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1960年7月6日，外交部派我去驻苏使馆任首席参赞、使馆党委副书记，做刘晓大使的助手。

当时正是中苏吵架的时候，我感到任务很重。

为此，我立即着手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对策。

赴任前夕，章汉夫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赶快去，并说，现在使馆工作很忙，两党会谈马上就要开始，随后还要召开81国党会议。

现在去同过去友好的时候不一样，要有两手准备，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尽可能保持正常。

这个任务是复杂的，也是艰巨的，但也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还说陈总不在北京，就不见面了。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在京的大使参赞夫妇时，对我夫妇说，你们现在去苏联，日子不好过，苏联连给我国抗美援朝的武.器都要钱。

因此，你们去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于9月8日到达使馆。

当时使馆共有302人，另有苏联雇员42人。

这是我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

一、赴任前后的中苏关系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

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

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

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

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

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

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

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

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

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

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几种观点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各执其说、莫衷一是。

本文主要对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做一介绍。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李捷认为，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

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朱瑞真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

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中苏同盟脆弱的命运。

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王珍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刘克明指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

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

Road to the Spite, from Covert Struggle to Overt Disputation --Research on Sino - Soviet Relation in1960s（ Ⅱ ）作者： 李丹慧[1]作者机构： [1]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上海200062出版物刊名： 史学集刊页码： 51-67页主题词： 苏共二十二大;对苏方针调整;左派队伍形成;中苏大论战摘要：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

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

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

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

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

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

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

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党史纵横史海钩沉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揭密□文／苏振兰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期“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间，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

”那么，中国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怎样一个由来呢？苏联“老大哥”不帮“中国兄弟”说话封信中，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建议通过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在此之前维持边界现状。

９日晚，中国政府再次告诉苏联代办，中国方面已经公布了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中国政府在这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这时，中国对获得苏联精神支持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只希望苏联保持善意中立。

然而，９月９日夜，苏联政府不顾中方劝阻，竟然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公“苏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

声明中说：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

”在这个表面上呼吁防止美国“坐得渔利”的声明中，苏联政府对中印边境冲突不问是非曲直，笼统地麦示“遗憾”，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谴责中国。

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好战”。

１０月２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向赫鲁晓夫当面说明了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和背景，指出是印度方面越界挑衅，对印度反动派一味迁就是不行的。

但赫鲁晓夫不愿了解问题的真相，也不愿了解谁是挑衅者，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５日，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武装叛乱失败以后，挑起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

同年９月６日，中国领导人向苏联代办说明了此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国方面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并郑重指出：印度政府挑起边境冲突，是为了反共反华；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1990年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爆发。

在美苏冷战中，中国被称为关键性少数派。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下的几个阶段。

一、友好合作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协定。

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

这一阶段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二、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阶段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5年3月的“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一阶段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

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

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期。

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

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但与此同时，所有研究者又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是最直接或最重要的原因。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有关苏联在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展中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的观点，应当说是中方的一个传统观点。

虽然该观点近年来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似乎无人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他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人的不平等态度。

中苏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的转变及原因孔寒冰2013-1-31 11:05:10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史上是从60年代末的全面对抗向80年代中后期的关系正常化的过渡。

中苏关系上这种过渡性阶段的出现，既与中苏两国内部政治发展出现的过渡性有关，又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的过渡性有关。

系统地考察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发展过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是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墓本前提。

关镇词：中苏关系；对杭；缓和；过渡时期作者筒介：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政编码：100871)与关系破裂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一样，中苏关系的缓和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就是从60年代末的激烈对抗向80年代中后期的关系正常化的过渡阶段。

[1]造成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过渡性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是由于当时中苏两国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都带有过渡性。

正是在这种过渡性的氛围里，中苏关系的坚冰逐渐消融，中苏正常化的春天才逐渐到来。

一、对抗余波在一篇专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关系的文章中，我提出：从内容上说，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中苏关系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国家利益为主转变，[2]这种转变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更为突出。

与以往的对抗所不同的，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对抗一方面是规模在不断地缩小，强度在不断地减弱；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围绕着现实的国家利益，理想的意识形态色彩则越来越淡化。

概括起来说，在中苏对抗的余波中主要有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件：第一，互逐“间谍”。

早在1967年，中苏就以“不受欢迎的人”为借口互相驱逐过外交人员，70年代初互逐外交人员则以“间谍”的名义。

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苏驻华使馆马尔琴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被当场拿获，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苏驻华大使并且宜布马尔琴科等5人不受欢迎，立即驱逐出境。

６０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作者：阎明复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08期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

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

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中苏之间书信往来商讨停止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

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大论战期间，中苏之间除公开发表论战文章，还通过信函，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交换意见，也提出过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建议。

1963年12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