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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的由来1950 年2 月14 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
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中苏论战的影响[1]中苏论战，是60年代中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中苏论战的实质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
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论中苏论战的历史意义谭乃彰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样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
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
恩格斯说过，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列宁也说过，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毛泽东揭示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他说，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过三次全局性的大论战。
这些大论战，尽管它们的背景、形式、内容和特点不尽相同，但是，结果都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中苏论战论文国际共运论文国际共产主义论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论战对产生的影响摘要：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荡、分裂和曲折，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论战打破了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国际共运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思想，对于各国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积极意义。
中苏论战给国际共运造成的消极影响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必须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能根据本国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更不能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关键词：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国际主义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由于当时中苏两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大党，中苏两国均是世界大国，中苏论战和中苏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中苏论战是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共运告别旧模式、探索新模式历程中的一段插曲，然而这场论战对国际共运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方面，中苏大论战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分裂和曲折，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论战打破了苏共长期以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统天下的局面，给予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解放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思想，促使各国认真地重新思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积极意义。
（一）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裂中苏论战对国际共运造成的严重影响是由中苏两党和两国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赋予了苏共特殊的使命：一方面，它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负有支援的义务；另一方面，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又对其他国家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客观上具有借鉴作用。
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李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
这场论战既表现了意识形态之争，又蕴含着国家利益之争，也反映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领导权之争。
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因而和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苏论战中争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等。
由于这些问题都是《九评》所涉及的问题，再加上《九评》在中苏论战中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最大、最代表中共方面论战的核心观点，因此，研究中苏论战不能不涉及到《九评》。
一《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
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
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
《九评》的直接导火线和由来是这样的。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正当论战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
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
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除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了吗？——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景 [字体：大中小][摘要] 本文通过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大论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苏两党在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而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党从“左”的角度来理解、实施这些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苏共中共大论战修正主义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无论对中苏两国还是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它的前因后果的研究探讨，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对于它的缘起，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之间的冲突。
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道理，可是，除了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因素了吗？本文拟通过考察1956~1963年间的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试对中苏大论战的缘起之因做出不同的回答。
一、莫斯科会议的悖论1957年11月，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增进合作，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利用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
14～16日，参加庆祝活动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个能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统一的声明。
但是，围绕着声明的内容，中苏两党发生激烈的争论。
第一，以苏联为首问题。
让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是由中国党提出来。
“以苏联为首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个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来的。
苏共开始不同意。
” 中共提法的以苏联为首是什么意思？苏共为什么不同意？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哥穆尔卡等人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中国党提出“以苏联为首”主要考虑的因素在两方面：一是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二是苏联的国力最强，社会主义的资历也最老，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
与此同时，这种“以苏联为首”也是有两个基本条件限制，一是各党必须平等，苏共不能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二是“为首”的含义也仅仅负责做一点事务性的工作，如召集会议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一些苏联史问题的争论刘显忠2011-3-26 13:50:57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新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苏联史研究大多数都是阐发和进一步论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相关论点,并不是真正的苏联史研究。
