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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４期摘要：由于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极力鼓吹独裁统治，希望蒋介石尽早抗日。
但是，张学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换来的结果，却与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距离越来越远，于是，“安内攘外”和“攘外安内”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西安事变”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张学良的思想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其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却未发生丝毫改变。
关键词：张学良；法西斯；攘外在先；思想演变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５６３６（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６０－０２一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和抗日行动，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是反日的，但却忍辱退让，不愿或者说不敢与之彻底决裂，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
“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随着沈阳沦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越背越沉，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但并未下抗日的决心。
至其下台，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极力鼓吹独裁统治，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再不轻易奢言抗日，几乎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并且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自认为最为艰巨的“剿共”“重任”，这种变化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统一中国，并且尽早地抵抗日本的侵略。
张学良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形势太危险，只有强权人物才能领导中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不致翻船。
在意大利期间，墨索里尼对张学良说，中国的领袖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正因为领袖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１］（ｐ．６７０）。
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混战，导致国家内乱，中国遂成为“一个不统一，无组织的国家，永久在内乱之中”［１］（ｐ．７１９）。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
魏晓文;朱琳琳
【期刊名称】《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3(005)006
【摘要】探讨分析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论述了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思想,较好地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深入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期间,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碰撞和抵触;进一步探析了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思想的重大转变,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总页数】4页(P442-445)
【作者】魏晓文;朱琳琳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7;K264.8
【相关文献】
1.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 [J], 秦程节
2.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考察 [J], 祁玉红
3.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看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J], 徐婷婷
4.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看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J], 徐婷婷;
5.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 [J], 张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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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西安事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安事变又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场轰动全国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很快形成。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杨虎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而又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在整个事件中又是起着总策划、总执行的角色。
在这里我就在着重讲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一）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思想变化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得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了庞大东北军的首领。
但是他走上这个职位首先面临的就是两个选择：一是不顾国仇家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东北建立自己的军事王国；二是接受国民政府的和谈要求，服从国民政府安排统一抗日。
最终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毅然决然的选择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听从国民政府的安排。
张学良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选择，也是由于他在从军期间看到的或者说是感受的那种排日情绪，更是对他父亲最终结局的一种反思。
他身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民族危亡意识。
“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正式他民族独立意识的深刻体现，而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则是他国家统一意识的体现”1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蛮横侵略，他一再退守，最终导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
东北三省的快速沦陷也是张学良始终没有想到的情况。
其实张学良选择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有出于自己考虑。
首先他也考虑到日本对于东北的侵略不是一天两天，在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正式确定反抗或者制定抗日政策的情况下，单凭东北军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日军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其次，自他宣布归顺中央政府以来，一直相信在统一的政府领导下，是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
他认为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有着政府的考虑，他作为军队首领不便于拒绝。
试述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五十年前,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人物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张学良的历史作用不同凡响。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提到张学良，他已和西安事变让人一起想到，在我国已成为一面彪炳青史的旗帜，其伟大的爱国主义胸襟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与尊重。
1、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1936年秋冬,以西安为中心的大西北是各种矛盾的聚集地,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8月,日本策动绥远事变。
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举国募捐与声援,张、杨请求出兵,一时,西北成了中日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北,这里又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张、杨秘密联共抗日,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构成了足以与蒋介石误国政策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蒋介石恰在这时亲临西安,部署大规模“围剿”,使联共与“剿共”的矛盾骤然白热化。
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联共与“剿共”的矛盾、抗日与妥协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等等,一时都集中在这里。
张杨二人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后，虽然他们仍在表面上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并不积极围剿红军，而且前几次围剿都打了败仗，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
2、发动西安事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安全的影响西安事变，即张学良在1936年12月12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扣押于西安事变。
这次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来探讨这种影响。
1. 政治影响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内部矛盾导致的，同时也包括了中共和国民党两党之间的矛盾。
这次事变使得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为之后的抗日战争埋下了阴影。
同时，这也表明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失职，失去了对国家局势的掌控。
这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表明了国家治理需要进行改革和升级。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加重了中国政治的不稳定，这对于国家的政治安全也造成了威胁。
