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符号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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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与文化符号分析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有一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
那么,何谓符号?符号之于人意味着什么?从文化哲学视域观之,符号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的、约定俗成的对象指称,以及人类用以表达思想的工具。
很显然,符号并非外在于人更不是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世界,相反,符号是人与人的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于此,关注并讨论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符号以及符号与其共生、共存的文化世界的关系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文化释义:解析符号的多维视域毫无疑问,文化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文化的含义是多重的、复数的。
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甚至不同人那里,“文化”一词都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含义。
诚然,历来有关文化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包含的问题也很多,而且,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都离不开对“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的回答。
早在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就曾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
此后有关文化的定义数目繁多,例如,注重成分罗列的文化定义、突出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之表征的文化界定、看重文化功能和价值的文化界说、强调结构体系的文化定义、侧重于人的生存“样式”的文化概念等。
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界定为“一个在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中,为应付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②。
在他看来,这种“工具性装置”即文化,客观地讲,马氏关于文化的界说充分肯定了文化及其活动的工具性、功能性价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针对功能主义文化释义的“主体”缺失问题,以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将主体引入文化界定之中,认为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的创造,主张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去界定文化,强调文化具有属人的精神特征。
人-符号-文化作者:张晶晶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3期摘要: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明确地指出,人即为符号化的动物。
他认为,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
卡西尔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人和人的世界,得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的存在。
人、符号、文化是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三要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三要素来探究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说明他的文化哲学既是一种符号哲学,更是一种人学。
关键词:人;符号;文化;文化哲学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160-02卡西尔称自己的哲学为“人类文化哲学”或“符号形式哲学”,他主要的哲学成就就在于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变成文化批判,把传统的认识论扩展成文化哲学,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运用于整个文化领域,试图“给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先验的基础”。
这一先验的基础就是人类精神先验的符号形式创造功能卡西尔从更广泛的人类文化的背景下揭示了人自身的特性,从而创立了符号形式的文化哲学学说。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于1923年至1929年先后出版的三大卷《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详尽的阐发。
而《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历来被看作是反映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本文就以卡西尔的著作《人论》为主要参照,试图来着重评析他的文化哲学观点及其意义。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即人的本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
他认为人的问题一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古希腊时代起就与宇宙本原问题同时并在。
卡西尔从符号、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人的本质,认为人不仅和动物一样生存于自然界,更是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文化世界。
也基于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研究中始终缺乏一个总体的框架和思考,卡西尔提出他自己的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扩大前人考察的范围,从人的整个表现中,从人的全部活动中,从人的劳作(Work)中去探讨人的本质。
人是符号的动物文:王铁成2014.10.6 来单位呆会,看看电脑,写点东西。
电影里面的机器人,一口气可以把整部书看完,《黑客帝国》里的屈尼蒂给接线员打了一个电话,就可以通过电波将武装直升机的手册完全印入脑子里。
如果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将四分之一的内容全部学习完毕,如果说人的大脑开发得当的话,可能将人类所有已知的知识全部装进入的话,那么我是就打扫好了房间,准备为这些知识安装腾出足够的空间。
可是完全不行。
当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一部书的时候,合上书本,我们发现只有少量的一些内容留在记忆里,当我们经过很好时间没有使用的话,我们发现几乎完全忘记了。
只有再重温或者经过多次使用以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并使用它。
卡西尔定义人为:“符合的动物”而不是:信号的动物。
千真万确。
我们之所以无知,是我们掌握的符号太少,而不是我们接触的信号太少。
康德是个标准的宅男,霍金无法离开轮椅,但是他们都洞悉了宇宙和人生。
可见我们人脑的价值恰恰在于对符号的掌握,对于信息的加工,对于物质表象经过理解和解释加工后的经验、理性和知识,而绝不是存在本身,存在的事物未经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我们无法专注地描述它,抽象和涵摄它,定义它,它就根本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思维系统,更不能进入我们的语言和逻辑系统。
我们不能让这些符号沉睡,因此我们需要一驾强劲的思想马车,这部马车虽然非常好的操作系统和处理器,二者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要更加注重历史和哲学,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来,知识是个什么构造,我们才能拥有智慧的方法,而认识论和方法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操作系统,而中央处理器就靠我们的勤奋,我们的积累,我们自己为自己打造好平台。
十年磨一剑,社会科学的确不是天才的场所,而是思辩、冥想、觉悟的世界。
以神话思维为例简析卡西尔的《人论》德国当代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是他文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卡西尔在这部著作中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从神话、宗教、语言等方面对人的“符号”本质作出了探索。
