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中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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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拒绝作证特权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它的出现,不仅能够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还能够保护证人的尊严和隐私权。
本文将围绕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展开探讨,具体内容如下。
一、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概念及来源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指的是如果证人拒绝对某些问题作出陈述,那么这个拒绝本身是可以合法地被承认的,不会对证人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这个制度的作用,在于保护证人不被强迫作出可能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和自由产生严重伤害的陈述。
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来源,应当首先追溯到人权的本质和价值。
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振兴起源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
证人被强迫作证,容易使其受到不必要的压力,造成被告人被错判或判过轻的情况,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其次,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它既可以追溯到英美法系的悠久法律传统,也可以看作是各国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普及的结果。
二、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基本原则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 证人拒绝作证应当合法:证人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拒绝作证,否则,证人拒绝作证将无法得到保护。
比如,在中国法律上,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会使自己或者其他人遭受刑事追诉的问题,但是如果证人拒绝回答法律允许的问题,那么其拒绝就不应该得到保护。
2. 证人拒绝作证的理由应当合理:证人拒绝作证必须要有充足的合理理由,换言之,拒绝作证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这样才能保证证人所行使的权利和自由不会越过法律的底线,更加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
3. 证人拒绝作证的效力应当充分: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目的是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因此其效力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
换句话说,证人拒绝作证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否则将违反人权的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原则。
三、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具体实践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在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普遍。
比如在美国,第五修正案规定“不得强制证人自证其罪行”,并明确规定了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和免责条款,对证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权利进行了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解决证人拒绝作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我国的法定证据之一,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由于目前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出于各种原因而拒绝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应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笔者结合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践,就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问题做一下探析,以期更好的解决证人拒接作证问题。
[BT4]一、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分析一是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是导致证人拒绝作证的根本原因。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以致部分证人拒绝作证。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XX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另外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也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
但上述规定,是在证人因作证而产生被打击报复的后果之后才会发挥作用。
而目前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各机关互相推诿,不肯承担具体保护责任。
如在今年3月份,公诉部门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时,法庭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后,就出现了证人因害怕被告人亲属的报复而在人民法院拨打110寻求保护的情况。
由此可见,虽有上述法律规定,在现实中证人实质上还是没有得到保护,从而造成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拒绝作证。
再次,由于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很多时候执法者只保护证人,对于证人的家人和近亲属缺少有效的保护,致使部分证人在作证时有很多的顾虑,而拒绝作证。
二是法律对证人作证的义务和制裁规定的失衡,是导致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的另一重要原因。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从法理角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
证人作证既然是一项法定义务,那么证人拒绝作证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由于我国的现行法律缺少对证人拒绝作证而应承担的相应惩罚措施的规定,作证义务成了一纸空文。
浅谈我国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之构想作者:唐群丽彭武林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5年第02期摘要: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证人证言可靠性的考虑,也是维护伦理道德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所需。
同时也应当给予强制作证制度以足够的重视,只有将证人拒绝作证权与完善强制作证制度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诉讼程序价值和司法结果公正的平衡。
虽然,相对于整个法制建设而言,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只占极小部分,但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构想一、立法之必要性现如今,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从法律层面讲已经消失殆尽了,而在现行的法律中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相关规定也尚没有确立。
