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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俗的审美价值民俗是指流传在民间的习俗、风俗和文化传统，具有较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民俗的审美价值，包括艺术表现、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力等。
首先，民俗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丰富多样的审美特点。
在民俗活动中，人们通过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等各种表现形式，展示了丰富的美学元素。
例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龙舞、舞狮、花灯等民俗表演形式，不仅展示了华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融入了太极、五行等哲学思想，使得表演更具有审美内涵。
这些艺术表现形式通过民俗活动的方式传承和展示，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观赏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融入文化、感受美的途径。
其次，民俗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
民俗传承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民族特色，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将文化价值传承至今。
例如，中国的龙舟竞渡活动，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
通过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人们得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底蕴，进而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其产生审美的情感。
此外，民俗还具有社会凝聚力，这也是其审美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民俗活动中，人们共同参与、共同努力，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增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社会联系。
比如，中国的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贴春联，团圆饭，共同庆祝新年到来。
这样的民俗活动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种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使得民俗具有了更大的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审美价值。
通过其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化传承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作用，民俗既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承载了历史的文化记忆。
因此，应该重视和传承民俗，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的审美作用。
观察与思考I45论民俗的审美意义与趣味—以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为例文/熊心宇摘要：从20世纪末期开始，第五代导演开始将电影的创作倾向转向民俗化，从而衍生出了一批带有浓郁民俗文化色彩的电影。
张艺谋通过其独有的色彩风格，在影视作品中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众多本土民俗文化的元素。
张艺谋在《红高粱》这部影片中，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有生动的视觉展示，表现出意境美以及民族精神。
从美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民俗文化与电影艺术结合所产生的审美意义与趣味，不论是对电影还是民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民俗文化；审美意义；审美趣味；《红高粱》民俗是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产生的，遍布在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
电影则是一种艺术形式，它能够通过镜头、声音、画 面的组合将艺术家的意图和情感表达出来。
张艺谋在将中国电 影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对民俗文化和民俗意象的传 递，以《红高梁》《大红灯笼髙高挂》《菊豆》等为代表，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一.电影的民俗文化及其审美问题民俗是人民大众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
大体上来说，民 俗文化的形成与民间的物质生活、娱乐需求、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分不开的。
而被誉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往往脱离不了民 众的生活而独立存在。
就观众的欣赏角度而言，电影以其独有 的视觉冲击力，能够更直观地描绘民俗生活、解读民俗文化与 现象，探析文化背后的情感、历史背景，通过艺术化的手段，使 得一些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民俗文化通过影像得以再现。
而在 张艺谋的电影中，确实恰到好处地借鉴和利用了这些民俗元素, 通过一些民俗事象作为线索贯穿整个故事之中，一方面展示了 中国独有的民俗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民俗文化元素的运用 从而产生了故事主线之外的更广阔的叙事空间。
在电影《红高 梁》中，展现了众多中国民族元素，导演张艺谋将这些本土的 民族元素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重新排列组合在观众面前。
(一）作为戏谑的颠轿习俗颠轿这一习俗，在中国传统的的民俗文化中是一种戏谴新 娘的行为。
略谈我国民俗文化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刘烨【摘要】As a vivid and intuitiv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video art provides a good display space for folk culture.With profound and inherent background,folk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mak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evitable.The combination often plays a protective role in promoting self development of folk culture.%影像艺术是一种生动直观的文化传播平台,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展示空间;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厚底蕴,亦使其成为影视作品中重要的元素之一。
这令二者的结合成为必然。
这种结合,往往能对民俗文化自身发展起到保护与推动作用。
