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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作者简介：龚霞（１９７９－），女，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龚霞（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
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
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
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
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诗歌理论；《诗经》；《汉书》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志码：Ｃ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７１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６３３－０４“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在缘情说提出之前，整个先秦及两汉时期，诗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言志说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
缘情说提出之后，言志说与缘情说又经过了一个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
“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
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１］”。
现在，随着人们对诗歌起源及本质的认识，普遍认为言志与缘情并非是对立的诗论，而是从两个方面对诗歌的本质进行了揭示，即言志从思想方面，而缘情则是从情感方面。
诚然，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
但笔者认为，尽管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于诗歌本质的阐述中，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
言志与缘情“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主要纲领。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是我国学者对诗论不断研究的成果。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诗学，“言志”和“缘情”就像两条相互交织的主干线，贯穿于古代诗学创作中，揭示了古典诗学的本质特征。
两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中国古代诗歌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标签：言志；缘情；情理相融；诗论一、诗言志“诗言志”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观念，完整记载这一观念的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神人以和”[1]。
古往今来，“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经久不衰。
“诗”字的出现大概在西周时期，其概念大致始于西周，杨树达《释诗》从语源学角度认为，“诗”由“言”与“寺”构成。
《说文解字》说：“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初“诗”的字眼却出现得较少。
朱自清先生做了统计：“《诗经》中十二次说到作诗，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诵”字，只有三次用“诗”字，那或是因为诗以声为用的缘故，《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诵，所以多称‘歌’‘诵’。
”[1]可见最初的“诗”的含义与“歌”有紧密联系。
叶舒宪本着追根溯源的学术精神有力地指出：“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各有不同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诵之‘言’，即用于礼义的颂祷之词也”[2]。
何为“志”？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
而闻一多在《歌与诗》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1]。
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联系春秋时期人们“言志”往往与政教相关的事实，进而把“志”解释为怀抱、志向。
到了“诗言志”成为公认的定义时，“志”便专指“怀抱”，即“情”、“意”。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现在理论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有两个流派：一种是“诗言志”，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一种是“诗缘情”，其表现诗歌的情性本体。
言志派一般将“比兴”理解为伦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讽谏的寄托。
该派主要承袭了毛诗序的言志教化说与牵强附会“主文而谲谏”即歌颂与讽谏主张，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与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至于缘情派，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倡导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即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与创造上来理解“比兴”。
将主观情感客观化，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主要继承了毛诗序的感物抒情说，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文艺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即说作家要冲破“诗言志”的牢笼，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带有人文主义的趋势。
言志与缘情似乎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大致的说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处？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来源造就的虚假“矛盾”“志”与“情”是不是中国文论贯穿性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这个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实际是缺乏根据的，好像中国缺乏人道主义，是教条的。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从传统而来，而我们应该用现代方法、现代思维把遮蔽的传统写出来。
首先，它们从文本来源上就是错的。
诗言志从《尚书》而来，而不是《诗经》。
《今文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时的志包含着情，不单单是政治的理想。
“诗缘情”是出于陆机的《文赋》，揭示诗是广义的诗歌。
诗歌文体与赋的区别在于，在写法上诗歌是根据情感采用字彩华美地书写，写赋具有很强的对象性，但对客观事物描写弄的太复杂。
当然汉赋对中国语言发展作用很大。
《乐记》说“情动于中发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诗缘情”是作为单独文学文体之一的。
从汉字构形上看，诗与赋的区别，诗可分为言和寺，古文中寺与持通，“持”是承有、承载、持平、把持之意。
诗应缘情而言志打开今日头条，查看更多图片诗应缘情而言志在传统诗学中，对于情与志的理解，从来都有分歧。
