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差异_一个理论假说及其证据_周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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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政府投资与地方财政空间作者:何代欣刘诗阳滕可心来源:《产业经济评论》2023年第05期摘要: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发展是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的关键,财政空间如何变化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的重要依据。
本文采用中国2014-2020 年地级市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财政收支、政府投资等数据,构建含有政府投资、名义利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财政反应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对地方财政空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异质性表现,并探索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地方债规模膨胀会压缩地方财政空间。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地方基础财政盈余率会减少17.14%。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土地出让依存度较高、政府固定资产完成额较大的区域表现更为突出。
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对地方财政空间产生影响。
本文的结论可能对于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行为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未来应推动政府公共投资和债务融资方式相分离,提高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和使用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地方债;财政空间;政府投资一、引言地方政府债务是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发力点和着力点,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发展是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的关键。
自1994 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高企,是中国防范化解重大债务风险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宏观层面看,根据财政部每月发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截至2022 年12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6 万亿元。
按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26.70 万亿元和121 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全国显性政府债务负担率接近50%。
对于隐性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显示(图1),中国2020 年广义政府债务规模达93.17 万亿元,广义政府杠杆率91.7%。
按此口径计算,中国隐性债务规模为46.62 万亿元,占广义政府债务规模的46.85%。
汪德华和刘立品(2019)重新甄别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核算行业范围,认为2018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在21.39-45.14 万亿元之间。
可编辑修改精选全文完整版“项目制”与“行政发包制”概念的对比分析(作为积压已久的课程论文,留着还不如拿出来供大家批评!希望能有好的反馈,届时再作进一步修改。
)本文就近年来组织社会学最新的两个概念“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之间的模糊性,试图根据目前的文献来归纳总结出二者的区别,以期有助于理论的掌握和进一步探索。
就分析结论来看,本文认为二者有概念参考系、适用的制度环境、参与选择权、激励模式和理论视域五个方面的不同点,以及相同的控制权理论视角。
这个区分也许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有助于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界定二者的界线,促进学科话语对话。
近年来,组织社会学领域对我国国家治理模式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
其中,“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就是其中两个广为人知的概念。
若未对这两个概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很多借助这两个概念分析有关国家治理中的组织问题是文章中,总会令人疑惑此两个概念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粗浅理解来看,“项目制”或许就是指国家将一系列行政任务以项目的方式在全国广泛开展的一种项目治国的机制,其核心就是把项目向基层发放,从而实现组织目标。
而“行政发包制”就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更加清楚地表达了“项目制”这个机制的运作逻辑。
但是,很明显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一个项目涉及的是组织资源如何在科层体制内分配,而“行政发包”涉及的是组织内部如何设计其职能结构。
为了在更加清晰的理论语境中把握“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这两个概念,本文在对有关文献仔细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总结和归纳出此二概念之间的异同,并指出把握这些异同的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与问题在分析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前,有必要参考有关学者的表述,将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准确把握。
在提炼出它们的概念之后,我们依然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
(1)项目制说到“项目制”,较早的文献中注意到了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国家财政集权化,进而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来维持公共服务的供给。
“新公共服务”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在公共管理领域中,"新公共服务"理论自其诞生以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这一理论强调公共行政的民主性和公民参与,提倡公共服务的公共性,而非仅仅关注管理效率和经济利益。
本文旨在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综述,梳理其理论背景、主要观点、实践应用以及面临的挑战和争议。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深入理解"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它在当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影响和意义。
本文首先将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包括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贡献。
接着,我们将详细介绍"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其对于公共行政的角色定位、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等方面的论述。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包括其在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社区治理等领域的具体应用案例。
本文还将对"新公共服务"理论面临的挑战和争议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们将分析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公民参与的局限性、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政府角色的定位等。
我们也将对"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其他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进行分析,以更全面地理解其特点和价值。
本文将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探讨其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
我们期望通过这一研究综述,能够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推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实践中的深入发展和应用。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框架新公共服务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它强调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和目的,提出了七个基础原则,作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框架。
晋升激励、政府竞争与公共服务供给作者:***来源:《国际公关》2023年第20期摘要:本文利用2008—2021年全國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政府竞争对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前GDP主导的官员绩效考评制度惯性仍存在,地方官员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公共服务供给,官员任期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呈“U”形关系。
