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亲亲相隐”及其制度构建尹子文【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汉代以“亲亲得相首匿”的形式被正式确定.近年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日渐升温,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对其与亲属拒证权所做的联合考察.但研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并且包含许多感性成分,同时对反对者的意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梳理诸方争论焦点,指出恢复“亲亲相隐”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并就其当代构建提出自己的意见.【期刊名称】《平顶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28)003【总页数】5页(P58-62)【关键词】亲亲相隐;价值选择;人性平等【作者】尹子文【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08引言“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源起先秦，跨越汉唐，历经清末修律，延续至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此制度被废除。
20世纪末，这一问题的研究被重新提上日程，1997年范忠信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政法论坛》上发表《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程、规律及启示》等文章，探讨“亲亲相隐”问题。
20世纪初，围绕刘清平教授的《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例子》一文，学术界掀起了“亲亲相隐”及其与腐败之关系的热烈讨论，讨论的文章大部分收录于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
针对这一讨论，邓晓芒教授于2007年在《学海》上发表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批评“亲亲相隐”，并且指出了“亲亲相隐”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文章又引发了郭齐勇和“四儒生”① “四儒生”指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人。
语出邓晓芒:《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学海》，2007年第4期。
同邓晓芒教授之间的激烈论战。
2009年俞荣根教授和蒋海松博士在《现代法学》发表《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变》一文，再次提出在中国恢复“亲亲相隐”制度。
司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现代意义——从“亲亲相隐”看我国证人作证特免权的构建与发展摘要：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它经历了春秋、两汉、隋唐、宋明直至民国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影响极为深刻。
容隐原则集中体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它的出现时中国特定人伦背景及社会实存共同作用的结果。
容隐制度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其中反映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作证特免权发展历程一、“亲亲相隐”的发展历程“亲亲相隐”制度，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匿犯罪，如果告发法律规定应当隐匿的亲属则要被处以刑罚的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存在了长达几千年。
“亲亲相隐”的明确表述见于论语。
《论语·子路》中说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①另一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进一步发展了“父子容隐”的思想，孟子不仅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且认为子为了成全孝道，可以弃天下于不顾。
孟子曾和门人假设瞽叟杀人的故事，认为皋陶处于法官的地位，自应依法处理，不能因为是天子的父亲而徇私，可是舜一定会弃天下如敝屣窃父而逃的②。
汉律亲亲得首匿，宣帝本始四年曾为此事下一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③从这条诏令可以看出，汉代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还是单方面的，即卑幼隐匿尊长，尊长隐匿卑幼只有在触犯死罪的时候才可以“上请廷尉”，但这也说明了此时的容隐制度可是有向卑幼、尊长双向之间的①叶萍，彭志刚，张峰.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12.6②瞿同祖著.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P68隐匿方向发展。
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当代拒证权的构建研究作者：周浩来源：《活力》2019年第10期[摘要]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礼治传统。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关于亲属拒证权的重要制度，“亲亲相隐”体现着对人性的尊重，对于人权的保护，更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亲亲相隐制度反应的价值追求对当代我国拒证权制度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分析法来论述亲属拒绝作证权的构建问题。
从“亲亲相隐”原则这一古代制度谈起，分析“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这一制度中获得借鉴和启发，论述如何确立我国的亲属拒绝作证权问题。
本文将比照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结合国外的立法规定，反观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探讨“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希冀这一制度能以崭新的面貌回归，缓和亲情与法律的矛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亲亲相隐;容隐制度;拒证权;刑事立法化;礼治秩序一、亲亲相隐制度与拒证权的比较研究（一）亲亲相隐与拒证权的内涵比较一方面，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亲亲相隐”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又称为亲属容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司法体制下维护人性伦理的重要纽带。
