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情写真文字 浙江 斯燕琼

清沌的大襟情缘1988年我21岁，高考落榜后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半年后，一个远方表姑来给我提亲，女方是她娘家村里的姑娘，名叫王淑玲，那年23岁。

因为互不相识，需要见个面，见面的地点就在表姑家。

原计划父母和我同去相亲，但父亲临时有事没去成。

我只好和母亲一起去。

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向表姑家走去。

因为路上自行车出了点毛病，所以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20分钟。

当我来到表姑家门口的时候，表姑正在大门外张望，发现了我们就迎了上来。

表姑对我说姑娘已经到了，也是同母亲一起来的。

听表姑说，姑娘长得很漂亮，但是漂亮和漂亮也不相同，不知是怎么一个漂亮法？是否中我的意，急于一睹芳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但是到了屋门口，忽然想到，这是相亲，马上就要和一个陌生女孩子见面了，自己会变成一个朵花，一件玩物供许多人玩弄鉴赏。

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咚咚地跳了起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正在我犹豫是让母亲先进屋还是我先进屋的时候，门帘撩了起来。

撩门帘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她身后站着一个面带微笑的姑娘。

不用说那个撩门帘的女人是有可能成为我的岳母的人，至于那个姑娘肯定就是有可能成为我的终身伴侣的人。

因为屋子里面就她们两个人。

我不由得仔细打量那个姑娘，什么苗条，面目白皙。

我忽然发现她的额头上竟然有三个拔过火罐的紫痕，虽然不是很紫，但是在白皙的额头上仍然显得很清晰。

看到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痛。

因为在过去农村女人头疼经常在额头拔火罐，不过现在都改为打针吃药了，很少有拔火罐的了。

我在仔细一看她梳着两条齐肩的辫子，不过头发又黑又亮。

这是中国六七十年代姑娘的头型，当时是八十年代末，像她那个年纪的女人一般都是短发或马尾辫。

妈呀，头型竟然落后二十年。

我又仔细打量她的穿戴：她竟然穿一件带大襟的红底蓝花棉袄。

这种棉袄小时候好像见母亲穿过，但相亲时母亲早已不穿了，只有少数老奶奶穿。

这是什么人？这种头型服饰我只是在影视上见过，没想到她就是即将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人。

唤醒“托儿”妻子的最后良知作者：叶子来源：《新天地》2016年第02期下岗再创业，原来是当托儿2012年6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某机关干部苏景龙正在家看电视，妻子顾秀洁领着一个年约40岁名叫倪莲莲的女人回来了。

倪莲莲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策划师，她对顾秀洁说：“大姐，现在很多下岗职工都在创业，你口才好，形象端庄，做我们的宣传员，准行。

”顾秀洁高兴地说：“我正愁找不到机会呢，你可帮了我的忙了。

”“那个女人别是搞传销的。

”苏景龙提醒妻子。

顾秀洁说：“我就是替他们公司做宣传，跟传销不挨边。

”顾秀洁很快进入了“角色”，哪里有保健品讲座，倪莲莲就将她请去，帮助“宣传”。

2013年1月的一天半夜，苏景龙忽然醒来，发现睡在身旁的妻子不见了，而客厅里却好像在和什么人聊天。

苏景龙拉开卧室的门，看见妻子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几张纸，手握电话，照本宣科念叨着：“……我这条寒腿，一到冬天就犯病，连床都下不了，吃了你们的××胶囊，仨疗程就能下地走路了。

真得感谢你啊，李大夫……”过了一会儿，顾秀洁撂下电话，看下表，没容苏景龙说话，就又操起电话，慢声细语地说：“孙老师你好，我患高血压、高血脂五六年了，什么活儿都不能干。

我闺女给我买了你们产的××药，我吃了以后呀，血压和血脂都降下来了，连我老伴都说你们这药疗效显著，是神药……”说到这里，顾秀洁的声音忽然哽咽起来：“孙老师呀，真不知怎么感激你们……”苏景龙明白了：“你这不就是给人家当托儿吗？明摆着坑人啊。

”顾秀洁不以为然，说：“托儿怎么了？这也是商业需要。

”她告诉丈夫，之前参加药品保健品讲座，她也是去“现身说法”的，苏景龙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妻子忽悠骗人，丈夫脸面无光自从接了给保健品厂在电台直播广告当托儿的活儿，顾秀洁便过上了黑白颠倒的日子。

白天，她除了和倪莲莲打电话，就是睡觉。

晚上，她却像个夜猫子，躺在床上嘴里不停地默念当托儿的“脚本”。

半夜，她则一骨碌爬起来，到客厅打电话参与电台直播……苏景龙受不了了：“你这么折腾，我睡不好觉，第二天都没精神头工作了，怎么办？”顾秀洁回答干脆：“好办，分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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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针线线见真情
作者：吴迪
来源：《新天地》2011年第05期
常在电视屏幕上露面的高颖英大姐今年86岁，本是老奶奶的年龄，但她更喜欢大家叫她高大姐，她说这样会让自己忘记年龄，感觉年轻，于是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的小字辈也都乐于称她高大姐。

