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让法律更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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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让法律更以人为本我国现行的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经过一次修正。
8月26日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审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这次修正案草案有99条,拟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的条文比较多,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其中,最让我关注的是:在证人作证方面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就是可以避免“大义灭亲”。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鼓励“大义灭亲”,其内容一是体现在作证义务上,二是体现在家人规劝、陪同甚至强制自首的鼓励规定上。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你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只要你“知道案件情况”就有义务作证,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样的强制规定下,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不得不“大义灭亲”,忍痛证明亲人的犯罪行为,拱手交出犯罪证据,亲自将父母、子女和配偶送入监狱。
古往今来,人们都认为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的罪,亲人之间就不能告发,而且还可以免于作证。
儿子不可以告老爹有罪,亦不可为老爹有罪作证,妻子不可告丈夫有罪,亦不可为丈夫有罪作证,反之亦然。
这样作比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大义灭亲”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相违背了。
暂且放下这个违背的观点,我们看看法律强制并鼓励的“大义灭亲”在实行中的弊端。
试想一下,平时亲近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候竟然出面证明自己的犯罪,把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的情况以及犯罪证据拱手交给警方,这对犯罪人的情感是极大的伤害,它将摧毁世间一切亲情和信任,让近亲属之间变得冷漠无情,甚至反目成仇。
竟然连自己朝夕相处、世上最亲最近的人都如此“翻脸无情”,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这必然在近亲属之间形成永久的、难以消除的情感隔阂,轻者影响婚姻家庭和睦,重者将使婚姻家庭破碎解体,使本来的近亲属形同陌路。
从亲属拒绝出庭作证看我国亲属拒证权的构建【摘要】《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了亲属拒绝出庭作证,虽然此规定离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进步意义。
对于法律规定中制度设计的缺陷,笔者试图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关键词】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权;亲属拒证权;存在价值;缺陷;构建方向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4-086-01一、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权与亲属拒证权的比较《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此规定一出便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很多媒体甚至认为这是对我国传统提倡的大义灭亲的颠覆,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剖析就会发现不论是离我国封建时期的“亲亲相隐”,还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的亲属拒证权,都还有很大差距。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由于与被告人存在特定亲属关系而免于出庭作证。
而亲属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特定亲属关系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通过概念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
首先,存在的阶段不同,即亲属拒绝出庭作证只存在于审判阶段;而亲属拒证权则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存在,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更广。
其次,性质不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亲属拒绝出庭作证的性质不明确,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亲属拒证权各国法律明文规定是一种权利。
二、亲属拒证权的存在价值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立法者随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各种重要的利益长期博弈、相互平衡的产物。
法律总是以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为其存在的前提,否则法律就没有任何执行力可言。
①放眼历史,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存在类似亲属拒证权的“亲亲相隐”制度;纵观当下,世界绝大数国家都在刑事诉讼法或者证据法中规定了亲属拒证权,这充分说明了该制度存在的独特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分析其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1. 概念界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特定亲属关系之间的作证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保护个人隐私,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激化。
2. 理论基础分析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权保护、家庭关系维护和司法公正。
人权保护方面,该制度尊重和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和不受自证其罪的权利;家庭关系维护方面,该制度有助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司法公正方面,该制度有助于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实践应用1. 立法现状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司法机关不得强迫其作证。
此外,对于特定情况下非近亲属的作证特免权也有所规定。
2. 实践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可以看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在某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亲属因担心作证会损害家庭关系而选择拒绝作证,法院在充分考虑其合法权益后,依法保障了其作证特免权。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虽然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问题包括: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不力、社会认知度不高等。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司法人员对制度理解不够深入、社会对制度重视不够等。
五、完善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1. 完善立法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条件、程序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研究关于亲属作证的问题,我国古代法律就有“亲属容隐”、“亲属隐匿”、“亲亲得相首匿”的相关规定,即亲属犯罪,一定范围的亲属有“隐匿不证”的权利甚至义务。
从现代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看,基本上都设立了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的制度,反映了刑法对人情、人性的照顾,体现了刑法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证人主体范围没有限制。
无论是否是被告人亲属,也无论与被告人关系如何亲疏远近,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除非该证人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因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
二是证人只有作证的义务,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比如父母、子女、配偶等,也应当就自己所掌握的近亲属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如实作证,而不能拒绝作证。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亲属(尤其是近亲属),证明(尤其是自愿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却很少发生。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对证人不加限制的作证义务制度,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项制度设计的宗旨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究竟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差,无视法律规定逃避作证义务,还是制度本身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一项法律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必然有损法律的权威,应当得到修正和完善。
