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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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导论一、研究对象二、学术史回顾1、改革开放前2、改革开放后3、前景与展望三、参考书目一、研究对象中外关系史既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是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交叉学科,又是涉及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俗史等各专门史内容的综合学科。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从古到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必须要做跨学科、跨时代、跨地域的综合研究。
1.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研究。
2.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研究。
3.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的研究。
4.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
⏹刘大年著, 《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两卷,三联书店1952年、1956年⏹魏子初《美帝在华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钦本立《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卿汝楫《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张雁深《美国侵略台湾史(1847—1895)》(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法外交关系史考》(文哲研究社1950年)、《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鲍正鹄《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列岛编《鸦片战争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凌大《法帝侵华史》(新潮书店1951年)⏹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三联书店1957年)⏹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人民出版社1961年)⏹外交学院《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0年、1988年、1995年出版。
天津名称的历史由来天津名称的历史由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诗词之说:“天津”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的诗歌中,他在《离骚》中写下了“朝发轫于天津兮”这一昂扬的诗句[3]。
∙星官之说:“天津”的名称来源于星官名“天津星”,《隋书·天文志》在记载“九坎东列星”时记载:“尾亦为九子箕,亦曰天津”[4]。
∙河名之说:“天津”源自河名“天津河”,《金史·河渠志》中记载:“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上名天津河巡河官隶督水监”[5]。
∙赐名之说:“天津”流传最广、史料最充分、记载最清楚的说法是源于皇帝的赐名,天津是“天子津渡”之意[6],是明朝皇帝朱棣夺取帝位成功,始发于渡过沽河,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404年12月23日),传谕旨“筑城浚池,赐名天津”。
明朝文人李东阳的《重建三官庙碑记》,碑记里注有:“天津象征天子车马所渡之地”的词句[7]。
名称变迁[编辑]印有“Tientsin”的明信片金朝在三岔河口设立军事重镇“直沽寨”,“直沽”之名始见史籍,是天津最早的名称。
元朝延佑三年(1316年)时在直沽设“海津镇”。
直至永乐二年十一月廿一日(1404年12月23日),明成祖朱棣赐名“天津”,即天子渡口之意。
清朝,天津升卫为州,升州为府,但“天津”二字保持此名至今。
西文名称[编辑]清末时期,天津的西文名曾使用过威妥玛拼音的“T'ien-chin”和邮政式拼音的“Tientsin”,如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曾名“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Tientsin作为天津的通用的西文名称被广泛使用,见证了天津最辉煌的时期。
而自1980年代末以来,使用罗马字母的国家比较普遍以官方所使用的汉语拼音名称“Tianjin”来作为“天津”名称的拼写。
[注 1]而“Tientsin”仅在历史、艺术等相关领域或非正式场合使用。
北洋政府警察教育立法与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研究摘要:北洋政府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警察教育的管理,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警察教育的法规、条例、命令,具体规定了院校机构、课程设置与招生制度等方面内容。
这些警察教育法规尽管存在缺憾与不足,但对完善近代警察教育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标志着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的初成。
关键词:警察教育教育立法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建立了一套从初等警察教育到高等警察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警察教育体系,是南京临时政府警政的延续和发展。
为了加强对警察教育的管理,维护其反动统治,北洋政府以清末与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立法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警察教育立法探索,是中国警察教育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一、警政机构的完善:北洋政府警察教育立法之保障北洋政府建立后,通过加强中央和京师警政机构、整顿地方警政机构与构建专业警政机构等措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警察网络,为北洋政府时期警察教育立法及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加强中央和京师警政机构北洋政府沿袭南京临时政府设立的官制,以内务部作为总览全国警政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警政发展的规划和各种规章制度,把握全国警政的发展方向。
内务部警政司虽为全国最高警务机关,但无直接向各级警政机关发号施令权,不负责指挥全国警察的实际活动。
北洋政府还在对清末京师警政机构进行改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与警政司无从属关系,经内务部核准可独立发布适用于京师的规章。
厅内置总监一人,指挥管理京城内的警察、消防,并总理厅务,监督所属职员,步军统领衙门裁撤后,兼管四郊警察行政。
(二)整顿地方警政机构为了改变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警政的混乱局面,1913年1月,北洋政府通令撤销各省巡警道和警务公所,于省会及重要商埠设警察厅,次要商埠道尹所在地设警察局,县级警察机关一律改为警察事务所。
为了“统一警政”,1914年8月,北洋政府颁布《地方警察厅官制》与《县警察所官制》,明确要求依据省、道、县三级行政建制建立相应的警察机关,并规定了各级警察机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专题06民国前期(1912—1928年) :近代中国的变革与社会转型【命题点0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1.(2023·湖北高考·8)1915年5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上海中国明明眼镜公司的声明:“近有丧心病狂之徒,以自己之营业失败,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实为本公司意外之奇辱也……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即中国全国眼镜界上,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