【期刊名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04【总页数】3页(P47-49)【关键词】民俗文化;影视;民俗电影【作者】刘烨【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904民俗文化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在长久的生活中创造、享用和传承，与其族群特定的传统历史息息相关。
因而，拥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作品往往更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可。
影视艺术是当今文化传播中覆盖面最广、感染力最强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对于人们的思想认知与生活、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影视作品的魅力在于其“叙述性”——运用特有的声画符号叙述出生动、直观的故事。
这一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构图与时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再现”能力。
传统节日的传统民俗影视艺术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特有的传统活动，是人们庆祝历史事件或纪念神灵的一种方式。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传统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些节日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也展现了当地的民俗习惯。
而传统节日中的传统民俗则成为了艺术家们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影视艺术通过将传统民俗呈现在大银幕上，不仅向观众展示了内在的文化价值，也传承了传统节日的精神。
影视艺术在传统节日的呈现上多种多样，可以是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
它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将传统节日与传统民俗和社会背景相结合，创造出跨越时空的观影体验。
比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中，火红的灯笼、欢快的舞龙舞狮、丰盛的年夜饭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电影《春光灿烂猪八戒》通过一个寓言化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乡村家庭为了过年而奋斗的故事。
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也反映了现代化的生活变迁和人情世故。
然而，影视艺术并非仅仅展现传统节日的美好和欢乐。
它也能够通过反转和冲突等手法，从而揭示传统节日中深层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善恶。
比如，在日本传统节日端午节中，人们会举办盛大而富有竞争性的赛龙舟活动。
电影《鲁邦三世：谜解李奥纳多》通过一个盗贼团队的激烈龙舟竞赛，展现了人性的欲望和勇气。
这部电影以端午节的传统民俗为背景，将传统节日与犯罪题材相结合，既突破了传统的呈现方式，也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传统价值的多重解读。
传统节日的传统民俗影视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价值引导。
通过艺术的表达，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独特氛围和文化内涵，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认同感。
同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影视艺术也是了解传统节日和传统民俗的一种窗口。
许多青年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和参与主要是通过影视作品的介绍和呈现。
因此，传统节日的传统民俗影视艺术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也需要注意影视艺术在呈现传统节日的过程中的舍弃和创造。
民俗仪式在电影中的叙事重构及意义一、电影仪式叙事中群体与个体的纠葛按照文化层级划分，民俗属于中下层文化，其天然携带的集体性能指往往包蕴着大众化、生活化的内容表征。
民俗仪式更是需要在集体性、大众化的场域中完成自身的实践话语构建，从而形构“公共空间”的叙事本质。
据此，张艺谋、陈凯歌、王全安、吴天明等艺术家总在自己的电影中将民俗仪式作为重要的叙事手段予以渲染和点化，从民俗仪式“公共空间”的实践本质中抽绎出“群体”和“个人”的叙事质素，让电影中的民俗仪式成为个人性、公用性之间复杂叙事纠葛的绝佳展演场域。
前述仪式的“公共空间”指称源于对仪式研究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从功能方面说，它（仪式）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特定的‘公共空间’的浓缩。
这个公共空间既指称一个确定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等，还指称一个特定的人群所网络起来的人际关系：即谁在那个场合做什么，谁在那个场合该做什么，谁在那个场合能做什么……”[4]特纳的理论申说言及了仪式的“公共性”，继而指向“人群”，又延展为“群体性”，也就是说种种简易亦或繁复的民俗仪式绝非是单独个体的叙事推演，而是内在地携带集体性特质。
但是，在仪式被纳入电影叙事后，其群体性表演机制总是会受到影视艺术个体性格塑造及命运演绎等方面的叙事改造。
在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中，电影开始，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来到西北的贫困村，小村庄的婚俗仪式第一次呈现，年龄尚小的女孩被早早嫁人，严肃、庄重又不失落后的地方民俗搭配上潦倒乡民的诙谐唱腔，为整部影片奠定了悲凉基调。
在这场仪式中，影片主人公翠巧以一个窥看者的视角参与了仪式叙事，也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但是，这并不是《黄土地》最具感染力的仪式场景，影片中安塞腰鼓和祈雨场面的艺术性绘制才是充分展现民俗仪式在电影叙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两个颇具民间性质的仪式均在上百人的群体性表演中形成宏大的叙事场景，也成为众多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中国民俗文化与影视艺术的融合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而我国丰富的民俗文化不仅给生活增加活力，还可以为影视艺术作品的创作发挥积极作用。
而且，影视艺术与中国民俗文化具有相辅相承的关系，二者的融合具有深远意义。
对此，如何深入了解民俗文化与影视艺术融合形式并促进两者融合成为影视艺术发展的关键问题。
1中国民俗文化与影视艺术融合的价值中国民俗文化十分丰富，包含多地区特有文化以及各时期风俗特点。
而影视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可以在新时期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让人们感受民俗文化的内涵、不忘本，在了解国家历史民俗的基础上加深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尚情怀。
而且，目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民俗习惯不复存在，新时期的青少年更是甚少了解民俗文化。
利用影视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能够将中国民俗文化有更好的传承，这对于国家的进步有很大益处。
