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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熊艳艳【摘要】The predicament resulted from the paradox of the enlightenment itself has seen its fateful consequences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ced with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has inevitably moved into its predicament ,it's not a good choice at all to just doubt ,negate or oppose the enlightenment .The enlighten-men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herent spirit for human's moving to progress and civilization .In this way , the enlightenment in China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and it needs to be continued .However ,the west-ern centrism com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was born in the west should also be no-ticed so as to break the criteria of modernization manipulated by the west .A good way can be found ou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remedy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o that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zation can conform to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ity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NO.3,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 UR NA L OF YU N NA NI N ST I TU T E OFS O CI A L I S M 348启蒙批判逻辑和反批判 黎世光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启蒙批判在启蒙运动爆发时就已经开始了。
历史上出现的左右翼启蒙批判者，在逻辑上犯了三个错误：首先是将集权主义错误的归结为启蒙理性；其次是错误的理解了作为启蒙理性基础的进步主义；再次是相对于启蒙运动，启蒙批判更加无益于政治制度的改善。
启蒙批判之所以会走上歧途，乃是由于反启蒙的知识分子反对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也就是反对改造世界的积极身份，而宁愿退回到不问世事的消极角色。
关键词：启蒙运动；启蒙批判；集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3-0348-3 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从启蒙运动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启蒙运动点燃了法国大革命，同时也激发了卢梭、伯克、梅斯特尔等人对它的强烈批判。
启蒙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继承了启蒙批判的传统。
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家就有浓郁的反启蒙特色，而后来的尼采、韦伯、施密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也不同程度的打上了反启蒙的烙印。
一、启蒙批判的概况 不同的派别对于启蒙批判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左翼思想家和右翼思想家对于启蒙的批评就有完全不同的立场。
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左翼启蒙批判者，他们对于启蒙的批判来自于多个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将启蒙运动批评为技术理性和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指责启蒙理性乃是本质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启蒙运动具有男权色彩，后殖民主义则指责启蒙理性是欧洲中心主义。
具有反启蒙倾向的右翼思想家阵营则更显复杂，首先划入其中的是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翼思想家对于启蒙的批判，是基于传统、习俗而反对启蒙的普世价值，伯克和德・麦斯特是当时对启蒙运动攻击最为猛烈的两位代表。
从文学的哲学来源看，作家罗伯原格里耶的“物化世界”和理论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是区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水岭。
所以，至少表面上连接这两个十年的文学批评经验，似乎就是“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这么简单。
批评话语、修辞方式也似乎只是民族、国家、家族、整体、复数的我们等等转换成个体、家庭、个人、细节、单数的我就行了。
而这些又自然而然接续“新世纪文学”的命运、私人、身份、生存、生命等批评话语。
依我看，如此的“打通”完全符合文学运行的事实，就是再高一点来审视，以个体为圆心对个人、私人、日常、身份、生存、生命作性别、种族歧视、政治和女权的考察，叙事研究、文化分析、符号和话语权力这些新型批评策略，最终要到达的地方也无非是拆解现行文学生产机制、重新配置经典命名，实现文学的日常生活化和消费主义娱乐化目的，文学的面目也就变得与时俱进了，文学不死的论证才可成立。
那么，充塞于多数理论版面的批评文章，对眼前文学创作的衡定和评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条浅浅的操作逻辑。
要说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由，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今写作比较勤快的批评家，一般都是“70后”、“80后”乃至“90后”学人，他们没有过重的历史包袱，抓住一点就是一点，完全凭个人生活经验、阅读感受论评作品，只要延伸到80年代或者90年代背景的，因为那是批评家的童年时代，就只能借用书本上了解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搪塞了事，这是“重返”一路批评很难有厚重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学术评价的“量化化”直接导致文学批评成了借题发挥、演练知识的场所，长长的引文、成堆的理论概念直逼“文学理论”———韦勒克那里本来明确区分过的文学批评功能，在这些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反而不是研究个别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而是文学史应该研究的“时间过程中的文学作品系列”①。
也就是为文学史写作，为文学理论的建构奔走号呼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多少心思通过深挖眼前文学给批评树立时代风貌的微观信念了。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以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主题的运动，它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从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外国理念的吸收、对教育制度的改革等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和批判。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的束缚和保守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进步，迫切需要进行变革。
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敬天法祖、忠孝节义等核心理念进行了质疑，提出了“求实”“实用”和“实证”的新观点。