从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法律仅规定公民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而对拒不履行如实作证义务的公民如何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及公民享有拒绝作证权的特定情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论从立法的科学性,还是从当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严峻现实来看,无疑是一个缺憾。
这一切决定了构建证人拒证权制度确有必要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司法实践的现实所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导致证人作证率低的因素有很多,如法律缺乏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厌讼传统、惧怕报复心理等,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享有拒证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说,自己的至亲犯了罪,基于传统伦理道德和亲情关系,证人一般是不愿意出庭作证的,除非有其他特殊情况。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恰体现了先人们的人文底蕴,即对任何社会都属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罚,绝不能以牺牲大多数人的亲情为代价,否则将会对社会造成更深刻、更长久的伤害。
基于此,法律应该赋予证人拒证权,这有利于缓解目前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2.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一个社会需要和谐,因为和谐的社会具有包容性,可以求同存异,讲究民主与法制并举,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
论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原因及对策内容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利于加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责任心;有利于全面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有利于提高证人的法律责任感,增强其证言的证明力。
但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困绕着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影响着司法的公正。
本文认为导致证人拒证的原因有: 一是证人拒证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1、证人责任制度不健全,在立法上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明确规定。
2、没有作出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使得书面证言可以党而皇之地进入诉讼法庭。
3、立法上的冲突,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理由。
4、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的规定极其不完善;二是司法机关自身的原因,主要司法人员为减少诉讼成本和工作量不主张让证人出庭;三是证人本身的原因,主要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观上不愿意出庭作证。
根据证人拒证的原因,应采取相应对策:一是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既包括完善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又包括对证人拒证的制裁制度;二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这一证据的规定,在立法中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对书面的证言不予采信或进行严格限制;三是提高司法人员执法水平和公民法律意识,使司法人员履行保证证人出庭的职责,使公民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关键词:证人拒证原因对策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展现的庭审方式客观上需要证人出庭制度作为配套设施,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不尽人意。
笔者就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目前证人拒证的现状、危害,证人拒证的原因及对策,阐述如下观点。
一、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
法院开庭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实。
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对证明事实的证据的认证。
证据只有在法庭上经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是整个庭审活动的中心。
论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概述证人是一个案件的关键,证人证言则成为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证人出庭率非常低。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新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情形,之所以這样规定,是因为只有那些关键的证人—对确认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的证人才有出庭的必要。
这样的规定既符合司法的实际又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该法第188条则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
立法机关曾经指出设立该条主要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和社会和谐的构建。
但是这并不构成被告人近亲属的拒证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相对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第62条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对证人的保护范围和措施。
该条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证人也有请求这三个机关保护的权利。
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证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该法第63条规定了证人补偿经费的来源即司法机关的业务经费还明确了对证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范围内的费用予以补偿。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足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率依然非常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1、法律对证人应当出庭的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2012年虽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但是其实施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法律对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的部分规定过于笼统,不够细致和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三个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不好界定,没有具体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决定证人是否应当出庭,同时证人是否有必要出庭仍需要法院的决定,这就使在确定证人出庭范围上,法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立法建构(一)对适格的证人而言,出庭作证是其一般义务。
但是,按照有原则必有例外的法律逻辑,在证人作证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社会利益的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权,即使其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诉讼公正多元价值观的体现,是利益权衡的一个具体要求。
