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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兼评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作者简介】郑吉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写作《资本论》第一卷中起到什么作用，他在马克思去世后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版本与马克思的版本是什么关系，这些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讨论的重要问题。
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陆续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版本都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版本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MEGA/文本解读《资本论》是马克思留下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巨著。
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对《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国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学术界也对一些西方学术成果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①本文则从文本层面上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并根据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在文本层面上对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对《资本论》第一卷文本的形成的影响上；二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后来的版本的编辑上。
本文前两部分介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一部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出版，简要地分析如何认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后来的版本的编辑。
一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在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见面了，从此开始了两个思想家长达40余年的交往和学术联系。
在恩格斯去世后不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就进入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的视域。
卢卡奇和科尔什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一些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总体上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统一性。
②1961年，英国学者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与批判的研究》，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存在对立的著作。
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一场经济思想史的旅行【摘要】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并非亚当·斯密的制针业模型所能全然涵盖，实际上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
本文围绕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思想，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对这一思想的最早阐释，然后途经亚当·斯密直接的思想先驱——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作品，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代的发展。
对劳动分工这一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通过一场历史性的概略阐发，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关键词】劳动分工专业化自然自由城市化人力资本在经济学号称世之显学的今天，如果去问一位当代接受过主流经济学训练的学人，除了亚当·斯密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扣针生产的劳动分工理论的著名例子之外，对于劳动分工经济学还有多少其他的印象？相信所得到的绝大多数的答案都会是“止此而已”。
或许他们还会这样质疑：劳动分工的经济学不是早随着亚当·斯密时代的那类手工业作坊而一去不返了吗？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劳动分工与现代经济学关系不大这种印象已然根深蒂固。
事实的情况却是，劳动分工这一概念不但有其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其丰富程度远非人们所熟知的那个通俗化的扣针生产模型所能涵盖，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研究又卷土重来，劳动分工在经济学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处在非比寻常的复兴当中。
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出色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意味着在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乃至国家之间，主要通过各种交换而使得彼此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因之得以扩大和深化，社会经济生活得以组织的各种方式也都会受到此类变化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研究劳动分工，就是在研究市场和经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对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原理，心中怀有一种久违的激赏。
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研究摘要；斯密、马克思、熊彼特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跨越三个世纪），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但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影响甚大、作者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既有质的区别，又有着一定的“继承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一、关于研究方法的比较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在吸收前人思想结晶的基础上，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产物。