另一方面，拒证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证人被司法机关要求提供证言时，如果有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
拒证权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拒证权、亲属拒证权、职业拒证权、公务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保护或促进特定的亲情关系，法律允许具有证人资格的配偶、近亲属依法对自己掌握的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并赋予其有拒绝法庭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的权利。
”亲属拒证权又被称为亲属特权规则、亲属免证特权、亲属证言特权或亲属作证义务豁免权等。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摘要】“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律规定，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均有相关规定，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依据期待可能性原则设立公民个人的容隐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容隐权一、“亲亲相隐”制度的中外立法“亲亲相隐”，指在明知自己亲属犯罪的情况下，为之隐瞒，不检举揭发，不出庭指证犯罪，不作为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反之，则以罪论处，或者加重处罚。
当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不在隐瞒之列。
这一制度在中国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当时周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即家父慈爱、子女孝顺、兄长爱弟、第敬兄长，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传统，《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秦律》首次将该制度入法，规定子女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为“非公室告”（类似于今天的非公诉案件），不予受理，坚持告发者，则要被治罪。
汉宣帝通过下诏，正式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到唐宋时期，可以相互隐瞒的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大，没有血缘关系的、居住在一起的也可以相互隐瞒不报。
清末变法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取消了以相隐为强制性法定义务的规定，保留了容隐权利的规定，“亲亲相隐”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
民国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原则，且将相隐的范围扩至更大，规定亲属间犯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也反对子告父罪，古罗马推崇家父权，家长与家子人格一体、家子没有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必然不能检举揭发或者指证犯罪，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
近现代以来，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传承2000多年，在古罗马、古希腊也有类似规定，当代东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均有所规定，证明其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笔者分析如下。
（一）“亲亲相隐”是法律人文精神的体现法律不排斥人情，立足于人情，不悖逆民心的法律，有利于形成公民亲法、服法、守法的和谐氛围，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也是文明社会的伦理法则。
亲亲得相首匿对拒绝作证权的合理比较与借鉴发布时间：2021-07-01T15:57:32.320Z 来源：《科学与技术》2021年3月7期作者：孙景然刘朋朋张梦瑄叶姝萌周冠麟[导读] 亲亲得相首匿是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显著体现，蕴含了儒家“德治”“礼治”的思想内核，孙景然刘朋朋张梦瑄叶姝萌周冠麟国际关系学院【摘要】亲亲得相首匿是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显著体现，蕴含了儒家“德治”“礼治”的思想内核，尊重了人文关怀和家族本位传统，具有其历史意义；拒绝作证权作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刑法内容，展现了法律的教育和感化作用，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拒绝作证权并未进入我国法律体系，其与我国现代部分法律思想存在冲突，而将亲亲得相首匿与拒绝作证权进行比较，能进一步发现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传统法律思想的合理性，更适应我国法律体系与法律指导思想，从而使亲亲相隐制度得到当代借鉴与合理发展。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拒绝作证权比较借鉴一、亲亲得相首匿概述及其思想内涵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中华法系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宣帝时期，以诏的形式进入法律体系，得到正式的法律认可，并就此得以保留传承发展完善。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 《汉书·宣帝纪》卷八]西汉时期限定首匿的范围还是三代直系血亲和夫妻之间，此后首匿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不同罪名限定也更加明确，如，北魏刑法中写入“期亲相隐”；《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至此，“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法律中基本定型，同时，唐代产生“同居相为隐”制度，“同财共居”也适用“相隐”原则，“首匿”范围明显扩大。