其结果，不是有忽于缘情便是有忽于言志。
事实上，情中含有志，志中亦含有情。
二者实不可分，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一、缘情与言志有着同一性自从《虞书·舜典》提出「诗言志」以后，它便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了。
但对「诗言志」中的「志」，在理解上却各有不同。
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意的，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训诂是：「志，意也。
」郑玄注《尚书·尧典》是：「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更直截了当地写作「诗言意」。
另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情的，如《左传》太叔答赵简子问礼，认为「民有好、恶、喜、怒、哀、乐」是谓之六志。
唐孔颖达认为志与情是本不可分的，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古人不论把「志」理解为意，还是理解为情，都认为是心理上的活动，所以「言志」与言意、言情，没有什么质上的区别。
物感心动，则喜怒哀乐等情生；情生必有所念虑，是谓之意动；意动又必有所趋向，是谓之志。
言意与言志，都没有出物感情动的范畴，所以情之一字，是贯穿在作诗的始终的。
在古代情与志的概念混为一体时，诗言志的实质，即是诗主情的实质，但求情真，便有志在，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都是这样。
诗的情味朴厚，而志藏在情中。
比如《诗经》写欢喜情绪的《周南·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简单的诗句，简单的韵律，为什么数千年来脍炙人口？就因为它缘情之实。
又比如《诗经》写感慨的情绪，看《小雅·采薇》末章八句，写戍边的兵士，在归途中备受雨雪和饥渴的苦楚，以及他痛定思痛的心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第一讲：浅谈“诗言志”与“诗缘情”文/放歌的鹅定场诗：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诗班。
轻敲欲引相思调，不是知音不与弹！啪！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星光诗校相逢！我是诗校里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大鹅。
如果诗词天地是一条大河，我便是河里的一只白鹅，我游啊游，我多快乐！在我们五班里，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有的甚至是亲自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教诲，受之于师，授之于众，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新同学进步，请老师和大家多指导，多批评！谢谢！有人问我，什么是诗呢？“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可称为诗。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
”就不是诗？为什么呢？曾有师者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吾曾听而无动，动而不思，人云亦云，何哉？盖因学而不求甚解也。
故今天我们来专门谈一谈“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此语出自《毛诗序》，这一经典文献为“诗言志”一说的系统的阐发和总结。
《毛诗序》原文：《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译文】《关雎》这首诗，咏叹的是后妃之德，为《国风》的开篇，是有关劝告天下之民而端正男女之事的诗篇，所以用之于人民，用之于国家，（供劝告教化之用）。
风，就是“讽”，就是“教”。
“讽”是委婉劝告以打动人，“教”是光明正大以化育人。
诗，是人情感的所在，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
情感鼓荡在人心中，就会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如果言语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嗟叹来表达；如果嗟叹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歌唱来表达；如果歌唱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通过手舞足蹈来表达。
《关雎》原文不再赘述。
从以上可以看出，诗，即人的情感的言语表达。
陆机的“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的比较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陆机诗缘情诗言志“诗缘情”是陆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陆机是从文体论角度提出该观点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区分文体的风格特征，然而，这一观点由于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趋向，且在客观上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而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视之为与“诗言志”并立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之一。
为此，探究“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异同，历来是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一、“诗言志”传统与“缘情”说的源起1、“诗言志”传统“诗言志”这个理论命题的核心是“志”，主要指的是政治伦理道德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是我国先秦时期理论家对诗歌性质及功能所提出的最早的认识，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记载源于《左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
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诗言志”是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中心，至两汉时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中国诗学理论，从《左传》到王逸的《楚辞章句》，都以儒家的“言志”论为核心。
2、“缘情”说的源起到了西晋太康时期，陆机《文赋》才提出了“诗缘情”的文学主张，对古代诗歌的本质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揭示出诗歌“缘情”的审美特征。
从此，“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两大重要学说，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命题，也是他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
顾名思义，“诗缘情”，即指诗歌因情而生，即因情感激动而作，诗歌是抒情载体。
陆机把“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描绘得极为具体而充分，认识到它既是诗歌的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自身所包含的极为丰厚的内涵，而这种感情又来自诗人的丰富的文化素养与深广敏锐的社会观察与体验。
陆机的“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的比较作者：吴学辉苏小丽来源：《神州》2012年第32期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陆机诗缘情诗言志“诗缘情”是陆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陆机是从文体论角度提出该观点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区分文体的风格特征，然而，这一观点由于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趋向，且在客观上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而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视之为与“诗言志”并立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之一。
