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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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天域全国名校协作体高三年级下学期3月联考语文学科试题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崇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
龙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代表多元文化的融合。
多种动物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不断的艺术加工、提炼,演变到商朝最终定型,成为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以后历代龙的本体。
中国的崇龙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
考古发现的史前崇龙遗迹和遗物,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题材与造型也最为丰富。
可以断定,燕北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红山文化时期,尤其是晚期阶段,燕北西辽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龙形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玉龙、石龙。
其中,“猪首龙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的实物之一,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构成最清晰、功能较明确的玉龙,在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玉龙。
该玉龙猪首蛇身,琢制精细,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玉龙。
红山文化各种形制的玉龙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经高度规范,无论是在总的形象特征还是细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龙的形状、龙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初步定型,崇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
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俗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产生了长期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研究,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的龙纹有联系。
(摘编自崔树华、连吉林《红山文化实证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材料二:一部中国古代神话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早期形成史。
在华夏民族的凝聚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的统一、祖宗的认同、神话精神的滋养。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宗教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君主专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古代中国的“王”字,有两种解释。
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参通天地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为斧的象征,故而历史传说中的周公“负斧依南向立”。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
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集权将继续存在。
当前世界上如美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政体。
集权和民主并不矛盾。
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常称皇帝或国王,女性称女皇或女王)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止君主的某些行为。
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君位采用世袭方式产生。
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力。
大多数独裁的君主是世袭的,少数是选举出来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有时,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领。
与一般流行观点相反,中国从秦朝至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独裁君主。
虽然中国的皇帝被尊为天子,有为全国祭天地,祈五谷的义务,但是从秦代以来,中国的行政体系是官僚体系为主,比如唐朝皇帝敕令必须令出中书,门下可封驳。
虽然明清以来皇权不断扩张,但是仍然同西欧的“绝对君主制”不同。
认为中国是绝对君主专制独裁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五四以来被建构而成的。
1912年满清王朝灭亡,同时君主专制制度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君主专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商鞅变法以来到清朝灭亡,君主专制度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禁要问,它是怎样产生的?它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下面笔者就对君主专制制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打江山很难,守江山更难——观《明朝那些事儿》有感《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名气很大的史学读本,作者当年明月以他独特的表现方式向我们展示,并尽可能还原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历史。
从2009年出版至今,长盛不衰,影响着一批一批的历史和文学爱好者。
我之前也只是在网上、书店偶尔随意翻阅,没有系统阅读。
这次,终于狠下心,趁着暑假,将一套书8本全部备齐,也逼自己静下心好好学习一下明史。
当我翻开《洪武大帝》,眼前就仿佛出现淮右布衣——朱元璋那张深邃、猜疑、天才、胆略而又讳莫如深、无坚不摧的脸,从大明王朝建立历经17任皇帝,虽朱由检(崇祯)的力挽狂澜却仍改变不了衰败的命运。