我国苏联史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就以前的一些研究“禁区”展开了讨论,学术研究真正呈现出了争鸣的局面。
下面笔者就我国学者争论最多的一些问题作一下综述,以便在当今利用新解密的档案材料研究苏联史的新时期,进一步深化苏联史的研究。
十月革命是否完全具备了客观物质前提?十月革命是否完全具备了客观物质前提?这是自80年代起我国学者所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批学者对以往一味强调的十月革命“已经完全具备了客观物质前提”、“各种先决条件均已经成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一部分学者认为,到1917年俄国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政治前提和夺取政权的主观历史前提,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决不像西方某些史学家所说的纯粹是“历史的偶然”①。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许多特殊条件造成的,并不是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才使列宁晚年认识到俄国必须走小农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②。
还有一种介乎前两者之间的观点认为,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有一定物质前提的,但物质条件还很不充分、很不成熟。
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并不是俄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③。
不过,无论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承认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还是一个错误?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功过问题在我国史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综述摘要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等等。
其中，许多文章并不是单独从一个方面去探讨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是从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关键词中苏关系破裂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建国后，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很快于1950 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中苏同盟关系。
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
本文就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意识形态分歧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以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相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建立起友好同盟互助关系。
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在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这场争论不仅没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
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2005年6月第3卷第2期总8期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BeijingUnio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Jun.20o5V o1.3No.2SumNo.8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李涛(浙江行政学院省情研究所,杭州310012)[摘要]建国以来中苏教育关系的研究是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史的一个薄弱环节.最近20多年,研究者对中苏教育交流的途径,交流影响及反思角度对建国初期的苏联教育专家,留苏学生,院系调整,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都做了研究,并形成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关于中苏教育关系方面的综合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键词]中苏教育关系;苏联教育专家;留苏学生;教育理论;影响[中图分类号]G5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05)02.0088.06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瓦解,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这个曾经影响了世界半个世纪的庞然大国进行教育文化,民族心态,地缘政治及双边关系等多方面的研究,这些学术研究规划被综合命名为"俄罗斯学".众所周知,20世纪的苏联是同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国家,中国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中从苏联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建国后又是在苏联模式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所以,我国在建设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着.但是,和其他国家不断增温的"俄罗斯学"研究相比,目前在我国还没有这一学科研究方向,也没有相应的学术分类,高等学校也缺少这门课程.学术界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及中苏关系研究相对滞后,反映在教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对建国后中苏教育关系研究的不足.9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尖锐指出"这种状况不光有损于学术研究质量,其消极影响还远远超过了学科和教育的范围".为此,2000年教育部专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俄罗斯问题"高级研讨班, 在研讨过程中不少学者发出了"中俄(苏)关系问题研究必须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呼吁.2003年初,李铁映同志在《研究苏联兴衰的历史经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深入持久地研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及其解体的教训,建立中国的苏联学科.这是一门学问,要形成一个新的学科长期地研究下去,这个学科可以称之为'苏联学'."_31关于中苏教育交流途径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苏教育关系的研究逐渐展开.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充分把握这些现有成果,对于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苏联对中国教育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包括网上查询,无论从国际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的角度还是从教育史的角度,将中苏教育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专门论着还未出现,有关的研究论文也并不多见.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界对此课题完全没有关注,实际上为数不少的国际问题专家,党史工作者,教育史工作者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也间接涉及到了对此问题的研究,并积累了大量较为分散的成果.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推进与发展,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内部文件,领导人文集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所了解,并受到重视.9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瓦解,苏联档案的开放一度在1993年前后达到高潮.但[收稿日期]2004—12—02[作者简介】李涛(1972一),男,陕西长安人,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浙江行政学院省情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早期现代化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研究.第3卷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89此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性保障,又受到政治变动及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开放及学者们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也变得起伏不定而难以把握.l4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和语言上的障碍,一些涉及中苏教育交流的苏联国家档案目前在国内还无法看到.经笔者翻阅,2002年由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3卷)中竟无一内容与中苏教育交流有关.