由于深受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斯密的社会观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一方面，他认为经济现象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或自然秩序，人们所认识的各种事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另一方面，他把所谓人类利已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成是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并认为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秩序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范畴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具有超历史的一般性质。
斯密这种在社会观上的矛盾，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具有二重性。
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斯密一方面采取抽象演绎法，力图撇开次要的、表面的现象，找出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性及其规律性。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这种科学的方法贯彻始终，时而又在经济现象的表面上打转转，进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永恒的制度。
斯密二重的研究方法和他的二重的理论一样，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都开了先河。
从此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也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这一派坚持抽象法，并把它逐步完善；另一派是由马尔萨斯和萨伊起，再经过庸俗学派，直到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要求从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一切经济现象。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上：第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经济范畴、规律都辩证地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指出它们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
《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读书笔记——第二册第一篇：《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读书笔记——第二册《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读书笔记——第二卷第三编1790至1870第三章知识背景1.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
[49页]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b）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
·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是社会学的、即不是思辨的理论简要地包含在《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一简洁的句子把它概括为：政府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译者按：《共产党宣言》原文为“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因此，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东西——国家本身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就已经死亡了：这个命题由列宁拾起来，并大加强调。
关于这种国家和政治理论所应当说的，不可能都在这里说完。
那个核心句子当然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真理。
但它间接地暗示了比那个片面真理更为重要的某种东西，即这样的想法：国家（政府，政治家和官僚）不是一种应当对它加以哲理化或崇拜的东西，而是一种应当对它来进行现实分析的东西，就像我们分析例如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那样。
[89页]4.进化论（e）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
[107页] ·我说的是有教养的人，因为对于在解释和批评方面缺乏防御手段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情形就会两样。
然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以躲藏在权威的背后。
[107页]6.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b）无政府主义·要认识到这一点实在不会有任何困难：当劳工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仍然有人真诚地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无助和受挫，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便是“思想意识的凝固化”。
对“斯密教条”科学性及不足的分析[摘要]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长期以来，其价值取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论断却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强烈批判，并称之为“斯密教条”。
本文从斯密的价值理论出发，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对其批判的原因，并试图找出二者价值理论的共通之处，从而证明斯密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关键字]斯密教条年价值产品年产品价值一、斯密的三种价值规定亚当·斯密在其光辉著作《国富论》里提出了价值的三种规定方法，这三种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共同构成斯密价值理论的基础。
斯密的第一种价值规定是：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
对劳动价值论的肯定是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他不仅承认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同时他还认识到不同强度、难度、技术含量的劳动不能直接比较，而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加以换算。
“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以交换两点钟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
在此，斯密虽然没能进一步将具体劳动抽象化为“一般社会劳动”的概念，但通过劳动时间来对具体劳动加以平均说明他在其种程度上已有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观念，已经接近了对“一般社会劳动”的理解。
对于自己的第一种价值规定，斯密认为有其局限性。
他认为只有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但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以后。
劳动产品就不全归劳动者所有，而必须与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共分。
这样“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
就是说，前述价值决定原理就不再起作用。
在斯密看来，很明显，这时商品的价值“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根据同样理由，还必须付给地主以地租作为使用土地、取得自然产物的代价。
