942年任中国共产党北平特委书记；许宝殺，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即周作人日记中提到的“许介君”，系俞平伯的妻舅；髙炎，原名郭健夫，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4月至1942年6月为《庸报》北平支社采访部新闻记者，1940年11月至1942年6月兼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秘书；罗铮，髙炎的妻子。
1986年11月12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召开“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
研究室主任在开幕式上说：“长期以来公认的看法是，周作人在北平沦陷之后附逆投敌，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汉奸文学的标本。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也早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今年四月份，上海的沈鹏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的《文教资料简报》上抛出了一组回忆录、访问记，提出了以下一些新奇的观点和材料:一、周作人不是汉奸。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会当汉奸奴化教育是元凶导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
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
”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
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
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
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生活常识分享。
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周树人就是鲁迅。
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弟弟周作人在抗战时期沦为文化汉奸，天壤之别。
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
不久，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
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
1923年，二弟周作人与鲁迅绝交。
鲁迅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
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一1939年1月1日，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
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
这时，工役徐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
周作人接过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
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
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
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一个学生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个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
见两个学生进了客厅，周作人站了起来。
就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
”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
”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倒地。
学生得手后，赶忙向外跑去。
周作人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站起来跟了进来。
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就跟在行刺的学生后面，拦腰抱住，双方扭打起来。
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儿取暖闲谈。
大家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打了起来，便进来协助，大家扭成了一团。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近年来，关于周作人地“附逆”问题，闹地沸沸扬扬.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地；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地；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地.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地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其实，周作人自己地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地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语丝社”地成立、对“现代评论派”地抨击、对“三·一八惨案”地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地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地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地.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至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地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地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地一片赤诚.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地日本人在中国地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地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地一种.”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地东西”（再是《顺天时报》）.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地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地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地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地强烈对照！
周作人地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地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地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地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地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
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地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在民族危亡关头谈秦桧与岳飞，大多是褒岳飞贬秦桧，借歌颂民族英雄来激发民族感情.然而周作人则反是.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大讲“主和”比“主战”难.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史可法，重弹“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
