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扩张_信贷扭曲与产能过剩_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贺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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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结构与政策因素间的关系——基于面板数据协整
的研究
李鹏
【期刊名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9)6
【摘要】政策性因素对制造业结构有重要影响。
本文首先对宏观经济政策性因素量化,而后通过对我国29个地区制造业结构指标对政策性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发现以GDP增长率来描述政策性因素是可行的,同时,GDP增长率与描述制造业结构的CH指数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总页数】3页(P106-108)
【关键词】制造业结构;GDP增长率;经济政策;面板协整
【作者】李鹏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471.21
【相关文献】
1.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行业面板协整的实证检验 [J], 郭志芳
2.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J], 纪春礼;李健
3.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J], 阚大学
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基于1978~2014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J], 王亚楠;辛慧敏
5.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消费率的长期关系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跨国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J], 张捷;沈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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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商业银行绩效r——基于上市商业银行
数据的实证研究
贺鹏;顾彦强
【期刊名称】《投资与创业》
【年(卷),期】2018(000)002
【摘要】本文运用2006-2015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信贷行为和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股权结构会对上市商业银行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增强,会导致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和总资产回报率下降,且上市商业银行股权集中会引发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然而,上市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对"掏空"行为产生预期的抑制作用,需要对其改革或摒弃.此外,贷款集中度是股权结构影响上市商业银行绩效的重要途径和机制.
【总页数】3页(P12-13,15)
【作者】贺鹏;顾彦强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绩效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J], 谭弘益
2.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J], 冯波;王笳旭;石玉乾;霍黎敏
3.高管薪酬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r——基于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 [J],
4.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0家上市银行面板数据 [J], 邵莉莉
5.股权结构与农村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行为
——基于我国上市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文春晖;郭骞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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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基于国有、非国有工业
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李博;赵树宽;余海晴
【期刊名称】《预测》
【年(卷),期】2017(036)006
【摘要】本文以189家工业上市公司2008~2015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性质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呈正相关关系,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呈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证实了政府
补贴和过度投资的交互与产能过剩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容
易获得政府补贴,过度投资倾向更明显;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总页数】6页(P50-55)
【作者】李博;赵树宽;余海晴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长春130032;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425
【相关文献】
1.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比较的实证研究 [J], 闫华红;许倩
2.政府补贴、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 黄昌富;徐锐;张雄林
3.非国有股东能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吗?——来自国有竞争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谢海洋;曹少鹏;
4.非国有股东能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吗?——来自国有竞争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谢海洋; 曹少鹏
5.政府补贴、技术创新与煤炭企业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的中介作用 [J], 司训练;尚慧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我国银行扩展中间业务的可能性分析
耿同劲
【期刊名称】《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4(000)006
【摘要】中间业务在西方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目前我国既没有产生对中间业务的巨量需求,又缺乏大规模供给中间业务的激励,国内商业银行自身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制约了中间业务的扩展.因此,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也不可能像在国外那样大规模扩展中间业务.
【总页数】3页(P42-44)
【作者】耿同劲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0.4
【相关文献】
1.我国银行业转型与中间业务发展——基于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J], 刘岚
2.关于我国银行混业经营的可能性分析 [J], 孔庆如
3.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发展存在问题与应对策略 [J], 荆淑兰;
4.我国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方向研究 [J], 刘京侠
5.抢抓机遇,不断发展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新模式 [J], 张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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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李政;佟鑫【期刊名称】《求是学刊》【年(卷),期】2012(000)001【摘要】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讨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总页数】5页(P51-55)【作者】李政;佟鑫【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0【相关文献】1.产权变革、外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78—2008) [J], 赵世勇2.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年~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估计 [J], 王静3.中国文化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理分析--基于2001年~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杜传忠;王元明;王飞4.版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98-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黄卫平;陈能军;钟表5.FDI流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中国1993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刘年康;汪云桥;陈逢文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贺艳【摘要】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期刊名称】《理论与现代化》【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6页(P36-41)【关键词】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化解【作者】贺艳【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10004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01近年来,产能过剩逐步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任务,将“去产能”列为供给侧五大改革任务之首。
