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总长陆征祥1912．3．30 任（使俄），胡惟德署；1912．6．10 到任。

1912．6．17 代阁；6．29 组阁，仍兼。

1912．9．22 辞。

外交总长梁如浩1912．9．16 任。

1912．11．14 辞。

外交总长陆征祥1912．11．15 任。

1913．9．4 辞。

9．4 曹汝霖代。

外交总长孙宝琦1913．9．11 任。

1914．2．12 兼代内阁。

1915．1．27 免（任审计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1915．1．27 任。

1915．12．21 任国务卿，仍兼。

1916．3．22 免兼內阁。

1916．5．17 假，曹汝霖署。

外交总长唐绍仪1916．6．30 任（未就）1916．10．24 免，次长夏诒霆代。

外交总长伍廷芳1916．11．13 任1917．5．23 代阁，6．12 卸职。

1917．7．7 赴沪，7．9 免。

外交总长汪大燮1917．7．15 任。

1917．11．22 代阁，11．30 辞免。

外交总长陆征祥1917．12．1 任。

1918．11．12 假，次长陈箓代理。

1920．8．13 免外交总长颜惠庆1920．8．11 署。

1921．5．14 任。

1922．6．11 署阁，仍兼。

7．27，次长沈瑞麟代。

1922．8．5 辞。

外交总长顾维钧1922．8．5 署。

1922．11．29 免。

外交总长王正廷1922．11．29 署，12．11 兼代总理。

1923．1．4 免。

施肇基署（未就）2．3 免。

外交总长黄郛1923．2．3 任。

3．25 假，次长沈瑞麟代。

1923．4．9 辞免。

外交总长顾维钧1923．4．9 署。

（7．23 到职）1924．7．2 兼代总理。

1924．10．31 辞。

外交总长王正廷1924．10．31 任，并兼财长。

外交总长唐绍仪1924．11．24 任（未就），11．25，次长沈瑞麟代。

1925．2．21 免。

外交总长沈瑞麟1925．2．21 次长升任。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其中也包括外交。

尽管存在难以克服军人，旧官僚外交的弱点，但仍不失是中国外交迈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

为此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

由于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统治的虚弱、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公共空间的扩大以及“反帝”思潮的高涨，民族危机加重等因素,使得北京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牵动社会敏感的神经。

而在20世纪20年代更甚，极少有外交事件能够逃脱民众的审视与介入，这也是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格外活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国势不逮，外交自然举步维艰。

因为外交与国势、国力密切相关,并与军事、经济实力相辅相成，并最终是以军事、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为依托的。

然而,外交终归不是军事、不是经济，是具有相对独立和能动的一面的。

事实上外交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从一国来看,国家穷困,兵力不逮,使外交无可靠依托,难以进行其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手段。

然而,客观上这些不利因素却可给外交留下充分发挥作用的宽阔余地,并且,这种困境也往往激发外交精英的热情与智慧,使外交优秀的表现与军事的败绩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

还有,外交往往在国家使用其他对外手段无效、无力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因为作为一弱国,当国家其他对外手段都与它国相形见绌,外交则成为仅有的可与对手较量的武器。

一方面国家加倍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困境和重任调动和激发了外交的积极性。

并且随着中国近代民族的觉醒，民气可用。

例如，时人曾论及到民气与外交的关系，认为：“外交须以国力为背景，而国力云者，非指武力而言，乃指其国民精神的或物质的各项力量而言，国力优而外交必胜利，国力劣则难言矣。

中国若与物质力，此不能讳言者，物质力之养成，亦非旦夕之间。

故就现状而论，本不能对外获极大成功，然所恃者，即在另一半面之精神的力量，竟胜力果立足，犹勉可有为，否则唯有失败已矣。

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对外关系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不仅对国内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对外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时期，北洋政府与世界各国保持了密切的往来，这些外交交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北洋政府也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和合作。

然而，由于战争的残余和外国列强的干涉，北洋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然而，北洋政府并未放弃对外交流的努力，而是试图通过合理的外交政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对外交往方面，北洋政府坚持一个原则，即与各国建立平等和互利的关系。

北洋政府通过与主要国家签订条约来确保这一原则的实施。

这些条约不仅规定了各国在贸易、领土、领事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也为中国提供了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通过与各国签订这些条约，北洋政府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条约的签订，北洋政府还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例如，1920年，北洋政府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加入的国际性组织。