为此，探究“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异同，历来是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一、“诗言志”传统与“缘情”说的源起1、“诗言志”传统“诗言志”这个理论命题的核心是“志”，主要指的是政治伦理道德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是我国先秦时期理论家对诗歌性质及功能所提出的最早的认识，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记载源于《左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
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诗言志”是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中心，至两汉时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中国诗学理论，从《左传》到王逸的《楚辞章句》，都以儒家的“言志” 论为核心。
2、“缘情”说的源起到了西晋太康时期，陆机《文赋》才提出了“诗缘情”的文学主张，对古代诗歌的本质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揭示出诗歌“缘情”的审美特征。
从此，“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两大重要学说，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命题，也是他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
顾名思义，“诗缘情”，即指诗歌因情而生，即因情感激动而作，诗歌是抒情载体。
陆机把“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描绘得极为具体而充分，认识到它既是诗歌的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自身所包含的极为丰厚的内涵，而这种感情又来自诗人的丰富的文化素养与深广敏锐的社会观察与体验。
简论“诗言志”与“诗缘情”作者：张建国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志”中“情”的因素越来越少，而偏向与政教相符的思想或情感。
“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是对“诗言志”的继承和突破。
通过对“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及二者历史上对立原因的考辨，不仅有利于“诗言志”原初内涵的揭示，更有利于“诗缘情”情感性特征的凸显。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性特征；对立原因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8-0001-03“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最见于《尚书》，而“诗缘情”最早见于西晋陆机的《文赋》，言志说与缘情说历来备受争议。
有些学者如张少康、朱自清等认为陆机的缘情对我国诗论有原创性贡献，与言志说迥异相对，而有些学者如徐公特、毕万忱等认为缘情说只不过是言志说的一个变形，并无实质区别。
在我国古代诗学发展过程中，“志”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常常被认为与儒家礼教相符的思想，而“情”被解释为与儒家礼教相对立的一己之私情，因而“诗言志”和“诗缘情”在中国诗学理论中往往以对立的形象呈现，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①。
“诗言志”和“诗缘情”有何关系，是完全相同还是截然对立，历史上两种诗论产生对立的原因又在哪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析。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一）“诗言志”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提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柔。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②对于《尚书》的成书时间，学术界大多认为是战国以后。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孔子称赞子产‘《志》’有之，‘言之不足，文以足言。
“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文字〖大中小〗）《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
”这是我国古代文论最早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基本特点的句子。
“诗言志”的意思，是指诗用来表达人的情志。
“志”本义指志向，泛指人的主观方面。
也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在内。
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观点主要通过诗来表达。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又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文而造文也。
”“志思蓄愤”指内心之思想、情感及怨愤之情；“为情而造文”的意思是，因为内心积聚感情，因而写诗来抒发。
也就是说，“情”在“诗”之前，诗不过是为用来抒发感情的形式而已，此为“诗缘情”是也。
由此可见，“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说法既有同又有异。
相同之处：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中，“志”与“情”皆为相同的含义，都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思想感情，既有人的各种思想、观点，又有内心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怀。
这各“志”与“情”通过吟咏，就“发言为诗”。
不论“言志”与“缘情”，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而写出诗篇。
不同之处：第一，从“志”到“言”，这中间存在一个“情”的问题，而“情”的产生，又要靠外物的作用。
“外物”即客观事物。
也就是说，“情”要先有客观事物的触发、感应才会产生，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即“情动于中而形成于言”；而“诗言志”的“志”主要指主观的思想。
前者要依靠客观事物才能生情成诗，后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相对来说，两者虽有联系，但前者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后者强调主观思想的表达。
第二，“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的对立。
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摘要：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概念解析1.诗言志的含义2.诗缘情的含义二、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1.表现手法上的差异2.主题内容上的差异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1.诗人情感与个人理想的结合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四、诗言志与诗缘情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唐诗宋词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2.现代诗歌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正文：诗言志与诗缘情，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主要方向。
