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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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人们大多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
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
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
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自实行以来,据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
为什么?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吗?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一、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
1、理论界的误区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就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是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
搞到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写照,理论界突然找不到屁股来打。
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在批判决政失误的时候也把自己的错误也捎带上?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在于很少有人下到基层,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
2、80年代为什么强调“离土不离乡”当1984年卖粮难发生以后,1985年农民自发地减少了7000万亩的种粮面积,大规模上了经济作物,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农村经济结构重大调整。
这时,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本身就推进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进入城市的要求。
于是,在1985-86年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开通城乡的建议。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作者:陶卫华杜娟来源:《小康》2008年第02期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在追求“迁徙自由”的梦想之路上,我们要走的路显然很长。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至今属于其中之一。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年,现在仍处于有待彻底改革的相持阶段。
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
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彻底的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
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
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
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
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人类学对人类迁徙与流动的研究与解读人类迁徙与流动一直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现象,具备广泛的影响力和深远的意义。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着眼于人类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对人类迁徙与流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解读。
本文将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人类迁徙与流动的相关概念、原因与影响。
一、人类迁徙与流动的概念人类迁徙与流动是指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行为,涵盖了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短期或长期的迁移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包括该地区人口的移动、家庭或个人的移动、城市化和农村化的现象,以及国际间的人口迁移。
人类迁徙与流动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被迫的。
人类迁徙与流动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人类迁徙与流动的原因人类迁徙与流动的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层面。
其中,经济原因是人类迁徙与流动的主要动因之一。
经济机会的不均衡分布、就业机会的增加或减少、贫困和就业机会缺乏等都是促使人们迁徙或流动的原因。
此外,社会和政治冲突、战争、灾难等原因也会推动人类的迁徙与流动。
三、人类迁徙与流动的影响人类迁徙与流动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个体的迁徙与流动可以带来生活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改善,促进个人的进步和成长。
其次,社会的迁徙与流动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群分布,影响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分配。
最后,国家的迁徙与流动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带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挑战。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对人类迁徙与流动的研究和解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在对人类迁徙与流动的研究中,人类学家通过采用实地调查、人类学方法和理论框架,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深入挖掘了人类迁徙与流动背后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条件。
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迁徙与流动的原因和影响。
人类学家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意义,关注人们如何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认同等因素。
迁徙自由名词解释
迁徙自由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迁徙的权利。
这个概念在不同的领域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解释。
在法律和人权领域,迁徙自由通常被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它包括了个人的国内迁徙自由和国际迁徙自由。
国内迁徙自由指的是个人可以在国内自由选择居住地,而国际迁徙自由则涉及个人跨国界迁徙的权利,包括寻求庇护、移民和侨居等。
在动物生态学领域,迁徙自由通常指的是动物根据季节变化、食物资源、繁殖需求等因素,自由地进行长距离迁徙的行为。
这种迁徙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偶发的,它们是动物适应环境和确保生存的重要策略。
在社会科学中,迁徙自由还可以指代人口流动的自由,这种流动可能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人口流动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被迫的,如难民流动、劳动力迁移等。
迁徙自由的权利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法律中得到体现和保障。
然而,实际行使这一权利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如签证要求、边境控制、安全考虑等。
迁徙自由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户籍制度的违宪分析和社会危害(2)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
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
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户籍制度、暂住证、歧视制度已经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对善良同胞的身心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如今,中国建设法治政府、和谐社会,越来越重视保护人权,越来越具有民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罔顾正义、保留非法的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纵容地方部门的贪婪与暴力吗?户籍制度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权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申报、登记、立户,以便统计人口、征调赋役、控制人员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的家庭档案系统。
它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封闭性的特点。
户籍登记在我国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辞,《尚书》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说。
西周时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并开始形成古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都”(城)、“鄙”(乡)分开进行编户。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形成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书社制度”。
每25户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纳了更加严密的户籍管理措施,进行什伍编制,“什伍皆有长”,“使民无得擅徙”,实行“连坐”。
汉朝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为法律,《九章律》中有“户律”的详细规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黄籍”、“白籍”制度,“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