2中国民俗文化与影视艺术的融合形式2.1通过影视声画展现民俗影视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在众多影视作品的声画方面得以呈现，利用声音和画面直接展现丰富的民俗文化能够让观众至关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与独有的特点。
例如：在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中对于旧时嫁娶民俗有很深入的展现，新娘子的一袭红装，轿夫的颠轿、门窗上张贴的红喜字等，无一不将嫁娶民俗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一片段也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加深了观众的印象。
而迎亲队伍那不绝于耳的锣鼓与唢呐声，也是嫁娶习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锣鼓唢呐声不仅能够进入观众的耳朵，更能入心。
起初听时会为这热闹而欢喜，在联想到九儿命运时却也可以听出这锣鼓声中的悲凉，在这心绪变化中观众更能够理解导演对于“冲喜”这类旧时民俗的抨击。
电影的创作不仅将民俗文化展现，还因融入民俗因素而提升了电影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与哲理性，可以说做到了电影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相互促进。
2.2民俗文化融入历史影视有关于历史的影视作品随着电影行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在荧屏上，在对各种历史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势还原历史，并且融入悠远的民俗文化，加深了观众对于历史的理解与对民俗文化的感悟。
民俗纪录片的美学价值及时代精神作者：金震茅来源：《声屏世界》2011年第12期纪录片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的同时，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
本文探讨民俗元素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记录方式，运用于纪录片创作所呈现出的美学价值，进而揭示把民俗文化资源充分、有机地运用于纪录片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民俗纪录片表达的内蕴美1．题材的本土性。
剪纸艺术通过各种造型纹样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表达出民族共有的审美情趣和理想。
如沔阳剪纸是沔阳（现湖北省仙桃市）一门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艺术，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武汉电视台拍摄的民俗纪录片《沔阳剪纸》，突出地表现本土性特点，体现浓郁的沔阳风情、民俗特点、生活场景，展示了仙桃民俗文化独有的魅力。
《沔阳剪纸》展现的沔阳剪纸构图精美、雕工精细，如同白描一般而独具一格，表现出文化的深邃和厚重。
再如由山东省滨州市政府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的《走遍中国——走进滨州》系列纪录片之《剪刀手的故事》，栏目组通过寻访剪纸高手的过程，将中国剪纸的起源、滨州剪纸的特点融入到节目中，揭示黄河流域的滨州剪纸成为中国剪纸北方流派代表的特殊因素，讲述滨州剪纸的传奇故事，记录滨州剪纸艺人的乡土生活，具有厚重的地方民俗品位。
2．浓郁的民俗性。
纪录片对民俗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同时民俗元素也为纪录片带来了浓郁的民俗性。
如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生命的礼仪》，介绍了甘肃肃南县裕固族人一生经历的礼仪。
如小孩长到三岁要举行剃头礼仪，传承了裕固族的民间习俗，剃头礼已被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如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生肖文化》介绍十二生肖，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俗文化，虽经历朝历代和各种社会制度，至今仍沿用盛行。
每一种属相都有深广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构成了规模极为庞大的文化集结，内容涉及天文、星象、历法、考古、神话、传说等方面，翔实的文化解读突出了生肖文化的民俗性。
3．标识的典型性。
充满典型性的民俗标识从形象到意蕴，蕴含着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渴望，传载着集体的吉祥文化意象主题，表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活动的深层世界观。
电影中民俗文化呈现及美学价值作者：曾奇来源：《电影评介》2016年第22期电影是考察社会现状的一种艺术方式，在反映社会形态与问题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从我国电影诞生到发展至今，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了，在这期间经历了无数次演变和完善，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的、典型的影片。
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风格如何迥异，我国电影在各个时代都融入了民俗文化，潜藏着很强的美学价值，拓展了时间与发展空间。
一、电影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一）通过内容呈现的民俗文化1. 通过戏曲呈现的民俗文化。
京剧作为我国四大国粹之一，截至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从形式上而言，京剧包含了我国很多个古典戏剧剧种，并集文学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等元素于一身，可堪称为我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内涵上来讲，京剧中彰显着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引以为荣的宝物。
《霸王别姬》是京剧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在此部电影情节中，所有故事内容都围绕着《霸王别姬》进行，使电影情节结构与民俗文化相融合，从形式表现和文化底蕴两方面上建立起电影表现系统。
[1]京剧《霸王别姬》在电影中，不但在情节上起到牵线搭桥的积极作用，而是它还使电影情节更加可信、真实，引发与观众的共鸣。
在影片中有很多具有较强民族韵味的情节受到广大观众一致好评和喜爱，这也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通过历史故事呈现的民俗文化。
在这部电影中，时间跨度非常大，跨度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等多个历史时期，而影片中的人物命运也是坎坷的。
也许在片中某段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是非常沉重的，不适合我们去宣扬的，但这毕竟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我们应该去掌握和了解。
电影作为其他国家人民了解我国发展历史的主要途径，在展现民俗文化中，不能只是展现那些积极向上的文化，还需要将一些负面的或者曾经让我国陷入低谷境界的文化，这样的电影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唯有敢于将历史真实地还原在电影屏幕上，才能让各个国家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谈民俗电影的“伪民俗”[摘要] 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引领了民族电影的崛起，然而受到了“伪民俗”的批评，本文以《红高粱》为例，探讨民俗与电影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电影是独立的艺术门类，应该具有一定自由的创作空间；民俗使得电影扎实，电影提供给民俗一个生存空间、传播媒介；“伪民俗”这一命题在艺术话语之下是无意义的。
