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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具有必然性。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大达成政策共识的难度，增加社会冲突；使政策偏向于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损害政策的科学性，增加政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
标签：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公共舆论；政策过程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除了具有积极的效果和影响以外，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效果和影响。
虽然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到目前为止显现得并不突出，但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国学术界对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影响论述较多，但对于其消极影响则鲜有全面系统的论述。
本文从界定中国公民社会内涵和外延出发，论证了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主要消极影响进行论述分析。
一、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界定学术界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国家或政府和营利性企业之外进行自愿结社和自由交往的社会公共领域，由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所构成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和基础。
公民社会就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对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并无异议。
然而对于民间公共领域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
结合转型期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将中国公民社会界定为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由公民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
从组织层面来讲，公民社会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民间公共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
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1]。
这种讨论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就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价值和原则。
因此，从价值层面来讲，公民社会体现为公共舆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是公共领域，它大致包括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
公民的政治能力包括哪些方面公民的政治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政治意识：公民应具备对政治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并能够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
政治意识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础，只有具备政治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关部门的决策和，以及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表达。
2. 参与能力：公民应具备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包括通过选举、投票和参与公共决策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公民参与对于发展民主制度和维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通过参与，公民能够影响相关部门决策，推动社会变革，提升自身权益。
3. 法治观念：公民应尊重和遵守法律，具备法治观念。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公民应了解法律的内容和要求，并依法行事，不得违法乱纪。
同时，公民也应具备维护法治的能力，包括理性思考和维权等。
4. 团结合作：公民应具备团结合作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公益活动。
团结合作是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公民应树立团结合作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志愿者活动等，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5. 信息素养：公民应具备获取、评估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提高信息素养。
信息时代，公民要能够获取到准确、全面的信息，并具备批判性思维，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信息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公民更好地理解和参与政治事务，更好地维护个人权益。
6. 批判思维：公民应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不盲从、不轻信。
批判思维是公民独立思考、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基础。
公民应学会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辨别信息的真伪，形成独立的判断和观点，以更好地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
综上所述，公民的政治能力包括政治意识、参与能力、法治观念、团结合作、信息素养和批判思维等方面。
这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公民更好地参与政治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并在民主制度中为社会发展和个人权益的维护做出贡献。
社会组织管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我们的社会组织管理中，持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维是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
以下是对我们组织在管理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组织结构批评：组织结构过于复杂，导致决策过程缓慢。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精简组织结构，提高决策效率。
二、决策过程批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导致成员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不满。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加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让所有成员参与决策过程。
三、成员参与批评：成员参与度低，许多成员对组织的活动和决策漠不关心。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创造更多参与机会，激发成员的积极性。
四、资源利用批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存在浪费现象。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优化资源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五、透明度与公开度批评：信息不透明，导致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度降低。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加强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建立互信关系。
六、内部沟通批评：内部沟通不畅，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或不准确。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优化内部沟通机制，确保信息的准确及时传递。
七、风险评估批评：风险评估不足，导致组织面临潜在风险。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预防潜在风险。
八、反馈机制批评：反馈机制不健全，导致成员意见和建议得不到重视。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重视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九、创新能力批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组织在竞争中的优势不明显。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激发创新精神，培养组织的竞争优势。
十、服务质量批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自我批评：我们需要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以满足客户需求。
公民社会思潮渗透的途径、实质及应对作者：冯占民来源：《党政干部论坛》 2017年第2期冯占民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介于“政府” 与“私人” 之间的一个领域，其载体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其目的主要是维护社会某一阶层、团体或组织的共同利益。
近几年来，借我国推动社会治理之机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公民社会之名，到处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念，肆意歪曲和攻击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企图弱化党的基层组织政权。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宣扬公民社会思潮的状况进行梳理，以透视其本质，便于人们在这种思潮面前，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为所动。
