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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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导读: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开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接踵而至的是租界的霸占,洋场的开辟,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畸形生活,以乌烟瘴气,光怪陆离的容貌呈现于人们眼前,于是反映这种都市的作品也应运而生。
鲁迅说:“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
”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
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
它们的期刊、小报曾标榜“本杂志不谈政治,不涉毁誉”,“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
它们的作品也大都以“消闲”、“遣愁”、“排闷”、“除烦”为目的。
在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严正批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言的。
茅盾在1922年对这一流派的实质下过中肯的评断: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
他们视作品为商品,为了竭力倾销这些“商品”,自然就不能不随波逐流,以适应洋场的“五方杂处,三教九流”的需求。
作品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他们特有的读者层的趣味为转换:有时是言情小说,有时是“黑幕小说”,有时又转换成以“侦探”、“武侠”最为热门。
因此,这一流派的作品内容极为驳杂,举其要者大致可分为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等类别。
早期鸳鸯蝴蝶派仅仅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要将如此庞杂的内容塞进狭义的鸳鸯蝴蝶派的框子中,似乎不大贴切。
于是有人以他们早期的最有影响的《礼拜六》杂志名之,统称之为“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代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
论1910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导言:1910至1930年代,被誉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现代电影发展的关键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受到了许多文人的关注和影响。
其中,“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影评和电影评论对当时的电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评价。
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派别的电影批评进行探讨,并剖析其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一、“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1910至1930年代初期的一批文人,他们善于批评影片中所透露出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他们以郁达夫、丁玲、沈从文等知名作家为代表,对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评。
“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批评主要关注电影的艺术性,他们认为电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表达方式。
他们强调电影应追求真实和生活感,通过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使观众得到启示和思考。
丁玲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中的代表人物。
他在批评中强调电影的真实性,主张电影应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
他指出电影应具备“拍手的艺术”,即能够捕捉到观众内心的共鸣。
他认为,电影表达的不仅是纯粹的视觉享受,更是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互动。
丁玲的影评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对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与“鸳鸯蝴蝶派”文人相对应的是“新感觉派”文人,他们更关注电影的形式和技巧,强调电影的抒情性和审美性。
他们倡导用独特的审美视角去观察和解读电影作品,并在批评中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法。
郭沫若和周作人是“新感觉派”文人的代表,他们在电影批评中注重对影片拍摄技巧和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解析。
他们认为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应该以一种新感觉去创造和表达,而不仅仅是记录现实。
他们对于电影的审美要求相对较高,主张电影应该在技术和表现手法上创新,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结语: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新感觉派”,他们在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106《名家名作》·探析民国初期,新的文学体系正在建设,各个文学社团涌现,它们依靠杂志、报纸针砭时弊,争取文学的话语权和政治的发言权。
鸳鸯蝴蝶派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一种娱乐化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收获了一大批读者。
它的小说审美倾向符合市民阶级审美趣味的通俗性。
它的流行不仅来源于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还离不开《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媒介的推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鸳鸯蝴蝶派呈现了文学的娱乐性和商业化。
《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和鸳鸯蝴蝶派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商业模式,文学的性质由政治性转变为娱乐性和商业化。
一、鸳鸯蝴蝶派的成因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代表,它的小说类型有言情、武侠、黑幕等。
鸳鸯蝴蝶派主张用闲适和娱乐的观点对待文学,努力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迎合大众的审美,使文学变得商业化。
其擅长运用缠绵悱恻的细腻情感、一波三折的情节和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吸引读者。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选择阅读书目的关键在于易读,他们追求的是文本带来的娱乐化和轻松化。
鸳鸯蝴蝶派捕捉到这一特征,认为小说的要旨在于有趣。
周瘦鹃在给《快活林》的题词中写道:“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
……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作出一本《快活》杂志,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
”[1]它以一种标新立异的复古姿态,延续晚清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运用章回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创作游戏的文字,带给民众强烈的娱乐感受。
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态度来源于近代社会动荡的生活体验。