于是就可以引出斯密的第三个价值规定：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这三部分来决定。
第一部分导论1、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互动1．1 对“经济社会学的”各种界定“经济社会学”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涂尔干1896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中，该年鉴把社会学分为若干分支，包括一般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美学社会学等。
在涂尔干那里，是将社会学看作广义的社会研究之学，而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如何界定“经济社会学”，在使用这一用语来表示某一研究领域，并且常常也关心该领域发展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当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时，使用了“经济社会学”这个概念。
而他所说的“经济社会学”，指的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社会结构相关的”研究，而社会结构因素则包括劳动分工、土地私有制的起源、经济自由、法律上的安全等。
（熊彼特，1912/1990，第67页）后来在《经济分析史》中，他又对经济分析和经济社会学做了这样的区分：“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动的。
”在研究怎样会如此行动时，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制度的作用。
（熊彼特，1952/1996，第页）富永健一主编的《经济社会学》——这是中国国内翻译最早的“经济社会学”教材——中，对“经济社会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
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
”（富永健一，1974/1984，第3页）在较新近的著作中，斯梅尔瑟和斯维特博格给经济社会学以这样的定义：“经济社会学——使用韦伯和涂尔干提出的用语——可以十分简单地被定义为将社会学视角应用于经济现象。
一个类似但更为精确的版本是，将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变量和解释模型用于有关稀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活动的复合体。
〔DOI 〕10.19653/ki.dbcjdxxb.2019.04.002〔引用格式〕朱富强.斯密人性悖论及其内在统一性 勿将现代经济学 经济人”假设归源于斯密的自利人[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9,(4):12-23.斯密人性悖论及其内在统一性勿将现代经济学 经济人”假设归源于斯密的自利人朱富强1,2(1.河南大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摘 要〕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斯密,但斯密既在‘国富论“中发展了自利心,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发展了同情心,两者表面上所呈现出的一种人性悖论就被称为 斯密问题”㊂实际上,斯密的人性假设是统一的: 利己”和 利他”只是人性二重性的真实反映,斯密将它们都建立 克己”的基础上,从而在经济界与道德界实现了人性观的统一㊂同时,斯密人性观也与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相通:人类行为是从 己”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互惠的利他主义则是达到 为己”目的的有效手段,因而 为己利他”也就是人类合理的行为方式㊂在很大程度上, 无形的手”的 预定协调”也是以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基础的㊂但是,现代经济学却舍掉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所根基的伦理基础并将之转变为 经济人”假设,从而过度美化了现实市场㊂〔关键词〕 斯密问题”;人性悖论;利他主义;利己主义; 为己利他”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9)04⁃0012⁃12 一㊁引 言现代经济学往往将 经济人”假设追溯到斯密的分析:人的自利心驱使其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个人利益,进而引导社会合作和提升社会福利㊂但是,斯密所设定的自利人与现代经济学设定的 经济人”假设果真是一回事吗?答案是否定的㊂究其原因,斯密认为市场利用人性的自利来整合人类活动,这种自利人性使得人们显得相互关心,通过增进他人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的自利根本上体现为 为己利他”的人,是内含特定社会伦理关系的社会人,而不是原子化抽象的 经济人”㊂同时,尽管斯密以 无形的手”原理来解释孤立的个体行为之间的 预定协调”,但实际上,斯密的自利根本上以 克己”而非放纵为条件㊂可以从两方面对斯密的市场观加以阐释:一则,在个人性和社会性的背后存在着某种 预定协调”而使得两者趋于一致,正是这种 预定协调”将伦理和经济联系了起来;二则,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公益,从而强调了 克己”和 自制”的重要性,也衍生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㊂要全面理解斯密的自利观和市场观,还需要嵌入历史背景来加以认知㊂在18世纪中叶,西方社会中的世俗活动已经替代了宗教活动来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关注也取代对神性的关注,成为 人”的学科的分析立足点㊂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斯密在经济领域也就着重关21 收稿日期:2019⁃04⁃10基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与政策体系”(2016WCXTD001)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男,江苏丹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㊁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等研究㊂E⁃mail:zhufq@注如何发挥个人的行为主动性,并揭示追求私利对社会所带来的好处㊂同时,斯密对这些好处的分析都是以行为者的 克己”为基础,否则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欺诈㊂斯密对 克己”的自利人分析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活动领域,而且面对的是一种熟人市场㊂因此,相对于当时更为激进的孟德维尔和休谟等人,斯密运用自利人进行分析的领域是相对收窄的㊂这也意味着,斯密这种 经济学化”的分析实质上取消了经济分析的普遍适用性㊂不幸的是,随着肯定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不断渗透,后来的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和庸俗化,以致后来的经济学人脱离了斯密分析的限制条件㊂一般而言,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人从两方面强化了斯密经济思想:一是简单承袭斯密 无形的手”的思想而凸显 预定协调”观,二是片面继承了斯密在‘国富论“中致力阐述的自利观而鼓吹自利行为㊂结果,蕴含在自利人中的伦理关系就逐渐被抛弃了,而冷淡的纯粹自私心被当成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㊂这一发展趋势可以从斯密在英国的两大传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那儿得到鲜明呈现㊂一方面,马尔萨斯反对帮助穷人,并把上等阶级的特权和财富与社会整体利益等同起来㊂马尔萨斯[1]认为, 