现在可以找到的苏联历史档案多来自转引,例如《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2期转载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45,目录1,案卷329中关于苏联专家的材料;(德)迪特?海茵茨希着,张文武,李丹琳译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一书中就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中有关1949年7月6日刘少奇给斯大林信的内容;沈志华在《中共党史研究12002年2期《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一文中也转引了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122中关于吉林大学聘请5位苏联专家的档案内容.同时,《党的文献)2002年6期刊登的《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1951～1953)及(苏)米哈伊尔?尧洛科克着《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及(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夫着,戴汉笠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苏联档案文献方面的资料.档案材料的限制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巨大障碍.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是一个复杂课题.整体上看,可以分为交流途径,交流过程及交流影响等几个方面,其中来华苏联教育专家,留苏学生,院系调整,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苏联教育影响的评价及反思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都是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对苏联教育专家这个问题的研究.着作方面,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和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是目前不多见的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着作.罗时叙在书中对苏联教育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生活情况作了描述,并对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情况进行了介绍.该书以记实文学方式展开,对了解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定帮助,但研究深度不够.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在查阅大量中苏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对苏联专家来华政策的演变, 在华工作生活及对中国事业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 资料拥有之广博,研究角度之新颖皆令人折服,只是书中涉及教育专家的内容不多.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举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黛博拉?凯佩尔在利用苏联官方档案及对30余位苏联顾问采访的基础上写成《苏联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一文提交大会.文章认为,由于苏共中央自上而下发布命令对其在华顾问进行管理,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这一作法贯穿在两国关系之中,并在1956年以后成为阻碍双方交往的焦点之一.沈志华的《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中共党史研究12002年2期)一文中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大规模,全方位派遣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教育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而他的《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湖南师范大学12002年1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12001年1 期)则对苏联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来华政策演变,生活待遇都做了研究.2002年3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和"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课题组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科学技术合作" 研讨会.会议共有4个主题报告,其中姚芳的《50年代苏联技术专家援华工作之研究》,鲁大龙的《俄国保存的50年代中苏科学交流的资料》都涉及到了中苏教育交流中苏联文教专家的一些内容.关于留苏学生的研究成果,以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及黄利群的《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在论文方面,柳彦的《新中国出国留学工作的先河——简述五六十年代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几点经验》(《高等教育》1990年3期)和周棉的《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河北学刊》1996年5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黄新宪认为,"文革"前的留学教育非常注意对选拔对象进行政治面貌,文化素质和健康状况的综合考察,并根据国内实际需要确定留学人员的专业和男女比例,在留学管理工作中采取了统一管理与留学生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方针.黄利群则把留苏教育分为兴起,繁盛和萎缩三个阶段.他认为留苏教育在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90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我国社会主义留学制度提供了借鉴的同时,也存在着派遣国单一,专业知识狭窄,管理体制国家包揽,选拔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的弊端._72001年2月6 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在《20世纪中期苏联技术向中国的技术转移》课题开题报告中涉及到了苏联专家与中国留苏学生问题的研究,但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公布.82关于中苏教育交流过程的研究在建国后中苏教育交流过程中,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重要课题.陈元晖先生的《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和郑金洲,瞿葆奎的《中国教育学百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对苏联教育的评价以王义高,肖鞋的《苏联教育70年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代表.作者对苏联20世纪50,60年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定位都作了评价.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苏联教育理论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影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其中主要成果有:刘佛年的《三十年来我国对教育规律的探索》(《教育研究》1979年4期),陈友瑞的《评凯洛夫教育学》(《湖南师范学院》1979年2 期),吴杰的《从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教育研究》1980年1期),陈炳文的《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再评价》(《课程,教材,教学》1987 年4期)等.这些论文肯定了50年代我国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苏联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教育实践的产物,其中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90年代以后,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影响的研究并未降温,陈桂生的《略论教育学"中国化"现象》(《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年4期),《重评凯洛夫教育学》(《河北师范大学》(教科版)1998年1期),黄济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2ooo年1期),周谷平,徐立清的《凯洛夫"教育学"传人始末》(《浙江大学}2002年6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历程初探》(《教育研究}2002年10期)等都是典型成果.陈桂生认为凯洛夫"教育学"的魅力不在其深而在其浅,在于为外行提供了插足教育学的机会.惟其"浅",惟其易,便易于如法炮制而奇效大验.周谷平,徐立清认为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生命力既在于它与中国古老的民族思维特征和教育基本观念有契合之处,又在于它与已经扎根中国多年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一脉相承,而且它适应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渴求ohO]在教育学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上, 周作宇的《理性的批判与教育理论的发展》(《教育评论}1992年6期)和《论"中国教育学现象"》(《内蒙古师范大学》1997年4期)都强调了建国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宏观背景.意识形态的控制导致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元乃至僵化,对苏联的全方位学习导致对中国教育学问题的疏离,这便是中国教育学在建国后陷入的一个误区.