化解过剩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实现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把优质经济资源配置到有效供给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理解产能过剩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就成为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有效需求乏力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结构性矛盾凸显,形成了产能过剩的困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产能过剩一般是指某行业或企业,在现有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下的产品供给量,超出了市场对该行业或企业产品的需求量,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
对于产能过剩的测量,目前国内外都选用产能利用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通过产能利用率的比较来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以及过剩的程度。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研究作者:郑祖玄来源:《产业经济评论》2024年第01期摘要:2023 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以“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题,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召开。
专家学者们围绕产业经济、创新创业、公司金融、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交流。
关键词:产业经济;创新创业;公司金融;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主办,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原发展研究院承办,《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协办的“2023 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于2023 年12 月9 日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顺利召开。
河南大学副校长傅声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研究员、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创峰出席了开幕式并为大会致辞。
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春涛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高保中教授和《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姚尧主持了主旨发言;《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责任编辑冯艳玲主持了闭幕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宋敏、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光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红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魏作磊等6 位专家学者围绕“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的主题做了大会主旨报告。
本次年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投寄的学术论文263 篇,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产业经济评论》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遵循客观公正的评审原则,在263 篇年会投稿中评选出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 篇、二等奖3 篇和三等奖及优秀奖8 篇。
武汉大学李旭超、刘华珂、宋敏三位学者合著的《知识产权人才供给与企业创新》一文获得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此外,本次年会还评选出了2023 年《产业经济评论》最佳论文奖1 篇和优秀论文奖11 篇。
互联网有助于化解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吗?孙军;高彦彦【摘要】我国传统产能过剩主要由周期性、体制性和产业组织特征三种情况引致.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周期性使得其无力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一些体制性壁垒会因为互联网间接外部性的存在而被跨越,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产能过剩;在产业组织方面,互联网与轻工业融合能够实现去产能的目的,与重工业融合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但较为缓慢.为了更好地通过互联网化解产能过剩,下一步要在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化组织、大数据等最新技术以及放松行业进入壁垒和强化监管措施等方面下功夫.【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年(卷),期】2018(000)001【总页数】6页(P135-140)【关键词】互联网;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作者】孙军;高彦彦【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商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5;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118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2一、引言当前,无论是传统的煤炭、电解铝、钢铁、造船等行业,还是新兴产业中的光伏太阳能、风电等,均被业界公认为是产能过剩行业。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能否顺利实现去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否建立的重要问题之一。
与传统产业相对应的是新兴产业,而在新兴产业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互联网行业。
自从1994年互联网进入我国,其已经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且愈发重要的作用。
如今,不仅传统的零售、物流、金融、旅游等行业正在被互联网深度改变,工业、农业等领域也已被深刻影响。
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方式也由过去简单地选择做一个官网,逐渐过渡到做一个APP软件、切入微信公众号,甚至海尔、美的、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等企业已经在向“工业互联网”或“工业4.0”等深度工业信息化方向转型,逐步实现企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本刊网址:http ://jjkx.xjtu.edu.cn ;http ://www.ddjjkx.cn2016年1月第38卷第1期当代经济科学Modern Economic Science Jan. 2016Vol.38No.1国有企业扩张、信贷扭曲与产能过剩———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贺京同,何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本文对国有企业产能扩张与产能过剩之间的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和经验检验。
国有企业性质使其具有产能过度扩张的内部激励;而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扭曲为其扩张提供了外部激励;经济危机之后,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同时从内外两方面激励了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加重了产能过剩问题。
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国有企业、信贷扭曲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
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国有控股比例以及国有企业信贷规模对行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且负面效应在2008年之后被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国有企业;信贷扭曲;行业面板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6(01)-0058-10一、引言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产能过剩问题便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之一。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进一步强化了产能过剩的现象。
2009年、2010年与2013年,国务院连续发布了3个关于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文件。
过剩行业不仅涉及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焦炭等传统行业,甚至波及到太阳能、多晶硅、造船业等新兴行业。
产能过剩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比如,扩大行业亏损面、增加社会失业率、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降低投资效率和资本回报率,以及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等等。
然而,尽管产能过剩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中央乃至各级政府治理收稿日期:2015-03-1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稳定增长前提下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关系研究”(项目号:12&ZD08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短视认知偏差、偏好动态不一致与地方政府投资中的冲动或拖延:机制分析与管理建议”(项目号:71103094)作者简介:贺京同(1961-),北京市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何蕾(1986-),湖南省郴州市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
产能过剩的决心与力度也显得空前强大,但是产能过剩问题却呈现出“越治理、越过剩”的怪相。
产能过剩严重性、持续性与复杂性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众多经济学者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成因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最初的“过度竞争”理论[1]、潮涌现象理论[2]、体制扭曲下地方政府补贴性竞争理论[3]以及政府干预失败理论等[4-5]。
在分析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的成因机制的研究中,国有企业性质及其扩张行为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目前尚未出现专门论述国有企业行为与产能过剩的研究,但是,在已有的过度竞争论、体制扭曲论和政府失败论等研究成果中,关于国有企业扩张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观点屡见不鲜。