通过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北洋政府为改善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权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契机。

此外，北洋政府还积极发展与外国的文化交流。

他们鼓励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传统。

北洋政府还派遣文化代表团访问各国，推广中国文化，增进与外国的友谊。

通过这些文化交流，北洋政府希望能够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增进双方的相互认同。

然而，尽管北洋政府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中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动荡和外国列强的干涉，他们很难在对外交往中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加上北洋政府本身的腐败和无能，对外关系最终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

总之，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付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与各国签订条约、加入国际组织、发展文化交流等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致敬北洋政府：近代中国最强硬、最爱国、最宽容的政权！谏言策——————————————所谓北洋政府，是指民国初年由袁世凯及其继任者于1912年至1928年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翻开历史教科书，可以发现，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历来都偏低，说它“黑暗”、“反动”、“卖国”的都有。

应该说，我们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偏低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如果尊重客观事实，从全面的而不是个别的方面去考察，还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最民主共和最资产阶级化的时期。

北洋政府对外是“硬”，与列强态度强硬，拼死抗争，在外交和边防上是于中华民族有大功的时期。

北洋政府对内是“软”，在各项施政措施上都相当宽容和人性，从而让当时的社会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这样的“硬”和“软”，是值得肯定的。

二、“硬”——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拼死抗争在北洋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北洋政府通过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清朝签署的庚子条约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

开了突破了不平等条约防线的先河。

1919年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1月22日，北洋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

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一战”的胜利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

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巴黎和会最后达成的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强硬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拒签和约是巴黎和会的首创，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仿效中国，拒签和约。

高校思政课：近现代中国外交一、引言近现代中国外交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变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崛起的过程。

这门课程将系统地介绍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深入剖析中国外交的演变、发展与挑战。

二、近现代中国外交的背景近现代中国外交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避免被列强瓜分。

三、近现代中国外交的演变晚清时期的外交（1840-1911）：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失利，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仍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

然而，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改变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中华民国的外交（1912-1949）：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在外交上经历了一段曲折历程。

南京临时政府提出“平等、互惠、合作”的外交原则，但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外交局面更为复杂。

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较低。

新中国的外交（1949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通过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及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互助，新中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四、近现代中国外交的成就与挑战成就：近现代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挑战：然而，近现代中国外交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也面临着诸如贸易摩擦、领土争端、人权问题等复杂的外交难题。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北洋政府的外交09级中国近现代史：杨柳学号：200920524062顾维钧1904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就开始担任外交工作，亲身经历了民国初年外交的现代化，先后担任了驻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国公使，1919年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可以说他是这一时期外交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从1912年到一战前的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政府更替频繁，国外列强趁中国政局不稳，纷纷扩张势力。

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政府频繁更替，外交部也频频改组，虽然由于国力的原因，在外交上一直未能取得可喜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在这个时期逐渐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外交斡旋也为维护国家利益做了一定努力。

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这时的外交策略只能是在遭一国侵犯主权时寄希望于与该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出面干涉，而在独自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时只能采取拖延策略。

在这一时期中重大的外交事件有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中俄关于外蒙的谈判和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

顾维钧在1913年中英北京谈判中是作为翻译参加的，他当时担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北京关于西藏问题开始谈判，据顾维钧回忆说他是历史学习了西藏地理方面的许多知识，而英国方面也有一位武官对西藏十分熟悉，谈判拖延的症结是前、后藏的划分问题。

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

可见当时袁世凯政府实际上已同意英国对“后藏”的领土要求。

而在其后的西姆拉谈判中，中方代表陈贻范擅自签约，导致了极为不利的状况，此后西藏问题被搁臵。

英国对中国西藏提出领土要求，而中国实际上也放弃了对“后藏”的管理，这表明中国在单独对英谈判中居于劣势，且英国大使朱尔典又是个中国通，英国代表对中国、西藏问题都很了解，中国在谈判中只能坚持前后藏的划分界限，拖延谈判。

而在远离北京的西姆拉谈判，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制定了西姆拉条约，其中规定：“中英两国政府，同认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外藏有自治权……”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代表私自签约后，竭力声明不予承认，但是至少是外交上，中国政府只能在西藏问题上维持现状了。

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曲折与变革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外交领域发生了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的外交困境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的开始。