在中苏教育交流过程中,苏联教育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苏联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学术界多有研究.在院系调整研究方面,1992年5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科学研究院露斯?海荷教授至华中理工大学对朱九思先生进行访谈,回顾1953年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朱九思认为:"现在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那次全国高校的调整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当时我国所有为国内外所公认的知名大学都拆散,以致事实上已不存在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了.第二个问题是当时专业设置,尤其是工科口径划分过细.这两个遗留问题,直到今天还妨碍着我们前进."朱九思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一部分对,一部分错"的基本判断对那次全国高校的调整作了一分为二的辩证评价.院系调整方面的着作出现在90年代后期,以胡建华的《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为代表.该书在对这次调整的内容,特点及影响都作了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以苏联的大学制度为蓝本,在大学体制及教学各个方面对旧的大学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由此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这些制度的一些带有本质的特点一直持续至今o[12]对于50年代院系调整的研究,论文方面的成果更为丰富.例如邱雁的《关于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范》1982年2期);王久长的《50年代院系调整的得与失》(《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2期);陈黎的《论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教育史研究}1998年3期);江沛,王洪学的《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珍的《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6期)都对50年代第3卷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91 的院系调整做了回顾和评价.王久长认为院系调整的问题在于对苏联,欧美和旧中国的教育制度缺乏认真系统地分析.过于倾向苏联的做法,使理工分家,专业过细.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了中国地大人多的特点,影响了地方发展教育的积极性o[131李珍则认为,院系调整既有培养中国工业人才,加速发展经济的表面理由,也有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高等学校建立党的领导,用体制变革形式进行学校政治斗争的双重考虑.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苏联教育的一些优点却无法学到.例如生物,地质,地理专业在苏联所有大学都开设,法律,经济,哲学也或多或少在苏联大学开设.而我们却出于功利考虑,将其弱化了.削弱文科,加强工科,不能完全归罪于"全盘苏化".在院系调整其他方面,周川的《新一轮院系调整的特征与问题》(《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2期)对建国后两次高校合并作了比较研究.周川认为通过50年代院系调整初步形成了中央直属高校,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大行政区)高校三大块的格局,从而使高等教育严格成为国家计划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张藜的《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2期)则从我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角度分析了院系调整的影响.而任一明,熊明安的《新中国成立50年间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5期)则认为这次调整,严重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高等学校的经验,否定了教育的继承性原理,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因而实际上是一次违反了高等教育一般规律的不必要的调整.3关于中苏教育交流历程回顾和评价的研究对于中苏交流的历程回顾和评价问题,历史学界和教育学界都非常关注.从历史学界来看,1992年北京大学王福春的博士论文《论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探索》及向青,石志夫主编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都对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在论文方面,张亚斌的《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认识》(《东北师大》1995年6期);孔寒冰的《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创刊号);周树立的《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回顾与认识》(《洛阳师范学院}2001年3期)都对苏联体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历程作了研究.而李利的《如何评价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经验》(《真理的追求》1997年8期)和孙其明的《评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同济大学}1999年1期)则对这场运动的效果作了评价.李利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学习苏联经验.而苏联模式弊端的充分显露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那个时期学习苏联经验是合乎逻辑,无可非议的o[161整体上看,这些成果对于中苏教育交流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的外部资料和思维方法.教育学领域关于中苏教育交流的历程回顾和评价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健的《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和看到失误——对建国40年教育工作的一些探讨》(《北京师范学院》1989年5期);刘一凡的《建国以来几次教育发展战略抉择的思考》(《教育研究》1990年8期);姚启和的《艰难的选择:突破苏联教育模式》(《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2期);赵德强的《建国初期教育工作的缺失和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教育评论}1997年5期);涂乃登,王火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世纪末的回顾与沉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年2期);胡建华的《关于建国头17年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理论分析》(《南京师大}2000年4期);李玉非的《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回顾与反思》(《教育史研究}2000年4期)等.姚启和提出1961年的调整总结是部分的向苏联模式的回归,有些规定实际倒退到了"教育革命"前的状态o[17]李玉非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几点启示:不能以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决定取舍判别标准;学习和借鉴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摸索,实践和创造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o[1811998年2月14～15日,教育部"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召开"关于50年代学习苏联教育经验问题"学术研讨会.国家教委有关司局,中央教科所,清华,北师大,首都师大,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等单位的3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认为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历史背景是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当时情况下,要大规模改造中国教育现状,创造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只有借助苏联的成功经验.选择没有错误,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l何东昌认为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对学习对象做历史考察,减少学习中的盲目性;对待教育问题,要面向未来,既要看到当92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前效果,更要考虑到长远的后果.王明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中央最高领导到整个教育战线,走的还是独立自主的道路."全面学习苏联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苏联有一些别的经验,如高校住房的社会化,我们并没有学."¨邹时炎认为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经验,宏观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教育思想的交流,提高了新中国教育质量的水平o[22]程方平认为虽然中国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基本上没有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和教育界毕竟在教育管理操作的实践中,思考和探索了许多有助于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o[23]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关于50年代学习苏联教育经验问题的一次全面综合的研究综述.