此外,政府竞争尤其是经济增长竞争能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因此,增加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要着眼于长期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晋升激励;政府竞争;公共服务供给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高质量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对于辖区民生质量和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面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沉重压力,导致其辖区内公共服务供给积极性不高。
2021年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5.11%,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当前以GDP为核心的多目标政绩考核体制下,兼具“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属性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既追求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更追逐晋升概率最大化,[1]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上级考核获得晋升,其任期内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是否存在策略性安排?同时,上级在考核地方官员的过程中往往会参考周边地区官员的相对表现,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因经济发展滞后于周边地区且短期无法赶超而面临沉重的竞争压力,此时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凸显地方官员执政能力也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晋升锦标赛”假说为学者从晋升激励角度研究地方官员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
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倾注极高热情。
近几年,中央政府不断强调民生建设的重要性,逐步增加民生在官员绩效考评体系中所占权重。
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职位晋升,必须在任期内通过多维指标考核,[2]成为“全优生”,彰显自身综合治理能力。
任何一项未及格都可能面临“一票否决”。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共3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1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地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本文旨在探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以教育为例,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中小学校舍、设施、师资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医疗方面,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了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包括建设医疗卫生中心、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水平等。
交通方面,政府加强了城市交通建设,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环境保护方面,加大了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力度,加强了环保法律的实施。
然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城市发展较好的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而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完善,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外,一些政府部门执行不力,暴露出公共服务管理水平不够高的问题,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
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1.政策。
政策是影响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
地方政府应制定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公共服务政策,有效解决公共服务不平衡的问题。
2.财政支出。
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需要财政的支持。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员的配备。
政府还应在财政分配和使用方面实行公正合理的原则,使公共服务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推进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发展。
3.人员素质。
公共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政府注重提高公共服务工作者的素质,加强人员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三、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1.注重公共服务质量。
地方政府应注重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服务流程管理,强化技术运用,建立完善的服务评估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公共服务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周黎安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0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
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关键词:晋升锦标赛地方官员的激励中国经济增长一、引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0。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方面表现为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
从增长速度来讲,自现代以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在30年间保持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只持续了20年。
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不止30年,有可能长达40年。
但另一方面,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奇迹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非常规0的性质: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处于低水平阶段,如人均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
也就是说,按照这些理论的预言,中国不应该有经济奇迹发生。
由于诺斯的开创性贡献(North and Thomas,1971;North,1981),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被认为只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内在源泉,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的制度安排。
最近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国的司法制度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而政府的结构以及受到的权力约束也同样影响经济增长(Shleifer and Vishny,1993;Delong and Shleifer,1993;La Porta等,1998)。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和亟待提高的农村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已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
因此,本篇研究将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提出解决对策。
二、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目前,我国在医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但城乡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城市地区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相对较好,而农村地区则相对滞后。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还体现在服务质量和水平上。
此外,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达,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相对落后。
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其次,能够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素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能够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二是政策支持力度,政府的政策扶持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地区间发展差异,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四是城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
五、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措施为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政府投入,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支持;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三是推进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四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五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第13卷第4期2008年8月新 余 高 专 学 报J OURNA L O F X I NYU COLLEGEV o.l 13,NO.4A ug.2008)5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差异:一个理论假说及其证据p 周黎安(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系统差异中图分类号:D 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65(2008)04-0005-02收稿日期:2008-08-04作者简介:周黎安(1966-),男,江西黎川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主任,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在现实中,不仅地方官员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地区之间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存在系统的差异。
