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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8-10-26基金项目: 本文是贺州学院科研项目“《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ky08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人,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蒲日材(贺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贺州 542800)摘 要: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
“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世说新语;才;价值观;魏晋风度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1-0123-04一、《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的重“才”倾向《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品评魏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它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
据笔者的统计,全书出现“才”字、以“才”字来品评人物的共有85条之多。
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魏晋不同的历史时期,“才”的内涵各有所不同。
在汉末魏晋之际,天下三分,时局动荡,出于现实的需要,此时人们所重之才多为治国用兵之术,《识鉴》2云: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以为治。
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裴潜对刘备的看法,无论是居中原的乱人还是守边险的霸主,都是着眼于其政治才能,与乔玄对曹操“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的评价是一样的意思。
这种政务能力,笔者把它称为“治才”,这是在汉末魏初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才价值观。
因为在这之前的人物品评,人们注重的往往是人物的“德行”,是“依据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的”。
[1](P290)《政事》门叙述的大多是一个人的政务才能。
“治才”注重的是对社会、对政治的实际参预能力,是带有功利性的。
曹丕即位后,以九品中正制替代了汉末的“月旦评”,于是人物品评原来带有的严肃的政治性色彩大大减弱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
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
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
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
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
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
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
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
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精选文档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常言道：“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割据混战，随之迎来的是秦汉“大一统”；然而，由于“后汉”之“倾颓”，这种局面势必无法维持，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一副分裂动乱的局面是必然的。
这一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逐渐引起庶族阶层强烈的抗争。
但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反而造成社会思想相对自由活跃，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尤其是背离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是个性价值的体现。
这就使人们冲破秦汉以来的各种高压束缚，追求自由。
在这种人的觉醒的影响下，“文学的自觉”应运而生。
《世说新语》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乃南朝宋人刘义庆所编，梁人刘孝标作注后方改今名。
共十卷，分三十八个小类，前四类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即是孔子所提出的四教法。
此外，还有赏誉、任诞、捷悟、惑溺、贤媛、排调、简傲、巧艺、雅量等。
这归根到底都是源于魏晋时期人物品评风气的盛行。
《世说新语》虽然是志人小说的代表，而且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
但是，它实非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
相反的，由于它在内容上主要记述自东汉到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反映士族阶层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绪，而使它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史学著作来看待。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欲摆脱世俗名利，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使精神得以升华的理想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是人物身上所谓“风骨”最真实，最透彻的体现。
《容止》篇中对某些名士仪态风采的关注，蕴涵着令人羡慕和赞颂的人格修养。
《任诞》篇则表现出当时人们所推崇的不拘小节、自由放达的情怀。
《言语》篇又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真实直接的反映，从其言谈中可看出名士们对人生的感悟。
《贤媛》篇更是一反妇女受压迫束缚的常态，使其个性情趣大胆地发挥……魏晋正始以后，人物品评之风大盛，以人物是否有个性、特色为标准，从个体角度，对人的个性、才情、感情加以评价――当时对于人物的个性之美、才情之美尤为赞赏。
《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个性之美赏析《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期已故的大臣官员、文人仕女及士大夫们的生活故事，充满着历史文化气息，也展现出当时人们优秀的性格魅力。
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人们具有诸多优秀的个性素质，使得他们被视为中国古代传世的“性格典范”。
首先，魏晋时期的人们拥有优雅的品格。
他们谦逊恭顺，乐于服从，而且经常表现出有礼貌、宽容和耐心，使得他们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口碑。