以仁爱心代替自爱心的社会原动力,不但不能生出幸福的结果,且将使今日仅一部分人所感到的贫乏的压迫,为社会全体所感到”㊂另一方面,李嘉图不仅秉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而且吸收了斯密的 原子”经济观,进而把一切社会经济现象还原抽象为个人行为㊂在李嘉图眼里, ( 经济人’)只有一种活动,即谋利的活动;只有一种要求,即生利的要求;只有一个目的,即成为富人的目的㊂ 在李嘉图的大著里,我们找不到几个关于精神文化的字样,因为在他假定的那种社会,那种市场里面,是用不着那些字样的”[2]㊂由于李嘉图在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基于个体福祉考虑的行为功利主义就逐渐成为评判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开始与斯密的原初思想相背离㊂因此,米尔斯[3]认为, 自从斯密在这方面出色地开了一个好头之后,一个重大的机遇却被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来的几代人给浪费掉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斯密为他们奠定的良好基础㊂相反,他们固守且发展了斯密的理论遗产中错误的东西,却没有重视并向前推进斯密关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所应起的作用的理论 在斯密看来,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就是通过提供适当的结构和激励,使工业革命的潜力能够得到开发和实现”㊂尤其是为了便于承袭斯密的自利人研究思维,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重新限定在较窄的纯市场领域㊂问题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现代经济学又逐渐扩大了其研究领域,只不过把这些领域都贴上了 经济”分析的标签㊂结果,斯密曾告诫的 经济人”分析弊端重新暴露出来,这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根源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和剖析斯密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所依据的人性观,进而审视现代 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㊂二、斯密人性悖论的产生及内涵斯密一生的著作主要有两部,而它们所根基的人性是不同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而把源于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斯密却把人性本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㊂为此,德国历史学派指责斯密制造了 自利”和 利他”间的人格分裂,以及经济学和伦理学间的内在紧张:一种人性本善的利他主义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㊂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发现和提出的斯密人性悖论问题㊂德国历史学派学者的解释是,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根植于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思想,深受哈奇森和休谟的影响,从而强调同感互利;而17年后所写的‘国富论“则根植于法国的理性传统,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从而强调自利竞争㊂果真如此吗?现有的证据表明,这种割裂说并不存在,因为‘国富论“的许多见解在斯密游历法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4]㊂同时,斯密的著作对后世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国富论“第一次构建了系统的经济学体系,斯密理论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就主导了经济学的后来发展㊂那么,如何理解斯密人性悖论问题呢?就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来分析㊂直到18世纪,英国的道德家都像以前的所有道德家一样,愿意采用某种规范的行为标准和31规范的判断标准,这也是康德提出绝对道德律令的社会背景㊂但是,对于那些关注社会经济行为的人而言,这些先验的道德律令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其内涵也显得相对空洞僵化;相反,他们往往更愿意把人道的利己主义转变为一种理想,把指导这些人的行为理论转变为行为规范的来源㊂特别是由于当时的物质文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关注时事的一些学者开始倾向于将视觉投射在经济行为上,从而就产生了对经济理性的思考㊂正如熊彼特[5]所说: 理性已消除了除社会福利外的所有超个人的价值㊂从这种人类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福利不正是实现每个人的享乐主义偏好图式而给每个人带来的满足的总和吗?假如真是这样,我们不就一举发现了唯一可能有意义的道德规范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多数人起初主要把 善”和 同情心”视为人之理性,从而相信个人能够以社会容许的方式来理性地增进个人的幸福㊂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只关注结果而不关注动机,并转而关注这样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基本原则:凡是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就是好的,凡是损害社会福利的行为就是坏的㊂显然,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是写成于前一种社会背景下,而‘国富论“则是基于后一原则㊂在斯密之前,英国社会占主流的是以沙夫兹伯利㊁洛克为代表的强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和谐一致的道德主义观点㊂斯密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对美德的看法及追求这种公益的途径上,却与这些先驱们存在着明显的冲突㊂例如,基督教传统道德哲学强调逐利是一种恶的行为,克己和禁欲则是善行,每个人追求这种善也将导向一种整个社会的善㊂但是,斯密却接受他的老师哈奇森的观点,把追求自身的快乐也看成是一种美德,而不再是恶㊂实际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出发点都是反对中世纪流行的说教:幸福和美德是不相容的,真正的美德是禁欲主义的自我抑制㊂为此,斯密以自然神学体系为基础,在继承古希腊自然法则学说的基础上注入了苏格兰的世俗观念,从而重新对人之本性展开深刻的剖析㊂在斯密看来,只有发现个人永恒不变的本性,才能解释社会㊁国家㊁政治㊁经济和道德㊂那么,人的本性究竟如何呢?斯密强调,人的行为自然地由自爱㊁同情㊁正义感㊁劳动习惯㊁追求自由的欲望和交换这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然秩序就是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㊂先于斯密的霍布斯㊁孟德维尔等人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个体的逐利动机,把追求私利视为人的本性㊂这些经验主义认知也深深地影响了斯密,但斯密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㊂例如,孟德维尔将一切人类行为都贬低成或是公开或是经过伪装的自私,并认为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都依赖于个人的逐利行为,从而强化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共生性㊂继承了早期道德主义者的说辞,孟德维尔又将人的逐利行为冠上 恶”的名词,从而夸张地抛弃道德主义而支持性恶说㊂显然这种 私恶即公意”的命题在道德论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善的东西是不可能不加疑问地由不道德的行动促成[6]㊂为此,斯密指出,追求快乐本身是善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孟德维尔所承袭的那种把快乐视为恶的传统教条㊂阿巴拉斯特[7]认为, 