本文以卡西尔《人论》为蓝本,试图从卡西尔的理论渊源着手,以神话思维为例,探析卡西尔认为的符号的本质。
标签:卡西尔人论符号神话思维一、卡西尔的理论渊源与思想根基1.理论渊源历史主义强调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心灵创造的,所以不能认为是有规律的机械过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明确的个性,因此不能用普遍的原则来理解或者判断历史现象。
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了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到现代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方法论上的阐释学,而是本体论上的阐释学了。
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这种转换的方法论前提。
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核心理论——意向性理论的探讨是从表达入手的。
他认为表达是有意义的记号,表达的物质外壳是语言符号,表达的内容就是意义。
但他将主体看作是一切客体的基础,认为存在只是意识到了的存在。
卡西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将阐释学与现象学统一起来,并对之进行了超越。
一方面,他认为人的经验、知识不限于科学体系,而是包括了一切人类文化形态。
在他的哲学思想中,蕴涵着一种历史的观念。
另一方面,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在方法论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阐释学。
2.思想根基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者。
与康德在自然科学上对理性自身能力进行追问不同的是,卡西尔把神话、语言、艺术、宗教等都囊括在了人类的精神形式之中。
卡西尔早年师承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柯亨认为,考察人的认识,不能从认识的感觉开端去考察,而应该在认识的最高结果——人所得到的知识中去考察。
卡西尔也深受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影响。
此派以论述社会历史问题为重点,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太过于普遍性与绝对化,不适用与历史科学。
突出了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方法。
在卡西尔看来,要理解人类全部的文化行为,就必须指出人与动物在进行活动上最根本的区别——人的活动是带有符号性质的。
“活泼泼地”教育的文化转型——基于“晓庵天文”助推学校文化转型的“震中之路”江苏省震泽中学教科室孙杰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昭示人类已进入“文化人”的时期,咱们的教育也诚应进入“文化进展范式”的新时期了。
正如古德莱得在《一个称作学校的地址》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学校,是具有文化品位和精神感召力的场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应在于重建学校文化。
由此,身为师者的咱们亦难辞“藉文载道”“以文度人”之责。
“活泼泼地”,是民国教育家汪懋祖先生于我校成立之初题写的劝勉词,寄寓着先贤对我校办学的良苦用心和殷殷嘱托,是专属于我校的一份历史文化印记与宝贵精神财富。
另一方面,我校诞生于被誉为“学究天人”的明末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号“晓庵”)的祠堂之侧。
自上世纪80年代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成立“晓庵天文小组”、设立“晓庵天文观测站”始,学承“学究天人”的晓庵遗风在震中已成一种“常态”。
“晓庵天文研究”薪火相传数十余载,毫不夸张地说,“晓庵天文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业已成为支撑学校优质特色进展的“文化原点”。
“晓庵”的根柢情怀与“天文”的原始冲动,激发着“震中人”沉思:如何摆脱应试的沉疴,走出一条以“晓庵天文”助推“活泼泼地”进展的“震中之路”?“晓庵天文研究”课程基地的建设无疑提供了绝佳契机。
以天文学相关课程内容的模型建构、情境创设和内容拓展为载体,以高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为重点,“晓庵天文研究”课程基地致力于推动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开发丰硕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尽力使其成为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实现专业成长的“进展中心”,成为学生多样化学习和多元进展的“立体课堂”,成为优质特色进展“震中之路”的“展现窗口”。
那么,如何关注“活泼泼的生命”,由“知识认知”拓展至其“生命全域”,质真假设渝施以“活泼泼地”教育呢?一方面,咱们采纳“实践→评估→开发”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实践模式,极大给予教师主动参与和自主决策权,在动态二度开发校本课程中激活教师制造活力。
064《名家名作》·研究[摘 要] 不同于自然主义路径,将人从生理角度区分于动物;更不同于形而上学,将人视为理性的动物。
卡西尔从“人是什么”出发,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哲学,开启了人学思想的新篇章。
事实上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也体现了打造一种更广义的认识论的意图,即一种深化的和延展的“认识批判”。
卡西尔深刻地置身于人文科学之中,并借此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来撼动自然科学的统治地位并确立了人文科学的地位。
[关 键 词] 卡西尔;符号;文化哲学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符号哲学思想张文卓“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索的最高目标。
它就像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是所有思想固定不变的中心。
”[1]认识自我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共同话题,也一直是哲学领域中的一座高山。
黑格尔曾道:“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自然界。
”[2]不难看出,这种自我意识就是人对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理解和解释。
人拥有自我意识,因而人创造自我价值;人拥有自我意识,促使人们可以认识外部世界,也可以认识自我。
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才让我们开始对自身开始反思,以及对认识自我问题开始了“刨根问底”的探索。
这种反思正体现了人本性中的超越的本质,正是这种探索,才使人追求自我,使人达到今日的文明。
然而西方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定义,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路[3]。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一抽象的范畴渐渐地开始有了可触碰的、可理解的规定。
同样,“人的本质”也是卡西尔追求的“一座高山”,在卡西尔晚年的著作《人论》中,他同样意识到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产生了一种危机。
用他独特的视野,强有力地打破了传统定义人自我认识的视角,提出了用“符号”这一新的路径去解释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
一、追根溯源:卡西尔之前如何认识自我“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蕴含着人类对于自我的审视和对认知自我的渴望[4]。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从自然路径出发,常常将人放到自然中,从生理角度与动物进行区分,以此更加强调了人的类本质,即区分于动物的类本质。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赵思维来源:《科教导刊》2016年第26期摘要在卡西尔的哲学体系中“符号“概念,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最终为了说明”人是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创立的的符号哲学为文化哲学与人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卡西尔符号哲学人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9.080Cassirer's Symbolic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ZHAO Siwei(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ymbol"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assirer's philosophy system. In Cassirer's view, man is man of culture, while culture is the most basic key element of the symbols, culture is man's symbolic activity product or reality, it is a symbol of animal. Cassirer's symbol of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humanism research opens up a new angle of view,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 Cassirer; symbolic philosophy; human1 符号哲学的产生(卡西尔符号哲学的发展过程)卡西尔在189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留在德国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