在此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也进一步加剧，政府在采取措施时缺乏决断和力度。
这些问题终究在1949年的中国革命中爆发，导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2. 经济影响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对于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安全的一部分。
1936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内外的压力使得政府对于经济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政府的改革进程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度都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得国家的经济增长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国内外紧张局势的升级，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经济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3. 社会影响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同时也对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失序，给广大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恐慌和不安。
在此之后，更多的人也对于政府的不稳定感到了担忧。
这些因素都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安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或是社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都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国家治理的问题，需要政府在接下来时间里加强治理，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今天的中国，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更加复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谈张学良爱国思想转变作者：沈宗艳来源：《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5年第04期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纵观他一生是伟大的，中国能够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主要归功于他的施行易帜。
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解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让中国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使中国人民内部更加团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他之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东北三省，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
他的爱国精神，令世人敬仰。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思想改变联合抗日西安事变纵观从日本入侵东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三省沦陷，然后到被迫下野留样考察，最后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历史阶段张学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对爱国思想有过无数次挣扎，也曾经经历过数次细微转变。
下面就来一一论述：一、忍辱负重，对蒋妥协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到热河失守这段时间期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跌入了低谷。
在这个阶段张学良的思想是极力挣扎的，纵然有满腔爱国统一抱负，却又不得不为保存东北军实力考虑，此时的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
为什么他要拼命地保全东北军队，就是因为他始终挂虑着观念中的地方主义因素，迫使他毅然实行了不抵抗政策。
但与此同时，受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积极支持和拥护东北救亡运动。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士一向张学良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全力满足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地点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张学良也默认了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请求，而且暗中给予帮助。
此后，他在暗中支持东北军抗日团，全力帮助那些流亡民众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虽然他还不能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背离，但他与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何日军能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东北，又盯上华北，想搞“华北五省自治”，就是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盲目奉行“不抵抗主义”。
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分析摘要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事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本文就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的转变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进行讲解和分析。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政策延安会议统一战线一、前言1936年12月12日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为的是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中共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两党团结，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最终已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练共抗日等六项承诺而结束。
西安事变使当时看上去胜券在握的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让几乎被逼上绝境的共产党获得的喘息的机会，历史的天平经由此渐渐倒向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
而对于国共两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课本上短短几段话的描述显然有许多问题和细节没有解释清楚，下面就我认为要正确认识西安事变有必要讲清楚的几个问题。
二、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联共抗日1.不放一枪撤出东北不能不提事件的发动者张学良，说到张学良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致使日军轻易便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
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关于“不抵抗”究竟是蒋介石电报中的指示，还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按课本所述，乃是蒋介石的命令。
虽然张学良晚年多次在公共场合承认所谓的不抵抗，是自己下达的命令。
037史海钩沉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张学良将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民族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时代所出现的一位杰出伟大的民族英雄。
然而，九一八事变却让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时隔5年，张学良毅然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从而使他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朽的抗日英雄。
笔者试图从张学良自身思想上的变化，浅析张学良将军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的思想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早期亲历的一次重大并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事件，张学良在当时处于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上，对这次事件所做的处理，使他成了不抵抗将军，一度被全国指责的千古罪人。
下面就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从思想上分析如下。
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错误估计，使张学良产生隐忍轻敌思想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但张却不以为然。
6月末，发生万宝山事件，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宜亟力避冲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意识到苏、日军力强大，由此产生退避强敌的思想1905年5月中东路竣工通车就一直由中苏共管，主权未按照规定交还给中国。
1929年张学良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
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无力支持，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这次经验，让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受到打击，也让他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支持东北对外抗击强权。
而东北军的实力，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单独作战。
这种思想也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他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中原调停，东北军留守不足，张学良产生自保求生思想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方面军，其军事实力不次于任何一方，举足轻重，各方皆极力拉拢。
张学良的政治遭遇：国内外视角张学良是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
他在二战时期以及中国内战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一直备受国内外的关注。
然而，他的政治遭遇却在不同的视角下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张学良一直被视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叛徒。