中苏教育交流的历程回顾和评价的研究还表现在一些研究课题及硕博士论文成果上.由戴谟安主持,作为黑龙江省政府"八五"规划课题的《中苏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和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谢雪峰的博士论文《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都对中苏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谢雪峰讨论了中国学习苏联的背景,分析了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具体做法,并对我国17年高教模式的形成过程作了回顾.2002年中央党校李庆刚的博士论文《"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及1990年国防大学杨连立的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探索》则从中国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反思角度对此问题作了研究.他们认为从1957年起的"教育革命"是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次尝试.从整体上看,目前中苏教育关系方面的研究仍是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史的一个薄弱地带.造成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成果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是基本资料方面的困难.目前中苏教育关系的研究,在基本资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特征.一方面,由于这段历史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有大量的报刊资料可以查阅,可以获得当时第一手的相关人士对于两国教育交流问题的直接反映和评价,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巨大优势.但同时,浩如烟海的资料又往往会使研究者淹没其中, 从而增加了对资料整体把握的难度.所以史学界和教育学界对此虽都作了各个层面上的研究,但历史学界至今只局限在有关资料的回忆和梳理上,成果多限于史事描述和回顾,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反思,教育研究的政治化倾向非常明显.而教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就比较深入.研究者从中苏教育交流途径,交流产生的影响及反思角度对建国初期的苏联教育专家,留苏学生,院系调整,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都做了研究,并且形成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开始使用比较研究,计量史学和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发掘占有上也有了新突破.这些成果对中苏教育关系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关于中苏教育关系方面的学术综合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对于这个问题整体研究成果的缺乏便为这一课题的展开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和较大的现实价值.。
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李明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导致了中苏关系走向对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中苏大论战中，双方论战的文字汗牛弃栋，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这场大论战的研究却近乎空白。
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过一些研究，并提出过不少有益的见解。
不过，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不仅学者们众说纷纭，而且很多研究并不十分客观。
如有些国内外论著把中苏论战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化差异、国际共运中的权利之争、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和、体制缺陷及双方领导人个人性格与行为因素，等等，这些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现对上述研究进行综述，以促进对中苏论战问题研究的深化和扩展。
一、有多少因素引起中苏论战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看，对中苏论战的研究大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或对论战原因的分析。
关于中苏论战的原因，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国家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
意识形态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主要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和“三和”路线问题上的分歧。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1958年苏共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中共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如台湾海峡危机，苏联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印冲突，苏美缓和战略等，双方发生了争论和争吵，增加了不信任，矛盾逐步加深。
关于到底有哪些原因引起中苏论战并使论战逐步升级，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叶书宗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引爆中苏大论战。
斯大林确立的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狭窄的框架就已经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
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的体制改革变得非常有利。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忧患意识，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
近年来国内中苏论战相关问题研究述略作者：叶政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03期摘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论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其成因、实质、议题、影响研究等方面，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学术争议与观点交锋。
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在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及研究视角的拓展上仍有改进的必要。
关键词：中苏论战；国内研究；成果；综述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3－0053－06法国学者雷蒙德·阿隆指出：“历史科学依靠知识的积累向前发展，但也依靠对先前的解释不断做出重新解释而向前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中苏论战的研究，在先前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文献档案予以梳理和考证，对论战所涉及的内容与人物给予了尽可能客观合理的分析，并力求在一些较有争议的难点、疑点问题上取得突破。
但由于研究者占有资料多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运用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相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仅就学术界争议的几个焦点问题略作评述。
一、中苏论战的成因研究概括来说，在论战成因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向。
(一)综合成因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论战的发生与中苏关系的演变逻辑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并非靠单一变量的作用就能解释清楚。
例如，李捷认为，民族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战略利益的冲突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
左凤荣等认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其中也夹杂着历史的积怨。
骆晓会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主要有中苏两国领导者个人因素、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等)积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
蒲国良从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历史积怨、朝鲜战争和中苏国内政治变动等五个方面，对中苏论战发生的起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何一成、黄爱英认为，中苏论战是多种因素、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大论战。
(二)主因论第一，“国家利益冲突主因论”。