在卡西尔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
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
人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人是符号的动物”是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或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卡西尔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最基本的根据。
这一原理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而在这一基础上来建构文学艺术本质论,确立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是把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与人的本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在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范围之内来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
这样就把文学艺术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划分出去而归入人文科学范围之内,从而把文学艺术问题纳入了一个合适的研究范围和探究轨道。
这应该是卡西尔对于哲学和美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人是符号的动物”:回到和超越康德“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回到康德”而又“超越康德”的一个成就。
众所周知,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其一,我们(人)能够认识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的纯粹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如果人的认识越界就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
其二,我们(人)应该怎样行动?康德的答案是,人应该按照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来行动;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信仰物自体的存在,从而达到实践理性的先验原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
其三,我们(人)可以希望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可以通过“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来希望美,而通过“质料的客双合目的性”来希望完善;人只有通过审美判断力和审美目的判断力才有希望由自然达到自由,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康德哲学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是什么”?康德的答案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那么,康德就把西方哲学由研究自然客体的“宇宙论”转换为研究人类主体的“人学”,这就是康德自己所谓的“哥白尼式的变革”。
德国哲学史家施杜里希在编写自己的《世界哲学史》时就是以这几个问题为主导思想。
他指出:“这些问题是所有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去用心思考的问题。
”的确,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人类必须回答的基本原理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康德主义要“回到康德那里去”是有道理的。
但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而且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体的条件限制,康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不彻底的。
因此,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还是为了“超越康德”。
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之中曾经指出:“康德曾经为自然科学进行了结构分析,然而,他未能力求给‘人文科学’以类似于他对自然科学所作的同样意义的结构分析。
”“然而,这决不是说批判哲学的任务潜在地和必然地会受到限制。
宁可说批判哲学所表现出的仅仅是一历史的或偶然的限制,这些限制是由于18世纪科学水平使然。
自浪漫主义以来,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由于出现了独立的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和宗教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理论便发现自身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的挑战。
”很明显,卡西尔就是要把康德所没有进行彻底的事业继续下去,要在19世纪语言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还应该包括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等科学独立的新格局之下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类似康德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种结构分析。
这样,卡西尔就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思路,在思考“人的问题”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结论。
因此,这个结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
“在对康德关于物自体、对象世界(自然界)以及先验方法等一系列理论的修正上,他大体上都仿效柯亨,他也正因此而被认为是马堡学派主要代表之一。
然而,早在《认识问题》第一卷(1906)中,卡西尔就不把认识问题仅仅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认识问题,而力图把认识的发展与神话和宗教、伦理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等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他看来,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并不限于理性和科学,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形态。
因此应当把康德的主体性扩大和推广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
”这也就是卡西尔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发展到“文化批判”,因而也才会有由“人是理性的动物”到“人是符号的动物”和“人是文化的动物”的转换和发现。
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转换和发现,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思想来说也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变革”,把文学艺术从“对自然的摹仿”或“对现实的再现”转向了“人的符号创造”,也给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情感表现说”增加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符号”和“符号形式创造”的本质规定。
这样就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思想由客观论转向了主观论,由意识论转向了符号论,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水到渠成了。
一般来说,西方美学的文学艺术思想的艺术本质论,从古希腊直到后现代主义,谱写了总体上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自然本体论美学的“摹仿说”。