比如，晋代大臣士大夫苏秦，当他担任丞相时，他表现出宽大包容、温和敦厚的德性，他从不对自己的部属们恶语相向，而是温柔地对他们讲教，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其次，魏晋时期的人们学识渊博。
他们熟读古籍，善用名句，深入分析语句的深刻意蕴。
比如苏秦，他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力，在礼仪、书法、诗词方面都十分擅长，以至于当他接受朝廷考试时，被称为“苏起，能饮断绝往来”。
此外，魏晋时期的人们还具有独特的礼义道德。
他们秉承“仁义礼智”的优秀传统，既严守五言律，又注重道德修养，尊敬父母兄弟，守约宗族，不仅把“忠诚”当做天职，而且表现出当时社会的“仁义礼智”，这是当时几个朝代前辈所传承的传统文化。
当苏秦担任大臣时，他视政令如礼仪，办事有原则可追溯，他始终秉承“忠”的信念，把忠诚当做天职，以期官渡艰难之时。
最后，魏晋时期的人们也具有深厚的宗教精神。
他们循着佛法的慈悲怜悯之道，把善良和忍让当做生活态度，致力于文人修身、养性，将道德规范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从而推动当时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苏秦从佛门中修行的故事，他在佛门修炼，不但明白了真理，而且还对佛教的仁慈怜悯有了深刻的认识，继而影响到他的一生，把它付诸行动，成为至今流传至今的美德典范。
总结而言，魏晋时期的人物性格的确具有独特的美。
他们充满礼义，学识渊博，拥有恭顺有礼的品格，同时也注重物欲的理智，遵循佛法的宗教精神，具备了社会责任感，秉承优秀传统，以及面对生活有着深刻的见解，因此，他们被视为中国古代传世的“性格典范”。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世说新语》读后感魏晋风度名士风采《世说新语》读后感魏晋风度名士风采《世说新语》是一部以魏晋时期名士言谈和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著作，它是有关魏晋风度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对魏晋时期的人文、哲学以及人性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
首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魏晋时期名士的风度。
对于这个“风度”这个词，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但是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魏晋名士们的谦逊、自律和谨慎。
比如，《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毛玠为朝散大夫时，常谢牀下醒者。
对于这个故事，在现代看来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们不仅注重自律规范，也非常重视人际关系。
这种处世之道，让我不禁想起我们现代人在面对许多陌生人时的无措和不安。
如果我们能学习魏晋名士们的处世之道，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和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的哲学思想也令人深思。
他们注重“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更加强调真实、泰然和稳重。
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于嵩见孔融，谓曰：“汝为鬼雄，诈术之辈。
世俗之人不知汝之险，天下之士不见汝之险，何也？”孔融笑曰：“吾以骨肉之亲，故蒙侯景之隆。
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言也，岂有险阻哉？”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孔融在面对众人的质疑时，能够镇定自若的态度，以及对待身处困境的风范。
这样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引领和启迪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面对困难时，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坚定和勇气。
最后，名士轶事，是《世说新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之一。
这些轶事里包含着面对人生的智慧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如《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轶事：吕袭之初学礼，属意于尹文。
文每至，袭必奉笔墨，听经论，纪录其语；及数年，尹文卒，吕袭自可取焉。
文子诣袭曰：“吾为乡里谏官，俸钱无厌于来；今子在宰辅之侧，窃闻有苦，颇有以结交者，如何为而后可？”袭具言主上难以言之，将休，何恕礼法。
文子笑曰：“子非讼人，乃学者也。
《世说新语》的魏晋风度与名士生活读后感哎呀，终于把《世说新语》这本书给啃完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风流倜傥的魏晋时代。
这本书，简直就是魏晋名士的生活百科全书，让我对那个时代的风度和名士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魏晋时期的风度。
那时候的名士们，真是风度翩翩，潇洒自如。
他们穿着宽松的长袍，头戴高冠，手执折扇，走起路来衣袂飘飘，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而且他们还特别注重个性的展现，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能随波逐流。
这种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真是让我佩服。
再说说名士们的生活，那真是丰富多彩，让人羡慕。
他们喜欢聚会，经常举办各种宴会，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吟诗、弹琴，好不快活。
而且他们还特别重视文化修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真是让我这个现代人自愧不如。
他们的生活，既有物质的享受，又有精神的追求，真是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
书中还提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让我对魏晋名士们的性格和行为有了更深的认识。
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在一个春日的聚会上，大家饮酒作诗，王羲之挥毫泼墨，写下了这篇千古流传的佳作。
还有谢安的“东山再起”，展现了他超凡脱俗的气度和胸怀。
这些故事，让我对魏晋名士们的形象更加鲜活和立体。
读了这本书，我真是对魏晋时期的风度和名士生活充满了向往。
他们那种追求个性、享受生活的态度，真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虽然我们不能穿越回去，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精神，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个性。
总之，《世说新语》这本书，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它不仅让我了解了魏晋时期的风度和名士生活，还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个有趣的时代。