而明朝的历史,更让我感觉到:打江山很难,守江山更难的道理。
打江山,很难从元末丞相脱脱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复兴元朝这个气数已尽的朝代开始,中原诸侯便开始展开了几十年的斗争。
刘福通、韩山童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陈友谅、张士诚先后上位。
但真正的王者出现了——淮右布衣朱元璋,在经历家破人亡、入寺为僧、乞讨江南的人生悲剧后,磨砺出他铁石般的心灵、钢铁般的意志,他携超绝的军事天赋与知人善用的识人之明而起,在大将徐达、谋士刘基、后勤处长李善长的帮助下,在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冯胜等将领的冲锋陷阵中,他先后战胜了一代枭雄陈友谅,坚韧不屈的张士诚以及王保保保卫的元朝后,公元1368年,在历时15余年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战役后,建立明朝,随后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朱元璋用前半生建立了强大的大明帝国,可谓经历艰难困苦。
由此可见,打江山,真的很难!其实,打江山,就好比创品牌,一个品牌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番苦难。
每个人都是品牌,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当我跨出杭师大大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思考:我,如何在这大千世界里创立自己的品牌?于是,我找到了两个突破口,第一是建立属于自己标签的班集体——天使班集体。
无论我在杭州,还是富阳,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天使班,哪里有天使班,哪里就有我的品牌。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张树卿,孙丽华(白城师范学院,吉林白城137000;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朱元璋;三教思想;政策中图分类号:K 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118(2006)022*******收稿日期5作者简介张树卿(5———),男,白城师范学院教授,兼多元文化研究所长,研究方向宗教与文化史,吉林师范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生导师;孙丽华(6———),女,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宗教文化史。
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明朝开国皇帝(1368~1398在位),史称明太祖。
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
他出身卑微,家境贫穷。
其父母目不识丁,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其父朱五四,其母陈二娘。
生活的艰辛和元末天下动荡,一方面给朱元璋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迫于生计不得不到皇觉寺做小和尚;另一方面苦难的经历和乱世局面,成就了他由平民到皇帝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深知坐天下要比打天下更不容易。
本文试从思想史层面,探讨一下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问题。
一、朱元璋的“三教”思想朱元璋的儒家思想。
朱元璋接受儒家思想的五方面原因:第一,布衣出身,深知民心。
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没有多少文化修养,但是他懂得下层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深知爱民、安民、恤民的极端重要性,深信民心可用,民意不可违。
他信守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的立场,用“帝王之学”的眼光看待儒学。
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是人本主义,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切身感受相契合。
第二,总结经验,借鉴教训。
明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特别是对元朝灭亡有着清醒的认识。
使他认识到靠“枪杆子”夺取天下的统治者,巩固政权决不能仅仅依靠枪杆子,还必须依靠笔杆子。
第16卷第1期 2 0 1 4年2月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Socia1 Science) Vo1.16,No.1
Feb.2 0 1 4
文章编号:2095—5464(2014)01—0125—04 朱元璋与祥瑞 ——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李峰 (沈阳大学校长办公室,辽宁沈阳 110044)
摘 要: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非常客观理性,不仅对获取政权后没有沾沾自 喜,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百姓的幸福视为真正的国之祥瑞,展现了一贯的民本情结;该书文中言词恳 切,措辞强硬,虽可能经过润饰,但不太像一般儒臣的手笔,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度,至少表明了朱 元璋本人的相对真实的思想和理念;对比后世明代帝王官修史书,《明太祖宝训》的忧患意识最为明晰强烈。 关键词:朱元璋;祥瑞;封建帝王;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K 827 文献标志码:A
一、
古人眼中的祥瑞
所谓祥瑞又称“符瑞”,是某些特殊的自然现 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往往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 彩,成为赞颂帝王美德功绩的重要载体。祥瑞的 范围很广:可以是风雨星辰等天象,也可以是动物 植物等万物。《明太祖宝训》共记录有关祥瑞的历 史事件9次,从洪武四年至洪武二十八年,基本囊 括了朱元璋的整个统治期。分别是:洪武四年二 月淮安、宁国、扬州等献瑞麦;洪武三年五月,凤翔 府宝鸡县进瑞麦;洪武四年十月甲戌,甘露降于 钟山;洪武八年甘露降于南郊;洪武五年六月句 容县民献同蒂之瓜;洪武十八年四月、洪武二十 一年五月见五色云;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河南汝宁 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对这些祥瑞的出现无不 称贺,而且皇帝身边的儒家学者们还引经据典,歌 颂皇帝的功德。最有代表性的是翰林应奉睢稼: “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这 种吹捧可谓上天入地达到了极致。 古代帝王自认天之骄子,独一无二,对祥瑞的 态度当然是很积极的甚至达到热衷的程度。成功 因为上天庇佑,天降祥瑞自然既是上天的肯定,更 是支撑未来美好前景的信念。应该说这是符合人 性的。而且整个社会对祥瑞基本都是欢迎接纳 的。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圣君当 朝多祥瑞”,祥瑞被儒家认为是上天对帝王推行仁 政的褒奖。很多儒生的本领就是为此引经据典, 写出冗长的赞美诗篇。同样在民间祥瑞之说始终 也很有市场。总之,帝王喜欢祥瑞的理由是多方 面的:既有虔诚笃信之心,也有好大喜功之意; 更需要祥瑞作为宣传工具,以佐证帝王统治的 正当。