本文从对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观点和理由的评述、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立法、司法状况的研究分析,论述在我国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就该制度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有所裨益。
一、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主要观点评述(一)学界主要观点概述。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坚决反对设立该制度,称之为“反对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体现了刑法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竭力主张设立该制度,称之为“赞成说”。
我国刑事诉讼中近亲属拒证制度的完善【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仅赋予了配偶、父母和子女免于出庭作证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免除这些近亲属证人的作证义务。
近几年司法实践表明近亲属证人的诉讼权利亟待法律的保护,为了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应当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近亲属拒证制度。
【关键词】拒证权;近亲属拒绝作证权;近亲属拒证制度一、概念近亲属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由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某种特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
其拒证内容包括拒绝披露有关事项、拒绝出示任何物件或文书、拒绝陈述某些问题、不出庭作证,等等。
二、我国建立近亲属拒证制度的可行性确立近亲属拒证权进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证人拒证权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价追求正义和人性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要求。
在我国确立近亲属拒证制度,既有优厚的本国文化土壤又有先进的国外经验可以引进。
(一)我国具有建立近亲属拒证制度的文化土壤亲亲相隐制度长期存在于我国封建立法中,是与当时封建社会背景相适应的。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政治经济发展进步了,但是我们的民众心理仍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重视对亲情伦理的维护,更珍视血浓于水的亲情人伦,也就成了近亲属拒证权制度能够得以实现和被广泛认可心理基础。
(二)我国建立近亲属拒证制度可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参考国外刑事立法中对此项制度设计的具体范围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却有着同样的内在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基础:既追求保障基本人权,又希望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确保法的实施,并以此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本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法治国家的立法技术,以保障人权为基本理念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为价值准则,构建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亲属拒证权制度。
三、我国已有近亲属拒证条款的局限性《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的内容表明了近亲属拒证权内容“从无到有”的突破,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对近亲属拒证权利行使的阶段较狭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近亲属的免证权严格控制在庭审阶段,只是免除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而非免于作证的权利。
近亲属拒证权论文[摘要]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拒证权的规定,无论是从维护人权还是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法律不能提出或者规定人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否则是对人权的漠视。
[关键词]刑事诉讼;近亲属;拒绝作证;家庭伦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多项制度、程序进行补充和修改,它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进步。
此次修改涉及刑事证据制度,此次修订在法律上赋予了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
可以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将法治与人性的巧妙结合的一大创举,它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顾及到亲情伦理。
亲属的拒证权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做到了平衡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维系社会伦理的关系。
当然一个新的制度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在肯定其立法价值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近亲属拒绝作证的制度进行法律探讨,使其更加完善。
一、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概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证人作证是指证人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情节,向公安司法机关进行陈述的行为,包括证人在开庭前作证和在开庭审理中作证(即出庭作证)两部分。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
当然法律规定在强制作证义务的同时,还有一定例外,就是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情况。
近亲属拒绝作证是指因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具有近亲属关系这种特殊身份关系的证人享有拒绝提供证言的一种特殊权利。
近亲属拒证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古代司法中的“亲亲得相匿”原则就是其源泉。
封建统治者通过“亲亲得相匿”原则宣传仁政思想,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家族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稳定,维护家族利益。
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拒证权的规定做到了尊重与保护家庭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和谐。
其目的与我国古代“亲亲得相匿”原则是不一样的,近亲属拒证权是以维护亲属间的社会伦常来保障家庭及婚姻关系的稳定,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正所谓法律与道德是难以真正区分的,法律体现一个社会当代的道德价值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免除近亲属作证义务,但国家工作人员除外科云网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可以免除被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为此,社会上一片赞扬之声。
其实,草案只规定了庭审环节被告人近亲属可以不出庭作证,以避免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当面对质,出现尴尬局面,但并非被告人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
一、应该免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由此,如果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按法律规定,她必须全盘托出她所了解的情况,作出不利于丈夫的证言,否则就是违法。
亲缘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亲属关系的载体是“家”,在中国人眼里,“家”不仅是一个温馨的处所,而且是一个生活实体。
每个人的生养死葬都离不开家,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方,亲缘关系仍然是主要的和重要的社会关系,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是国家政府社会不能彻底替代的。
恩格斯说:“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厚重亲缘关系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和抛弃的内核和基因。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积家而成国”之说决定了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亲缘关系的扩大,这种模式一直沿传至今。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对这一模式提出了挑战和冲击,但并没有真正动摇它的根基。
亲缘关系属于传统社会的先赋关系范畴,在现代社会中它仍占有重要位置。
正因为亲缘特别是家庭关系特别重要,中国古代法律给予特别的呵护,豁免了亲属作证义务。
对亲缘的特别法律保护,是一种世界共识。
1994年《法国刑法典》中此类规定更多更全面:明知亲属犯重罪而不制止或告发者,向犯重罪之亲属或其共犯提供住所、生活费及逃避侦查之手段者,明知被拘禁或受有罪判决之人有犯罪证据但为保护亲属而故意不向官府提出者,均不处罚。