鸳鸯蝴蝶派文人处于一个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
新旧交替的时代带给他们怎样的历史机遇?他们为何树立文字的游戏观、消遣观?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这一政策在当时阻断了知识分子的仕途。
郝庆军概括当时知识分子的走向有三类:当兵、留学、进入沿海城市谋生[2]。
这批从内陆流入沿海的晚清知识分子中便有鸳鸯蝴蝶派的主要成员。
他们是科举考试废除之后的受害者,也是殖民地沿海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鸳鸯蝴蝶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股重要流派,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杨慎、冯梦龙等人为代表。
鸳鸯蝴蝶派作品以描写妇女命运为主题,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深情而动人的情感,展现了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困境与悲剧。
鸳鸯蝴蝶派作品的评价有好有坏,下面我将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价值在于其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这些作品通过对妇女命运的真实描写,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受压迫的境遇。
例如,《鸳鸯蝴蝶梦》中的林黛玉、贾元春等人物,展现了妇女在家族和社会中的无奈与无力,引起了读者对封建礼教的反思。
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鸳鸯蝴蝶派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
这些作品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丰富的情感表达,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艺术张力。
例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
这种艺术魅力使得鸳鸯蝴蝶派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然而,鸳鸯蝴蝶派作品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作品的情节较为复杂,人物众多,读者在阅读时容易感到疲惫和困惑。
其次,一些作品中对妇女的描写过于悲观和消极,缺乏对妇女力量和智慧的正面呈现,这种片面的描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和偏见。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其真实的描写和深情的情感,对封建社会中妇女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思考和情感的表达,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共鸣和共情,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鸳鸯蝴蝶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刻的内涵而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赏。
在这个派别中,文人们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创造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描写女性为主题,以女性的美丽、幽默和聪明才智为特点。
这些作品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展现了女性独特的魅力和情感世界。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不再只是被动的存在,而是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她们追求自由和独立,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渴望。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仅仅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的深入剖析。
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描绘,这些作品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
它们以幽默的语言和巧妙的结构,让读者在欢笑中思考,从而引起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拘一格,既有悲剧性的作品,也有喜剧性的作品。
无论是哀怨凄凉的爱情故事,还是嬉笑怒骂的生活琐事,都展现了作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这些作品引人入胜,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情感的激荡,又能体味到现实的冷酷。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题材和形式,更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借鉴。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充满了智慧和人性的光辉,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内涵,展示了女性的魅力和社会的弊端,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让人回味无穷,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美好。
它们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
浅谈鸳鸯蝴蝶派的主要特征鸳鸯蝴蝶派这个称谓,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比喻的说法,并不能概括这个流派的全部特征。
这个流派虽然因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竞相以男女婚姻恋爱问题为题材,以表现才子佳人式的卿卿我我相悦相恋为中心内容,由这类言情小说,而且主要是哀情小说的风行而得名,但这派作者并不限于撰写言情小说。
除前述各类小说外,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体裁:旧体诗词、诗话、随笔、小品,他们各擅其长所写甚多;五四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散文、话剧、杂评等等,也有相当数量。
所以,不能认为鸳派的题材仅限于鸳鸯蝴蝶式的才子佳人。
如以此说作为识别鸳派的标志,而说某人之所以是这派作家,系因其醉心于写作男女私情和才子佳人相爱的作品,道理就讲得很不完全,因而经不起诘难:我国古典小说如果从唐代传奇算起,写才于佳人的有多少?就小说而言,岂有可以称之为小说而不言情香?亲情友情恋情及世态人情的或一描写,总是不可少的。
再若只从作品体裁形式上着眼,说某人之所以为鸳派作家,是因他主要采取旧式章回体写作,这话就更难令人信服。
驳议者只需指出,我国古典小说何一不是章回体,不朽巨著《红楼梦》,岂可因它既言情又兼章回体而目为鸳鸯蝴蝶小说!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倡导者和一些新文学作家,在强调反封建、强调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同时,对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带有—概否定的偏向,认为用章回体写作即是旧式文人,衡量青年作者创作的得失,常有视其是否脱离了IEI章回体小说影响这样的说法,就有一定的片面性。
事实证明,旧形式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加以利用的。
抗日战争期间,新文艺工作者不也采用章回体写出过反映人民斗争生活、内容焕然一新的作品吗!因此,我们在考察鸳鸯蝴蝶派时,首先应当肯定这个流派思想与艺术倾向的斑驳芜杂,从总体上把它看做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不时发生局部变异和转化的统一体。
在它的内部,不但有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杂然纷陈,有思想内容健康和腐朽、积极和消极、有益和有害、无害和无益等多种因素对立和并存的差异,还有来源不一、数量庞大的作者队伍和这个队伍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