隋时实行“输籍定样”制度,三年一造户籍,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一保,五百户一乡,户籍控制更加严密。
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元朝实行村社制,五十家为一社。
人类简史中的迁徙与流亡人类历史上的迁徙与流亡是一个长期、复杂且深刻的话题。
自人类起源以来,迁徙与流亡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的迁徙与流亡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交融与碰撞。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简史中的迁徙与流亡现象。
一、迁徙与流亡的起源人类简史中的迁徙与流亡源远流长。
最早的迁徙可以追溯到人类从非洲迁徙至其他大陆的过程。
这一迁徙过程中,人类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并经历了生与死的艰辛。
从人类从非洲迁徙至亚洲、欧洲、澳洲以及南北美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智慧与勇气。
二、文化与宗教的迁徙除了地理上的迁徙,人类历史上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和宗教传播的迁徙。
例如,古代的丝绸之路贯穿了东西方的交流与贸易,使得不同文明之间产生了深入的交流与交融。
宗教的传播也是一个重要的迁徙现象,例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基督教从近东传播到欧洲等。
三、经济与就业的迁徙经济与就业是一个重要的迁徙原因。
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机会,往往选择迁徙到经济发达地区。
例如,工业革命时期大量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寻找工业就业机会。
现代的跨国公司、外派工作也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迁徙。
四、战争与政治的迁徙战争与政治也是导致人类迁徙与流亡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的战争与政治动荡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人口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亡者。
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会导致人们的流离失所,寻求更为安全的居住地。
五、文化冲突与融合迁徙与流亡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时,文化差异往往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然而,正是这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当移民群体逐渐融入新的社会时,他们的文化被艺术、音乐、饮食等方式传播,丰富并改变了当地的文化。
迁徙与流亡是人类简史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它既是人类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也是寻求更好生活的努力。
通过迁徙与流亡,人类的经历得到了丰富与谱写,文化得到了多样性与碰撞,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
户籍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户籍制度并不必然带有强制的色彩,而是完全可以仅仅具有管理、统计等服务性的社会职能。
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其具有强制性。
国家利用户籍制度规定了每个公民“应当”居住生活的地区,强制取消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将公民的迁徙置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
其中许多延续至今。
这种种的强制措施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
户籍制度是这个全面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的强制措施互相支撑、互为因果。
当国家决定建立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后,带有浓厚强制色彩的户籍制度的建立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户籍制度今天仍然存在的事实只能表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虽然趋于削弱,但还顽强地存在着。
要想全面地了解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背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之下进行考察。
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将人类关系系统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公民结社型和生产结社型。
在国家的层次上,公民结社型要求公民的是对统治者的服从,而生产结社型则为国家预设了某种目标,并要求所有公民共同奔向这个目标。
传统的国家,包括许多被认为是暴政的国家,几乎都是公民结社型的。
生产结社型的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与之伴生的则是空前的极权和暴政。
这其中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国家是否有自己的建设性目标。
国家绝不可以有建设性目标。
这是人类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国家必须把自己的职能限于为公民实现自己目标提供外部环境。
一旦国家突破了这个限度,试图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实现某种建设性目标,强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出现。
在中国,这个目标,这个促使以后无数政治强制相继出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不是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就立刻提出的。
新政权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稳定社会秩序,控制、消灭各种敌对势力。
废除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在中国大地上自由迁徙作者:潘慧琳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4年第11期整理/本刊记者潘慧琳编者按:中国有接近 3 亿的农民工,虽然这个群体户口本上写的是农民,但他们却长期居住(暂住)在城市里,干着工人的行当。
他们行走在城市的边缘,如过客一般。
城市不是他们的,在高楼大厦里他们寻不到归宿感,只有将乡愁寄托在一年一度的大迁徙里———浩浩荡荡的春运就是这么来的。
农民工大规模出现是在1990 年前后。
公允地说,农民工的出现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体现了户籍制度对农民人身自由束缚的减弱。
因为在30 年前,农民到县城办点事情都得揣一张村里开的介绍信,否则寸步难行。
当这种束缚减弱之后,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来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
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价值,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家庭状况得到改观。
如今,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更看重公平的竞争环境、期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追求国民待遇身份———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自由自在地迁徙。
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在农民工产生的根源上动脑筋。
造成农民工这一两不像群体的正是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因此,农民工要想享受自由迁徙权,就得废除在中国已经存在了60多年的户籍制度。
2014 年7 月30 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得以面世,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如今,这项制度在河南也到了寿终正寝。
11 月12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
《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这对于有序推进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全省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那么,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区分之后,进城农民如果拿到居住证,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吗?他们是不是将从此失去土地?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围绕《意见》内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本刊记者根据有关政策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程默:我们怎样失去迁徙自由20世纪5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就业的权利。
居住和迁徙自由是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人权。
人类对迁徙自由的追求、奋斗和对该项权利的普遍确认,有着悠久的历史。
就其最早的成文法渊源来看,迁徙自由权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
该宪章第42条规定:"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
"1791年的《法国宪法》最早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其第1篇第2款规定:"各人都有行、止和迁徙的自由。
"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宪法普遍对居住和迁徙自由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住和迁徙自由不仅成为各国国内法所普遍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成为国际人权宪章和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之一。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都把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作为基本人权予以确认和保障。
一、50年代前半期:法律保护下的自由迁徙状况中国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了迁徙自由。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把自由迁徙作为人民的11项自由权利之一。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上遵循了上述理念。