浅析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对于证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证人出庭作证也成为了执行法律的一个必要环节。
在实际的诉讼审判中,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已经渐渐成为主要的取证方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
本文将对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进行浅析。
1.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定义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是什么。
它是指在刑事、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近亲属可以不强制出庭出具书面证言,且所载证言可作为当事人的证据使用。
其中,近亲属定义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及其他有法定关系的人等。
2.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适用于刑事和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中,近亲属作证主要用于辩护或被告人自辩、申诉环节中,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相声被害情况。
民事诉讼中,近亲属作证则可用于证明家庭关系、事实、行为、财产状况等。
3.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优势(1)节约诉讼成本相比起传统的出庭作证方式,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只需要近亲属出具书面证言,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做法无疑可以大大缩短诉讼的时间,降低诉讼成本。
(2)方便当事人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十分方便当事人,特别是身体状况较差或未到庭的当事人。
近亲属书面证言可以直接作为当事人的证据,省去了当事人到庭作证的麻烦和时间成本。
(3)保护近亲属权利近亲属出庭作证可能会对近亲属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或对其个人权利造成侵害。
非强制出庭作证的方式可以保护近亲属的合法权益,让其不受诉讼的影响。
4.近亲属非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缺陷(1)证言可能不真实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切证明,无法排除近亲属伪造证言的可能。
而传统的出庭方式,作证人可以直接接受法庭的质询,证言的真实性更加可靠。
(2)法官无法直接观察证人法官无法通过近亲属出庭进行询问和观察其表情、神态等,难以对证人的真实性做出准确判断。
亲属免证制度法律探析亲属免证制度主要是指亲属间相互拥有的基于他们之间的法定身份关系而依法享有的拒绝为对另一方的不利指控作证的权利的制度。
亲属免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护家庭伦理道德和基本人权,维系家庭成员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未建立亲属免证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强迫亲属证人作证,常常引发亲情和法律的冲突,破坏人性伦理,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
研究和构建我国的亲属免证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现与国际立法相接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标签:亲属免证;伦理道德;基本人权;刑事立法一、亲属免证制度缺失的弊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法律没有对亲属免证制度作出规定。
而且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作出类似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在我国,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知晓案情的公民的义务,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以免证特权。
我国一直奉行“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人无一例外都有作证义务。
亲属免证制度的缺失是我国证据法律制度的缺陷,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亲情关系被国家权力支解,造成家庭矛盾和社会冲突,危及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2005年的“佘祥林案件”不仅引起了法学界对司法实践中彻底取缔有罪推定、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现象的思考,而且使学者们注意到该案背后另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
这位爱子心切的母亲因为儿子讨回公道而反复上访和申诉,被有关部门以“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公正”为名在看守所关押近9个月,身心备受折磨,回家后在病痛中煎熬了3个月后去世,死时年仅54岁。
佘祥林母亲的悲剧反映出现行法律在亲属免证制度上的缺失具有种种弊端:第一,要求亲属如实作证,常常会使当事人的近亲属陷入亲情与法律的两难境地,若选择作证,如实供述亲人的罪行,这样一来遵守法律,履行法定义务,表面看来维护法律权威,但却严重损害了家庭亲情伦理观念,损害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让法律更以人为本
我国现行的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经过一次修正。
8月26日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审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这次修正案草案有99条,拟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的条文比较多,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其中,最让我关注的是:在证人作证方面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就是可以避免“大义灭亲”。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鼓励“大义灭亲”,其内容一是体现在作证义务上,二是体现在家人规劝、陪同甚至强制自首的鼓励规定上。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你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只要你“知道案件情况”就有义务作证,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样的强制规定下,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不得不“大义灭亲”,忍痛证明亲人的犯罪行为,拱手交出犯罪证据,亲自将父母、子女和配偶送入监狱。
古往今来,人们都认为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的罪,亲人之间就不能告发,而且还可以免于作证。
儿子不可以告老爹有罪,亦不可为老爹有罪作证,妻子不可告丈夫有罪,亦不可为丈夫有罪作证,反之亦然。
这样作比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大义灭亲”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相违背了。
暂且放下这个违背的观点,我们看看法律强制并鼓励的“大义灭亲”在实行中的弊端。
试想一下,平时亲近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候竟然出面证明自己的犯罪,把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的情况以及犯罪证据拱手交给警方,这对犯罪人的情感是极大的伤害,它将摧毁世间一切亲情和信任,让近亲属之间变得冷漠无情,甚至反目成仇。
竟然连自己朝夕相处、世上最亲最近的人都如此“翻脸无情”,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这必然在近亲属之间形成永久的、难以消除的情感隔阂,轻者影响婚姻家庭和睦,重者将使婚姻家庭破碎解体,使本来的近亲属形同陌路。
亲情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家庭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只有亲人之间相互信赖,家庭关系才能和谐融洽。
因此,确立“近亲属拒绝作证权”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从而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
再者,因亲人作证的犯罪行为受到了惩罚,法律尊严和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这毋庸置疑。
然而,让近亲属证明至亲的人犯罪,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自己送进监狱,这对作证亲属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感情折磨和精神伤害,其内心深处的自责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这严重地扭曲人的本性,让人们越来越酿成报复社会的不良思想。
有家才有国,家庭不稳定,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家庭不和睦也必然影响社会和谐。
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犯罪归正人员还主要靠家庭来接纳,靠家庭来支持,靠家庭来给予力量,家庭关系的损害也将直接关系到犯罪归正人员能否真正融入社会,不走回头路。
因此,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亲属可拒绝作证权”,这是一种体现“以人为本”
精神的规定,体现了情理法三者的统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这样的规定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
但是绝不能因近亲属拒绝作证而放纵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