此外，他们还对封建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倡导科学、理性和自由的思维方式。
二、对外国理念的吸收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吸收外国理念和思想。
他们不仅翻译和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献，还深入研究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知识。
西方的启蒙思想和民主制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变革的渴望。
三、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开始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以培养具备现代科学、理性思维的人才。
他们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以才能和知识为标准选拔人才。
同时，他们还倡导普及教育，使教育不再仅限于士人阶层，而是面向全民普及。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
四、对社会制度的反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还涉及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
他们认为，封建制度和官僚主义的弊端严重阻碍着国家的发展。
他们主张世界主义、民主制度和法治观念，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包括取消特权、建立宪政制度、推行平等法律等，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运动，它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外国理念的吸收、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对社会制度的反思，他们为中国的进步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启蒙批判逻辑和反批判
黎世光
【期刊名称】《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00)003
【摘要】启蒙批判在启蒙运动爆发时就已经开始了。
历史上出现的左右翼启蒙批判者,在逻辑上犯了三个错误：首先是将集权主义错误的归结为启蒙理性;其次是错误的理解了作为启蒙理性基础的进步主义;再次是相对于启蒙运动,启蒙批判更加无益于政治制度的改善。
启蒙批判之所以会走上歧途,乃是由于反启蒙的知识分子反对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也就是反对改造世界的积极身份,而宁愿退回到不问世事的消极角色。
【总页数】3页(P348-350)
【作者】黎世光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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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形象困境探析及重建可能作者：武兆雨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9期摘要：在知识分子形象积极性和正面性的主流中，本文旨在关注的是其中呈现出“问题”的一面，并由“问题”出发试图寻找重建知识分子形象的答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物质生存的困境，随之带来精神信仰的矮化，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种书写潮流。
溃退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精神问题，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镜像自我与反思自我的标本。
由于知识分子形象将对现实生活产生精神影响，因而有必要从理性叙述与重拾公共精神两方面入手，重新构建知识分子形象。
关键词：知识分子物质困境精神矮化重建公共精神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产生深刻的精神变动。
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使之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积极和消极的双向特征，在知识分子形象积极性和正面性的主流中，本文旨在关注的是其中呈现出“问题”的一面，并由“问题”出发试图寻找重建知识分子形象的答案。
在文学现实中，知识分子形象由20 世纪80 年代的受难英雄变为面目模糊的“庸人”，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生存困境的挤压下精神信仰的矮化和溃退。
知识分子在其整体性蜕变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其精神导师的死亡，失却了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选择时存在一种无法抗拒世俗物质诱惑又留恋崇高的“惶惑”。
伴随着时代的震动，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被选择精神“背叛”和物质俯首所置换，在此基础上发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物质伦理“继承”的循环。
新时期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戏剧性变化具有镜像与反思现实的重大意义，作为集人类知识、精神、信仰于一体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面前理性反思并重新构建自我。
一、物质生存的困境20 世纪90 年代市场化经济大潮汹涌而来，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诉求渗透至社会各层面，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形成欲望化追逐利益的社会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形象系谱正是镶嵌在这种现代主义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中。
启蒙立场与反启蒙立场论文启蒙立场与反启蒙立场论文启蒙立场与反启蒙立场论文启蒙主义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
这个传统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话语的内容上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话语的形式上，它同时也承接了古代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
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这种启蒙者身份与启蒙话语的危机以及围绕这种话语展开的论争。
一、启蒙的余绪。
坚持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依然不乏其人。
李新宇以《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为总题发表在《作家报》的一组文章即是一例。
这组文章包括：《需要自己的空间》、《没有理由放弃话语权》、《边缘化与自我放逐》、《本位之所在》。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建立独立的“话语空间”，“不应该再幻想寻找什么别的依靠，自己支撑自己，自己做自己这根毛的皮。
”知识分子的自主、独立立场不但不意味着放弃启蒙主义立场，而且还要强化这种启蒙主义。
这种独立的前提是：既反对依附权力，也反对退回民间--在此意谓融入或迎合大众，放弃启蒙。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不仅不同于权威话语，而且不同于民间话语。
“虽然”退回民间在今天是一个很时髦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民间”这一“世纪末的景观”虽然有反抗的意义，但是仍然局限于庙堂、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走向民间使得知识分子沉没在民间的泥淖中。
作者甚至认定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人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
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