高大姐是中老年模特中名副其实的“大姐大”，早在1989年她就参加了北京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今日风光正好》首都中老年服装模特大赛，这档节目在当年可是轰动京城乃至全国，这之后她还成了广告明星。

她是目前仍活跃在T台上的年龄最长者，二十余载从未停止过，岁月的沉淀造就了老大姐从容自信、仪态端庄、步履轻盈的表演风格，是北京市夕阳红中老年服饰表演队的骄傲，是队员们的一个宝呢！
如今，高大姐除了每天坚持在家里练习走猫步，还积极参与模特队的排练和演出，并且时常提出独到的建设性的意见。

去年入冬，高大姐开始了她的一个计划，用买来的各色纱线几股合在一起，一针一线编织了二十余双鞋袜送给了老队员。

细细的纱线要有怎样的耐心才能一股一股缠绕在一起合成粗线；这些粗线又是怎样一寸寸一尺尺经由老大姐的手魔术般成为工艺品的鞋袜；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静静地坐在那里编织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把多少情多少爱倾注在这针针线线里，把多少希望寄托在彩线的缠绕中！所以当这些鞋袜随着每次活动陆陆续续交到每个人手中时，沉甸甸的情意让人动容。

高大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模特队的队员们怎能不互相尊重，顾全大局，和睦团结。

现在每次活动中，高大姐依旧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觉得“美是有责任的”，她这样的年龄走在公众视线中要成为一个榜样，激励自己，也感染周围的人，她坚信当每个人都注重仪表、穿着靓丽，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谐就会离我们不远了。

（责编：孙展）。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作家，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４日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

１９５８年发表处女作《我和雪梅》，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

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

至今已有６００多万字３６本作品集及一部８卷本文集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坛极为勤奋很有影响的作家，其作品曾获多种奖项。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梦谷》、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散文集有《不了情》、《枕上诗篇》、《叶文玲品味文集》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职工法律天地2023年第10期阴王新同独守昆仑30余载，谱写爱情传奇30多年前，新婚不久的丈夫到新藏线上修路，思夫心切的杨丽不顾危险，千里迢迢跑去陪伴他。

然而甜蜜的生活没过不久，丈夫却在一次塌方中不幸牺牲。

因为没找到丈夫的遗体，杨丽坚信他没死，一定会回来找她！公路竣工后，施工队走了，杨丽却留在海拔4500米的雪山之巅苦苦等待，只为寻找心上人。

她被人们誉为现代“孟姜女”，也是刀郎《西海情歌》的人物原型，谱写了催人泪下的爱情传奇。

新婚离别，踏上茫茫寻夫路今年55岁的杨丽，出生在四川省德阳市的农村。

因为家庭贫寒，她仅读了几年书，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干农活。

杨丽天真烂漫，温柔能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姑娘。

19岁那年，她遇到邻村的英俊小伙李军。

两人很快相爱了。

1988年，20岁的杨丽嫁给了李军。

虽然她没什么文化，但李军从不嫌弃她。

他们结婚才几个月，经当地政府统一安排，李军和一批工人前往新疆，支援公路修建。

杨丽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尽管她知道丈夫这一去要几年，但她并没有反对，而是支持他的选择。

临行前，李军向她保证，自己一定会平安归来，到时候两人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

那天夜里，杨丽彻夜未眠，也不敢睁开眼睛，只好一直装睡。

第二天，李军悄悄地离开了，他怕妻子伤心，所以连告别都没有。

杨丽从此开始了等待。

李军所在的施工队负责修建的公路，就是新藏线。

它从新疆喀什到西藏日喀则，全长2100多公里。

这条公路堪称“天路”，要翻越五六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因缺少工程机械设备，所以基本靠人工作业。