85首先,国有企业性质及其无效率扩张行为被认为是“过度竞争”的关键。
过度竞争论者最初普遍认为,市场开放下,民营资本集中涌入棉纺织等竞争性行业,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6]。
然而,更多学者却认为国有企业才是所谓“过度竞争”的主体。
国有企业具有“公共性”与“企业性”的二重性,自负盈亏、利润最大化法则对多数国有企业并不适用,导致国有企业集中行业出现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造成产能过剩[7]。
其次,国有企业利益机制是造成产能过剩问题的体制扭曲因素之一。
中央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以及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买单,使得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有银行的预算约束软化,促使三者共谋土地和贷款,造成国有企业信贷扩张以及低成本过度投资[8]。
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廉价信贷供给,激励其为“富余资金”寻找投资出路,致使粗放式经营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使其陷入生存困境。
这种信贷扭曲破坏了中小企业消化大企业产能的企业共生机制,强化了产能过剩问题[9]。
时磊(2013)[10]还利用世界银行2003年的投资环境调查微观数据,对我国的所有制歧视以及规模歧视造成的产能过剩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是产能过剩出现的重要因素。
最后,国有企业利益机制的存在是政府治理产能过剩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关部门严控投资的治理对策,以及通过行政力量兼并重组等行为往往有利于巩固在位国有企业地位,反向激化产能过剩[4]。
而且,国有企业肩负社会责任、面临更高的退出壁垒,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5]。
然后,尽管上述文献都涉及到国有企业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仍有两方面不足:其一,对国有企业性质及其投资行为与中国当前产能过剩之间的内在机制缺乏专门论述;其二,上述观点大多仅局限于假说和推理,对国有企业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
时磊(2013)[10]利用微观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其数据停留在1999-2002年,缺乏时效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国有企业扩张与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国有企业内部与外部扩张激励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总结出与之相关的三个假设;其次,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的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最后,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与假设(一)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及其产能扩张的内部激励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其具有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
这种产能扩张的内在冲动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企业经营者出现“规模偏好”,并因此引发道德风险。
首先,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的扩张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司自身本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委托人具备更大的信息优势,二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
而且,作为国有企业最初委托人的国家和全体公民本身却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远不能很好地行驶所有者权利,以至于对国有企业无效率的扩张行为缺乏有效监督。
其次,国有企业内部缺乏合理控制经营规模的激励相容机制。
国有企业经营者本身都不能合法的获得国有企业经营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国有企业经营者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经营者自身的私利最大化———通过扩张企业规模,国有企业经营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利,从而为寻租行为提供更加有力的条件;而且,现有的国有企业薪酬体制决定经营者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经济利润绩效相对应的薪酬水平,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通过扩张企业规模得以补偿[11]。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使国有企业存在扩张规模的内在激励。
首先,国有企业的“政治晋升锦标赛”逻辑激发其规模扩张行为。
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往往来自于政府部门,具有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双重省份。
政治晋升的逻辑在作用于国有企业,促使国有企业管理者把企业规模做大以获取政治资本。
其次,国有企业被政府利益捆绑,经营目标多重化。
国有企业除了利润这一企业经营目标之外,还承担着吸收就业、增加税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重社会、政治职能,使其规模不断扩张[12]。
国有企业的多重经营目标不仅扩张了国有企业规模,还在无形中提高了其退出壁垒,导致国有企业的规模出现“棘轮效应”,只会扩张,难以缩减。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的治理结构问题及其与政府的天然关联,使得国有企业的各级代95理人都存在产能扩张的内在冲动。
在缺乏合理监督和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可以顺利转化为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对其所在行业造成冲击。
因此,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和经营领域出现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风险就越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一):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比例越高,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概率越大。
(二)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扭曲与国有企业扩张的外部激励产能扩张的内在激励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国有企业性质使其享受到各种政策优惠以及资源支持,特别是信贷资源的支持,为其产能扩张提供了有效的外部激励。
过去十几年里,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的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不到20%,其余贷款则都流向了国有部门[13]。
众多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当前存在金融资源错配现象进行了论证:虽然国有企业当前的经济效率、资本回报率都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相对融资规模都远比非国有企业具有优势[14]。
本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融资状况进行比较,发现国有企业在融资成本上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图1所示);在融资规模上,国有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并不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有企业的相对融资规模却显著的高于私营企业(图2所示)。
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优势及其与政府的天然联系正是导致银行信贷扭曲,保证国有企业获取过量信贷资源的最重要原因。
国有企业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大量廉价信贷资源,固然有其相对于私营企业的规模优势带来的抵押物、规模、信誉、信息等综合优势,但是,政府干预才是造成这种扭曲的关键。
一方面,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直接干预使得银行信贷出现所有制差异,导致国有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
一些实证研究亦为此提供了证明[15]。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国有企业的贷款提供隐性担保,使得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获取过量信贷资源。
比如,在中国银行业,国有企业不偿还贷款被认为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这无疑降低了行业贷款给国有企业的风险,为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16];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存在的软预算约束,三者共谋,进一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信贷扩张[8]。
综上所述,所有制差异的存在扭曲了信贷资源的配置,使得过量的信贷资源集中于国有企业,为国有企业的低成本产能扩张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必要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产能过剩风险。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二):假定其他条件,行业中国有企业的相对信贷规模越大,产能过剩发生的概率越大。
(三)经济危机、国有企业扩张与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刺激了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强化了产能过剩风险。
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使其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其投资行为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明显。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形势恶化,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出口增速严重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的困境。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骤然加大了调控力度,继2008年11月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2009年-2010年间,再次推出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