诗言志，即诗歌是表达诗人志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诗缘情，即诗歌以描绘世间情感、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
在这两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分野，又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首先，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表现在表现手法和主题内容上。
诗言志的作品，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这类诗歌多以直接、豪放的表现手法，展示诗人的壮志豪情。
如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便是典型的诗言志之作。
相较之下，诗缘情的诗歌则以描绘世间百态、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注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
这类诗歌多采用细腻、含蓄的表现手法，以期引发读者的共鸣。
如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忍将旧愁，付与新愁共。
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即为诗缘情的代表。
然而，诗言志与诗缘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尝试将两者融合，以期在诗歌中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此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又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完美结合。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许多现代诗人既关注个人情感的表达，又关注社会现实的描绘，使得诗歌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如北岛的《回答》中，“告诉你，世界。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展示了诗人在面对世界时的豪迈与激情；而顾城的《门》中，“我是一座城，一座被时间遗弃的城。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作者：付珊珊学校：年级：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定稿日期：“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付珊珊2013年8月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
“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志情合一“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的两大诗歌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总所周知，“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曰:‘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文子: 诗以言志。
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间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惟伯有赋《庸风·鹑之奔奔》，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围国君的怨恨。
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
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考辩关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文艺观。
如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辩》中把“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比较，认为“诗缘情”一语指明了诗歌吟咏个人感情之特征，而“诗言志”则将诗与政治教化或人生义理相联系，故两者“到底两样，不能混为一谈”。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缘情”与“言志”是所谓的”志情合一论”。
对前一种观点, 学界已辨其非, 而后一种观点, 不仅由来已久,且颇有权威性, 因而也最能让人迷惑。
第一个提出“志情合一论”的是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
他在《左传正义》中解释《左传》(召公二十五年) 的一番话里说:“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 志情合一也。
”我们认为，情中有志，志中含情；“情”是“志”的基础，而“志”是“情”的外在表现。
即“情”决定“志”，“志”源于“情”；“情”为诗魂，“志”乃诗魄。
任何把“志”与“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说苑》卷八说：“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
”刘向已经认识到诗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产物。
孔子也曾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欲使千乘之国治；求亦促百里之国荣；赤择于司仪；点愿春服浴沂”。
虽然他们各有各的“志”，但是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自己喜欢从事的事。
“喜欢”便是一种情感体验，反之，又有谁把自己不喜欢的或对其无任何感觉的事作为自己的“志”呢?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提出了“诗力”的理想，由其阐述中也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异形同构和殊途同归。
他说：“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愈此界。
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
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欲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愤世事，感慨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以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日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夫云将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闻者或哂其迂远乎，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倾刻。
使举一密栗之反证，殆莫如古国之见灭于外仇矣。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认为，当“言志”、“持人性情”，一旦拘于“无邪”这一“无形之囹圄”，就“不能抒两间之真美”，以至“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作者“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欲为韵语”的创作冲动与“心”、“情”和“欲”密不可分；就欣赏者来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美术之一，质当亦然”。