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做总结报告时强调:"户籍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了建国后户籍登记和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目的在于统一此前各地不一致的户籍管理办法,以利于公民身份的证明和治安的维持,适用范围限于城市,没有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条款。
1951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公安治安工作会议指出:"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
"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
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
1954年12月,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人口统计工作,并规定农村户口登记由内务部主管,城镇、水上、工矿区、边防要塞区等户口登记由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资料的汇总业务由国家统计局负责。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把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工作推向全国,以把握人口变动的状况。
至此,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趋于完整。
该指示对地主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社会群体的户口迁移作了一些限制,但并未限制一般民众的流动和迁徙,只是要求一般民众在迁徙时要转出和转入户口。
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统交公安机关负责。
3月,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的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
从《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的内容及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并未采取强制的、命令式的控制方法来营建城市公共秩序。
例如,《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的第一条申明:"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特制定本条例。
"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里,1954年至1956年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7,700万,包括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
二、违宪的迁徙管制户籍制度是如何出台的?在户籍制度形成的初期,宪法和与户籍制度的有关法规中并没有限制公民流动和迁徙自由的内容。
但在一些政府机关发出的政策条文中,开始出现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与迁徙的迹象: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出了关于"盲流"的预警信号: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下达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要求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实行计划管理。
1954年3月12日,内务部和劳动部又联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了前述政务院的通知精神。
当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仍然属于小规模和短期现象,并未造成全局性和长期问题,因此政府的限制措施也是短期的,所采用的方法也仅仅是"劝阻"。
1956年底,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从1956年的12月30日到次年的12月18日之间,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
文件的内容和措辞越来越严厉。
这在195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署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该文件要求采取7项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单位在招收工人或临时工(包括搬运工和保姆)时,必须先城市后农村。
必须在农村招收时,也要经过当地劳动机关的许可并通过农村地方政府、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
各地劳动机关和监察部门应对此严加检查监督。
(2)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企图外流的农村人口应切实加以劝阻,对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喜欢外跑并且引诱别人外出的人,应严加批评,屡教不改者交合作社监督劳动。
(3)在某些铁路沿线或交通要道,应加强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劝阻;在城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的农村人口要动员其返回原籍,并严禁流浪乞讨;公安机关应严格户口管理,流入较多的城市应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应严格控制自由市场的范围,取缔无照商贩营业和无照车辆运输,防止农民弃农经商,进城从事商业投机活动。
(4)为保证上述措施的落实,有关部门必须密切配合。
冀、鲁、苏、豫、皖5省及其他流入人口较多的省、市,应组成以民政部门为主,有公安、铁道、劳动、交通、监察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共青团、妇联和工会应动员流入城市的青年、妇女和职工的农村家属返乡。
中央各有关部门应分别发出指示,责成所属单位执行。
[2]这项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农村人口的"盲目外流"不再"温文尔雅",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开始升级。
20天之后的1958年1月9日,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根据该条例,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只有当人与住址相结合,在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后,法律意义上的"户"才成立;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公民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在同一时间只能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地方暂住3日以上,须申报暂住登记;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不按条例规定申报户口或假报户口者须负法律责任。
该《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如此就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
正是这一规定,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
这部严重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多数中国人生活乃至命运的基本制度,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成了后来各行政部门限制或控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法律依据。
这部行政法规背离了宪法的规定。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下,人们不可能去追究这一规定的违宪之处。
三、在户籍控制和城乡隔离的背后政府为什么会采取上述剥夺民众迁徙自由的制度和政策,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笔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城市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上述制度政策出台的主要背景。
1、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建国初期,现代工业仅占经济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或就业。
当时,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在政治上采取了向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一面倒"的国际关系原则,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在相对孤立的国际格局里,中国试图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便成了关键问题。
重工业的建设周期长、投入资金多,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资金、组织建设,与这种发展模式相配套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1953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实行和苏联模式的全面推广,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了。
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通过索取农业剩余和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支撑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
政府索取农业剩余主要通过3种途径:(1)以税收形式索取的农业剩余,1950年为19.1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9.3%,占各项税收的39%;1952年增加到27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4.7%,占各项税收收入的27.6%;以后各年均在30亿元左右。
[3](2)借助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价格转移的方式获取农业积累,向城市工业化"贡赋"。
1979年以前,农民通过价格"剪刀差"给国家提供的资金每年在300亿元以上,相当于每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
[4]"30多年来(1953-1985年)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通过剪刀差汲取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