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看魏晋的理想人格张成【摘要】《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大量名士的逸闻轶事和清谈风貌。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藻内容生动地表现出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赞美和欣赏,集中体现在：重德行,推崇品格高洁;重才能,赞誉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重情感,突显率性真意;重神韵,追求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
%Enjoying the most achievement in the novels on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Shi Shuo Xin Yu records many famous people＇s anecdotes and their ideal talks in Wei and Jin Dynasty.Some parts in Shi Shuo Xin Yu,such as Shi Bie,Shang Yu and Pin Zao,represent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ideal personality,which emphasizes noble morality,outstanding political and artistic talent,frankness and pursuit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sonality ideals.【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05【总页数】5页(P52-56)【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理想人格【作者】张成【作者单位】徽商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琐语轶事，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第29卷第5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9No.52009年10月 Journal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 Oct.2009[收稿日期]2009-09-22[作者简介]胡中方(1975- ),男,江苏丹阳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胡中方(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江苏丹阳212300)【摘 要】《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
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
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理想人格【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9)05-0050-05 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看重人格修养的。
一个人的人格的高下,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形象,关系到社会对他的评价,还关系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古代各家学派无一例外都有自己推崇的理想人格,如儒家的“圣人”、“君子”;法家的“能法之士”、“耿介之士”;道家的“至人”、“真人”;墨家的“兼士”、“任侠”。
《世说新语》记录了上起汉末,下至东晋,约300年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多角度再现了魏晋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士人群体形象。
本文试图通过这样一部“客观实录”的作品来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魏晋时期士人群体所追寻的理想人格,分析这种理想人格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魏晋士人的真实人生,而且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魏晋时期的这种理想人格在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方面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特征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思想多元,士人群体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与两汉迥乎不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
1.雅量高致如果用一个能够体现时代文化特征的词来概括魏晋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这个词就是《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雅量”。
“雅量,谓度量宏阔,风仪伟长也。
”[1]314雅量,内在表现为心胸宽广,豁达大度,外在表现为风度仪容,奇伟超群。
魏晋时代讲究名士风度,这就要求举止、姿势旷达潇洒,七情六欲不能在神情上流露出来,不管内心活动如何,只能深藏不露,表现出来的应是宽容、平和、若无其事。
嵇康临刑,神气不变,索琴弹奏,从容不迫,不为一己生命夭折悲痛,反为《广陵散》失传惋惜(《雅量》2)。
夏侯玄虽陷狱中,仍嘲弄廷尉钟毓的审讯,呵斥其弟钟会,对方所需供状,他吩咐钟毓“卿便为吾作”,而对写成的文字,只冷冷的一句:“不当若是耶!”虽身为阶下囚,但在精神态度上却始终占据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方正》6)。
谢安和王坦之共赴鸿门宴,命悬一线,“王甚遽”而“谢神意不变”,对于眼前的危险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超脱态度,反而使桓温有所忌惮,不敢贸然行事(《雅量》29)。
在死亡的阴影下,仍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老子》说“宠辱皆惊”是人生大害,魏晋士人的雅量还表现在遭遇他人轻辱时能淡然处之,不兴计较。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谢万石后来,坐小远。
蔡暂起,谢移就其处。
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
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
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05・面。
’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
’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雅量》31)因坐了蔡子叔的位置,谢万被蔡掀翻在地,帽子、头巾都摔掉了,“才气高峻,早知名”的谢万本可以大打出手,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并无发怒懊丧的意思。
“其后,二人俱不介意”,真正体现了“荣辱不惊”的胸襟!魏晋士人不仅能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能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和成功。
淝水之战敌强我弱,直接关系到东晋存亡,先锋谢玄在前线以少胜多,捷报传来,作为主帅的谢安,竟然不露喜色,继续下围棋,虽说有点“矫情镇物”,但其从容镇定,也确实令人叹服。
