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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杨虎城后人西安事变幕后推手不是中共？
导语：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动，幕后主要的推手是中共中央？其实不是。
中共中央当时根本不知道。
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是不是受中共中央的影响比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动，幕后主要的推手是中共中央？其实不是。
中共中央当时根本不知道。
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是不是受中共中央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本来就是要和平解决，只是和平解决的内容不一样。
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
中共最早的想法和我祖父的想法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想杀掉蒋介石。
西北军政委员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是在西安之前见了周恩来，后来又见了两次，5月份和中共的关系达到最高点，那时候中共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形成一个西北割据，然后依靠苏联。
答应的都很好，但计划报到苏联后，苏联对张学良根本就不信任，而且强调中国还是要靠蒋介石来领导。
紧接着中共和蒋介石就开始秘密谈判，到9月底，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准备第六次“大剿共”。
台湾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让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提前了”，台湾的这个说法是蒋介石不是不准备抗战，蒋介石要训练一百个师来抗战。
但是，日本人从东北打到华北，并不是在那等着你训练一百个师再来打你。
它是紧锣密鼓的在打。
所以蒋介石说的“不抵抗政策”是有理论的，不是我不想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他的理论体系。
杨虎城是想废蒋介石，不是杀他。
而且苏联不知道西安事变，主要是杨虎城提出来的整个方式方法。
杀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是同意的，杨虎城始终坚持政治上废蒋介石，生活常识分享。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八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如皋蒋文祥1929年，在我国东北发生了一起历时半载轰动世界的中东路事件，中苏双方围绕中东路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和平解决，都与张学良将军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拟对此作一专题探讨，借以纪念中东路事件80周年。
一、中东路的缘起应该说是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产物事情还得从中东路的原来说起。
1896年春夏之交，沙皇俄国邀请大清帝国派遣使臣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率团前往。
加冕典礼结束，在俄方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李鸿章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会谈，并于当年6月3日签订了《中俄密约》，又称《御敌相互援助条约》。
整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允许俄国从赤塔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地区；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以用该铁路运输军队、粮食及军需物资；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修筑铁路所需款项，均由俄国华俄银行承办。
等等。
[1] 6月4日，维特亲自批准了由华俄银行对李鸿章给予300万卢布的行贿密件。
7月，清政府批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
9月8日，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财政副大臣罗曼诺夫在德国柏林签订了《国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
该章程的主要内容有：成立东省铁路公司，清政府以白银500万两入股；该公司所占地段均属官地，不纳税；从铁路建成通车之日起，80年内铁路所得利益归该公司专有，80年后由中国政府收回。
[2] 根据以上规定，从1897年起开始修建西从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
1898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租借旅大条约，并且取得了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修筑权。
1900年，中东铁路建成。
1903年，哈大铁路通车。
这些铁路的建成，使沙皇俄国达到了把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的目的。
这些铁路的建成，同时也使早已对中国抱有觊觎之心的日本更加气急败坏。
于是，1904年便发生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浅论张学良和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欢迎观赏。
张学良，曾统帅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中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军事实力仅次于蒋介石。
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十分尊崇，称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张学良却因为“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陆军上将跌至阶下囚。
历史的发展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笔者试图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和他自身的遭遇来看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得与失。
杨虎城，从反清、反袁、反内战直到“扣蒋兵谏”,无一不透露出他“除暴安良，护家卫国”的革命精神。
在“西安事变”中他绽放了军旅生涯最绚烂的一刻，与张学良共同主导的这场“兵谏”加速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进程，但绚烂之后的寂灭却成为他的遭遇。
杨虎城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兵谏”后的政治角逐如何能够效果最大化，他有着自身独到的考虑。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
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
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
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
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
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压力。
为此他在11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
1929年张学良捍卫主权收回中东路权中共号召武装保卫苏联核心提示：1929年7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对苏联宣战，同苏军之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
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中共中央紧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宣言认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
”1929年7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对苏联宣战，同苏军之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
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它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
