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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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及其对策分析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及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在现实语境下,农民工作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劳动力,其政治参与能力和效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因此,本文选取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及其对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模式、履行公民义务等问题的分析,提出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对策与建议,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建设和谐社会。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
从研究角度来看,早期学者主要从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及其影响、政策研究等方面入手,例如,徐友云(2008)在《中国农民工研究》中,从收入、社保、法律保护、公共服务等多维度论述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自2010年以来,研究视角逐渐拓展至农民工的社会参与与公共治理领域,例如,王燕芳(2010)在《农民工社会参与研究》中,考察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问题。
三、研究问题及方法本文旨在研究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存在问题;2、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对策及建议;3、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
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得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拟就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模式、履行公民义务等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对策和建议,为实现农民工全面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四、预期研究结果研究完成后,预期达成如下研究成果:1、深入探讨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2、为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农民工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农民工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一、引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本文主要借鉴王春光先生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他们更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的城市,有回、藏、满、土、裕固、东乡、保安、撒拉等55个民族,共计约15.93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4.41%。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组成部分,他们受到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深远。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选举、投票、劳资纠纷等方面。
甘肃省兰州市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生存成本吸引了省内甚至外省大量的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来进城务工。
本文主要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选取100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其政治参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增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意识、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有助于加快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稳定团结。
二、兰州市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一)政治参与双重边缘化现象明显。
2016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各地政府也通过相关政策积极落实进城务工人员的户籍问题。
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户籍问题难以管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依然存在。
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影响下,我国的政府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采取的各项政治制度是有差异的,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进行管理,并没有进行统一的管理。
近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打破了政府管理的格局,政府管理的滞后性,导致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夹缝中生存的现象。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为长期进城务工,使得他们难以在农村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他们也无法在城市里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就造成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双重边缘化现象明显。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 1.5 亿人,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存在诸多的约束因素和困境,及时研究对策解决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都将意义重大。
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1.经济基础薄弱美国的格林斯坦?波尔比斯认为:“人们己普遍接受这一看法,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在较富裕和较工业化、城市化的复杂社会里,更多的人以多于他们在欠发达、农业的、乡村、更为原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下所拥有的方式卷入政治中去”。
有数据显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高于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农民工。
【1】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
【2】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必然考虑参与成本,这客观上严重阻碍他们政治参与积极性。
2.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存在,政治排斥客观存在,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了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的户籍制度开始有所松动,但并未完全放开。
目前,农民工最主要的政治参与渠道是参与地方基层选举,但我国各选区选民资格的认定是以户籍为依据的。
由于把自己的发展定位于城市,加之对家乡情况的不了解,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选举并不关心,参选率较低,而要参与城市社区的选举,又必须提供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和放弃户籍地社区选举权利的证明。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参与政治活动,获得政治知识和并学习政治技能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参与的频率越来越高后,该群体所懂得并掌握的政治技能也会逐步提升,促进自身发展,促进社会发展,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心,促其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也比过去增长了不少。
正由于如此,他们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了,在经济能力逐步改善的前提下,他们开始追求政治生活。
对于自己长期生活打拼的城市环境,他们愈发敢于说出自己的心声,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政治信心不断得到增强。
随着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他们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归属感,更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新生代农民工充分投入经济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
(二)有利于发展基层民主,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现今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取决于公众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为青壮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相对更高,从发展较落后的农村进入现代化水平较发达的城市,在新的环境下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
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越发复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异常沉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是执政党面对的重大考验。
对国家而言,该群体的作用非常大。
因此,必须将该群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鼓励该群体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既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
(三)有利于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经济集中起来之后,就会形成政治。