”该现象反映()A.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 B.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C.民族企业发展形势严峻 D.中外商业竞争愈发激烈【答案】A【解析】由材料“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可知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加之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使得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民族工业存在恶性竞争,一些公司诋毁其他公司贩卖日货,从而影响其公司的发展,说明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故选A项;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材料无关,排除B项;1914年至1918年处于一战时期,欧洲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使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迎来黄金时期,排除C项;材料“丧心病狂之徒”“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并非特指外国企业,无法得出中外商业之间竞争愈发激烈,排除D项。
2.(2023·高考全国乙卷·29)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9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这反映出()A.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C.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答案】C【解析】由材料“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可知陈独秀的演讲号召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表明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登上政治舞台,故选C项;工人待遇大致包括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材料中没有涉及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处境的做法,排除A项;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不符,排除B项;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与材料时间信息不符,排除D项。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化的转型(1912-1928)【考试范围】必修1第14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五四风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必修2第10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短暂的春天)必修2第14课: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必修3第15课: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修3第16课:三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必修3第17课:毛泽东思想(革命道路的探索)选修2第六单元第4课: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的斗争【考试预测】根据对2013年《考试说明》题型示例第15题分析,把握阶段历史,考察阶段特征,将成为命题方向之一。
建议学生在备考2013年高考时,注意变换角度,特别是新史观的运用,必修与选修的知识整合。
【课时安排】共1课时【课前准备】布置学生回顾第一轮复习时纵向知识体系的构建,梳理知识点,尝试按照通史模式进行知识点的重新归纳整理,构建横向知识结构网,并尝试用新史观解读。
【试题导入】(2010年全国文综)1913年,某身着日式服装的革命党人途遇一老农,老农询问其国籍,某称“予中华民国人也”。
老农“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被告知亦为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茫然惶然,连声说:“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
”这表明(C )A 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强烈B 革命党人处于不合法状态C 辛亥革命对农村影响有限D 农民阶级不支持辛亥革命解析:辛亥革命虽然促进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在广大农村,旧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提问:辛亥革命志士用鲜血换来的民主政府并没有真正换来民主的中国,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过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两半社会的中国行不通。
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破坏,具有软弱性,妥协性。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两半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构建网络】一、北洋政府的统治(1912.3——1928.12)1、统治建立: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的权利更迭及政局特征作者:柳丽贺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4期摘要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袁世凯为首以北洋政治军事集团为核心的中国中央政府。
在其统治的16年间,权利更迭频繁,中经袁、皖系、直系、奉系四个阶段。
政局特征纷繁多样:割据称雄、佣兵争霸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军事分权、制造政潮的现象一直贯穿于北洋政府统治的始终;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列强操控北洋政局是其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时期政局虽动荡混乱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却获得了发展。
关键词北洋政府权利更迭政局特征作者简介:柳丽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年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12.0641912年3月,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军事集团取代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新建立起来的以北洋政治军事集团为核心的政权被称作北洋政府。
从彼时到1928年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历经16年,权利更迭频繁,继袁世凯之后,皖系、直系、奉系先后掌权或联合掌权。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特征纷繁多样:割据称雄、佣兵争霸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军事分权、制造政潮的现象一直贯穿于北洋政府统治的始终;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列强操控北洋政局是其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时期政局虽动荡混乱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却获得了发展。
一、北洋政府的建立北洋政府是以北洋政治军事集团作为后盾和依托的。
谈及前者的建立过程不得不论及后者的发展历程。
在探讨整个北洋政府的形成和发展史时,必须对这个政府赖以存在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有全面的了解。
(一)北洋派的历史渊源北洋军与清王朝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一脉相承,是近代中国名义上的国家军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近代军事政治集团应从湘、淮开始。
到了清末,八旗绿营军纪废弛、腐败不堪,对外不能“御侮”,对内也无力镇压人民的反抗。
天津宝坻区大唐庄镇休闲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历史文化目录天津市历史 (2)古代 (2)近代 (3)现代 (3)宝坻区历史 (4)人文 (4)曲艺之乡 (4)曲艺名人 (6)设计段历史文化实物保留 (9)可沿用的传统历史活动 (10)天津市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国第三大城市,由于临近渤海,让她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经过了几百年的洗礼,造就了现在的天津市还有富有曲艺细胞的天津人民。
天津由十三个市辖区组成,宝坻区在天津市区的北部,及京津唐三角区的中部。
宝坻区是著名的“京东八县之一”。
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素有“宝地”之称。
宝坻区地理位置在东经117°8′至117°40′,北纬39°21′至39°50′之间,处于华北平原北部,临近渤海湾。