第二部曲是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美学的“镜子说”和“再现说”,它们强调艺术家对自然和现实的“反映”和“认识”,一般被称为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论的古典形态,因为它们都认为,艺术是具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本质的,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来思考艺术本质问题的。
第三部曲则是西方现代主义(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人类本体论美学(社会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们逐步否定了19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的古典的艺术本质论,大力鼓吹艺术本质的不确定性,或者根本否定艺术本质问题。
然而,在这三部曲的第二个转折处却响起了两股强音。
一股强音是18世纪90年代的席勒的艺术本质论,它响起在认识论美学转向的起始段落,为认识论美学的艺术本质论“曲终奏雅”;另一股强音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艺术本质论,它奏响在19世纪中期,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步发展,正步步为营,深入到艺术本质问题的主题,揭示艺术本质的真谛。
而卡西尔及其学生苏珊·朗格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以及符号美学则是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交的语言本体论美学的“表现说”,它把情感表现与符号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高峰。
它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文学艺术本质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借鉴和参照。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中国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都由于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而忽视了卡西尔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的借鉴和参照的价值。
我们今天研究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思想,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符号学或符号诗学就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
其实,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和符号诗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的,不仅在转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大趋势之上是相通的,而且在某些具体思想上也有相通之处。
马克思把社会实践当作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之一个主要维度,与卡西尔把符号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把劳作(work)作为人的本质,就是相通的,而且把符号活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种应该说是对我们辩证地理解“实践”概念,也是有启发的。
我们可以把符号活动列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之中,以形成“实践”概念的三个方面: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
二、“人是符号的动物”:坚持和发展西方人学哲学传统“人是符号的动物”不仅仅是西方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神话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卡西尔坚持和发展西方人学哲学传统的必然获得的丰硕果实和精粹结晶。
我们知道,尽管古希腊的哲学是以自然本体论和宇宙论(宇宙学)作为主导研究方向,但是,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或人本学)的研究分析也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势力,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始,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就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之中都包含了人类本体论和人论(人学)。
卡西尔在《人论》之中指出:“希腊哲学在其最初各阶段上看上去只关心物理宇宙。
宇宙学明显地支配着哲学研究的所有其它分支。
然而,希腊精神特有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在于,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同时代表着一种新的普遍的思想类型。
……但是,这种新的思想倾向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内在于早期希腊哲学之中的,但直到苏格拉底时代才臻于成熟。
我们发现,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
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或批判他的前人们的各种理论,他也不打算引入一个新的哲学学说。
然而在他那里,以往的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
希腊自然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问题所遮蔽,从此以后这个新问题似乎吸引了人的全部理论兴趣。
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
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苏格拉底始终坚持并捍卫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的理想。
但是,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他的哲学(如果他具有一个哲学的话)是严格的人类学哲学。
”虽然经过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时代,宇宙论和人论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和奴婢,但是,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和人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不仅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人文科学也蓬勃兴起,形成了所谓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不仅是指与神学相对的关于人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肯定人和人的价值、尊重人和解放人的“人文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促进下,不仅自然科学发展起来,而且与此同时人文科学也在要求独立的地位,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88—1744)的《新科学》代表了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呼声。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之中这样写道:“维科一开始便离弃了笛卡儿的数学化主义(mathematizism),与之相比,他更喜欢康帕内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
然而他根本不相信自然科学。
按照这个原则——人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只有上帝才可能认识自然,而人只不过略窥(conscienz[共知])神的智慧(sapienza)而已。
人自己所创造的数学形式只是抽象化和虚构,不能掌握真实存在,不能掌握活生生的现实。
人实际创造的是人的历史,只有历史人才能理解。
构成这种理解力的最终基础是人对于自身的精神本质的认识,其规律性处处均匀地显示于历史过程中。
”维科所倡导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新科学”,即历史科学以及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旗手赫尔德进一步发展了维科的人文科学(历史科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还有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把维科和赫尔德的人文科学(历史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具体化、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