(《雅量》35)“雅量”除了表现在生死的重大关头外,更多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中,如虞翼为丈母娘表演骑马,“始两转,坠马堕地”,但虞翼“意色自若”(《雅量》24)。
王戎“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德行》16)可见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方不失名士风范。
2.一往情深“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关于圣人有情还是无情,曾是魏晋玄学辩论中的一大主题。
对魏晋士人来说,“情”在他们思想和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伤逝》4)魏晋士人追求“真情”,藐视礼法陈规,按自己内心的意愿和感受行事,这是他们行为的最高准则。
与父母兄弟相触而产生的情是“亲情”。
亲情在《世说新语》中描绘得感人至深。
阮籍母亲去世,阮籍临穴永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仕诞》9);儿子死后,郗愔在丧礼中几乎昏死过去(《伤逝》12);王子猷在弟弟死后悲痛欲绝,一个月左右也伤心而死。
(《伤逝》16)与爱人相触而产生的情是“爱情”。
荀奉倩为了给妻子降温,先将自己冻成可用于物理降温的工具,任情而行,全然不顾及他人的飞短流长(《惑溺》2);王安丰妇当面调侃丈夫:“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夫妻恩爱、卿卿我我(《惑溺》6);潘岳更是把对亡妻的追思哀悼之情,化为一篇篇哀诔之文,真情所至,感人肺腑。
与朋友相触而产生的情是“友情”。
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葬礼上,众人齐声学驴叫来送别王粲,《伤逝》在一片驴鸣声中拉开了真情帷幕(《伤逝》1)。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
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伤逝》7)悼唁的人竟然爬到死人的灵床上去鼓琴!最后又对守灵的孝子不理不睬,以一种任性而无视礼仪的方式表达了对故交的悲悼。
《世说新语》还强调了另一种与大自然相触而产生的情———悲情,因自然之永恒和人生的短暂所引发的无奈和悲伤感怀。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
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32)卫玠“初欲渡江”之际,身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而将要寄身他乡,此时见天宇辽阔,江水茫茫,“百端交集”,体会到了不知人生在世,缘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迷茫。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言语》55)桓温,一位曹操式的枭雄,一个无所畏惧的武人,竟然也会手执柳枝流下眼泪。
在时间面前,任何盖世英雄和宏伟谋略都化为了烟尘,这就是宗白华先生说的“对宇宙人生体会到的至深的无名的哀感”,这种悲情大大增强了《世说新语》故事的哲学意味。
3.崇尚自然“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2]183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魏晋士人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发现了自然的美丽动人。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3]1791顾长康从会稽还,向朋友兴致勃勃地讲述山川之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言语》88)王徽之也对山阴之美大加赞誉:“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言语》91)如徐复观所言:“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
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美的要求。
”[4]137-138秀丽的山水不仅是欣赏的对象,更与人的内在情感发生了共鸣。
人情融合于自然而获得了它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命状态转化为宽广从容,成为美丽的生命。
王司州在观赏印渚中发出“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的感叹。
・15・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言语》61)人未必要隐居在偏远之地才能效仿庄子式的高蹈;但有“会心”———对自然的领悟,就算面对园林中的林木和池沼,也能体会到从容的生命状态。
可谓有情方能会心,会心时一丘一壑也尽得风流。
“山水在晋人眼中不仅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5]84在这里,自然环境已不仅仅是作为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而存在,而是成为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能够影响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极具亲和力的因素,人与自然已经一体化了。
魏晋时代,士人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寻求解脱,获得精神的自由,成为一种风尚。
4.逍遥放达魏晋乱世,“名士少有全者”,生命常常忽然而逝。
在此背景下,魏晋士人纷纷走向了崇尚老庄、逍遥放达的道路,他们纵任不羁,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适性而动,追求生命之体验,以获得精神、人格上的自由。
毕茂世感叹:“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仕诞》21)张季鹰因思念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辞官回家(《识鉴》10)。
在他们看来,“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对功名利禄弃之如敝屣,何等的洒脱!“人生贵得适意尔”,关键是要活得潇洒自在,这在魏晋名士中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47)王子猷看重的是一路访友的心情和过程,至于是否达到见面的目的,其实并不重要。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
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
弄毕,便上车去。
客主不交一言。
”自始至终,宾主间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心灵的交流(《任诞》49)。
当他们以纯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万物时,就抛却了虚名和困扰,走向了艺术化的人生。
隐逸是逍遥放达的生存状态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
魏晋名士不管在朝在野,得势失势都把隐逸看成是他们的一种理想人生。
《栖逸》记载了很多隐士的事迹,对他们给予了赞美。
如范宣从来不进官署、翟道渊冷落做官的朋友周子南、嵇康写信与推荐他做官的山涛断交等等。
《世说新语》说他们“高情避世”,“清真有远操”,对隐居者的“可以累心处都尽”表示了羡慕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