一、西方公民社会思潮渗透的主要途径当前，“公民社会” 思潮对我国进行渗透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观察” 等名义介入我国基层民主选举相关研究显示， 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卡特中心已参与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之中，随后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不断介入到我国基层民主选举活动。
其主要的介入方式有：一是借“观察” 名义介入。
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打着“观察” 的旗号，不断参与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
例如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先后以“观摩” 的名义参与了福建龙岩、安徽、山西等省市70多个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二是借“研究”名义介入。
西方非政府组织以“研究” 为借口参与我国基层选举，并提供一些选举相关的法律意见。
例如， 2000年 8月美国卡特中心召开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研讨会，还印刷了 5万本修改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手册。
三是借“赞助” 和“培训” 名义介入。
为了能够顺利介入我国基层民主选举，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利用我国阶层选举经费不足和人员素质较低的特点，以“经费赞助” 和“人员培训” 等名义介入我国基层民主选举。
例如，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曾经赞助了福建龙岩基层民主选举工作，其提出的设立投票站等建议也被采纳[1] 。
（二）借帮助“维权” 参与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征地拆迁” 、“企业改革” 以及“环境污染” 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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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长寿研究--基于企业. 大学与宗教组织的比较190. 社区民间组织成长中的精英捕获:问题与对策--以社会管理为视角的分析191. 养老服务社会化:政府. 社区. 社会组织三方合作的实践模式192. 社区服务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基于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案例分析193. 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对策研究194. 组织抗逆力问题研究195.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两种表现及民间组织应对的研究196. 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197. 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198.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组织学习研究199. 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200. 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及其指标体系201. 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志愿服务及其发展路径202. 社团组织的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参与的考察203.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进民间组织发展204. 我国农民组织化模式探索与创新205. 组织内部因素对组织认同的影响模型构建206.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 政策法律路径207.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途径和方式研究208. 农民组织化: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基础209.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210. 西方组织合法性理论评析211. 社会资本视阈下两种农村民间组织比较研究--以湖南四县民间组织为例212. 个人-组织匹配. 组织支持感与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213.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214. 文化视野下乡村民间组织转型动因研究215. 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216. 非营利组织概念界定中的争议点研究217. 浅析组织文化与组织认同的关系218. 社会的再组织化:现阶段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课题219. 组织氛围. 组织变革以及两者关系研究220.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组织承诺形成机制实证研究221. 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分析222. 自由职业者的从业选择与从业方式探析223. 主动性人格与工作绩效:个体-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224. 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225.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 冲突及其治理226. 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227.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228.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229. 论信任. 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230. 责任意识. 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关系研究231.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232. 近十年国内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综述233. 我国非政府组织志愿失灵问题探讨234. 非营利组织筹资策略研究235. 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236. 城市社区民间组织中的非法人化现象:问题与应对237. 我国民间组织的“草根”境遇及现行登记管理制度之改革238. 侗族传统社区组织变迁分析--以湖南通道阳烂村为例239. 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240. 社会学组织分析中的新老制度主义与教育研究241. 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特征及其规则生成问题242. 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运转--以甘东用水协会为例243. 个人-组织契合度量表的研究244. 非营利组织合作网络及其联结机制245.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政府. 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角色246. 民间组织发展与中国公民文化的成长247. 论社会组织管理的创新248. 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249. 学习型组织整体系统的构成及其组织系统与学习能力系统之间的关系250. 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251. 社会学视野下的组织公民行为分析252. 社区自组织与直选成本--以武汉市柴东社区和宁波市澄浪社区为个案253. 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新进展254. 帕森斯社会组织思想的几个问题255. 社会转型与二元组织结构--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研究之三256.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257. 政治特性. 效率误区与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的现实主义理性审视258. 城市社区民间组织与驱动功能分析--以南京鼓楼区社区民间组织为例259. 论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弱势群体260.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261. 寻找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理论根据262. 公共关系:组织形象概念辨析263. 组织公民行为在四种组织文化类型下的差异研究264. CORPS模式下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265. 打造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266. 构建非营利组织行业自律机制的探讨267.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影响作用及其发展导向268. 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69. 从社会现代化转型认识民间组织发展270.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271. 组织格局:抽象社会中的社会组织272.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动力. 机制与作用273. 非营利组织治理及其治理结构研究:一个对比的视角274.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角色与责任研究--基于中美比较分析的视角275. 