[关键词]张艺谋民俗电影红高粱民俗电影在1983年之后才真正崛起，在第五代导演里出现一批民俗风情浓厚的电影，如表现乡村民俗的电影有《乡音》、《黄土地》、《盗马贼》、《边城》、《青春祭》、《良家妇女》、《孩子王》、《湘女潇潇》、《海滩》、《红高粱》、《人生》、《老井》、《无情的情人》、《春桃》、《野山》、《芙蓉镇》等，表现城市民俗的有《雅马哈鱼档》、《茶馆》、《顽主》、《给咖啡加点糖》、《太阳雨》、《女人街》等。
而在第五代导演中，又以张艺谋的民俗电影最有市场号召力与艺术好评，他的民俗电影代表作包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
但在市场认同以及国外大奖垂青之后，又有诸多学者对张艺谋的民俗电影发出了质疑，认为其作品是“伪民俗”的。
学者尹鸿就认为“它们并不是民俗的记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
民俗在这里不是真实而是策略，一种寄托了各种复杂欲望的民俗传奇。
这种类型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他们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
”激烈如王干者，在评价《大红灯笼高高挂》时说，张艺谋“虚构了一个灯笼的神话”；这种捏造，这种“‘伪民俗’本身就是违背生活真实的，但整部电影的故事都设立在这种莫须有的‘民俗’仪式上”，认为张艺谋丑化中国民俗，以文化奇观讨好洋人。
这种言论并非寥寥。
以张艺谋早期民俗电影《红高粱》为例，探讨张艺谋的点化式民俗手法电影化运用，进而讨论在“伪民俗”这一命题之下本文的思考。
民俗的影视整合及审美价值(一)
【内容提要】
民俗是人类古老文化的遗存，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
影视通过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对民俗进行了艺术整合。
在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作为陪体而存在，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状态。
而在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和中心，表明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
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影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艺术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份，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
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
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
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
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
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
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
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
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
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
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
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
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
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
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
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
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
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
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
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
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
《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
《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
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
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
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西藏的风俗民情。
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
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
《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
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
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
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
《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
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
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
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
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
《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
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
《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
《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
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
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
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
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
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