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研究关于亲属作证的问题，我国古代法律就有“亲属容隐”、“亲属隐匿”、“亲亲得相首匿”的相关规定，即亲属犯罪，一定范围的亲属有“隐匿不证”的权利甚至义务。
从现代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看，基本上都设立了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的制度，反映了刑法对人情、人性的照顾，体现了刑法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证人主体范围没有限制。
无论是否是被告人亲属，也无论与被告人关系如何亲疏远近，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除非该证人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因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
二是证人只有作证的义务，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比如父母、子女、配偶等，也应当就自己所掌握的近亲属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如实作证，而不能拒绝作证。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亲属(尤其是近亲属)，证明(尤其是自愿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却很少发生。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对证人不加限制的作证义务制度，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项制度设计的宗旨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究竟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差，无视法律规定逃避作证义务，还是制度本身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一项法律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必然有损法律的权威，应当得到修正和完善。
本文从对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观点和理由的评述、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立法、司法状况的研究分析，论述在我国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就该制度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有所裨益。
一、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主要观点评述(一)学界主要观点概述。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坚决反对设立该制度，称之为“反对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体现了刑法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竭力主张设立该制度，称之为“赞成说”。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和等级制度，除谋叛等特别严重的犯罪及亲属互相侵害的犯罪案件，允许因亲属关系而相互容隐，称“亲亲相隐”。
在“亲亲相隐”制度下，允许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而不进行告发和作证，而且卑亲属控告尊亲属受到限制，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①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是证人特权规则之一，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拒绝充当本案证人或对本案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刑事诉讼规则。
国外将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称之为“证言特免权”或“拒绝作证权”。
②配偶、近亲属特权就是拒绝作证权之一。
配偶特权也称为婚姻特权、夫妻特权，因为配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因而不具有作证的适格性。
亲属特权是指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关系所受到的特权保护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
③吸收“亲亲相隐”制度的精髓，建立近亲拒绝作证规则已经成为众学者的共识：“因亲情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拒证权规则在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均有所体现。
‘亲亲相隐’就是最好的体现之一。
在现代法治社会，出于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伦理，应当规定配偶和亲属间有权拒绝作证。
即夫妻、父子、祖孙、兄弟姐妹之间免除相互作证的义务。
这主要是考虑到亲属的稳定、家庭的和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④“我国历史上传统法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亲不为证，亲亲相隐，它是历代统治阶级出于维系家庭稳定、文化传统等多种政策考虑对近亲属关系在证据法上所设立的一项特权。
我国立法目前没有对此种特权的规定，但是我们应该全面权衡利弊得失，适应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社会关系的需要，适当确立这一特权。
”⑤一、立法沿革与立法例（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立法沿革“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的传统。
《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从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的理论基础看两者价值取向之比较作者：张灿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21期摘要“亲属拒证权”往往被视作“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产物，其实二者从产生的源头、发展历程到本质思想、价值取向均有很大差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依托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义务本位”的，而“亲属拒证权”则依托人权思想及契约精神，以“权利本位”为立足点，赋予罪犯亲属以拒证的权利。