因此这二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相关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是政治生活中象征着愿望与诉求的群体。
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在何方?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在何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给予农民工均等的工人身份,让其享受均等的政治参与权已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居民长期隔阂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政策失当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
合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不懈的努力,本文主要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结合的角度对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进行剖析。
一、农民工:漂泊的政治人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
农民工的形成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推拉效应”和传统户籍制度冲撞的客观结果,在农村劳动力过剩需要转移的推动下和城市需要补充劳动力进行城市化发展的拉动下,又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的羁绊,形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殊的产业工人群体一一农民工。
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止XX年底,中国进城的各类农民工共有1亿1390万人,在我国二、三产业中所占比例已高达,而且其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当代产业工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践表明,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并且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缺少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延迟好长时间。
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却完全不能与其贡献相称,农民工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斥,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在政治生活中更难觅其踪。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漂泊的政治人”。
据调查,有60 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原籍的村委会选举。
有三分之二的人对当村干部表示“无所谓”和“不想当”。
在城里,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朋友、老乡或家人亲戚,而极少寻求政府或法院等机关的帮助。
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讨一、问题的缘起现代社会中,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核心指标,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
[1]何谓政治参与呢?学者李良栋指出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
[2]它可以分为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这是从政治参与的关系而言的,如果从参与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自动参与、消极参与和动员参与等。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引导公民充分有序的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之中是政治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学者帕特曼和麦克弗森指出,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能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治事务更敏锐兴趣的公民。
[3]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崭新的农民群体,其能否有效的参与到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之中是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因素。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争论。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4]新生代农民工从数量占了农民工的大多数,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我国2亿左右农民工中,16~30岁的新生代民工已经占到了61,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
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少有保障,不能通过自身的能力和有效的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是被边缘化的一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群体必然愈来愈庞大,但因为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他们进城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赚钱已经不是主要目的,他们在迫切希望融入城市的同时,既要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渴望在城市中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拥有话语权。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摘要: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民主话语权一、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概况1.农民工的内涵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在农村,有承包田,身份还是农民的劳动者。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被赋予了工人属性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但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农民工是功不可没的。
农民阶级是党执政的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农民工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
虽然在户籍上还归属于农民,但他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已经与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已经具备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第一,收入是以货币收入为主,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二,从知识结构看,大多数都能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第三,从就业行业看,反映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多元分布。
我国社会正在逐步尊重、认可农民工,这对巩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发展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具有伟大的意义。
2.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是:既难以在原户籍地政治参与,又难以享有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权利,他们的政治参与严重缺失。
经济方面。
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主要目的是挣钱。
如果让他们用工作时间去参加原户籍地的政治选举等活动,他们就会计算回家参与选举的成本:往返交通费用,因误工的收入损失,回到家乡的额外支出等等。
他们认为在城市做工的经济收益大于回去参与选举所得到的回报,就放弃了回原户籍地参加选举等政治活动。
调查中,因为经济因素打工后从没有回来参加过村委会选举占62.50%。
素质方面。
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及其防范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为城市建设、工厂生产和农业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农民工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低下,往往难以参与政治,并容易被边缘化。
这种现象对于社会发展的平稳和稳定影响不小。
本文将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现象、其防范及防范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并举出5个例子进行说明。
一、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由于农民工的法律地位不够稳定、学历水平低、思想开放度不够高、时间分配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遭受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现象表现为:1.参与渠道狭窄,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够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渠道。
2.农民工个人觉得自己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还得参与政治,整个社会体系都没有为他们安排好。
3.农民工普遍缺乏政治教育,对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意识。
4.大多数农民工没有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缺乏权力和话语权,难以参与决策和政治协商。
5.农民工针对做事数据化、电子化、数字化的要求缺乏必要的能力和经验,遭受的限制非常多。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防范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稳定影响非常大,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
为了防范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现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政治宣传,提高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
2.建立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平台,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保障。