证人拒绝作证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一)职业特权规则所谓职业特权,是指为了保护特定职业群体的共同体利益以及有关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对在从事该职业活动中得知的情况依法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这里所说的特权,是指针对作证义务的原则性而言的例外权利,并非法外特权。
1.律师的拒绝作证权。
律师拒绝作证权是律师职业道德、社会信任感和司法制度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理性权衡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结果.律师拒绝作证权同时是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
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与律师发生职业关系的案外人而言,律师承担保密的义务;对公安司法机关而言,该保密义务则表现为律师的拒绝作证权。
我国现行法的缺陷在于只规定了保密义务,而没有规定拒绝作证权,如同畸形的独轮马车。
1996年《律师法》第33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1996年《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9条是这方面的典型。
(1)主体。
从内部结构来看,律师并非拒绝作证权的唯一主体。
律师不得公开所知道的委托人或者案外人的隐私,除非事先得到委托人或者案外人的同意。
因此,就主体结构而言,委托人、案外人以及其他秘密所有人、秘密的管理人是律师拒绝作证权的内部主体,而律师是针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外部权利主体。
需要注意,这里所说的律师是职业意义的律师群体,不仅包括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而且包括律师助理、实习律师等。
(2)客体。
从中外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律师对从事职业活动过程中知悉的如下事项享有拒绝作证权:第一,国家秘密。
《保密法》第2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律程序规定,在一定时间内限于一定范围人知悉的事项。
简论我国刑事诉讼拒证权制度研究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上首次涉及拒证权,指出证人在接到法院的通知除非有恰当理由,否则必须要出庭,对拒不出庭作证的,法院有权力强制其出庭,但被告人的亲属,如配偶、子女及父母等除外。
虽然同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有不小的进步,但是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拒证权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概述(一)拒证权释义拒证权通俗的讲就是拒绝作证的权利。
证人拒证权是指某一特定范围内的证人由于其特定的身份,依法所享有的拒绝作证或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也被称为作证特免权。
证人拒证权包括亲属关系或职业关系拒绝作证的权利及因公务秘密性所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等。
(二)确立拒证权制度的重要价值1.有利于对某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保护。
从法律上来讲,拒证权制度的设立是一种进步,由于亲情伦理的存在,一些证人在作证时可能比较违心,而该制度恰好避免了这种可能性。
这实质上是法律对于伦理的一种让步,正是这种让步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2.有利于利益的权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伦奎斯特指出:整个法律和诉讼发展史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价值冲突的问题,往往在某一案件中,两种价值观都有其合理性,都值得尊重,但它们却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相遇了。
法律要求证人作证最终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以保护人权。
追究犯罪必然是审理一个案件时所应考虑的,但除此之外还应考虑案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
拒证权的设立可以保护某种社会价值,不仅可以还原社会真相,还能保护个人隐私。
3.昭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一种肆意践踏,“反对被告人和嫌疑人自证罪名”是许多国家立法中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国目前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在价值观念上将其和惩罚犯罪并重。
赋予证人拒证权可以保障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是诉讼进步的表现。
试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构建作者:王水明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11期摘要:本文主要通对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基本概述来分析我国现状,以及对域外有关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立法规定及借鉴思考,同时对确立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构想也做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立法中图分类号:D915.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2-0100-02作者简介:王水明(1982-),男,汉族,福建福清人,本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助审员,主要从事商事审判工作。
一、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基本概述及我国的现状证人拒绝作证权,又称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指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遇到特殊情形时,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等原因,法律赋予其依法拒绝承担作证义务的一种特殊权利①。
证人拒绝作证权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亲属型证人拒绝作证权、公务型证人拒绝作证权、职务型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权特征:首先,能够行使该权利的主体必须也只能是证人,即享有该权利的人必须符合法律对证人的规定。
其次,拒绝作证的主体有其特定范围,并非所有符合证人资格的人都享有拒绝作证权,该特定范围,包括具有特定的身份或者具有特殊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特定的身份,证人才能够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再者,证人拒绝作证权的范围、内容及相关程序等均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以立法形式明确确立证人的此种特殊权利,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司法作用。
最后,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实质是一种平衡社会利益的司法手段,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之间的价值选择,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②。
在我国,法律仅明文规定了证人有作证义务,并未明确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
由此,一方面,社会上高喊着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作证的义务应得以加强,而另一方面,在具体地司法实践中,很少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
可见,证人的出庭作证义务和拒绝作证权利同属作证的两个重要方面,立法仅明确其中一项义务,不仅会使另一项权利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义务的履行。
浅议我国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初步构想摘要:证人拒绝作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许多国家的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一方面,证人拒证权不利于案件真实的查明;另一方面,证人拒证权有深刻的社会价值。