“中东路事件”的结局，对于东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东铁路问题的由来作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索的中东铁路，是近代沙俄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
沙俄为了管理中东铁路而成立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除独揽铁路经营大权外，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后，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
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
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俄国在其沿线的驻军一度高达十余万人。
被遗忘的战争——中俄中东路武装冲突“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寓所以及亚都饭店，向华裔史学家唐德刚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用他的口述历史表现出来，只有7万多字，因为他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遭蒋中正软禁，是年36岁）在这7万多字中，他留给自己28岁那年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只有区区139个字。
也许他不知道正是这段被他以139个字简述的，被今人以各种原因不愿提及故意“遗忘”的事件，作为一个拐点对之后中国民国史以及抗日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借着《少帅》的热播，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张学良1929年那段被遗忘的血与火的记忆。
中东路的前世“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是近代沙皇俄国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
由沙皇俄国政府修建，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皇俄国战败，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
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
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俄国在其沿线的驻军一度高达十余万人。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刚刚成立的赤俄政权出于摆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不利处境、打破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外交考虑，先后三次发表宣言，承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侵略权益。
并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方代表顾维钧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根据协议，中俄共管中东路。
但在实际执行中，赤俄并未履行该协议，实权仍掌握在其手中。
这种状况引起中方特别是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满和愤怒，积怨日深。
当时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断绝了与赤俄的外交关系。
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赤俄政府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和地位西安事变，又称西安事变或双十一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在中国国共两党内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他的部下张学良、杨虎城软禁时发生的事件。
这次事件对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1936年，整个世界正处于法西斯思潮蔓延的时期。
此时，中国的政权内部自寻争斗，带来了中日持续的紧张局势。
中国的政治局势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使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不足以自我保护。
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之前政治和军事的失败使许多人认为国家失去了荣誉和信誉。
二、中国的内外困境在当时，日本已经占领大部分的中国，内战不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尤为突出。
这个时期的中国的面临着两个内外困境，外部是侵华日本更加强势的挑战，内部则是各治理领域的分散、军阀混战等问题。
因此，在这种内外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关系和地位显得更加复杂。
同时，中国的国家形象也走到了一个低谷。
因此，中国必须加紧整治内外问题，强化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以不失颜面的方式应对各种难题。
三、西安事变与国际秩序关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是国共两党和解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民族团结的象征。
国共两党的和解与统一，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带来了希望。
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双方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这样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所在。
此外，西安事变的发生，证明了中国政权可以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此前，国民政府一直采取了被动防御的外交政策，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意味着中国可以在外交方面继续发挥影响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另外，在西安事变中，苏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也证实了苏联和中国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苏联的支持，让中国看到了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更加紧密，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
四、结语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对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和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五十四--力挽狂澜的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系列之十八）-涅瓦河边-...本文章为萨沙原创，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宁夏战役失败，红军的前景就非常危急了。
在当时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来说，红军已经处于绝境。
在一年内，红军东进山西，南下四川，西进青海，北上宁夏全部失败。
现有的8万红军被滚滚的黄河分割开，留在陕北苏区的仅有5万多人，其中仅有中央红军2万多人还有较为顽强的战斗力。
苏区四面国军各派系部队不下60万之众，其中蜂拥而来的中央军部队逐步达到近30万，红军的生存已经遭遇极大的危机。
此时的蒋介石也清楚的意识到这点，他向部下宣布：目前已经到剿匪的最后10分钟，二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红军。
这边毛泽东也对局势心知肚明，11月中共中央高层制订了《作战新计划》，准备首先消灭尾追的中央军一部，然后带领红军放弃陕北苏区，转军中国华北和华中，继续进行长征。
总之，情势已经恶化到极点，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红军的艰难处境宁夏战役失败，就意味着红军失去了最需要的苏联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又要被迫放弃最后的陕北苏区，红军就体验到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心态。
石达开率领20万太平天国的精兵离开南京转战四方。
虽然这些太平天国战士骁勇善战，但无奈打一个少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激烈的作战中，受伤甚至生病就等于死亡。
最终20万大军转战到四川大渡河边后仅剩数千人，不幸全军覆没，石达开等人也被凌迟处死（石达开是唯一一个被凌迟处死但是没有叫过一声的人）。