薛钰认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在现实国际政治方面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不应把中苏论战的根源仅归于意识形态、理论观点上的分歧。
孙其明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都对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相比之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第二，“同盟结构性弊病主因论”。
沈志华认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第三，“领袖因素主导论”。
朱瑞真认为，在中苏分裂的原因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
杨奎松通过对历史旧怨、独特个性、民族利益、革命理念等多方面考察，指出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决定作用。
第四，“苏联大国大党主义主因论”。
刘克明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
第五，“国内政策差异主因论”。
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认为，国际冲突大都是其内部矛盾运作的结果，理论上的分歧反映的是国内政策的背异。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
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
恰恰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的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还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制度因素等视角来探究中苏论战及中苏关系悲剧的主要成因。
例如，高飞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存在的体系——单元政治文化矛盾及冲突解决模式，是导致中苏论战发生的根本原因。
宁玲玲则认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即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斯大林体制”。
“斯大林体制”的集权性质使国家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纠错机制难以形成，抗震能力较弱，这是导致中苏决裂的主要原因。
二、中苏论战的实质研究比较经典的观点认为，中苏论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理论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肯定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历史意义，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许多论点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从总体上看，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了现代修正主义，而决不是什么极“左”；在苏东剧变以后，再从头看那场论战，可以使我们对它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
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实质作了精辟的概括，即中苏论战并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有学者对此作了具体阐释。
孙泽学指出，中苏之间矛盾的激化与分歧加剧，不平等的党际与同盟关系是最重要的诱因，也是中苏论争的实质所在。
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争取平等的呼吁被苏共视为“民族主义”。
正是不平等的党际和国家关系，迫使毛泽东和中共起而抗争。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中苏论战的实质问题的分析出现新的趋向。
有学者指出，仅仅从“不平等”这一方面认识中苏论战，还看不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也不利于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
中苏论战的实质应从三个方面理解：从整个国际共运来看，是国际共运传统模式发生危机的一种反应，是中共和苏共按照自己的理解维护传统国际共运模式而进行的斗争；从中苏两党关系来看，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这其中，就包括中苏两党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解和争论。
但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其实质。
中苏论战的根源在于双方没有正确理解和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与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国家利益总是掩盖在意识形态冲突之下并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
国家利益之争，始终贯穿其中并成为论战的实质所在，只不过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表现罢了。
还有学者从中苏论战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内在关联角度，指出中苏论战是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旅程中的一段插曲。
若从中国方面的角度看，中苏论战既反映了我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
二者互动的本质就在于：一方面，当时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缺陷体现于中苏论战之中；另一方面，中苏论战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认识社会主义的偏差。
沈志华则认为，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这一特性决定了论战的走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
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论战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
三、中苏论战的议题研究对论战中主要议题的是非评判，一直是学界的难点所在。
相对于其他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
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呈现出两种旨趣：一是从总体上围绕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揭示论战之争所涉及问题之根本，以及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模式选择、建设路径、发展规律等诸多层面的体现；二是从论战的具体文本解读出发，以当代人的视角对论战中的各个议题，如斯大林问题、“三和”“两全”问题、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等作专门评述。
在总体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
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始终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
苏方当年的某些改革，虽然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却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有学者指出，透过这场公开论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罅漏。
批判苏共“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中国由此提出“大过渡”理论，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迷失。
对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改革苏联模式的严厉批判，表明中国在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承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将“四清”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明我们党未能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确立了“夺权斗争”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逻辑。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中苏论战中，中苏两党都各自陷入了理论认识的误区。
但双方争论的实质与焦点始终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并可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如何继续发展，非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为这一组命题的研究提供了历史性的纵深和国际性的视域。
在中苏论战时期，对这三个延续性的问题的争论完整地诠释了我党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具体议题的评析方面成果不多，但也有所进展。
有学者述而不作，李瑗系统梳理了《九评》中的主要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九评》发表到今天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如何看待《九评》?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一议题作了专门评述，如黄宗良、孔寒冰认为，过分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并认为承认不承认这个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与把“和平过渡”理论强加于人的做法同样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