数以万计的人日夜奋战。

高寒、缺氧、泥沼、孤独，每一米公路都是他们用生命铺出来的。

不少工人牺牲在了筑路现场，由于条件艰苦，甚至有些牺牲者的名字都无从知晓。

因思念妻子，夜晚休息时，李军就给杨丽写信。

每当补给队前来运送物现代“孟姜女”：17资，他就拜托人家帮忙把信带到山下，寄给妻子。

每次收到丈夫的来信，杨丽都会兴奋异常。

薄薄的几页纸，承载着这对小夫妻浓浓的思念与爱恋。

回忆挚友倪斐君 (1996) 回忆挚友倪斐君 (1996) 回忆起三四十年代的倪斐君同志，我便想起她那颀长、健美的身材，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那潇洒大方的举止，和她那音调平稳、带有锋利刺人力量的谈吐，以及她那无拘无束的爽朗笑声。桩桩往事随之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多年来，我总想就我尚能忆及的片断往事撰写成文，以寄托我对这位挚友的哀思，苦于琐事羁绊未果，现在得偿夙愿，惟时隔半个世纪之久，难免挂一漏万，倘有谬误，尚望知之者给予指正。 初识斐君 1937年底，我和胡绣枫、傅伯群等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的影响下，在武汉自发地组织了一支“难民妇女服务队”，为伤病战士和难民服务，同时广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战斗。我们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陈逸云、唐国贞之流所把持的“慰劳总会”的种种刁难与排挤，她们不发给慰劳伤病员所需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在我们面临“断炊”的紧急关头，胡绣枫想起了贺耀组，胡的爱人李建华因参加过“左联”而被国民党蓝衣社逮捕入狱，是贺耀组设法营救他出狱的。贺耀组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军事统计局局长。贺虽系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为人重道义、乐助人。当胡向他说明了“难民妇女服务队”处境困难的情况后，贺十分仗义，当即向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了介绍，并请他们给予援助，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以后贺又介绍其妻倪斐君参加我们这支队伍，并肩负领导重任。迁往重庆后，斐君改队名为“难民妇女服务团”，并自己出资租赁了曾家岩50号二楼为团部，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 斐君性格豪爽，富正义感，扶危济贫，见义勇为，而且有胆有识，敢于负责。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其他贵妇人那种矫揉造作、趾高气扬的表现。由于她面色略黑，言语锋利刺人，何应钦给她起了个“黑玫瑰”的绰号。她十分鄙视那些在国难中自命清高的人。为了堂堂正正地从事救济伤病员和难民工作，她给大家制作了印有“难民妇女服务团”红色大字的服装和草帽，使得那些排斥我们的特务、党棍们无可奈何。她还从难民中挑选了身体健壮、有文化的女青年，组织了一支救护队，并亲自向她们传授包扎、敷药、止血等一系列操作技术。遇有敌机轰炸，她立即背起急救箱，抬起担架，带领这些年轻人奔赴现场进行抢救，在重庆山城的坡路上爬上爬下。盛夏季节，在素有“火盆”之称的重庆奔波，不要说妇女，即使是青年小伙子也要“几步一身汗，爬坡张口喘”，何况她这位富里生富里长的贵妇人?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更可见其舍己为人、扶危济贫的高尚精神。她以苦为乐，为活跃大家的精神生活，有时忙里偷闲，组织大家唱歌或坐在一起讲她的家庭和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趣事。 倔强姑娘 1912年（民国元年)夏，斐君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离城10多里的一个农村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世代以经商为主，耕读为辅。她的祖父在宁波开有木行、猪行、钱庄，还在本村雇工种着80多亩旱田。她父亲弟兄四人，排行老三，还有姐妹五人。父亲和叔父在汉口经营钱庄、百货店。母亲是个憨厚老实、平日少言寡语的农村妇女。 斐君7岁开始上村小学读书，6年的小学教育，使她通达事理，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当她看到母亲受到公婆或其他人欺侮的时候，她便替母亲大鸣不平，理直气壮地和对方论理，因而得不到长辈们的喜爱，被长辈视为家庭中的“叛逆者”；同辈也不敢接近她。惟独她父亲最喜爱这个性情直爽、敢于奋斗的女儿。 斐君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带到上海，并把她送进了上海郊区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曼摩氏 -教会女子中学”。当时正是五卅惨案后爱国革命运动震撼全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听到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斐君感到痛快淋漓，兴奋异常。她想，如果自己也能投入到游行的行列里去该多好啊!跨进“曼摩氏教会女中”后，她对那里的教学、上课、生活各方面都效仿美国教会的方式。感到处处不习惯。对那些穿着教会修女服装的所谓“姑奶奶”们的一举一动虽然觉得新鲜，但对每天面对“耶稣”偶像自言自语地喃喃背诵圣经、默默祈祷，又感到无聊、可笑。 爱国情切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斐君听了悲愤异常，她组织了一部分爱国同学准备上街游行，遭到了校方的严厉斥责和阻止。她气得伏案痛哭，边哭边喊：“什么博爱、自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弄得同学们不知如何劝慰她才好。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3月进入上海，学校停课。斐君欣喜若狂，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跑上街头，高呼“欢迎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此后，她到处打听哪个学校进步。在众多同学的推荐下，她决定报考“吴淞镇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不料此举遭到父亲一位好友的阻止，此人对她父亲说：“中国公学里面华侨和共产党员很多，像斐君这样喜欢活动、渴望到外面闯荡的孩子，到那里很危险，不如让她去产科学校，学点技术，将来毕业后也有出路。”她听了之后产生一种疑惑不解的心情，她暗自琢磨，共产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可怕?既然可怕，为什么很多同学都愿意考这所学校呢?……但她只好遵从父亲的意见，考入上海私立“人和产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基督教徒，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曼摩氏女中”相似，而且对学生的训育比“曼摩氏女中”的专制程度更甚。她既后悔又恼火，想离开这里，报考中国公学附中，又怕触怒了钟爱自己的父亲。