全区总面积1450平方公里,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24公里,平原高度在海拔2.5—3米之间。
宝坻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光、热、水条件较好,雨量集中,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冷暖干湿差异明显。
宝坻宝地,上有川林,下有矿藏,河渠千转,肥田万顷。
新的千年,宝坻蒸蒸日上,城市载体功能不断增强,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被众多投资者誉为投资兴业的“风水宝地”。
为尽快融入国际市场,宝坻对自身重新审视后提出了“立足天津、依托北京、借助河北、服务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战略构想,确立了“让世界人建设宝坻,促进资本快速集中”的发展理念。
根据“大北京”规划和天津总体发展战略,宝坻将建成与国际大都市相协调,功能配套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区、现代商贸物流区、休闲旅游度假区、现代农业区和特色居住区,打造新世纪的锦绣宝地。
天津市历史古代四千多年前,天津所在的地方慢慢露出海底,形成冲积平原。
现在天津处于的位置原来是海洋,黄河改道前由泥沙冲积形成,古黄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3000年前在宁河县附近入海,西汉时期在黄骅县附近入海,北宋时在天津南郊入海。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也称北京政府。
北洋是指位于渤海、黄海,朝鲜半岛附近的一个地域,因这一地带出现了近代新1926年的中华民国全图民国元年(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北迁至前清故都北京,临时政府进入北京时期。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北京临时政府举行第一届国会大选。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段时间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体制逐渐确立,但国家政权也落入袁世凯等北洋派人士的掌握之中。
至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但袁世凯日后意图恢复帝制未果。
当时在各省设置的都督掌握了地方的政经与军事大权,成为日后军阀养成之温床。
(1912-1916年)袁世凯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 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
二次革命失败后,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袁世凯用北洋新军武力统一全国,北洋集团由此统一了全国政袁世凯称帝权。
接着,国会于10月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总统独揽一切大权。
袁世凯统治期间,镇压了革命派的活动,北洋派也保持着大体上的一致,因而政局相对稳定,北洋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种体制的基础多在这一时期奠定,公布的一些法规、条例对工商业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但大总统职位仍不能使袁世凯满足,自1915年春开始,他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
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
旋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
但经过辛亥革命,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袁在北洋派内部排挤手握兵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造成北洋派内部的分裂。
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反袁,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在沪、鲁、陕等地发动起义,但因孙中山、黄兴有分歧,缺乏实力,又脱离群众,故影响不大。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近代警察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
近代天津警察既是清政府新政的实践产物,也是天津租界区各国警察体制移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近代天津社会发展对于制度变革的需要。
1902年,联军在归还天津时,以清军只能在距津20里外驻兵为条件,如何在不驻军的情况下维护天津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成为关系到津埠乃至京都安危的重要问题,近代天津警察制度即在此契机下被创建。
在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建设下,天津警察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上很快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清政府将之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直接推动了全国警政建设的步伐。
进入民国以后,受时代影响,天津警察对全国警政的影响不如清末时期那么鲜明、深刻,但历任政府及警察当局并未停止对警察制度的完善,警察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警察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
现有关于近代天津警察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建警时期,对北洋政府时期关注不足,且研究视角较
为单一。
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民国时期四大报刊之一的《益世报》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更加注重非官方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相互印证。
该《益世报》虽有宗教背景,却非宗教性刊物,创办人雷鸣远及其他核心报人始终立场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当局不公正的政治行径,《益世报》也因之声名鹊起,成为与《大公报》比肩的津门大报。
该报对天津警察的记述内容丰富、立场客观,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基于该主要史料,本文把近代
天津警察还原至当时的历史境况中,试图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一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对天津警察自身建设、多重职能及其社会作用进行剖析,以了解其发展脉络,分析其时代特征,明晰其社会角色,并探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在近代天津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相较于清末初创期的辉煌,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发展虽稍显逊色,亦因时局动荡遭遇了发展的黯淡期,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全国依然处于较先进的水平。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承担着多重职责,不仅通过打击违法犯罪、维持经济秩序、控制民众政治自由等方式加强了社会控制,亦将市容、路政、卫生等市政管理及整肃社会风气、发展慈善等社会改良纳入了职责范围。
究其原因,既是政治生态影响使然,亦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首先,天津警察当局通过完善组织机构设置、转变执法理念、加大法治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等举措提升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天津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警察市政管理职能的行使进一步改变了天津地方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职能相统一的局面,警察当局的警区设置及其对城市的多方位管理为之后天津市政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再次,无论是天津警察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对改变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民众公共意识、改善社会风气皆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在近代天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正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