3.强化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其权益保护意识。
4.加强农民工个人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为政治参与打牢基础。
5.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推进“人民政治参与”的理念,推动农民工参与政治。
三、案例分析1.湖南省长沙市长潭西组团建设项目中的农民工人群。
在该项目中,因为建设周期长、施工环境恶劣,以及工资支付不及时等因素,导致了该项目的工地上经常出现农民工维权的事件。
政府出具文件,要求该项目施工总承包方对农民工实行工资垫付制度,同时要求该项目所在的施工总承包方与工程项目业主在施工合同中考虑到参工农民工利益,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如制订“工人同工同酬”“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等条款,并进一步发挥工会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力量等。
1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农业界别107名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
”我国有9亿农民,全国有2275名政协委员,居然没有一位真正的农民。
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农民界别”;另一方面农民并不属于党派、团体,无法被推荐。
2“建议拓展农民工参政议政的渠道,建立更多的农民工组织,允许农民工在工作所在地投票,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入人大。
”昨日,身着黑色西装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在小组讨论时发表了她在本次“两会”上的首次建言。
师座杂评:再此对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深鞠一躬。
你是好样的,虽然这个提案铁定的不会被立案。
立案也不会被通过。
但是仍要对你鞠躬,敢说话就是维权的第一步。
我说过,人都是为己的。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农民工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越多越会对国家廉价劳动力模式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是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以国家复兴幌子安然的欺辱任何人(任何国度、民族)。
何况你们欺负的本就是同根同祖的农民兄弟们。
再一次感谢胡小燕。
而且我也呼吁农民工兄弟们多关心一些实事,随时参加有利益自身权益的活动。
毕竟你们还有孩子。
3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一代如今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湘、粤两地调研时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的目的悄然改变:不仅为了赚钱,更迫切地渴望融入城市,不仅积极争取自身的经济、社会权益,也希望在城市拥有自己“话语权”。
然而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途径仍显得比较狭窄。
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政治权利“悬空”
23岁的李芙蓉来自湖南衡阳,到广东打工已经几年了,打扮入时的她如今已看不出一丝来自农村的影子。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李芙蓉会不时谈起对时下经济形势和劳资纠纷的一些看法,也会跟记者讲起所在城市发生的新闻,但对家乡的事却明显十分淡漠。
李芙蓉告诉记者,虽然早已过了18岁,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村里的选举。
“因为我觉得无论谁当村主任,都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反正我已经不打算回老家了。
”
李芙蓉的想法代表着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态度。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最近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选择性。
他们关注政治更多地集中在所在城市和自身的权益保护方面。
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
对家乡村干部选举表示“无所谓”或“不想当”的接近半数。
农民工问题专家、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说,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关注程度虽然远较上一辈强烈,但政治参与行为并不令人乐观,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
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在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
“话语权”缺失加剧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认为,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
刘开明说,农民工的“政治性贫困”主要缘于目前的体制。
由于农民工缺乏话语权,许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职能,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的疏离感,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记者调查中发现,缺乏组织依托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的专项调查表明,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几乎没有;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也仅占12.9%。
在仅有的少数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中,能发挥作用的很少。
据记者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工会在维护劳动权利方面“没有发挥作用”或“作用不大”。
来自广西横县的农民工黄泽强15岁就出来打工,已经在广州番禺的10多家企业打过工。
黄泽强认为,企业工会大都在老板的控制下,根本说不上话,当劳资双方有纠纷时,工会经常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帮老板说话。
去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就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出来“劝说”工人“自动离职”。
刘开明说,由于在城里既没有选举权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和利益代言人,农民工的真实声音很难发出来。
而一些媒体反映的农民工形象常常是被扭曲的,很多人把他们看成“盲流”,甚至是社会治安恶化的根源,他们的各种利益主张和需求也因此受到严重挤压。
防范农民工极端性抗争,应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近年来,农民工因权益遭受侵害而采取极端方式抗争或群体性堵路、堵门等事件屡有发生。
专家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选择沉默,更容易选择极端、群体性甚至是报复性的抗争方式。
刘开明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主要限于经济权益,但必须看到他们与上一辈相比,更迫切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对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渴望也在增强。
专家认为,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极端或群体性抗争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必须正视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诉求,拓宽他们在城市的政治参与途径。
首先应
扫清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可以按农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制定管理制度,农民工应有的福利和权益通过相应的社区居委会负责落实,例如享受低保、子女免收借读费、参加社区选举和各项活动等。
同时,还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既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表达和保护,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其次,应纠正社会偏见,营造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和文化氛围。
邓秀华认为,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排斥与歧视心理,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更是一种奢望。
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引导城市居民消除歧视心理,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朝良性发展,也是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一环。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是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的关键。
对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除了政府和社会创造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等客观条件外,还要通过教育以及自身的努力来提高。
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应多提供一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农民工工会等。
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是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突破口”。
农民工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关键在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
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劳资纠纷日益增加,仅靠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来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权益很不现实。
必须尽快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范围,积极发展农民工自身组织,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使农民工能与资方进行平等沟通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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