"作者认为，尽管9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的确使得知识分子边缘化而启蒙话语也陷于空前的危机，但是无论对于人类的发展还是对于民族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都是不可少的。
知识分子“排斥大众是不应该的，但是，高踞于大众之上却正是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本质使然，知识分子当然高于大众，也当然在文明的路上先于大众，这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历史往往并不清醒，常常需要知识分子的提醒。
启蒙立场与反启蒙立场——90年代知识分子话题（之三）启蒙主义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
这个传统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话语的内容上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话语的形式上，它同时也承接了古代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
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这种启蒙者身份与启蒙话语的危机以及围绕这种话语展开的论争。
1、启蒙的余绪坚持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依然不乏其人。
李新宇以《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为总题发表在《作家报》的一组文章即是一例。
这组文章包括：《需要自己的空间》、《没有理由放弃话语权》、《边缘化与自我放逐》、《本位之所在》。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建立独立的”话语空间”，”不应该再幻想寻找什么别的依靠，自己支撑自己，自己做自己这根毛的皮。
”知识分子的自主、独立立场不但不意味着放弃启蒙主义立场，而且还要强化这种启蒙主义。
这种独立的前提是：既反对依附权力，也反对退回民间--在此意谓融入或迎合大众，放弃启蒙。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不仅不同于权威话语，而且不同于民间话语。
”虽然”退回民间”在今天是一个很时髦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民间”这一”世纪末的景观”虽然有反抗的意义，但是仍然局限于庙堂/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走向民间使得知识分子”沉没在民间的泥淖中。
”作者甚至认定”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人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
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
”作者认为，尽管9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的确使得知识分子边缘化而启蒙话语也陷于空前的危机，但是无论对于人类的发展还是对于民族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都是不可少的。
知识分子”排斥大众是不应该的，但是，高踞于大众之上却正是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本质使然，知识分子当然高于大众，也当然在文明的路上先于大众，这是应该理直气壮的”，” 历史往往并不清醒，常常需要知识分子的提醒。
”。
显然，李新宇所说的”民间”、”民间化”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陈思和等学者的”民间”概念极为不同。
它的矛头所向其实是部分中国”后学”倡导者拥抱世俗大众文化的姿态，同时也针对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问题恰恰在于：作者没有深入地剖析不同时期”民间”与”大众”这些术语的复杂含义，从而也就无法深入地谈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的关系。
”知识分子改造”工程中的”大众/民间”其实已经不是90年代许多学者提倡的”民间立场”意义上的大众/民间。
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设立了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大众是主人，知识分子是奴隶。
因而对于这个等级秩序的颠覆只是意味着建立平等的身份，而并不意味着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
而且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精英意识或超前意识都不能蕴涵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或道德人格上的优越性，也不能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己不需要对自己进行反思。
由于”民间”概念的模糊，建立在反大众与反民间基础上的所谓所谓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就没法得到清楚的说明。
由于作者切断了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场域以及大众的任何关系，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什么中心，即使是在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进入中心并不因为其知识分子话语，而是恰恰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话语中与新的政治、《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作家报》，1998年4月2日。
权威话语重合的部分。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倒是比较赞同知识分子进入市场，”没有经济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自主权，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因此90年代的社会转型使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自主的可能。
”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这种重新获得的自主性的具体内涵，文章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不能”自我放逐”，但是到底什么是”自我放逐”却说得同样非常模糊。
总之，启蒙精神、自主性、自身话语等概念的内涵都是十分模糊的，它不仅必须与权力以及大众脱离关系，而且也不是只关注”永恒”而忽视”现实”，不是只关注”精神”而忽视”物质”。
这样，作者反复强调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使命感，应该直面现实，指点江山，应该是社会的报警者和新的存在方式的想象者”也就没有具体的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把知识分子与权力、大众分离开来，同时坚持精英立场，启蒙大众、参与社会改造工程，反对退回书斋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我们的”本位”到底是什么？拿什么以及如何去启蒙大众？如何摆好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如何在投身社会与大众的同时又”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述四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供答案。
更加概括地看，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主与参与的问题。
自主但不能”独善己身”，参与但不能丧失自我。
我们似乎能够在理论上同意这样的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活动中分寸的掌握极为困难。
即使李文中列为榜样的鲁迅与胡适也不总是能够绝对远离政治。
2、与启蒙者的立场与身份认同截然相反的是绝对的个体本位立场。
个人本位与社会关怀、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中即已触及。
其基本观点是坚持人文精神的”原则上的普遍性与实践上的个体性。
”强调原则上的普遍主义的目的在于避免后现代式的相对主义，而提倡实践上的个人性则意在避免普遍主义的原则走向对于个体自由的剥夺。