因此鲁迅倡诗力、诗志、诗情，且将“情”作为贯穿创作与欣赏诗的特质．即诗缘情而作，以“撄人性情”为意“志”，从而凸现改造国民性的诗用和体现强国醒民的“诗力”。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往往是先注意它的外形或直接用途, 然后才去寻求它的内在本质与结构, 尤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这样。
比如对一种药物的认识, 人们首先是发现它能治什么病, 然后才去探索它的生长规律进行培植, 进而制成服用的药。
又比如对日月星辰的认识, 人们首先是看到了它们能够发光, 然后才去研究它为什么发光、怎样发光等等。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无不如此。
因之,“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美学思想提出的时间虽先后相隔数百年, 但却是符合人们认识发展的规律。
“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文艺思想虽不能等同,但它们并非是对立的。
这两种文艺美学思想都是从理论上探讨诗歌的本质规律, 只是各有侧重和偏向而已。
它们同时统一于诗歌领域中, 对我国诗歌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
首先，《说文》：“志，意也，从心，之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 t2,，青声”。
由此可以看出，“情”关阴柔、潜隐，“志”属刚阳、直露，牵涉同质异形的两种美学视域。
其次，“诗言志”是文学功利的指向，“诗缘情”则偏重于文学审美。
再次，前者是说诗成后的观照，后者是成诗的诱因。
另外，前者把诗当成与歌、声、律、书、画等不同文化形式相提并论的外在类称对象，而后者则把诗当成一种特质进行内在的审思。
纵观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是文学的自发和民意的禁铜期，是冀求物质实利的阶段，“诗言志”自能合宜；而“诗缘情”的提出恰在中古之时，是文学的自觉和人性的觉悟期，“诗缘情”顺理成章。
若从进化论的思想来看，“缘情说”比“言志说”更为科学。
但从文化元典的价值来看，“诗言志”强调的是诗力、诗用的价值观，“诗缘情”强调的是诗理、诗思的审美观。
三、“言志”与“缘情”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诗歌美学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规律的, 因此, 它们之间就有区别和侧重。
“诗言志”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 并且把诗歌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对上‘箴谏’, 对下‘教化’的作用, 它侧重于诗歌实用和功利目的。
因此, 它就要求诗人必须注重现实, 对现实生活进行细致地观察, 揭露社会中的矛盾。
这种要求又恰恰和生活中那些关心人民疾苦、志向不能伸展、仕途坎坷的诗人的愿望相一致, 于是便有了大量的现实主义的诗歌。
这些诗歌有些虽然也是歌颂和平、富足、安宁生活的, 但绝大多数是暴露性的。
比如《诗经》里十五国风中的一些诗、汉代“乐府诗”中的部分诗、“建安七子”的很多诗, 最典型的是杜甫、白居易描写人民悲苦的诗。
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白居易的“新乐府”里的诗篇、“秦中吟”中的诗篇、《卖炭翁》等, 这些诗由于如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 达到了“讽上劝下”的社会效果, 且流传千古而不衰。
“诗缘情”侧重的则是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 强调诗歌创作离不开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 从而要求诗歌反映诗人的情感和描写人情, 这又恰恰符合生活中那些个性张扬、性格豪放或者是在生活中抑郁不得志、在官场中遭受打击、排挤的诗人的愿望, 于是产生了像《诗经·关雎》的言情诗、屈原《离骚》那样的悲愤诗、李白那样的浪漫诗、白居易的“感伤”诗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诗歌创作主张一经和不良的社会风气结合, 便产生像齐梁时期徐陵、瘐信专写儿女私情或庸俗描摹闺房生活的艳情诗, 但这不过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好的插曲, 它并不代表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
“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文艺美学思想在诗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有时是自觉的, 有时则是潜在自发的, 且各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
“诗言志”强调诗歌要以高尚正确的思想教化人, 但如果被推崇到极至, 诗歌就成了思想的传声筒, 失去它的审美功能。
“诗缘情”要求诗人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 但走向极端, 就会让诗歌染上“淫邪”之病, 失却雅正之风。
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告诉我们,“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诗歌理论, 虽然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论, 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情感审美论, 但两者是融合的, 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作品中的。
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艺术既要表现人们的情感, 也要表现人们的思想, 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 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
”[5 ]也就是说, 艺术不仅要以情感动人, 还要以思想育人。
诗歌亦然。
综上,“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文艺美学思想都是在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由有识之士们总结出来的。
这两种理论既反映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又体现不同时代人们的用意, 但总的说来, 都是为诗歌发展服务的。
两种理论走向融合与统一, 必能促进诗歌艺术的良性发展, 使诗歌兼具教化之功与审美之用。
四、情为诗魂诗为健“志”与“情”并非对立的，它们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也不能完全等同。
“情”与“志”统一于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
但情是志的源，志是情的流；情是志的缘起，志是情的申发。
情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志是人为的，有目的的。
百兽有情，却非有志，正在于此。
情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升华为一种志。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歌是最早出世的文学，这是文学史学公认的事实。
从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在各国诗歌比散文起来较早。
原始人类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是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的。
”这段话对“诗何为而作”作出了回答，即“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何又为“值得”呢?该是那些给人以激励，给人以惠恩，给人以慰藉，教人远害避祸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
具体而言，诗与情、志的关系就是：诗言志，志缘情。
任何诗歌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这目的性就是一种志，例如：喜怒哀乐为情，表现喜怒哀乐以达到某种目的，就是一种志，而满足这一要求所采取的方式和结果就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