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闹的沸沸扬扬。

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

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实，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1923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

“语丝社”的成立、对“现代评论派”的抨击、对“三·一八惨案”的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的。

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

1925至1927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的一片赤诚。

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

”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再是《顺天时报》）。

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的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

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对照！周作人的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的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的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的180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鲁迅本人是中国伟大的文人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他弟弟周作人评价就不那么好了，虽然周作人在文学上也有些成就，但大家一直记着的却是他任职伪政权的事儿。

周作人历来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曾与日本有过文化上的合作，所以被批评为投敌汉奸。

后来又在汪伪政权工作，这更加重了他汉奸的分量。

前一个还比较好解释，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随行。

但是他并不是投敌，而是因为他被校长蒋梦麟委托为留平教授之一。

周作人后来因为这事儿被关在南京，蒋梦麟还曾写信为他作证。

后面出任汪伪政权却是实打实的，本来就受人非议，又出任伪政权，也难怪大家对他不那么友好了。

周作人不仅被外人议论，实际上他与自己的兄弟也闹翻了。

三兄弟本来感情很好，但后来鲁迅、周建人与周作人闹翻，鲁迅还搬出了北平的家另住，将周老太太也接了过去。

两兄弟与周作人闹翻，倒不是因为他有通敌的嫌疑，而完全因为一个日本女人。

此女便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太太——羽太信子。

后人曾分析鲁迅和周作人为何会闹翻，说法多样，但都围绕着羽太信子展开。

第一种说法是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相爱的，并于1909年步入婚姻殿堂，1911年羽太信子跟随周作人来到中国。

羽太信子不是没有优点，她和大多数日本女人一样操持家务。

但她爱慕虚荣，挥金如土则将这优点给掩盖了。

周建人曾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记述：“增田涉（鲁迅的学生）说：‘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周建人还记述鲁迅曾对他说：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摘要：周作人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定论的作家，从一个救国者到成为所谓的汉奸，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性格悲剧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

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评价、和鲁迅一起从事文学出版的经历、走上歧途的过程以及被释后的生活，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中有很浓重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周作人汉奸性格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是他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背叛者。

研究者多从信仰和道德角度阐释周作人的生平，虽颇有成效但到底关注心理层面少一些，本文力图从周作人性格悲剧入手，并非要为其翻案，只是略做一些分析。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

和他相比，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1]。

”少时的周作人就已经表现出让母亲担忧的性格特征，母亲曾说“二子喜沉默，多数时间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思考”[2]。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周作人一生必定无法完全符合时代审美，或者说必定无法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者。

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喜欢自己的世界，悲也好喜也好，他都不喜欢主动迎接挑战更不喜欢主动创造挑战。

天生的性格中就已经含有悲剧成分了。

长大以后的周作人曾一度活跃在中国思想的最前端，看似和鲁迅一样有着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当然这也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

在周作人积极奔走的情绪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他始终不像鲁迅一样酣畅淋漓，总有一种胶着的感受，在汹涌的救国浪潮中他更像一个随世者。

即便在写作大量反抗性呼吁性文章时，他也在写一些生活感悟、自我情趣之类的文章。

当鲁迅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主持创刊了散文周刊《骆驼草》，刊物的态度从《发刊词》中透露出的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3]。

这说明比起力挽狂澜的英雄，周作人更倾向于山野式的生活。

而在国难当头的旧中国，一个极具文化造诣的人不是毁了这种性格就是被这种性格毁了，很不幸，周作人成为了后者。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

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

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

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

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

写作能力有名气的卖国贼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卖国贼确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

因此有人主张，卖国贼其人其文应当分开，人归人，文归文，以示对文化的尊重。

对于这种主张，某不敏，迟迟以为不可。

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中两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和周作人为例来说吧。

先说周作人。

周作人是“五四”后的文学之士，以散文名。

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为自己鹰犬的(也曾辗转游说南走的郁达夫，被拒绝)。

据《周作人年谱》第536页记载:约七七事变前后，郑振铎离开北平前，曾和周谈过一次话，郑劝他，有可能时，应当离开北平，周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

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逼过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抵抗吗？周没有答话。

周作人所持的是“必败论”，这正是他后来投敌附逆的思想缘由之一。

周作人这个“必败论”和汪精卫、周佛海等的“低调俱乐部”论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方面，叶公超也曾专赴北平，苦劝周作人离开北平，无功而返。

周建人的儿子(即周作人之侄)当时寄寓周宅，以死相谏(后来果然自杀了)，周亦不为所动。

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敌附逆的，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汉奸地位虽不及汪精卫，但他是日伪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这个作用无人能及。

周作人除了总督包括北平在内的日占华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外，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权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而“和平运动”是汪精卫的主要卖国口号。

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卫一道前往伪满州国进行朝访，并曾单独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

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参与汪精卫的活动。

尤其是周作人曾几次扮演一种角色，即对日本派赴解放区执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部队进行动员训话，这时他身着日本戎装，挂少将头衔，挎日本战刀，俨然是威风十足的日军指挥官。