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并规定了赔款、协定关税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交上失去了自主权，被迫卷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更多的不平等条约1856 年至 1860 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给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尊严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这些条约增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还割让了九龙半岛给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列强在中国的权益。

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1894 年，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

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 2 亿两白银。

这一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巨额赔款也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 亿两，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 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等。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
对北洋政府时期外交的研究不多，传统的观点多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总体上是失败的。

吴东之在《中国外交史》中即认为：“北京政府虽然口称要设法‘纠正’不平等条约，以护国权，但实际上是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甘处退让屈辱的地位。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在国家衰弱的背景下，北洋政府的外交仍获得了不少成果，如修订并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在签订新约时也注意遵照平等互惠的原则。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屡次出现的“国民外交”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

所谓国民外交，是指“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罢工排货、通电宣传、示威游行等压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实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国家对外关系的趋向”。

顾莹惠在《论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一文中写道：“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开展：一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商谈，以谋求外国援助或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二是通过与一些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某种私人关系，从而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三是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活动，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通过组织发动一定规模的民众运动，并采取相应的抵制措施，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与对外交涉，迫使他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措施；五是通过出国参会、访问，或是接待来访等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正常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等。

”清末民初的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及抵制“二十一条”运动等都是国民外交的具体体现。

国民对外交的早期参与方式主要是通过发动与政府外交非对抗的外交运动。

这打破了政府完全垄断外交的局面，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民众的声音。

浅谈1912-1927民国外交史研究【内容提要】对北洋时期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外交史北洋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指的是1912～1927年间的中外关系。

【为了叙述之便，下文中民国即指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并不是起于民国时期，而是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主要在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始着力于包括外交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

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反侵略贯穿其间，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提起中外关系史，人们就会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认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转变。

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艰辛历程，探讨我们民族曾经历的曲折及遭遇过的磨难；另一方面，考察民国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如何选择外交主攻方向，如何处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其中有何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无助益。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领域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海峡两岸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本文将主要根据各有关论著，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个粗略的回顾和展望。

二、主要观点和有关争议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还体现在出版了大量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上。

如对民国初创及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看法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将日本对袁世凯和孙中山的政策以及袁、孙对日态度进行比较研究，系统论述了1911年至1916年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

013民国外交官郭泰祺的传奇生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界涌现了一大批职业外交家，如伍廷芳、陆征祥、施肇基、王正廷、王宠惠等，他们巧舌如簧，纵横捭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自从北洋时期施肇基、颜惠庆等人相继淡出政坛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官阵容中的佼佼者，无疑要属顾维钧和郭泰祺了。

相对来说顾维钧年少得志，平步青云，巴黎和会上一鸣惊人，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务总理，并六度出任外交部长，其风头一时无两。

而郭泰祺宦海经历则显得略逊一筹，不似顾那样光鲜。

但是经历民国时期波诡外交风云的郭泰祺，宦海沉浮，也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和注意。

民国肇建崭露头角郭泰祺，1888年出生于湖北广济，其父为清朝秀才，郭年少时孙增德（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山东省青岛市　266000）摘　要：郭泰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职业外交家，曾经出任驻英使节多年，在任上为中英关系做出了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后曾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不可谓不显赫。

他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民国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经历可谓颇丰。

无论是巴黎和会上，还是在日后的国联大会上，他与顾维钧、颜惠庆等人都曾仗义执言，尽自己所能为国出力；当然囿于阶级局限，也曾背叛革命，追随汪系，所幸最终没有堕落下去。

关键词：郭泰祺；近代；外交作者简介：孙增德，1982年生，山东青岛人，博士，青岛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家道衰微，自幼跟随父亲开蒙，1902年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湖北省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堂（与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同学）。

郭泰祺天资聪颖，学习非常刻苦，后得张之洞赏识，1904年，年仅十六岁被送往美国读书。

其时风俗尚未开化，出洋留学被视为危途，浑不似当下出国留洋蔚然成风。

所以说，年幼的郭泰祺实有气魄和胆识，敢于出国留洋。

郭泰祺到美国后，先后进入马萨诸塞州伊斯坦普中学、威利斯顿神学校学习，1908年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获得博士学位。

在美学习期间，他爱好广泛，先后曾加入文艺爱好会和宇宙俱乐部等团体，并且在美国曾经担任过记者，比如《费城新闻》《宾夕法尼亚报》。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失败例子1923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在津浦线上疾驶的由上海开往北京方向去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从江苏进入山东境内，经过沙沟车站，往临城站驶去。