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组织如何联结:理性的行动关联276.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277.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278. 民间组织与社会发育279. 关于非正式组织研究的情感社会学理论解析280.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联盟的动机. 风险与控制的分析281. 对我国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思考282. 浅谈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忠诚度283. 民间组织与社会治理284. 中国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建设思考285. 公益与效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目标体系研究286. 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 原因及对策分析287.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研究288. 多维视角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289.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290. 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障碍和对策研究291. 科层制下组织成员的参与自主性:困境与超越292. 社区民间组织的特征与功能定位分析293. 消除人际沟通障碍实现组织有效沟通294. 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295. 实践. 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296.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分类297.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298.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民间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政策299.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300. 公共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研究301. 传销组织精神控制模式探析302. 论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现象303. 工作与组织特征对工作倦怠影响研究304. 组织合法性的探讨305. 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有机构成及其提升途径306.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民间组织及其社会政策307. 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308. 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309. 志愿失灵:组织理论视角的分析与治理310.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311. 从社会运行角度看我国“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312. 心理契约履行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313. 组织链: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间关系314. 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315.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其成因316. 非营利组织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317. 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角色与地位探讨318.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319.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320. 论组织公民行为的本质. 概念纬度与研究意义321. 论我国社区自组织的自治困境及其成因322. 我国社区民间组织的成长323. 城市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初探--以业主委员会为例324. 公民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发展途径325.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苏南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326. 从慈善组织公信力维度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327.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328. 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329. 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困境330.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互强的逻辑选择331. 论公共组织整合的三种模式332.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国外的经验与启示333. 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334. 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双重效应与理性选择--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335. 民间组织研究的多维理论视角析评336. 慈善捐赠. 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与非营利组织337. 有限理性思路的扩展与补充--基于组织决策视野中的思考338. 论和谐社区建设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339. 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探讨340. 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341. “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342. 社会组织化与社区治理研究343. 对非政府组织概念和性质的再思考344. 社会心理测量中降低主观性偏差的方法探索345. 非营利组织社会责任及测度346. 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机制347. 社区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的有效路径348. 西方国家对青年和青年组织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研究349. 多重理论视角下的组织适应性分析350.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困境及化解建议351. 非营利组织绩效提升的策略研究352. 社区组织体制创新刍议353. 社会组织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法制建设354. 我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355. 非营利组织中的志愿者及其管理356. 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357. 北京城市新型社区自治组织研究--简析北京CY园业主委员会358. 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359.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管理视域360. 论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力的建设361. 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的重建362. 在村委会选举竞争派系的夹缝中363.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364. 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视角365. 中国非营利组织行为的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366. 青年组织与青年的政治社会化367. “自组织悖论”与社会组织进化动力辨识368. 柏特南.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369. 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370. 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371. “社会组织”的含义. 功能与类型372. 社区自组织的要素与价值373. “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374. 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机制分析--自主治理的视角375. 论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与组织绩效376.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官民二重性”分析377. 论现代社会的组织多元化及其结构优化378.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之困境及对策研究379. 近十年我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380. 关系与信任:乡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分析381. 中国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382. 社会组织研究综述383. 开放组织的权力与合法性--对资源依赖与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比较384.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路径385. 