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战场比较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的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这就是中日双方矛盾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战争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两个战场互相支撑、相辅相成，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8年的正面战场和8年的敌后战场同样面对血腥和杀戳。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军队战略战术不同、规模实力不同、群众基础不同，但都在为民族危亡浴血奋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这似乎是回答本文命题的关键。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此外国民党还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再在内的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

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七七”事变标志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面抗战的开始

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归根结底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主要原因是：

首先，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坚持作战。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三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1933年3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1936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势不可当。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逐渐活跃。1933年11月，蔡廷锴等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自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占据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做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1933年1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在1934年到1935年的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的错误后，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个建议虽然没有立即被国民党最高当局接受，但是在国民党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共产党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为人民所拥护。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派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商谈。在“双十二”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中央正式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合作谈判。同时，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共商救国大计，实行具体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创议和努力，对于“七七”事变后迅速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继续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现了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国民党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他们更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之说所打动，以为日本侵略者仍将承认国民党统治政权，并将帮助它消灭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