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各自的理论基础入手，对其价值取向作出简要的对比。
关键词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人权契约作者简介：张灿，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010-02任何法律制度欲臻至科学而完善之境，其背后必有与之相呼应的思想文化理论基础作为支撑。
这种理论基础必然是深厚的，是立足于本民族长久历史传统而形成的，因而也必然是符合主流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制度即是如此。
一、“亲亲相隐”制度及理论基础《论语·子路》篇中关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记述，当为“亲亲相隐”制度之滥觞。
此后，秦法汉律中均有对此的相关规定，直至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正式将“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相隐范围不断扩展并得以完善，而到《唐律》之时，已经有了关于亲属间长幼尊卑相为隐的具体规定，“相隐”的范围扩大为同居共财的亲属之间，不同财共居但在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可容隐，并将奴婢、部曲与主人的关系拟制为亲属关系。
可以说《唐律》中的规定，意味着“亲亲相隐”制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基本内容为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所沿袭。
清末民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大清新刑律》、《中华民国刑法》等法典中得以保存，并逐渐实现其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程序与实体相衔接的近代化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亲亲相隐”制度被废止。
直到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重新将富有“亲亲相隐”精神的内容，引入第188条之中。
“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存续并发展，在笔者看来，其基础有三：其一，“亲亲相隐”符合人之本性。
“制度出于人性，才有助于保证公平、高效，并与时因革、损益变通而长久延续” 。
而“爱”是一个人最首要、最本质的属性。
所谓“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
因此，至亲之人犯罪，从“爱亲人”之本性出发，首先必然不会是高举“大义”之名检举揭发，使至亲之人身陷囹圄，而是为亲人之利益考虑并作出决断。
“亲亲相隐”制度即是如此。
它符合了人的本性，不强其所难，免去犯者亲属内心所面临的“私情”与“大义”之间抉择的折磨，因而更容易从情感上获得大众的理解，更容易得到执行。
其二，“亲亲相隐”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所倡导的“礼”、“亲亲尊尊”等伦理道德规范为历朝历代所推崇。
“亲亲尊尊”原本是西周礼制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依据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有别，而导致权利义务各不相等的社会。
“亲亲”在于维护家庭伦理，保持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而“尊尊”则依社会等级的不同，分别确立自身所承担的权利义务。
儒家提倡“礼治”，而“礼治”的本质在于“人治”，它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承天意，顺民心。
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而其所谓的“天意”、“民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性”。
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自然而然的被社会视为理所应当。
其三，“亲亲相隐”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这一点必然备受争议，“亲亲相隐”制度鼓励的是亲属之间隐瞒罪行，对其所犯之罪不揭发，甚至提供帮助令其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其最直接结果，便是罪犯逃脱制裁，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与统治阶级利益岂非背道而驰？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法更倾向于“家族本位”。
家族内部实行“家长负责制”，而君主则作为全天下所有家族的大家长，对天下负责。
因此，整个国家以各个家族为基础，国家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各家族内部的稳定与团结。
如秦王朝那样实行连坐制度，亲人若仇龇，邻里相为敌，其必然导致的结局就是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的失位，为保自身而失其本性。
如此之家庭如何和睦，而家庭不睦，国焉能稳固。
“亲亲相隐”制度则可视为以个案的正义为代价作出有限让步，以换取家族内部关系以及国家统治基础的稳固。
这从长远来讲，更为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既然“亲亲相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那么关于危害到国家政权稳固的罪行，又如何呢？对此，代表着我国古代封建立法最高水平的《唐律疏议》有着明确规定：“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三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各从本条科断” 。
“谋反”即“谋危社稷”，企图危害君主或国家；“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企图侵害皇帝的祖先及挑战皇帝的权威；“谋叛”即“谋背国从伪”，图谋叛国投敌。
这三种罪名源自“十恶”，确立于隋律，被唐律沿用。
“十恶”之罪一直是此后历代统治者重点打击的对象，而作为其中直接危害皇权及国家统治的“三谋”，则更是丝毫不容宽恕。
由此可见，尽管统治阶级期待以“亲亲相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但对于直接危害到国家政权及统治者切身利益的时候，亲亲之间互相揭发则成为自保的唯一出路。