超越正式与非正式的界限--当代组织社会学对组织的理解386. 政府与社区组织: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考察387. “大组织”对“大行为”:基于关键词分析的我国组织行为学研究现状388. 国家威权. 市场. 信念与宗族组织--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解释389. 充分发育的民间组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环节390. 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391. 城市社区管理与自治组织的发展392. 非营利组织管理: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话题——社会批判。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批判性地思考，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我想谈谈我国在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例如，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教育公平问题亟待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师待遇有待提高等。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次，我国在环保领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环保问题仍然严峻。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中国。
再者，我国在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人民群众。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药品价格虚高，医保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都让民众对医疗行业充满担忧。
我们需要深化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让民众享有更加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
此外，我国在社会治安领域也面临挑战。
暴力犯罪、网络犯罪、毒品犯罪等问题不断涌现，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政府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 教育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破除应试教育体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差距。
2. 环保行动：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努力，加大环保投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3. 医疗改革：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医保制度，降低药品价格。
加强医疗监管，打击医疗腐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4. 社会治安治理：政府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批判性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
批判性理论视角可以提供一种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并探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途径。
首先，批判性理论视角注重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异。
根据这一视角，社会不平等并非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来自于经济和政治系统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经济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不平等因素的影响。
一些小规模的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不均衡，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增长的阻碍。
批判性理论视角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和影响，从而为实现更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批判性理论视角关注社会不平等在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所产生的后果。
不平等不仅影响经济领域，也影响社会和政治领域。
例如，相对较低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可能导致健康状况的不平等，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不公正。
批判性理论视角明确指出，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政策和制度改革，以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公正发展。
第三，批判性理论视角提出了一些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途径和策略。
尽管具体的解决方法因地区和国家而异，但这一理论视角指出，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一种方法是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政府应当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来调整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社会的资源。
另外，加强教育和培训机会，提高人民的技能水平和竞争力，也是减少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批判性理论视角还强调了社会组织和运动的重要性，这些组织和运动可以通过抗议和倡导，推动不平等问题的公众意识和政策变革。
总的来说，批判性理论视角为我们理解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反思作者：胡辉华来源：《大社会》2018年第10期自2007年起，我国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已有十年多时间。
作为国家甄别社会组织和形塑社会的重要手段，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将国家意志、价值偏好和政策目标广泛深刻地嵌入社会组织的使命、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之中。
在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日益明显地发挥着规制社会组织的产出和行為模式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地位、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也因此越来越反映并依从于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国家建设的战略诉求保持一致。
评估的作用巨大，评估的成就显著。
但是，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理念、指标和方法仍然存在尚需完善改进之处。
首先，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体系遗漏了社会组织的一些重要维度。
我国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始于2007年发布《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7〕127 号）和《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民函〔2007〕232 号）之后，随即，民政部制定了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全国各省市以此为蓝本制定了各自的评估指标体系，虽然个别指标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以行业协会商会评估指标体系为例，各地评估评分细则都分为四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都是“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
这四个一级指标所涵盖的是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基础性和表面性的方面，而遗漏了对社会组织实现其独特功能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维度。
其一，遗漏了体现社会组织的组织特性维度，即使命、活力、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这些组织特性在政府组织或企业组织中或许无需强调，但是社会组织的生存方式不同，它们严重依赖组织的外部资源，生存环境极其不确定。
社会组织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它们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则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是否重视使命，是否有活力，是否可持续发展，其产出是否有影响力。
在政治上思想上总结政治上思想上的总结政治是社会组织的基石，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关注国家的治理和公共事务，参与政治选举和决策，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
在思想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注重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秉持理性和公正的原则。
首先，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关注国家的治理和公共事务。
国家的治理是指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应该了解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关注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以及公共事务的进展。