任何一支强大的部队，在四面都是重兵的，无时无刻不需要战斗的情况下，最终必然会被拖垮拖死。
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自古从没有流寇成大事者！此时的红军经过一年艰苦的长征，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时的近10万大军，到陕北苏区的时候仅仅剩下7000多人。
刚到苏区的时候，红军士兵们个个疲惫不堪，从毛泽东以下个个瘦得不成样子，所有稍重一点的武器丢的精光，连一把步枪只剩二三发子弹。
还好陕北苏区领导者刘志丹是他们的救星，他创建的陕北苏区虽然贫穷荒凉，但也足以让红军得以落脚，并且恢复了大部分元气。
张学良的一生姓名：司宝华班级：教科系学本二班学号:22号摘要：1928年底，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北易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
对于一个为国家统一，为中国革命独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的人，我们应该怀着崇高的敬意，深深的缅怀。
关键词：张学良幼年、军旅生涯、张学良政治方面、获得自由后正文：张学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然而，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困难险阻。
一、张学良幼年1901年六月三日，就在张学良出生之时，为了躲避金寿山的偷袭，张作霖带着自己的妻子打开了一条缺口，使得其家人安全逃出。
就在逃跑的途中，一个婴儿降生在大马车上。
他就是张学良。
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乳名双喜、小六子。
双喜是因为他的父亲升官发财了，又加上他的出生，所以才叫她为双喜。
然而小六子的来历更为有意思，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硬，在做完一些准备后，出门后有人喊出的第一声就当为他的名字，然而出门后就听到小六子。
所以才由此得到小六子。
但是，张学良命硬，11岁丧母，28岁丧父。
这是历史的巧合。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胆大妄为、善于观察人物、喜爱写作，所以在他幼年时就能下笔千言。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收的是家教，不经有旧的文化功底，而且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张学良的一生中，有两个妻子伴随着他。
一个是他的结发凤至，一个则是终身赵四。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着软禁下的隐者生活。
张学良原配夫人是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
他于幽禁中信奉基督教，但按基督教教规只能一夫一妻，1964年于凤至主动提出离婚，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结婚。
二、张学良军旅生涯（一）“华北事变”1935年，日本为侵占华北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实现全国抗日的主张，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对于张、杨两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各种舆论喧嚣尘上，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的反应。
从１２月１３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肆意歪曲西安事变的性质，并对张、杨两将军进行指责，公开宣扬称张学良为“叛逃”、“强盗”。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本是张学良出于“联共抗日”而发动的一次伟大爱国行动，为何会遭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烈攻击？张学良与苏联又有着怎样的纠结？一、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结怨苏联说起因为中东路主权而结怨于苏联的问题，恐怕还要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谈起。
中东铁路始建于１８９８年，完工于１９０３年，是沙俄政府为控制远东、侵略中国而在东北修筑的一条贯穿东北的铁路干线。
铁路建成后，按照清政府和沙俄事先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规定，成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
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成员由股东会议决议，董事局驻地为中国的北京和俄国的彼得堡。
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本应是一家商业性的铁路公司，但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知，施以威逼利诱，把该公司变成了一个忠实执行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机构，而该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则成了事实上的沙俄政府的总督府。
他们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在管理局内部俨然如同地方政府，在其１２个分支机构中竟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等。
在日俄战争期间，尤其是１９１７年沙俄国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中东路更是处于军管状态，成为了各种物质的供给基地和反动势力的策源地。
鉴于这种情况，身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确保协约国的军事运输为名，全面接管并控制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属地区，中方陆续收回了中东铁路的市政、司法、护路、警察、土地管理、教育、海关等权利，并强迫由俄国人控股的道胜银行签订《管理东省铁路续定合同》，规定由张作霖所部代表中方代行俄国政府在满洲地区的职权，直到中方承认的俄国新政府产生为止。
此举，引起了沙俄政府乃至后期的苏维埃政权对张作霖的极大不满。
十月革命后，新生苏联政府曾宣布：愿将中东铁路无偿交给中国人民。
但随着苏联国内形势好转，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矢口否认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声称决不放弃中东铁路的权益。
此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数次交锋，但中方始终未能收回路权。
１９２８年子承父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深感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不仅为日本所困扰，同时也担心苏联的蚕食。
为此，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７日，张学良接到密报：第三国际在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集会，所有中东路沿线各共产党行政管理干部均出席了会议。
张学良立即致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特警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搜出宣传共产主义的文件及书籍以及枪械、子弹等物品，逮捕了参加集会的３９人，其中包括总领事库滋涅夫。
搜查事件发生后，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张学良再次派兵，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全线，并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穆沙诺夫等５９名苏方高级职员全部免职，驱逐出境，临时组成了中方管理机构。
１７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８月６日，苏联迅速成立了以加伦将军为总司令的特别远东集团军。
１０月，苏联陆海空三军联合开始对东北军进行全面进攻，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边境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战争，苏联投入了大约８万人的兵力，且配备了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与之相比，东北军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装备上，以及战斗力等方面都与苏军相差太远，最终这场战争以东北军损兵折将而告终。
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伯利协定》，被解职苏方人员全部恢复职务，中东铁路继续由苏方掌管。
中东路事件完全是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而采取的爱国行动，然而苏联却把这次事件看成是张学良所发动的“反苏、反共”战争，从此埋下了对张学良的敌视阴影。