在临城，火车上的四十名外国游客和二百多名中国游客被劫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

关于这列火车有不同的叫法，有人习惯把它称为“蓝钢皮”，因为这是从美国刚刚买回来的，中国第一列全钢外壳列车;有的人称它为“京沪第一次快车”;也有的称它为“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

列车分为头等、二等、三等车厢，头等车厢的车票只卖给往来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地的中国部分官员和外国人。

案发后几个小时，北洋政府和各国驻华使团都做出了重要的反应，但是当晚无论是北洋政府抑或是各国驻华使团，对这一事件的具体情况还不明朗，他们不知道这些绑匪意欲何为。

有的列强又联想起往日的山东义和团运动，顿时不寒而栗。

两天后，世界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

5月7日和8日两天，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

美国公使舒尔曼更为迅速，当晚他就赶到了济南，去进一步了解情况。

其中意大利公使最为扯淡，宣称借临城事件要对中国关税、铁路、军队、交通等进行全面托管。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跟着瞎起哄，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驻扎北京的美国军队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甚至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不过时任美国总统的哈定尚算冷静，担心临城事件中各列强的反应会激怒中国民众。

部编版八年级历史上册《第11课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说课稿一. 教材分析部编版八年级历史上册《第11课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这一课，主要讲述了北洋政府在1912年至1928年间的中国历史背景、状况以及军阀割据的情况。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北洋政府的统治特点，认识军阀割据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二. 学情分析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状况和军阀割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比较陌生。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了解北洋政府的成立背景、特点，以及军阀割据的形成原因、影响等方面。

三. 说教学目标1.知识与技能：了解北洋政府的成立背景、特点，掌握军阀割据的形成原因、主要军阀势力及其影响。

2.过程与方法：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讨的方式，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军阀割据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四. 说教学重难点1.教学重点：北洋政府的成立背景、特点，军阀割据的形成原因、主要军阀势力及其影响。

2.教学难点：北洋政府时期的腐败、军阀割据的现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五. 说教学方法与手段1.教学方法：采用自主学习、合作探讨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提高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课件、历史图片、文献资料等，帮助学生直观地了解北洋政府统治与军阀割据的情况。

六. 说教学过程1.导入新课：通过回顾上一课的内容，引导学生进入北洋政府统治与军阀割据的学习。

2.自主学习：让学生阅读教材，了解北洋政府的成立背景、特点。

3.合作探讨：分组讨论军阀割据的形成原因、主要军阀势力及其影响。

4.教师讲解：针对学生讨论的结果，进行点评和讲解，重点阐述北洋政府时期的腐败、军阀割据的现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5.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北洋政府统治与军阀割据的情况。

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1．晚清政府（1840－1912）①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到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中国要么战败，要么不败而败，一步一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③1861年所设的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标志着洋务运动即将步入正轨，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也标志着清朝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面向世界，从传统的理藩政策向近代外交转变。

④《辛丑条约》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机构完全半殖民地化，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905－1925）①1905年，孙中山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②南京临时政府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目的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结果根本没有得到支持和响应。

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的内容；接着在“北上宣言”中，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统一中国。

3．北洋军阀（1912－1928）①1915年，袁世凯为了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几乎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借款，扩充势力，镇压革命。

②段祺瑞政府等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充当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工具，比袁世凯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一战”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正义要求，遭到英、美等列强的无理拒绝后，北洋政府的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历程，分析其背后的动因、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国际关系的剧变，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挑战。

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从屈辱条约到平等外交，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不仅是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反映，也是中国自身社会变革、观念更新的结果。

文章首先将回顾中国近代外交的历史背景，包括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及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随后，本文将分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关键节点，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探讨这些事件如何推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本文还将探讨转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和思想，如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本文将评估中国近代外交转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包括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重塑。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本文试图揭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这一转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背景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国内环境来看，晚清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

政治上，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民生凋敝经济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资源，严重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思想上，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传入，冲击着传统的封建观念。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外交事务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了契机。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海外扩张，中国作为亚洲的重要国家，自然成为了他们争夺的对象。

频繁的战争与外交摩擦，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朝贡外交已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寻求新的外交模式。

再次，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努力，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革运动，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有所突破，也在思想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