只有了解并参与到这些过程中，才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在政治上，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政治选举和决策。
政治选举是公民表达意见和选择代表的机会，参与政治选举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应该积极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和能力，投票支持自己认可的人。
此外，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我们也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公共讨论和公众听证会，以便政府和决策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民意，做出正确的决策。
此外，在政治上，我们还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
社会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开展活动的组织。
我们可以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如学生会、志愿者团队和慈善机构，为社会做出贡献。
公益事业是为了促进社会公益和公平，增强社会认同和凝聚力。
我们可以参与公益活动，如捐款、志愿服务和环境保护，为社会做出一份力量。
在思想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价值观是指对人生和社会的最高追求和评价标准，世界观是指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学习和思考。
通过阅读书籍和参与讨论，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认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在思想上，我们应该注重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思考是指根据客观事实和逻辑，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推理的过程。
批判性思维是指对信息进行评估和判断的能力，以便做出合理和明智的决策。
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避免盲从和被动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价值观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
它反对将西方普世价值强加于其他国家，并主张尊重并保护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权。
2.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福祉和幸福生活。
它认为西方普世价值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核心，忽视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
它认为这些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的权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反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制度优势的正面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西方普世价值中包含了一些与中国国情不符的观念和制度安排。
它反思并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强调这些制度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2. 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思西方普世价值对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忽视。
它强调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福祉的重要来源。
3. 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思西方普世价值中强调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容易导致利己主义和对立，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普世价值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强调了中国特色和中国人民的特殊需求和价值观，主张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权和发展道路，并通过反思西方普世价值的不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摘要：公民社会组织在维护经济公平、推进民主法治、调适社会冲突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其日益凸显的功能，学者们便对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视域偏好”，即片面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而相对忽视对其缺陷和失灵问题的研究。
同时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缺乏理性和自觉的理论认知将会导致学术的研究偏执一端。
因此，当下开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反思省察便成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公民社会组织；角色定位；批判性反思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市场、国家和社会，它们所对应的行动主体分别是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
市场被称为“无形的手”，它主要通过自由交易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被称为“有形的手”，它主要通过合法权力的配置来维护社会稳定；公民社会组织则被称为“社会的独立之眼”，它主要通过志愿精神来增强社会资本。
在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范式中，典型的应用手段就是政府和市场，然而在遭遇“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打击之后，人们便期待这“社会的独立之眼”来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
本文基于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进而审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同时展开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批判性内省，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迷雾的拨开：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在中国现实境遇中，公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往往与其它相关词语进行混合使用，与公民社会组织紧密相关的词语主要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组织”。
这些词语与公民社会组织既有相互交集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以上词语都分别指出了公民社会组织某一方面的理论特质，但同时也都抹煞了公民社会组织其它方面的本真品格。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种类繁杂的词语以及不同研究者的特殊取向致使公民社会组织概念日益模糊和泛化。
笔者认为，明确而清晰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这种“概念丛林”状况，我们很有必要对其相关词语予以辨析，以澄清人们的认识。
(一)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
最早对非政府组织做出界定的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在1950年2月27日的第288(x)号决议中认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都可以看做是非政府组织。
”此后，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96年通过了1996／31号决议，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内涵，将其定义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优点就是表征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彰显公民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而事实上，它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
一方面，受全能政府政治文化影响，非政府组织这一敏感的字眼很容易引起一些官员和政府的戒备心理和抵触情绪。
“因为非政府组织承诺促进社会发展，这可能会暴露政府在现实中的某些缺陷。
非政府组织可能因为提高了那些被政府忽视了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获得荣誉，同时，也可能因为暴露了政府的无能而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
有人把非政府组织曲解为“非议政府组织”，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甚至是同政府相抗衡的团体组织。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当代中国这一特殊的现实场景中，那些最重要、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实际上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
由此，用非政府组织一词来指代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诚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
沃尔夫对非营利组织作了描述性的定义：(1)有服务大众的宗旨，(2)必须在政府备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管辖，(3)必须为一个非营利或慈善的结构，(4)经营结构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物的获得，(5)经营将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惠，(6)享有法律上的特别地位，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免税的合法地位。