斯密深深地受到了孟德维尔著名的私恶即公益之悖论的影响,而作为一个道德学家,他也对此表示不满㊂而事实上,他对此的惟一答复表明,孟德维尔人为地使冲突尖锐化了,如果自私的行为不仅没有伤害其他人,而且在实际上有利于他们的话,那么,它未必应担当罪恶之名㊂除此之外,斯密赞同并扩展了孟德维尔的分析”㊂同样,狄雍和斯密[8]也认为,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区别自利(书中常称 自爱’)与自私㊂自私带有贬义色彩,形容个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㊂自利与 公正的旁观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 天生的’或 和谐的’本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同㊂在‘道德情操论“结束处,斯密严厉批评孟德维尔博士没有看到自私与自利之间的区别”㊂也就是说,尽管斯密的著作具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但孟德维尔所强调的 个人的逐利行为有利于社会”的思想几乎全部潜在地被斯密所吸收㊂哈耶克[9]就认为, 孟德维尔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先驱,这是他长期以来得到公认的地位”㊂只不过,斯密的分析更深入,他不仅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下个体如何追求自身利益,而且还从分工角度来说明此类行为如何有利于他人㊂问题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如何达到一种利益相互协调的社会秩序?斯密将上述两种思想渊源有机结合起来:一则,承袭当时以沙夫兹伯利和哈奇森为代表的学者所阐发的英国道德主义哲学传统,斯密强调两者可以自然地和谐统一,41追求欲望并不有损于美德的培养,尽管欲望追求的基本途径是要 义中生利”;二则,受孟德维尔等人的影响,斯密认为自利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主张政策要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㊂正因为内含了两类似乎对立的思想渊源,斯密的人性观似乎呈现出一种 利”和 义”的紧张,从而出现了所谓的 斯密问题”:斯密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㊂同时,长期以来,不同学科及不同学者各自都带上有色眼镜来对斯密的人性观进行差异性解读,以致 斯密问题”成为横亘在持不同主张的学者之间引发争议的渊薮,也奠定了经济学的基本走势㊂事实上,德国历史学派就批评斯密的经济学只重视作为经济生活主体的个人,而不关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社会问题,只注重人的自爱心,而忽视了伦理关系㊂与此相反,与德国文化相通的奥地利学派则挖掘了潜藏在斯密学说中的自利人和利己心, 不是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其看做是伦理问题,也不是内在于人性的本性㊁冲动这个意义上,而是在如下意义上,即从无限庞杂的现实人类生活之中抽出 一个方面’即 经济方面’这种方法上的程序及其思维上的技术这个意义上,改变了形式”[10]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后代学者对斯密人性问题的不同解读,构成了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不同发展方向:一则,社会学㊁人类学㊁法学更愿意从社会制约的角度分析人们所具有的同情心,如涂尔干就强调,个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决不可能产生社会团结;二则,经济学则从自由放任角度宣扬人们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在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展开的第一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大战之后,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主张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传播和继承㊂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对斯密的观点进行系统剖析,以厘清各社会科学分支后来的发展路径㊂三、斯密之人性二元论的内在统一基础斯密的人性观有两大主要渊源:源于英国传统上注重的公益和克己的基督教道德,源于孟德维尔首倡的私恶即公意的反叛思潮㊂这两种思想渊源通过斯密的广博知识和条理思维而在经济学界和道德哲学界之间相互渗透,并成就了统一的人性和社会认知观:逐利+克己=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㊂(一)基于时代背景和著作体系的审视考虑到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体系的统一性,有理由相信,斯密的两部著作都是基于一种统一原则㊂在斯密时代,经济学和伦理学都是当时苏格兰 道德哲学”这门学科的构成部分㊂经济学不仅具有社会科学的实证特性,也具有人文科学的规范特性㊂同时,斯密讲授 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包括了神学㊁伦理学㊁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又从属于政治学,因而这四大部分组成的讲义就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㊂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经济学涉及的内容和外延与道德哲学等是相通的㊂事实上,斯密就曾计划写出 道德哲学”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和过程,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㊂因此,从这点来看,他的思想认识也必然是统一的㊂熊彼特[11]认为,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㊂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已经放弃了其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的许多观点㊂不过事实是,‘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生前曾经出过六版,最后一版是在斯密去世那一年出版的㊂在斯密时代,无论是探究心灵之善的伦理学,还是探究物质之善的经济学,其共享的宗旨是:人性之善或人类幸福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密先写‘道德情操论“再写‘国富论“,而两部著作都是以一种共同的㊁一贯的观点写出来的㊂例如,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虽然把利他的原始感情视为人所固有的,但又以丰富的实例来阐明人的利己性;同样,在‘国富论“中斯密虽然强调人的利己心的作用,但又强调互惠性,并特别推崇 正义的美德”和 谨慎的美德”,以致 经济人”不外是某种意义上 谨慎的人”㊂特别是在经济学还未完全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年代,斯密试图从人的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怎样生活的伦理价值㊂因此,大河内一男[10]指出, 斯密的经济学,其本身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国富论“贯穿着这种精神㊂这就是那种 谨慎的美德’的伦理,这一美德是具有代表性的市民美德,为经济生活最充分地代表市民社会的生活提供了依据㊂从而,那个 经济人’也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安排,在当时是最具体的社会人㊂这样看来,也许不应该认为‘道德情操51论“是研究人类的一般社会生活,而‘国富论“则只抽出其中的一部分,即经济生活来片面地加以研究,毋宁说,‘国富论“中的 商业社会’不外是‘道德情操论“中的 市民社会’的现实形态”㊂在斯密看来,自利本能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出发点,而利他则是亲社会性的体现,要求个体在努力追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他人或社会福利,借助 