二、朱元璋眼中的祥瑞 朱元璋虽然出身寒微,但是在刘基、宋濂等名 臣的帮助下,对历代帝王的统治理论还是吸收很 快的。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照理说 对祥瑞之说应该也很容易接纳的,似乎他也很有 这个资格。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没有比他出身 更低微的,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也是历史上空前 强大的。连他自己都多次表达过,适逢天下大乱 而被迫起事,但求自保,根本没想到会有后来的伟 大功业。然而从《明太祖宝训》——这部记载了朱 元璋重要言论的官方史书看,朱元璋的态度却出 奇的冷静,甚至有些反常。 “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虽 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 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
收稿日期:2013一O6—2O 作者简介:李峰(1958一),男,河北深泽人,沈阳大学校长,副教授。 126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 否德,不敢当之”[川。朱元璋对百官朝贺吹捧表示 不敢当,皇帝的所谓“不敢当”仅仅是中国人特有 的客套吗?恐怕不是。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皇帝对祥瑞的态度,二是皇帝对自身统治 的态度。 “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 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问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 这段话是他针对下面进献的并蒂瓜时说的。瓜生 异象是天地自然的造化,与皇帝本人有什么关系? 朱元璋这话令人惊讶。这些话道理浅显,如果放 在今天是任何人都会说出口的。可是若放在几百 年前的封建王朝,即使心里也这么想,任何人也都 不敢说出口。敢说、能说的只有皇帝本人。中国 的帝王靠着所谓“神性”维持统治、威吓臣民,皇帝 会主动把这层纸捅破吗?况且天命之说影响久 远,而且深入人心,帝王也应该不能免俗才对。但 朱元璋却真没有把它当回事。其内心对祥瑞之说 是绝无一点崇信的。“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 有言,天命不易。又日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 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天命是否存 在?对此他不置可否。即便有,那么天命是“不 易”还是“无常”?如果相信天命不易,那么当然会 接纳祥瑞。可是很明显,他认为天命无常,上天不 会专门青睐哪一个人。如果是骄奢淫逸,而不励 精图治,即便曾受眷顾,也难逃最终失败。古今成 功者都不自觉地会信天命,身边的人也会给他施 加此类影响。即便在当代,也有很多成功者,越成 功越迷信。祥瑞天命之说,改头换面在今日也大 有市场。像这种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竟然 出自一位学识不高的古代帝王之口,不禁令后人 惊异赞叹。 三、祥瑞与忧患意识 朱元璋本心不信祥瑞,这倒容易理解。但是 有必要把话说的这么明白吗?官修史料往往采用 儒家正统学说观点,对帝王言行隐恶扬善。朱元 璋完全可以说一些帝王习惯的客套,而笑纳祥瑞 和赞颂,这无损于正统儒家眼中的圣君形象。原 因在于朱元璋从祥瑞看到了灾异,表现了极强的 忧患意识。尽管朱元璋的施政被后人诟病很多, 但毕竟是个有为的帝王。与乾隆自得意满的“十 全老人”不同,朱元璋对自己的作为始终抱有清醒 冷静的认识。类似“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这样的 自我评价在《明太祖宝训》中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明太祖宝训》中,始终表达了很重 的忧患意识。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刘基劝他:“今 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乱世终结、天下初定不仅 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他的忧虑。他多次说,“渡江 之前绝没有想到能一统天下”。真的一统天下了, 却反而让他“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洪武二十 七年,在他的统治末期,天下安定,国力强盛。然 而这种忧患却没有一丝减轻。“尧、舜圣人,处无 为之世,尚且忧之,……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 刻而忘警畏耶?”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他对翰 林学士刘三吾说:“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 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 故日慎一日,唯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 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 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 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 思此,为之惕然。” 面对祥瑞不仅没有沾沾自喜,“警惕”却是朱 元璋的第一反应。“警畏”“警惕”之类的词在《明 太祖宝训》多次出现。尤其是“惕然”一词共出现 三次,分别是:洪武元年七月辛巳、洪武二年五月 癸卯夏至、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朱元璋与大 臣回忆创业之难,更忧虑治国之难,唯恐“所为一 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 怨”。惕然可以被解释成:惶恐、忧虑、觉省等。 “心中惕然”代表一代开国之君挥之不去的心理压 力。“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 者天,所惧者民。苟,朕每念及之,心中惕然。”为 什么他不敢纵情享乐呢?朱元璋不是不信什么天 命之说吗?怎么还会惧怕“天”呢?我看他所谓 的天既有一定原始崇拜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指传 统政治的法则。惧怕其实就是对政治理想和正义 的折服。 朱元璋认识到祥瑞和灾祸可能只有一线之 隔。