非营利组织的优点就是彰显公民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阐发公民社会组织是不同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主体。
然而试图使用非营利组织一词来称谓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其缺陷也是不言自明。
一是理论逻辑的悖论。
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来界定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那么众所周知的“政府部门”是否也可称作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这样一来其陷入的窘境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是现实状况的吊诡。
尽人皆知，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追求利润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但是在中国现实境遇中却有相当部分的非营利组织在从事一定的有偿服务或营利活动，这就可能会产生歧义：既然是非营利组织，为什么又可以营利呢?可见，使用非营利组织一词来称谓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必然是不合乎逻辑的。
(三)第三部门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
第三部门组织也通常简称“第三部门”或“第三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列维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用以统称那些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市场系统的第三类组织。
此后这个概念在美国流行开来，并广泛扩展到全世界。
第三部门组织的优点就是折射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即公民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
然而它的欠缺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第三部门组织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泛，即意指除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之外所有部门的总称，它似乎无所不包，但又什么都不是。
学术界也倾向于认为，第三部门组织不仅范围广大，而且其组织内部之间的差别也很大，“这些组织相互之间的差别好比蚂蚁与大象的差别，或寄居蟹与鲸鱼的差别。
”其二，第三部门组织作为一个外来术语，许多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人们还很容易将“第三部门组织”与国民经济中的“第三部门”相混淆。
因此，采用第三部门组织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显然不是十分妥当。
二、行动者的归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当角色定位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它在维护经济公平、推进民主法治、调适利益冲突等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经济层面的审视：经济公平的维护者。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对于维护经济公平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一，规范市场秩序，实现公平竞争。
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制度安排，可以用来协助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譬如，有一时期温州的打火机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有些厂家为了在价格中取胜，企图用劣质零件取代正常材料零件。
由于打火机市场规模较小，政府没有余力有效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打火机企业只好成立自己的组织协会，打火机协会成立后制定适当的技术标准，并对不正常低价的产品进行质量检验，其结果是打火机的性能价格比得到了维护，最后，温州的打火机不仅在当地占领了市场，而且在韩国和日本都取得了竞争的胜利。
其二，调节国民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依靠政府很难对公平分配提供充分保障，而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则有助于保障公平分配的实现。
正是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有效利用政府财政的补贴和民间资金的捐助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促进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从城市向农村、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所以使得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政治层面的洞悉：民主法治的推进者。
公民社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提供宽厚的社会空间和智识性动力。
一方面，促使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改善政治民主。
民主契约论者强调权利对于权力的先在性，然而政府权力却具有天然的膨胀性，致使权力的僭越并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最终滋生腐败。
试图遏制政府权力的腐化，必须对其实行有效制约，但是单个的社会力量又没有能力与政府相抗衡，而公民社会组织则克服了单个人面对政府强权时的脆弱性和松散性，它以组织化和群体化的形式将来自社会单个的资源和能量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多元自主性权利，以对政府权力进行分割、分解和制衡，从而促进“权力政治”走向“公益政治”。
另一方面，促使国家本位走向社会优位，培育法治土壤。
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在很大意义上仍局限于政策层面，而没有真正化为社会现实。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体制和观念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操作上的，或者说，我们缺少法治的切实体验和感悟，它始终停留在“图景”状态而难于“日常化”。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浓重关怀，所以法治的成绩才收效甚微，而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形成正是对“行动者归来”的深切回应。
公民社会组织就像一所社会大学校，通过社会成员的民主参与、平等协商、社会监督等实践活动，在无形中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社会空间，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监督意识，塑造法治社会所需的自主性品格，从而为现代法治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三)社会层面的透视：利益冲突的调适者。
公民社会组织对化解社会矛盾、调适利益冲突将起到“减震器”的作用。
(1)预警效应。
公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关怀弱势群体、扎根社会基层、贴近人民大众等优势，所以它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天然能力，能够先察觉到社会矛盾的萌芽，从而向政府或有关部门发布预警信号，传递调控信息，并通过民主协商、规范引导和理性处置等有效措施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内部，消弭在萌芽，防止利益冲突的不断升级。
(2)沟通效应。
由于公民社会组织是位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性部门，所以它能够建立起通畅的“上情下达”或“下情上传”的沟通渠道。
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把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时反馈给社会成员，促进社会成员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增进相互信任，减缓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通过不同形式将社会成员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地集中起来并传递给政府，以便政府有效了解社情民意，排解民众的怨气，释放社会的压力。
(3)疏导效应。
公民社会组织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如维权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反映众多社会声音，并把各种社会愿望和民众诉求，输入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的运行机制之中，并通过自律协调、沟通交流、说服劝导等方式来疏导民众的心理积怨，从而减少非理性个体行为的发生，消解利益冲突。
三、现实的检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就国内外学者已有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组织的实践品性主要有以下四个：(1)资源获取的独立性。
公民社会组织作为自治组织，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一般都不依赖于政府部门和其它社会组织。
(2)组织架构的非政府性。
公民社会组织既不是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也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但这并不表明它与政府是没有任何关联甚至与政府相抗衡。
(3)运作原则的非营利性。
公民社会组织的组织使命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但这并不等于它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其获取收入必须返回组织使命所规定的工作中去，而不是在组织缔造者中进行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