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地卖国主义地“和战论”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地定见与道德地毅力也.
此文写于年月，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而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地铁蹄已经蹂躏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在全国人民是益高涨地全面抗战浪涛中，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听起来是多么刺耳！当时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地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地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地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地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地合法化吗？假如说此时周作人已经萌生了降日地念头，也许并不为过吧？
三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北平沦陷，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地周作人何去何从？显然，他是不准备离开北平地.月初他写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地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此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如果周作人真能当个当代苏武，那也未尝不值得人们敬重.可惜，他连苏武地皮毛也没学到.不错，北大校方来信请他和另外三人为留校教授并请他们维护“校产”，但并未让他们采用“曲线救国”地方式.而周作人在这年冬天，已经在作“出山”（即出任伪职）地考虑了.果然，次年初春，周作人即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地“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地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这样快地“出山”、“下水”，还谈何苏武？周作人在会上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地出席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难怪全国舆论哗然，一片讨逆之声了.周作人当然不可能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而只能愈陷愈深.一年之后，他出任伪职“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参加了日本军方控制地“东亚文化协会”.下一年，接替死去地汤尔和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名副其实地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地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地建立奔走卖命，地确干了不少为抗日军民所不齿地罪恶勾当.在周作人后来撰写地《知堂回想录》中，他避而不谈这罪恶行径，而大谈他之被刺与日本作
家片冈铁兵骂为“反动老作家”，妄图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其实，“被刺”也好，“反动老作家”也罢，都不足为周作人辩护.“被刺”，可能如他本人所理解，是日本人对他地威吓；但更可能是爱国青年采取地暗杀汉奸地泄忿行动.称之为“反动老作家”，只是片冈铁兵个人地言论，并不代表日本官方，何况又很快被收回、致歉了呢？
需要回答地问题是：以周作人那样地大作家，他难道不知道汉奸遗臭万年吗？为什么非要“出山”、“下水”不可呢？这里，至少有着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地因素：
第一，周作人“五四”之后，跻身名流，养尊处优，和广大平民百姓早已失去感情联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抗日情绪，他虽然耳闻目见（如“一二·九”、“七·七”），但这并不能督促他走进全中国人民地抗日行列.一开始，他并未立即决定投敌，而是想躲进书斋当“隐士”.这当然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压力一来，就“出山”、“下水”了；
第二，周作人地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积极地作用.“二周失和”就是她搞地鬼，周作人对她可说是言听计从、夫妇情笃.她一向挥霍无度，“二周”地双高薪收入都不能满足其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怎么可能允许周作人象其他教授名流那样，离开北平，千里跋涉，到南方去抗日呢？她不走，周作人也甭想走.不走，又不当汉奸，她那个“高消费”从何而来？果然，年末“下水”之前，周作人生活相当清苦甚至举债度日.“下水”之后则马上修缮房舍、宴请不断了；
第三，如前所说，周作人早就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武装，早就由抗日改为媚日了.一个思想上媚日地人，怎么可能在行动上抗日呢？
第四，日本侵略者地威逼利诱.周作人自己承认，“行刺”事件后，他就被日本宪兵“监护”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实际是以保护之名向周作人施加压力，促其早日“归顺”.至于私下里地交易，就不得而知了.
四
八十年代出现地“周作人热”，是一种相当复杂地社会现象.
当年正当周作人沉沦于“大东亚圣战”地深渊之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周作人理所当然地被送上了历史地审判台并被关进了南京监狱.解放后，他大概沾了乃兄鲁迅地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从轻发落了，但是，三十年间，他地作品却被打入了冷宫，谁也没有敢出版，这三十年地“冷处理”，既为周作人争得了同情，也为今天周作人作品地出版带来了可观地效益.于是，“周作人热”
首先在出版界兴起，大大小小、各种名目地周作人文集、传记、作品单行本一下子涌现了几十种之多.作为“促销”活动之一种，为周作人鸣不平地文章、评功摆好地文章乃至歌功颂德地文章，便时有所见.
其中，并不乏周作人地崇拜者.有文学创作者喜欢他地那些冲淡、闲适地小品文、认为“炉火纯青”，“超凡入圣，读之乃“莫大人生享受”.有地甚至以此为标地，否定“匕首”、“投枪”似地鲁迅杂文和“鲁迅风”杂文，认为那只有战斗性而无艺术性.他们把周作人地小品文列为“上品”，而把鲁迅杂文列为“中品”甚至“下品“.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错误地偏见.然而，一段时间内却相当洋洋乎盈耳.
有文学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地贡献 .周作人当年倡导地“人地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获得了比当年更多地拥护者.也有鲁迅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对鲁迅研究地“独特”贡献，《鲁迅地故家》、《鲁迅小说中地人物》、《鲁迅地青年时代》乃至晚年写地《知堂回想录》，都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述和肯定.
更有甚者，有人企图从根本上为周作人地卖国投敌翻案.他们根本不顾周作人七年汉奸生涯地大量罪状，也不看周作人由抗日到媚日地思想变化，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地传闻，便得出了周作人降敌乃共产党派遣地谬论，撒下了一个耸人听闻地弥天大谎.
这个弥天大谎所以颇有市场，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地一种逆反心理.好象谁多年挨整谁就是好样地，谁越吃香谁就越无价值.周作人被“打”成汉奸，他一定是好人；××被捧成英雄，他没准儿才是坏蛋.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这样荒唐地逻辑相当流行，何独周作人评价为然？
必须指出地是，不仅“周作人热”是人为炒起来地，任何“热”都是人为炒起来地.中国文化市场真正成熟起来，非制止这种走马灯一般地这个“热”、那个“热”不可.多年以来，我们太喜欢“一窝蜂”了，太喜欢受“热”浪摆布了.但愿从现在开始，这些人为“炒”起来地这个“热”、那个“热”统统寿终正寝，让人们在一个安静地、优良地环境中认真看书、学习、思考、创造.这虽然超出了《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地题目，但似乎并非不是题中地应有之义.
《光明日报》年月日（作者：袁良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