针对我国在证人拒证权制度方面立法欠缺的现象,本文通过对证人拒证权价值的剖析,以及我国设立拒证权制度的必要性,结合现实状况,为建立我国证人拒证权制度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证人拒证价值人权保障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协助司法人员发现和搜集其他证据,可以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甚至是主要事实的依据,可以揭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谎言或被害人的虚假陈述。
各国的刑事诉讼法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然而多数国家的法律又规定了在特定的情形下,某些证人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而享有不出庭作证的权利,这便是拒证权。
所谓拒证权,是指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可以在法定情形下免除作证义务而享有拒绝提供证据的权利。
一、证人拒证权的价值分析(一)程序公正。
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具有强烈的国家公权力的色彩,因此,传统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证人的客体化,其表现就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强制性规定与对证人权利的漠视。
证人拒证权在现代社会的深刻含义在于,使证人拥有了被司法机关要求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律强制规定的公法上的抗辩权。
对于适格的证人而言,作证是其公法上的强制性义务。
但是,按照有原则必有例外的法律逻辑,证人应当享有拒证权,即使其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实现实体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现真实与社会关系和谐之间的平衡。
通过诉讼证据发现真实情况,解决纠纷,稳定社会关系,乃是基于普遍社会正义观念的目标之一。
法律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都负有作证义务似乎是现代语境下的合理诠释。
但是当这种合理诠释可能要忽视个人的某些价值,甚至牺牲个人的某些利益,甚至会导致家庭、职业等利益的严重损害时,法律强制证人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强制其陈述明显违背职业道德或者职业规范,或者是违背家庭伦理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这种利益的取舍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是艰难的。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制度证人拒证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因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
这一制度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盛行。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刑诉法的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
”凡是了解案件情况,具备作证能力的人不论其身份如何均负有作证义务。
笔者认为,这种无条件的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立法状况应当改变,应通过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赋予案件知情人在特定身份下拒绝作证,以顺应国际刑事立法潮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一、我国设立证人拒证权利制度的必要性1、证人拒证制度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西方国家之所以普遍采用证人拒证权制度,就在于通过确立该制度保护隐藏在其国家背后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等。
在人类社会中,维系社会运转的制度结构是多元的,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宗教、伦理等各种要素,各种具体的制度应当保持适度的和谐统一。
一般情况下,其一领域具体社会的制度的实施不应以对其他领域社会关系的破坏为代价。
当不同的制度的维系的社会关系产生冲突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应当追求“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效果。
换言之,法律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仅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转的一种工具而已,它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当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为了司法利益而充当证人时,只要其结果可能导致对另一种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那么法律就需要设置一些特殊的制度,赋予这类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以使其保守秘密。
正如庞德所认为的,“便是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进使牺牲和磨擦降低到最小程度。
”2、证人拒证制度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由于我国古代法律是“以纲常即天理为指导原则的制度,同时又将纲常具体化为国法的基本内容,以致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被称作是伦理法,它同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摘要我国首次尝试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设立拒证权制度,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兼顾的精神,有力地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
因此,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在借鉴历史传统和境外拒证权的合理内核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保障拒证权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是摆在立法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拒证权制度作者简介:邱丽,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51-02一、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概述(一)拒证权释义拒证权,简而言之即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
纵观外国立法,由于历史文化、诉讼模式、法律传统等原因,致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拒证权同大陆法系国家的也存在一定差别。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拒证权采取的是特权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当事人有权拒绝透露某些信息;二是当事人有权阻止他人对某些信息提供证明。
其拒证权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有可能造成对证人不利后果的证言,证人均有权拒绝作证。
就大陆法系国家来说,采取了抗辩说,拒证权是“负有诉讼义务的证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律规定对此加以拒绝的公法上的抗辩权。
”亦即表明,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才能行使该权利,其适用范围相对较为狭窄。
两大法系有关拒证权制度的确立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而我国实际与国外司法环境大相径庭,对拒证权制度的构建也一直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是我国有关近亲属拒证权的首次尝试,明确界定在刑事诉讼中具备特定的身份关系的证人依法享有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或免除其作证的权利。
(二)拒证权的特征1.证人须具备法律上的资格。
各国对证人资格的规定大多从年龄、精神状态方面加以规定。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拒证权摘要:在现代法治国家,拒证权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