他曾经是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建立过一定的联系。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张学良选择了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站在一起，成为了其重要的将领之一。
这一选择被许多人视为是背叛了他的信仰和与共产党的联盟，因此，他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张学良的政治遭遇则显得更加复杂和多维。
他在二战时期与日本军队合作，曾经担任过东北军司令长官，并协助日本占领东北地区。
这一行为使他在中国内地被指责为叛徒，但在国际上却被视为中国人与日本侵略势力进行斗争时的一个合作对象。
他的行为被解读为是为了保护东北地区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团结而作出的牺牲。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认张学良的政治遭遇深受到了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制约。
他的选择和行动是在战争时期和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不是纯粹个人信仰的选择。
尽管他的行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但我们也应该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政治遭遇。
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纷争和矛盾的时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往往受到了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
张学良作为一个涉足政治斗争的人物，他的决策和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的政治遭遇归结为背叛或英勇。
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深入研究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来理解他的选择和行动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总的来说，张学良的政治遭遇在国内外的视角下具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无论他是被视为叛徒还是合作对象，他的选择和行动都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
我们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政治遭遇，并通过深入研究来获得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理解。
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中这一备受争议的人物。
浅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而在这件事变中的关人物-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与参与者，并且关于张学良的这种行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评价（一）张学良人物初探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元帅。
中国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胆大妄为、善于观察人物、喜爱写作，所以在他幼年时就能下笔千言。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收的是家教，不仅仅有旧的文化功底，而且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对张学良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张学良年轻时个人品质就被议论，而且指挥打战的能力也为人诟病。
张学良为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
这样一个吸毒成性、沉湎女色，子承父业的公子哥，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被看好，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
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复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
台湾作者①1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
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
那么，张学良发动此次兵谏，也是毫无计划，真全为头脑发热所致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为张学良公子哥性格和作风能力问题而全盘否定他，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张学良发动兵变，与其说是头脑发热，不如说也是当时时局所定，由主客观条件所限定。
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成就了那个时代历史；也或许是那个时代成就了属于张学良的历史。
我非常赞同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评价2张学良：“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
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二）时势造英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变化首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因其父亲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对年仅27岁的张学良来说，是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
而当时日本想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是给张学良施加了很多压力的。
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
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
此时，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答应了南京政府向他抛出的橄榄枝，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
从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东北易帜是指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
使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
其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1《张学良侧写》台湾作者郭冠英2《张学良口述实录》作者唐德刚舆论谴责，事发当时，张学良称接获蒋介石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在1935年一次对东北军将领讲话中，也说蒋介石当时曾给他密电，“不要衅自我起”。
但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事件及不抵抗政策的有关报道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但是作为东北少帅，谁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呢？3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这确实是张学良将军的人生无法抹不去的污点。
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认识到抗日是首要问题多次找蒋委员长哭诉，但是和蒋想法分歧安内攘外闹意见未果，矛盾的激化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再次，张学良看到剿共的艰难性。
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
再之，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
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
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
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3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林博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ｐ３９ｐ４６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也进一步促使了张学良向共产党这一边走进。
最后,国内的爱国情绪高涨。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战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也是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英雄造时势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发生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可以说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样西安事变也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历史事件。
它的发生是同张学良将军主观思想和外在的客观因素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促使其思想演变，促发了西安事变。
自1935年秋，即拥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转这期间，张学良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促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实现西北的“三位一体”统一战线过程中，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重要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是政治领导者；杨虎城历史上与共产党的关系较深，联共活动较早；作为西北的核心人物张学良，也有其杰出的历史作用。
主要表现在：是他首先接受了杜重远关于“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开始有计划地付诸实施。
是他首先采取主动，几乎同时通过多条渠道，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时，首先提出要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促成了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是他在延安会谈时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一正确主张。
二是发动并致力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内和平，为发动全民族抗战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的发生时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果。
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
南京的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于23日、24日，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
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协议，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推进了全国抗日形势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