她内心十分痛苦，觉得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总是坎坎坷坷的，感到前途黯淡渺茫，学习不起劲，生活懒洋洋。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感到再这样消沉下去，一无所获，将来走向社会，靠什么工作?于是她决定发奋学习，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将来做个独立的、不依赖别人和不受人摆布的人。她在学校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并且在上海市教育局备了案。为此，她遭到那位独裁专制而顽固守旧的校长和那些追随校长的老师们的嫉恨，他们总想在她身上找岔子，拔掉这个“眼中钉”。可是，对这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又在学生中间享有很高威信的斐君，他们又无可奈何。 斐君在有着各种压力而且极其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锻炼，终于度过两年，于1930年踏上了社会。—开始她在南京私立济生医院任护士长，经过半年的实习，又回到了上海，在天主教圣心医院作妇产科助产士。由于她生性桀骜不驯，每当在工作中接触到那些脾气古怪、面孔冷冰冰的法国修女时，便忆起中学时的那些“姑奶奶”们，从内心感到厌恶。尤其在她们对中国护士的工作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时，斐君便总要和她们争执几句，时间一长，矛盾加深。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这种现实，只有另谋出路，摆脱这种环境。她又返回南京，经朋友介绍到康济医院工作。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发一弹，把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斐君听了，把满腔愤怒都倾泻在张学良身上，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束缚得张学良无所作为。她对蒋介石鄙视、忿恨，感到中国的前途渺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她忧心如焚，意志消沉，工作之余便去玩乐，终日浑浑噩噩。 1932年1月28日，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志士们和英勇抗击敌人的十九路军的英雄战士们，使斐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时医院院长逃离上海，医院群龙无首。斐君毅然挺身而出，组织一些爱国医护人员，成立了一支“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闸北、江湾、吴淞一线，抢救伤病员。她亲眼看到那些满身鲜血仍在挣扎杀敌的英雄和倒在血泊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尸体，以及沿途经过战火摧毁的破瓦颓垣，流落街头的难民。十九路军以不足5万的兵力，抗击敌人10万之众；以简单的枪械，对抗日本侵略军的新式武器，苦战30多天，因之震惊中外，唤起子中国人的自信心。 1933年春的一天下午，康济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病人，是院长的同乡至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贵严(耀组)。他因患神经衰弱症来院就诊。通过接触交谈，斐君觉得这个人虽性格内向，但那股豪爽劲儿，颇与自己的性格近似，而且气质不凡，谈吐文雅而风趣，举止腼腆含蓄而大方，她内心深处萌发了朦胧的爱。之后贺耀组慷慨资助斐君，由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办了“良友产科医院”。次年(1934年)，为了提高斐君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帮她进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贺耀组如此的关心和体贴，斐君决心以身相许。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均被父亲以贺有发妻，且年龄大斐君23岁为理由拒绝。同时，许多亲友也进行劝阻。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她最终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果断地于1934年春和贺耀组结婚，但自立门户，不与其发妻同住。 1935年2月，贺耀组奉命出使土耳其，斐君离开了仅差半年就毕业的东南医学院，随贺出国，两人相依相伴，游历了欧洲l0多个国家。这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增长了。同时，也体会到，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外国人的鄙视和欺侮。 奋起抗日 1936年8月，斐君夫妇绕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贺耀组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辕主任。同年6月，斐君携次子仁体同住兰州。未及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在国共合作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组织“妇女抗日后援会”，号召各省主席夫人参加，斐君首先响应并积极奔走呼号。但参加该会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开展活动时有不少遭到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捣乱破坏，斐君万分气愤。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兰州代表是谢觉哉、彭嘉降。因谢老和贺耀组是小同乡，每天夜晚必来贺处闲谈，每谈必涉及国共两党关系与抗日战争问题。尽管二人各有见解，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脸红筋涨，甚至大声喊叫，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感情。斐君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静听，谢老的谈吐犹如流水，明净、流畅、坦率、生动，极富说服力。久而久之，斐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法西斯本质，也看得更清楚了。从而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当时尽管贺耀组的政见是偏袒国民党，但遇有援助敌后解放区的举动，他还是肯于帮助。如宋庆龄曾几次以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用民用航空飞机通过兰州向敌后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食品。按蒋介石指示，这类飞机，必须报请他批准后才得放行，但贺总是不经请示即予放行。贺与谢老之间的往来被当时驻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