拒证权的设立,是在平衡社会利益的基础上,赋予特定证人拒绝作证或回答相关问题的权利,以保护特殊的社会关系,促进某些职业的发展和维护国家与公共的重大利益。
我国封建时期的法律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类似拒证权的”容隐”制度并长期存在,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并未吸收和采纳这一传统的法律。
而在西方国家,拒证权经历漫长发展并最终得到确立,获得了普遍认同。
本文分析了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的概念,考察其在中外法制史上的发展和各国的立法例,论述了拒证权确立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并对我国刑事诉讼拒证权制度的构建提出了立法设想。
关键词:拒证权证人刑事诉讼当我国的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为如何增加证人的出庭率这一议题煞费苦心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已对证人的拒证权制度有了明确规定。
证人拒证这一司法改革的瓶颈除了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外,还和立法上强调证人绝对的作证义务而忽视其诉讼权利和主体地位紧密相关。
在一定条件下赋予证人拒证权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趋势。
证人的拒证权制度反映了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平衡,是对诉讼价值目标的理性选择,且符合证据运用的内在规律。
我国应当在继承传统法律文化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拒证权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一、拒证权与相关制度概述(一)刑事拒证权的概念界定在刑事诉讼中,所谓拒证权,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基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就特定事项拒绝承担证明责任或免除作证义务的权利。
不少学者采用”免证特权”、”拒绝作证权”、”作证特免权”、”保密特权”、”证言拒绝权”等类似表述⑴,所指向的其实是同一问题。
本文之所以采用”拒证权”这一表述,是因为它相对简洁,易于理解,包容性更强,并且被使用的频率较高。
在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证人的拒证权制度,但由于两者在证人的范围、拒绝作证的内容等方面都有差异,因而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
论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权夏萌【期刊名称】《怀化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6【摘要】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封建法制中也有所体现。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规定证人负有作证的强制义务,仅部分亲属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至今尚未确立系统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存在,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利益权衡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必然性。
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在借鉴古今中外法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享有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主体范围,以及拒绝作证权的行使和限制等方面作出完善。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es refusing to testify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legislation of many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 and it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feudal legal system of the ancient China . The witnesses , however , have the mandatory obligation to testif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urr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cept a few family members , that is to say , the system of witnesses refusing to testify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country . The existence of privilege of witnesses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pluralism of legal values in criminal procedure and balance of social benefits , has its profound necessity . Therefore , on the basis of lessons from the relevant rul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w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 , our country should make effortsto perfect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es 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aspects of subject scope , enforcement and limitations .【总页数】4页(P80-83)【作者】夏萌【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73【相关文献】1.论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拒绝作证权 [J], 张啸宇2.近亲属证人的拒绝作证权探析r——兼评新《刑事诉讼法》188条 [J], 王惠敏3.浅论设立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必要性 [J], 刘海斌4.刑事证人的拒绝作证权 [J], 王大荣5.中俄两国证人拒绝作证权之比较 [J], 宋佳奡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提要: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普遍赋予了知晓案情的人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的义务。
但在某种情况下,特定范围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依法享有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力,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力,即是证人拒绝作证权。
以证人拒绝作证权为基础的有关证人的范围、拒绝作证的内容等一系列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制度便构成了刑事诉讼中的拒绝作证的制度。
世界各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都有拒绝作证权方面的规定,这表明拒绝作证特权所涉及到的利益冲突与利益衡量问题的重要性与普遍性。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方面的立法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的不足,这使得我们在以较大的代价的基础上取追求查明案情、控制犯罪这一法律目标,并且法律上的义务与道德、伦理关系中的义务存在不协调之处,使得法律实践遇到了来自其它方面的顽强阻力,并因此提高了司法成本,降低了法律的威信。
世界各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都有拒绝作证权方面的规定,但是在我国,该问题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及为空白,在理论上,也为未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据调查,在现行的相关教材中,对这一问题或者不触及,或者一笔带过;在近期的论文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仍然是如何保护证人依法履行义务,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等等问题,而一般性地探讨拒绝作证权这一问题的则很少考虑到刑事诉讼中拒绝作证特权所涉及到的利益衡量问题的普遍性与深刻性,我们应当加强理论上的关注与研究,益增强我国法律实践的自觉。