通感”使人通过想象㊁参与㊁分享和模仿(设身处地)等方式形成诸如仁慈和正义等基本道德情操,从而保持其行为的 合宜性”㊂因此,通过社会性的利他手段就促成了人类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内在关联,仿佛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体的自利行为导向人类社会共同的善,即个体充分而合理的竞争和创造,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12]㊂因此,大河内一男[10]认为,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不是站在相互矛盾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统一的立场上写成的,换句话说,私利的伦理学中作为前提的人性和他的经济学中一直预定的人性,即那个 经济人’的人性,按理说不会是相互对立的”㊂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的同情心出发,探讨道德伦理问题,阐明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而‘国富论“则开创性地试图将政治经济学这一新学科植根于牛顿主义的宇宙中,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㊂显然,这两部书实际上有密切联系,在道德世界,同情心完成这种整合;而经济世界,私利完成这种整合㊂这两个原则在其各自的领域都表现为创造出一种和谐来,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样㊂(二)斯密的两种人性观存在共同基础如同孔子强调的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㊃颜渊“)一样,斯密人性思想的统一基础也在于人的自制力㊂其实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其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㊂为了挖掘这种自制力的根源,斯密将行为者视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天然具有为别人设身处地考虑的特点,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从而可以分享他人的情感,这样自己也会向往得体㊁高雅地行事㊂斯密[13]认为,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㊂正是基于长期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斯密相信,人类培养出了特有的追求公平和互惠的品质㊂正如斯密[14]指出的, 这种倾向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中是找不到的”㊂显然,斯密在伦理哲学中强调的利他主义并非是无条件的,也是出于社会约束和自制相结合的产物㊂因此,斯密对人性的认知不是单向度的,更不能等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 经济人”,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㊂第一,即使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斯密也不是宣扬无限制的利己主义行为,而是在承认自爱心是人类本意的同时也强调需要受到制约,甚至认为良心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㊂在斯密看来, 克己”能够将自爱心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㊂斯密[14]以私人银行发钞为例进行了说明, 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在许可之列㊂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应有的㊂因为法律不应妨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㊂从某种观点说,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㊂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㊂显然,正如斯密德[15]指出的, 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自然赋予的礼物,而是一种建立在某些自我约束基础上的产权的公共选择集”㊂第二,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将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 自爱”㊂为此,斯密在对支配人类行为的几种动机逐一剖析后认为, 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13]㊂正是由于‘道德情操论“充满了对自爱的表述,有学者甚至认为,‘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偏向于自利说,因为‘国富论“中往往以批判的态度来阐述自利行为,并且,‘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对物质生活与制度的安排如何影响个人能力等[4]㊂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自爱的本性和同情心是相伴随的,也是相互依赖的;同情心可能妨碍在自爱心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更多是保证了长61。
亚当.斯密论分工徐瑾熊彼特说过“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或通过统计数字”，一切经济思想都基于现实之上，分工带来的工业变革给与了亚当斯密机会将经济学自成一体。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述十九世纪的英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而事实上十九世纪是一个资本的时代。
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席卷了全球，带来第一波世界性的产业革命，财富与生产力双双向前，资本主义从此取得了历史的胜利。
正当其时，脱胎于伦理学的经济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傲立社会科学之林——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在书中他讨论一个国家财富何以积累的问题，涉及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区域。
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作品《经济分析史》谈起《国富论》中其经济思想不过“分工”而已，评价斯密“在他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
语气有些不敬，颇为后世学者垢病，但是可能他们都没能重视到分工的非常意义。
学科的建树往往来自大师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与高度概括力，面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催化下迅速崛起的社会变革，斯密反思了其中原因，并把”分工”作为讨论的开篇，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或者说国家富裕的动因——也是就是全书讨论的核心总结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工业革命时候，英国已经是世界霸主，英国工场手工业已非常发达，精细的分工，使熟练工人重复简单重复操作，机器化大生产的年代已经来临。
斯密总结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同时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国家要发展，非分工不可，他分析分工带来的劳动进步时候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之所以说经典，因为即使在今天也被微软总裁盖茨在引用。
他说得是微小的扣针制造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