“亲亲相隐”是有边界的，是并非涵盖一切罪名的。
二、“亲属拒证权”及其理论基础“亲属拒证权”经常被拿来当做“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产物。
其实，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义务本位”的，强调亲属间有相互隐匿犯罪的义务，必须履行，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相反的，“亲属拒证权”则是立足“权利本位”，赋予犯罪嫌疑人的父母、配偶、子女等亲属以相应的权利，使其有权拒绝证明该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并免于由此获罪。
二者自出发点开始即不同路，其发展过程中或有相似或交叉，但终究不能殊途同归。
“亲属拒证权”源自西方，根据范忠信博士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有关于此方面的观念，而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则有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家”作为法律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家父的人格吸收其余家庭成员的人格，故而亲属之间得以拒证，毕竟“自己不能控告自己或为自己作证” 。
中世纪时期，教会法得到广泛的推行，占据统治地位，但并未见有“亲属拒证权”的相关记载。
以《德国刑法典》与《法国刑法典》为标志，近、现代以来，人权、平等的思想得到广泛关注，拒证由一种强制性义务转变为平等性的权利，即罪犯的亲属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出庭作证，法律保护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
现代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由此得以发展并推广。
相比于“亲亲相隐”制度所维护的家庭伦理纲常，“亲属拒证权”似乎更倾向于保护人的某些基本权利，而这种对于人身、财产等基本人权的保护，有时候甚至是强制进行的。
如亲属间互相伤害的案件不得隐匿的相关内容，被明确写进西方多国的法律之中，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被法律视为彼此平等的基本人权，防止拒证权可能带来的亲属之间对于人权的侵犯（即使是出于自愿，被侵害者选择拒绝证明亲属的侵害行为，其人权也必然已经受到损害，而这种损害，为法律所不容）。
法律尊重亲情，因而在两者冲突时，法律往往会让位于亲情。
然而当亲情遇到人权，人权则会毫无争议的更为优先——视人人为平等的个体，视人人之权利皆神圣不可侵犯——正是这基本人权的思想，为“亲属拒证权”提供了首要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基本人权的思想为“亲属拒证权”提供了首要的理论基础，那么，契约精神则是对其理论基础的重要补充。
基本人权作为最高形态的私权利，其存在与行使都由《宪法》加以保障。
《宪法》即是私权利与公权力所订立之契约，约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私权利之间可以平和的方式解决的问题，公权力不必介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由于契约的订立与存在，使得私权利的行使得到保障，而不必担心承担事后可能存在的来自对方私权利或者公权力的风险。
故而，对于“亲属拒证权”的行使，无需存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在笔者看来，“亲属拒证权”是以西方的人权思想以及契约精神为理论支撑的，并不能被简简单单的认为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结果（即使是，后者的现代化程度恐怕已经达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两者根本是不同的制度，最多不过是有些相似之处罢了。
三、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价值取向之比较“亲属拒证权”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但需明确，这是有一个隐性的前提的：个体之所以享有基本的人权，是因为其具有理性。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自然而然的会有求知欲，会去探求真理，追寻正义。
这体现出，西方法学的最初始阶段，即已经将人视作独立的存在，信仰神，尊敬神，而不从属于神。
尽管对于“正义”的理解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人权思想与契约精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自由与平等。
当自由被禁锢，平等被剥夺，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即为正义与否的最朴素的定义。
而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人本主义”的，但这种“人本主义”讲究的与却是人为善。
人与人之间应当和睦相处，以儒雅而艺术的道德方式处理问题，避免冲突，以至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化解双方矛盾。
告状、打官司往往被视为丢脸的事，意味着本人缺乏礼乐教化，是个“粗人”、“俗人”，而非“雅士”。
因此，“无讼”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乃至当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况。
常人之间如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之间，就更加应该努力“无讼”了，不仅亲属之间彼此犯罪被视为“家丑”而“不可外扬”，亲属与他人之间犯罪的，也应当尽量隐瞒。
同时，“无讼”的理想状况也被视为统治者德治教化的功劳：“仓廪足而知礼仪”，百姓们都吃饱了肚子，明白了礼义廉耻，自然不会来打官司了。
如果“无讼”的理想状况当真是由于“仓廪足而知礼仪”，那自然是最好的。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无讼”成为统治者宣扬政绩的光鲜外衣，为了“无讼”而“无讼”，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民怨暗涌，稍一不慎，即是决堤之势，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此外，虽然儒家提倡的是“德主刑辅”的司法原则，但“无讼”过于强调德治的作用，有忽视“刑”之功效之虞，“德”、“刑”发展不均，国法可能由此废弛，现代意义上的“法即权力”也将永远是一个陌生概念。
注释：任娇娇.“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3，15（4）.12-14.张国钧.亲属容隐的人性根源.政法论坛.2014，32（2）.157-165.《汉书·宣帝纪》。
《唐律疏议》，《名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