关键词:拒绝作证;特权;刑事诉讼;利益均衡;一,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含义为了有效地查明犯罪和控制犯罪,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赋予了知晓案情的人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的义务。
但在某种情况下,特定范围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依法享有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力,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力,即是证人拒绝作证权。
以证人拒绝作证权为基础的有关证人的范围、拒绝作证的内容等一系列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制度便构成了刑事诉讼中的拒绝作证的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规则的建构「内容摘要」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有证人拒绝作证规则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此没有涉及。
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我国也应设立该规则。
本文从外国立法概况、该规则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及我国如何建构这一规则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对我国证据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证人,伦理,自陷其罪,拒绝作证权证人拒绝作证规则是大陆法系的一种传统的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因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从而可以依法不向法庭作证。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们把其称为特权(privilege)。
这种规则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
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
” 这一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某种重要的社会利益或社会关系。
即当追究犯罪与某种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从社会整体利益考虑牺牲较小的利益(追诉犯罪),保护较大的利益(一般表现为某种信任关系或国家利益),从而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
证人拒证规则有利于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各方的利益关系,具有内在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因而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盛行。
一、证人拒证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两大法系的立法中之所以都有证人据证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理论基础。
(一)“亲亲相隐”的传统是证人拒证规则存在的历史根源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
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
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之我见摘要:刑事诉讼活动中,相关证人在法庭上所提供的证言证词对于案件的审定具有重要参凭作用。
多年来,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很多证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往往会拒绝出庭作证,从而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本文立足于个人认识基础上对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应对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证词出庭作证保障策略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作为诉讼活动的一种形式,刑事诉讼属于依照法律程序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
现代庭审制度要求下,证人出庭作证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诸多因素影响,目前我国诉讼活动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属于一种严重困扰和影响刑事诉讼活动质量的普遍现象,探究其导致成因与应对策略,对于优化当前法制体系建设,创建和谐社会氛围来说尤为重要。
1 证人法庭证词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诉讼活动中,证据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相关材料,刑事诉讼案件通常会有多种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是指证人在坚持法律原则和事实依据前提下,在法院实施庭审过程中出席法庭并当庭陈述和回答其本人所知案件事实真相的行为活动。
作为一种直接证据,证人法庭证词是证人针对相关案件真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直接陈述,属于案件发生给相关个体留下主观知觉痕迹的反映,它在揭露案件事实,公证合理判案,正确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彰显了重要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全面反映或还原案件发生的事实真相,有效弥补书面证言的理解差异,减少虚假伪证的可能性以及不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提高司法机关办案质量,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2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对刑事案件处理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证人,公民享有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将会影响刑事诉讼中的案件处理质量效率:根据相关证据对案件进行公正合理的审判裁决以及对被追诉人实施准确的量刑定罪,是法庭审判的重要职责,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最为明显和直接的结果可能导致刑事案件审判相对缺少充分依据,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机关的有效裁决及量刑定罪;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往往会导致法庭上的询问质证程序无法有效实施,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交的案件分歧证言矛盾处理与认定,必然会大量采用公安机关提供的庭前侦查书面证据,法官对相关证人的证言证据调查仅限于控方卷宗的笔录记载,造成法庭审判中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证流于形式,司法人员只能凭借理性和经验去判断证人相关书面证词的真伪性,通常会造成定案依据不确切,从而降低了案件审理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正。
论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与对策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普遍采用书面证言,但书面证言缺乏真实性,可信度不大,为了查清案情,确保司法公正,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且控辩式庭审方式也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现状不容乐观。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立法的缺陷和司法上的失范等原因。