在90年代批评启蒙知识分子、代言式知识分子，倡导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的学者中以邵建为最有代表性。
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他在1999年《文论报》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虽然都是分析西方的启蒙理论，尤其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但是其问题意识以及言说目的无疑都是指向90年代的中国。
在《知识分子启蒙：从柏拉图到葛兰西》中，作者首先指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命运跌宕，起落反复，但由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启蒙情结’总是难以化解。
”而这种启蒙情结的精神资源在作者看来无疑来自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
作者认为启蒙在康德那里就已经设定了一种学者/听众或成熟的理性代表/不成熟的大众的权力关系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理想国》中，知识分子被描绘为”先觉形象”，”他的存在就是走在前面，以理想的方式完成对于大众的引导。
”作者进而认为，柏拉图与康德之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上述知识分子/大众关系模式的发展。
作者把葛兰西的有知识分子理论与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分析道：”知识分子之所以需要有机，正是借此以获文化领导权。
”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柏拉图的拯救大众的”先觉者”，”有机”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融入大众，以便使大众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说就是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结合起来。
由于大众只能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下才能从事革命，所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就是指导者与行动者的关系，知识分子是大众的启蒙导师，大众的代言人，是革命的领导者。
就是说，”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精英论’。
”在对于葛兰西的理论出了介绍以后，邵建指出：在90年代的中、《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作家报》，1998年4月2日。
、既要做好学问，又要参与政治，这样的标准可谓高矣，拿它来批评知识分子常常也就不大切合实际，甚至于成为棍子。
难怪郜元宝感叹说：”中国没有完人，盖这标准太高，而中国少死心塌地的考据家，义无返顾的战士，一半也因为考据家当考据战士时，过于看重这些既不考据更不战斗的酷评家的宏论了。
”由此作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反感起来，”知识分子作为普遍概念可以使任何谈论者借以自壮是真的，但同时也可以使任何谈论者显得大言不惭，不自量力。
”更加切实的知识分子标准是”知识”：”是否知识分子，并不在于说或不说’知识分子’，而在有没有’知识’。
” 参见郜元宝：《关于”知识分子”》。
、参见《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中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的相关观点。
、均见邵建：《知识分子启蒙：从柏拉图到葛兰西》，《文论报》1999年2月25日。
的中国，不但坚持启蒙的知识分子心仪葛兰西，而且启蒙主义的质疑者、社群理论的倡导者也同样在理论认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这就不免让人奇怪。
”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启蒙也好，社群也罢，说道底在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他们之间本质上是”话语权”之争。
邵建文章的主旨在于批判”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中包含的专制倾向。
由于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用自己的思想与自觉意识引导大众，成为大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样，”知识分子凭借有知识，用以获得对大众指导的合理性；又凭借这种意识，从而对大众进行合理地指导。
”正是在这里，作者窥见了知识分子的专制可能性。
因为在作者看来，”专制就是强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所谓”立人”、”为生民立命”都属于此。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为这种专制进行合理化工作，是因为他窃取了”普遍性”的名义。
”专制的发生往往是以’普遍性’的名义，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正是充当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个人主体。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欲是一个启蒙遗留下来的问题。
启蒙”以人权的普遍性”取代而不是消解了”神权的普遍性”，但是取代的只是普遍性的内容，而没有取消普遍性的形式与功能，知识分子就成了人权普遍性的代表，并由此获得对他人的统治权。
显然，作者认定任何普遍性都是一种专制或隐藏着专制因子，因为它追求统一，而真正的自由或真正的”现代状态”则是无数”相对真理”的并存。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与”人文精神”论者以及启蒙论者的明显区别。
知识分子必须放弃这种代表者的自诩，认识到自己与大众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它只是用自己的精神劳动的产品和大众劳动产品进行交换，从而满足自己的生存之需。
”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普遍性，更不能把它推广到社会与他人，这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己之权界。
”邵建所忽视或混淆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思维方式或话语方式的普遍性与这种”普遍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剥夺别人自由的实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前者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后者必须通过政治制度的方式加以约束。
也就是说，真正的危险在于某些政治家借用知识分子的”普遍性”话语剥夺他人的自由，建立专制统治，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性话语本身有这种的能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葛兰西与康德是大有区别的。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文化霸权的思想除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外，更主要的是吸收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认识到无产阶级想要夺取政权光是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文化上占领市民社会，即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理论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
这与康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差异是明显的。
可以想见，如果葛兰西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那么，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政治与其他重要公共问题的领域--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