有人要求将汉奸的“为人”和“为文”分开，“人归人，文归文”，而他却竟然进一步集“文”“武”于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挥”杀人放火的武将！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会当汉奸奴化教育是元凶导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

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

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

”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

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

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

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生活常识分享。

周作人涉汉奸罪受审真相作者：周惠斌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03期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在日据时期充当日伪政府教育督办。

1946年，“南京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周作人进行起诉，该审判成为抗战胜利后轰动全国的案件。

周作人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错综复杂、充满矛盾。

周作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臣，是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的清醒之士，又是出任日据时期教育督办的民族罪人。

他在日伪时期充当了为国人不齿、为士林所共愤的落水汉奸，不能不说是他一生难以回避的最大的耻辱所在。

出任日伪政府高官“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一部分南迁昆明,一部分西迁西安，周作人却以种种理由未肯南下。

1938年4月，日本的“报告文学会”和“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周作人作为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发表了与日本情投意合的讲话，后被日本有关报纸刊出并传到国内，引起全国震惊。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要求将周作人等参加该座谈会的汉奸驱逐出文化界，以作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达夫、胡适、丁玲、夏衍等文坛同仁都想拉周作人一把，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18位作家联合署名，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其“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然而，周作人对此置若罔闻。

1941年1月，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竭力推荐周作人继任其职，周作人未作推辞，又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还以教育督办身份出访日本。

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10周年，周作人随同汪精卫一起赴长春访问，拜会了溥仪，此后还身着日本军服、头戴日本军帽，陪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开始进行“肃奸”，军统头子戴笠亲赴华北，担任抓捕汉奸任务。

浅谈周作人赵兹昌现代文学史上谁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斩钉截铁，答曰：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是史上对鲁迅的最高赞誉，这是谁说的？不是我，是毛主席。

毛主席将鲁迅神化是有很大的政治需求的，就像古代君王不断神化孔子一样。

但实质上体现了鲁迅的伟大，并且我相信，在新的阐释语境下，鲁迅将越来越伟大，鲁迅学的分支会越来越多，记得我在大一时，听着《男儿当自强》读鲁迅，真是痛快不已得意忘言。

无独有偶，有一个与鲁迅同时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鲁迅双峰并峙，被冯雪峰称为“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他是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周作人相比鲁迅来说，很少有人对他有一个深入地了解，我想与一个重要事件有关——周作人在危亡之际担任过伪职，也就是俗称的“汉奸”。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学者随国民政府南迁，大都汇聚在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坚持留在沦陷的北京，当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时，周作人失节了。

中国人痛恨汉奸，政府当局者比之一般百姓更加痛恨背叛。

随着解放区的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左的文艺思潮狂飙，鲁迅的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一反一正，他弟弟周作人的文学自然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并被不断的打击埋没，以致一个文学大家少有人熟知。

但天不丧斯文，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历史进程是“曲线中的直线”。

周作人要在新时代里发光发热了。

我们山师做得很不错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的下编中单独拿出一章来讲周作人。

现在我与大家一同谈一下周作人，本来不敢乱讲，一再推脱，直到今日。

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说，人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他潇洒一世，绝学独步天下，却只活了五十岁。

再不要说周作人是汉奸到网上闲逛，不经意间看到了李劼的一篇博文《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不看则已，一看真是大开眼界，才知道以前三十年间断断续续看到的有关周作人的文章，全是发昏。

李劼在这篇文章中对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和小品散文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说实话，李劼对周作人的这些评价，并不新鲜，也不并别人高明多少，因此我就不再引述。

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感到新鲜和高明的是接下来的一段评论：明白了饮食中的文化意蕴，就能读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为何如此论说日本人：‚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仿佛是生怕人们听不懂，周作人又特意阐释道：‚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

‛但把周作人视作汉奸的国人，依然没有听懂。

倒是有个叫做片冈铁兵的日本文人，听懂了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文化的自信，把周作人叫做‚反动的文坛老作家。

‛因为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以文化来定义的。

而只要中国文化不会被灭亡，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有亡国之虞。

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先后入主中原，中国文化非但没有灭亡，入主者反而被同化了。

因此，所谓亡国论，通常是把王朝和国家混为一谈的蒙昧。

由此定罪汉奸，更是源自枭雄们角逐天下的需要。

中国式的定罪，通常是皇帝钦点，愚民欢呼。

蒋介石的没有文化，与其说是体现在读不懂胡适，不如说更是体现在无知于周作人是怎么回事。

蒋氏政府的判罪汉奸，与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宣布他人反革命，异曲同工。

周作人的命运，不仅鲁迅有所预感，就是周作人自己，也早就怀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奈。

对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了解和认知，周氏两兄弟的洞察力，不相上下。

早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周作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古罪人。

故主和是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精心整理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

但是这毕竟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

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

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

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

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

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

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说明：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

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

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

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

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