为了确保证人出庭作证,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对策,既要克服立法上的不足,也要防止司法失范,还要把证人的责、权、利三者结合起来,以提高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证人义务拒证我国是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案发后,收集证人证言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目前公安机关办案调查难、取证难已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除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以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相反,没有特殊理由或原因而拒证,则应当受到惩罚。
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诉讼活动中一条通行的准则。
可以说,证人所具有的这种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的义务是保障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也是现代诉讼制度建立的基石。
对此,我国的诉讼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此也做了重申。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解释虽未重申,但相关规定中也体现了上述精神。
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力不高等原因,致使证人拒绝作证或拒绝出庭作证等现象普遍存在。
而这又增加了司法机关办案的难度,增加了法官查证的负担,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碍于公正效率目标的实现。
收稿日期:2009-09-12作者简介:李 辉(1976-),女,山西侯马人,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论刑事诉讼法中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构建李 辉(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河南济源459000)摘 要: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能够反映人类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人权和秩序价值的追求,期待可能性是其理论基础。
最早在我国秦代已有相关制度,而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法典中或证据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均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保护无辜,完善法律。
关键词:价值理念;传统;现代化;立法缺陷DOI :10.3969/.j issn .1672-0342.2009.04.034中图分类号:D9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42(2009)04-0112-05 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中,准确追诉犯罪人而不伤及无辜是一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利益选择。
在追究犯罪人与保护无辜、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而必须做出惟一选择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无辜、保障人权。
王牧教授为孙谦老师的 逮捕论 所作的序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其实,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的法律逻辑里隐藏着一条只执行而不声张的原则:宁纵勿枉。
这也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选择: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
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以证人拒证权为基础的有关证人的范围的拒绝作证的内容,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制度。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核心是证人拒绝作证权,也称特免权,指基于某种特定身份或特定职业的证人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或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中或证据立法中均明确规定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也含有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相关因素,然而最讲伦理文化传统的中国却在法律的传承与移植中失却了这一契合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制度。
无论是古代的容隐制度还是国外的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足以表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因而研究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价值理念,研究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对弘扬我国的传统伦理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一)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体现了法对人权价值的追求所谓人权就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而享有的权利。
法理学家卓泽渊教授认为:!一部正义的法应体现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人权应分为道德人权和法律人权。
道德人权就是在道德规范的范围内人们所拥有的权利,它有被他人认同的特性。
法律人权是在法律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律人权又包括人身权、政治权和经济权,其中人身权理应包括亲权。
亲权既是以人伦关系为道德基础的道德权利。
也是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
人都是处于一定亲权之中,强调亲权首先是人类延续的需要。
没有亲权的存在,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强调亲权也是人伦的需要,亲权关系是人的最基本伦理关系。
∀[1]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快,对于公民的人权的法律保障也在不断地完善,体现在立法、司法的各个方面。
这也是112国家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原先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强调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转向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价值取向的平衡,即在强调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重视人权保护的价值。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关注人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环境,关注人们的伦理亲情,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权的无上价值。
具体而言,基于亲属关系的证人拒证权体现了法律对人伦关系的尊重及保护。
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其他社会关系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
以调整社会关系为基本任务的法律也不能轻易破坏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以破坏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为代价来维护个案的正义价值,是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的,是违反人权的,其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大于所失去的。
基于公务秘密或身份、职业秘密的证人拒证权是法律从人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角度考虑的。
因身份关系或职业关系掌握了公务秘密或他人的个人秘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否则,从事该职业的人的职业前景可能会因法律的规定而岌岌可危,人与人的交流受到影响,人与人之间充斥着不信任感。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从人的人文环境上保护了证人的人权,是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体现。