他追问:“如果帝王因为祥瑞而忘乎所以,骄 奢淫逸,怎么知道祥瑞不会变成灾祸?”在有关祥 瑞的记载中,他也多次表露出这一点。“一或忘鉴 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前代帝 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 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 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为此朱元璋还举了汉武帝的例子进一步阐述 了这一态度。汉武帝即便拥有独角瑞兽,却由于 自身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使国内空虚, 民力困竭,而追悔莫及。进而指出:“嘉祥无征而 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对一个务实的帝王来说,祥瑞是没有实际意 义的,但是灾异却需要重视和反思——天灾背后 第1期 李 峰:朱元璋与祥瑞一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127 是否有人祸呢?帝王统治是否有过失和责任呢? 对于成功者而言,自省其实是很难的。即使每天 都有人在耳边叮嘱劝诫,骄纵狂妄有时也很难避 免。当政者要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了。因为,手中 掌握巨大权力,直接会影响很多人的命运,良药苦 口就更难寻觅。从另一个层面看,其实朱元璋的 话也是对那些吹捧的儒家近臣一种委婉批评。祥 瑞之说不宜彻底批驳,但是也决不能助长此风。 皇帝担心可能因此诱发虚伪浮夸的官场作风也是 对自身的警醒。“人之常情,好祥恶妖”。见瑞而 喜本身人之常情,但是“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 侈心易纵”。灾异令人惧怕而心生戒备,而欢喜自 满却容易导致放纵懈怠,如果皇帝沉迷祥瑞,下面 的官员必然挖空心思寻找甚至制造祥瑞,以投机 获得奖赏。这种恶性的君臣互动势必会败坏官 场,有损政府的职能。“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 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 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身居高位者能克 制好大喜功的虚荣之心已经实属不易,而且能反 思到自身则更殊为难得。 四、祥瑞与民本情结 既然帝王有德标志不是祥瑞,那是什么呢? 朱元璋认为是民心。在朱元璋的政治理念中,是 尊崇儒家正统的,尧舜之治也是他的政治理想。 这一点在《明太祖宝训》中表现的很明显。但是他 不同意后世儒家将祥瑞与理想政治联系到一起的 说法。“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 “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帝王 有德无德与所谓祥瑞本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即 便有德,标志也不是祥瑞,而是民心。在朱元璋看 来,祥瑞之说虽然也出自儒家,但是尧舜之治才是 儒家理想的核心。尧舜之治是本,祥瑞之说是末。 祥瑞之说流传千年而不败,但是决不能崇信沉迷, 或者大肆宣传利用。那样的话显然是本末倒 置的。 他在对有关进献瑞麦的两次评论中明确阐述 了这一观点:“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 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 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朕尝观自 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 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 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 也。”l2]另外,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河南汝宁府确 山县出现所谓“野蚕成茧”的祥瑞,群臣贺表。如 果换做别的帝王可能大开筵宴,普天同庆。而朱 元璋并不接受群臣祝贺。他认为“野蚕成茧”这个 偶然事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对天下苍生也没什 么实际益处。“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 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__3]。朱元璋认为国家 之瑞在于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关系和谐、风 俗良善。这种民本情怀与当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显 然不同,但也情真意切。自古君王被视为君父,往 往强调的是比拟父子关系的,君主与臣民之间的 归属、压迫、命令。而在朱元璋看来,既然是君父, 皇帝就要承担像父亲一样对子民的关爱和责任。 如同天下的父母,将孩子的平安幸福视做最大幸 福一样,君王难道不应该将子民的幸福作为最大 的祥瑞吗? 而且在洪武三年,朱元璋还针对凤翔府宝鸡 县进献瑞麦一事,对当地官员严加申斥:“向者凤 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 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 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 凤翔本已遭遇饥荒,亟待政府赈济,当地官员 却献瑞麦讨好皇帝。如果换作某个糊涂皇帝,或 者真的会大加赏赐,可是朱元璋的眼里却不容揉 进沙子。皇帝不在乎有没有瑞麦,而在乎老百姓 的温饱安危。立国之初,朱元璋对刘基、徐达、李 善长等重臣多次谈到,当前急务就是百姓的衣食 温饱。“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 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_4]衣食是朝廷 重要而且急迫的工作。《明太祖宝训》中还提到朱 元璋慎重使用民力的记载:因为家乡父老的中肯 意见而罢建中都;命令大臣延缓京外王府建设,以 不务农时等。 “所畏者天,所惧者民”。天命的现实载体是 民,政治理想与正义、王朝的命运乃至帝王自身的 毁誉也都最终归结为民。“敬天保民”是历代王朝 的官方学识。朱元璋的话是不是老调重弹呢?后 世学者对朱元璋的民本情结多有论述。他的这种 心理不仅体现在有关祥瑞等事件的言论上,更重 要体现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其中很突出的就是 重典治吏,甚至滥用酷刑。这些做法本身自然大 有商榷之处,但是爱民、恤民的出发点还是很明显 的,就是防止官员肆意侵害民众。他说“自昔先王 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 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 国欲不危,难矣”。爱民之说确是老调,但是实心 爱民也是朱元璋的真性情。 最后需要探讨的是,《明太祖宝训》中这些忧 患、爱民之词是否可靠呢?《明太祖宝训》作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