比如一个商人想到东南部沿海地区和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他(她)将遇到的政府服务一定有系统的差别。
媒体经常报道,在中国发达地区非常成功的招商引资政策到了一些落后地区就变成了/开门引客,关门打狗0的招商策略。
甚至有商人私下总结道,在南方做生意,向政府行贿,事情可以做成;而在西部一些省份,花钱也做不成事。
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文化、法律和制度,不同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却会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进一步说,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更可能表现为/协助之手0(helping hand),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通常表现为/攫取之手0(grab -b i n g hand)?讨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高效的公共服务,而如果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又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状况,那么由此推理下去,我们就不难得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0的结论,换句话说,国富国穷是一个系统性的现象。
这看上去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要解释国富国穷的原因绝非易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
我们这里试图提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论假说,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中国地区间政府服务的系统差异。
理论假说的基本逻辑如下: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工商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一些主要国有企业因体制原因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这就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工商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在当地人们就业最好的选择就去是政府机关和各职能部门,因为政府机关收入有保障/旱涝保收0,工作轻松稳定。
于是有关系和门路的人就千方百计想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最终使得政府部门人员严重超编,人满为患。
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政府机构超编比例非常之高,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
由于财政拨款是根据正式编制确定的,超编人员不在正式编制内,就需要单位自己从预算外的/小金库0想办法解决。
而行政部门/小金库0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各种行政性收费和罚款,这是养活政府冗员的主要财政基础。
当政府部门面临巨大的/养家糊口0的刚性压力时,一切可以收费和罚款的机会都会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0,而很难产生发达地区/藏富于民0的心态。
另一个结果是,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工商企业数量少,给定同等规模的收费,每个企业必须分担的政府/搜刮0费用相对就比较大,其后果就相对严重。
况且在落后地区,如上所述,由于政府部门超编严重,收费和罚款的动机非常强烈,尤其使得企业不堪重负,经营成本上升,难以维持运转,这可能使得能够生存下来的工商企业数量进一步减少,外资也不敢进入,进一步加剧事态的恶性发展。
根据上面的论述,一个政府与当地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经济落后导致工商业不发达,就业机会少,政府部门的吸引力增加,人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去政府部门,使得政府冗员增加;而政府人员超编又导致/养人0难,必须开拓预算外财源,各种行政性收费和罚款增加,致使企业负担过重,经营效率下降,投资激励不足。
而经济发达地区正好启动了一个良性循环:工商企业数目多,在企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就多,收入水平就相对高,这都降低了政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于是人们更多地流向了第4期新 余 高 专 学 报 2008(第13卷))6 )企业部门,政府机构的规模相对变小了。
政府部门因冗员压力小,对额外的收费和罚款的需求下降,而相对较多的工商企业又使得政府收费可以更加均匀地分担,不至于变成一种每个无法承受的成本负担,这无形中增加了该地区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外地资本愿意流入。
上述理论假说虽然简单,却可以解释一系列系统的现象:第一,在越是发达的地区,人们对做官的兴趣就越低,比如在广东和浙江就一直流传有这种说法,没本事的人才去做官;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在政府做官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人们挤破头都想钻进去。
有报道云中国某些贫困县的副县长和县长助理加起来有二十几个之多!在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政府的相对规模在落后地区要更大一些。
X iaobo Zhang (2006)利用中国1993年和2000年2000多个县级地区的数据发现,内陆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人均的行政管理费用要高出近30%,每一百人的政府雇员人数也要多出10%。
当然这些数据还只是统计编制内的政府雇员,编制外的冗员没有包括进去,如果包含进去,两种地区的差距会更大。
第三,越是落后的地区越依赖于预算外收入和对于企业的各种额外的收费罚款。
落后地区预算外收入比例相对较高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前面提到媒体报道的关于中西部一些地区/开门引客、关门打狗0的招商政策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极端一点的表现。
世界银行在中国120个城市针对企业经商环境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研究,为我们上述假说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证据(W orl d Bank ,2006)。
这份研究报告发现,税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在东南地区是4.1%,渤海地区4.5%,中部地区5%,东北地区5.4%,西南地区6.3%,西北地区5.8%。
而用在接待政府官员的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在东南地区是1%,渤海地区0.9%,中部地区1.2%,东北地区1.4%,西南地区1.2%,西北地区1.3%,这说明落后地区的企业更可能面临政府的/苛捐杂税0。
企业每年平均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天数)在东南地区是52,渤海地区72,中部地区52,东北地区63,西南地区66,西北地区78。
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如何打破?关键的问题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开始,地区的经济起飞如何实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内,一些在计划时期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借助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从我们的上述理论出发,它们一定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政企关系的恶性循环。
对于广东来说,经济特区成为一种保护投资激励的政策特区,而特殊的优惠外资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涌入,外资的涌入和大量新企业的建立在较短时间内打破了政商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
浙江的温州地区处于前线位置,国家投资很少,经济长期落后。
但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就大量人员在外经商,政府部门的吸引力相对较小,而且改革开放早期在外地经商的十万温州人为温州后来的产业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销售网络。
事实上,在温州,许多乡镇干部和城市干部利用下班之后和公休时间经营自己的企业。
江苏省在七十年代初就悄悄发展社队企业,到八十年代更是大力推进,而乡镇企业其实是基层政府直接参与经营的企业形式,政商合一使得政府的攫取动机大为下降(Che and Q ian ,1998),无形中对企业形成了产权保护。
江苏集体农村企业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其他地区并不能够轻易复制,因为农村集体企业要求乡镇干部的强势地位和良好的经营素质,而这正是江苏许多地区的历史禀赋所赐予的。
像无锡地区建国以后国家的农业税赋一直非常沉重,必须依靠乡镇集体领导对农业生产的有效管理,由此造就了一个发达的集体经济和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
这些例子的有益启示是,打破政商恶性循环的重要来源可以是:第一,在政策特区的鼓励下资本的/大推进式0的流入;有时干部异地交流可以从发达地区带去一些关联企业到落后地区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二,人员的大量迁出或被吸引到政府之外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户籍制度、便利人员自由流动非常重要;第三,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营,但这种模式的成效必须依赖相应的制度和干部条件保证其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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