(二)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法律对秩序价值追求的结果秩序需要是一种社会的普遍需要。
秩序从本质上要求人们的行为具有规则性、有序性,要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去行动,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
在人类社会中,维系社会运转的制度结构是多元的,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宗教、伦理等各种要素,各种具体的制度应当保持适度的和谐统一。
一般情况下,这一领域具体社会制度的实施不应以对其他领域社会关系的破坏为代价。
当不同的制度维系的社会关系产生冲突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应当追求!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效果。
换言之,法律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仅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转的一种工具而已,它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正基于此,该制度是法律所保护的法律关系与伦理道德、职业道德、国家公共利益、公共政策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时,法律对伦理、道德、公共政策、国家利益所作出的让步,是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当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为了司法利益而充当证人时,只要其结果可能导致对另一种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那么法律就需要设置一些特殊的制度,赋予这类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以使其保守秘密。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中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免证权,基于职业关系的免证权还是基于公务关系的免证权,都是社会为保护亲属关系、职业关系、公务关系等这些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而设定的权利,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运转。
对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予以特殊保护,赋予特殊的权利是从宏观上对社会秩序的保证。
社会牺牲了某些个案的小的利益,保全大的基本的利益。
(三)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大陆法系中的一种刑法理论,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惩罚与否要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法律能否期待他实施合法行为。
如果不能期待他实行合法行为,就不能认定为犯罪。
!法不强人所难∀这一立法原则的理论依据在于!期待可能性∀理论。
正如罗尔斯在 正义论中所言:!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法制应该承认不可能执行也是一种辩护理由,至少是一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制在实施规章时,绝不能认为无执行能力是与问题无关的。
如果不是严格地按照有无能力采取行动这个标准而动辄进行处罚,那就会使自由权不堪负担。
∀[2]日本著名法学家大冢仁更是尖锐地指出:!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它与现代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所反映的思想主旨是完全一致的。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特定职业的证人免证权是从期待可能性角度考虑,因为这些特殊证人基于亲情或自保,在法律与自身利益的两难抉择中,不能期待他自证其罪或证明其亲属有罪,这样的选择也能使常人理解。
!从法制发展的历史看,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
情入于法,是法与伦理结合,易于为人所接受。
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冷酷的113外貌,更易于推行。
∀[3]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看,逆人情而立法,忽视期待可能性的法律不能产生立法的基本目的。
例如,在司法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矛盾中最突出的是证人因各种原因拒绝作证明,证人出庭率极低,使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流于形式,控辩对抗的庭审无法落实。
证人不出庭作证还不利于法官查明案情,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有利于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确保法庭审判的质量与效率。
因而,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一)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为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伦理文化的发达与法治文化的衰微几乎同样显著[4]。
由于我国古代法律是!以纲常即天理为指导原则的制度,同时又将纲常具体化为国法的基本内容,以致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被称作是伦理法,它同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
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礼治思想为指导的法律的保留及延续,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
早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了容隐制度的思想萌芽。
孔子 论语中记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 论语∋子路篇)秦刑法将容隐思想应用于法律。
在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明确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示,勿听。
∀至汉代,汉宣帝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业,岂能违之?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损,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
∀这一诏令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
[5]至唐朝,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所有同居的亲属及大功以上亲属。
唐律在其名例律第六卷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条款,即!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之上者,不用此律。
∀唐律是我国封建制法典集大成之律书。
唐朝的容隐制度也达到完备程度,容隐的范围扩大,但也规定了谋叛以上大罪不适用容隐制度。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皆沿用该制度。
从清末变法至民国初年,亲属容隐制度仍在法律中得以继承。
综上,容隐制度在中国自春秋至清代法律中一直延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思想沉淀的结果,从古至今一直我国法律文化的一大传统。
这一传统现已形成人们法律活动中的思维定势,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参与法律活动的行为。
这一传统为我们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与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相融,二者都是以人性为基础,顺乎人性的要求,以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最终立法目的。
(二)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及证据立法为我国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提供借鉴意义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对证人拒绝作证制度都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