二、西安事变前与苏联秘密建立联络１９３３年热河抗战失败后，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为寻求救国之路，开始了在欧洲长达８个月的游历。
在欧洲的几个月里，张学良对英、法等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制度均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路线。
为此，在旅欧的过程中，张学良曾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苏联关系浅探□张晓丹Ｎｍｉｎｇｒｅｎｄａｎｇ＇ａ·名人档案往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交往上要眼睛向下，向上交往是必要的，但是向下交往更为重要，更为必要，应视之为交往活动的注重点，应该愿意与人民群众交往，积极主动地与人民群众交往。
同时善于与群众交往，尊重人民群众，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前提和保证，也是交往活动的生命力所在。
毛泽东深信“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以毛泽东的举止言行，都体现着重民、爱民、惠民，关心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放手发动人民群众。
他不仅用这种思想来教导人，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遵循和实践着儒家圣贤一再宣扬的“重民”、“惠民”、“养民”的民本之说，为我们展示出毛泽东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并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不竭力量的人民领袖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1]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于俊道.毛泽东交往录[M].人民出版社，1991.[5]《荀子·王制》.[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人民出版社，198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求实出版社，1982.[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作者雷淑媛为沈阳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教授。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上旬13多次想取道苏联，对其进行考察。
无奈苏联方面却因为中东路事件，拒绝其入境。
张学良回国就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即开始注重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了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
张学良为加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以及了解更多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任命曾为中共党员的潘冬舟、黎天才为“总部”秘书，每周为他讲关于苏联、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
此时的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感召下，一心要抗日复土的他已逐渐被联俄、联共的抗日思想所感化。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初，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只身前往上海，他在上海会见了李杜、马占山等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
他们积极主张张学良联合杨虎城的１７路军，联合抗日最坚决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与苏联关系密切的新疆盛世才，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的抗日新局面。
李杜、马占山等人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并将苏联愿意帮助中国抗日的意识转达给张学良。
１９３６年７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经国民党参谋部焦绩华处长的介绍，结识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
此后，张学良又通过焦绩华约请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于８月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中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向鲍格莫洛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张学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仅仅第一次与苏联方面接洽，就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的意见，可见，张学良联苏的迫切心情。
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又于１９３６年９月派秘书栗又文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得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全面报告。
不久张学良得到苏方的答复，同意帮助东北军在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然而未等苏联的诺言兑现，西安事变爆发了。
三、西安事变后苏联对张学良百般责难从１２月１３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纷纷发出报道，不顾事实歪曲西安事变的性质。
１４日，苏共《真理报》发表社论，题为《中国抗日运动》，指出：“张学良本人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倡抗日旗帜，实际则为助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极力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初衷，并不顾事实，将张学良的爱国之举说成是受日本人的鼓噪。
１５日《消息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假借反日，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
１７日，《真理报》发表国际评论，进一步指责事变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
指出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挑衅事件。
其目的是阻止中国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苏联此番言论一出，中共中央大为震惊，不知苏联的真正意图，怀疑这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种需要罢了。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将事变有关情况向苏联做了汇报，电称：张学良１２日６时电称，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弟有何高见速复［１］１１２４。
但出乎意料的是，苏联迟迟不回电表明态度，却在报纸上大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加以否定，矛头直指张学良。
张学良此时也想尽快得知苏联的态度。
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并且在周恩来到西安后，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２］。
直到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公开的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
为离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１８、１９两天，南京政府反复在广播中播放苏联《真理报》对张学良的指责。
张学良原以为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联共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支持。
可万万没想到苏联会有这样的态度。
张学良在听到广播后，喃喃自语：“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直到２１日晚，张学良才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转发的来自国际的指示。
但毛泽东转发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