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 格式:doc
- 大小:24.00 KB
- 文档页数:5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从山西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论山西票号制度对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依附性一、山西票号制度山西票号在我国的近代金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它的成功得益于其一整套的制度,正是靠这些用人、经营上的制度山西票号才能生存壮大。
主要的制度包括东伙合作制、身股制度、学徒制度、贷款运作制度。
这些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1. 东伙合作制。
在晋商中有一部分人,当南己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把资本交给他人经营,自己则享受有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经营的人当时叫做伙计或合伙人,这样的制度便被称为东伙合作制。
后来的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伙合作制,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票号多为合资而非独资。
票号的资本数额一般都相当之大,既有本族至亲者所出,也有志同道合者所出,而后者在票号发展的全盛时期所占比重更大。
经营票号是一项风险大、极需经营能力的事业,因此就需要聘用才能出众的经营者。
在山西票号中,出资者叫做东家,经营者叫做掌柜。
东家如果决定聘请掌柜来经营票号,则需要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力、利益。
东家的责任与职权,就是“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
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
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 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
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即东家完全将票号的经营交给掌柜,不予过问,但奖惩、分红之事由东家裁定;如果票号因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则东家要负无限责任。
掌柜在号内“有无上之权力,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于管事。
”大掌柜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没有专门监督和制约大掌柜的人员、机构和势力。
从权力的集中性方面来看,票号中的大掌柜要比现代企业中的总经理大的多。
而且分号的设立也完全有大掌柜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分号的经理由大掌柜任命,员工由大掌柜选派,一切都以总号为中心,分号不过是总号的辅助机关而己。
从内部控制看山西票号的盛衰作者:张秋霞来源:《商情》2013年第02期【摘要】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在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极盛时期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极衰时期却因内忧外患而彻底衰败。
本文将从内部控制风险识别、风险应对和控制活动的角度剖析山西票号的极盛极衰。
【关键词】山西票号,内部控制,风险识别与应对,控制活动一、极盛时期的内部控制(一)风险应对为防止出现伪造汇票以及汇票冒领损害存款人的利益等事件,票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伪票冒领的风险。
首先,从总号到分号均是由专人书写汇票,并且总号以及各个分号对书写人的字体预留备案,这样,票号所有人员就能够根据备案字体识别汇票的真假。
其次,票号创新使用了以汉字作为符号的密押方法。
如以“谨防假票冒领,勿忘细观书章”12个字代表1年的12个月;用“国宝流通”4个字分别代表数字的单位“万千百十”。
并且,这些代码还会不定期的进行变换,号中的伙计必须熟记这些代码才能正确的兑换汇票,识别假汇票。
票号应用汉字符号将汇兑的时间、金额组成的一组词语,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因而难以伪造,因此山西票号在100多年的经营中未曾发生过假票冒领事件。
最后,为防止存款人汇票丢失被冒领,山西票号还实施“见票三五日兑付”制度。
这个制度是指票号在收到客户汇票之后,不会马上承兑,而是要无偿占用顾客存款三五天,一来票号可以有时间准备款项,二来若是汇票丢失或者被盗,客户可以在存款还未被取走之前有时间到票号挂失,从而保护了客户的钱财安全,避免票号与客户因汇票丢失发生纠纷,也维护了票号的声誉。
另外,票号还制定了兑付后“汇票即焚”制度,从而做到了票号的绝对保密,保证没有已兑汇票流出票号,防止外人识别出汉字作为符号的密押方法。
(二)控制活动山西票号实行“两权分离”的制度,即财东负责出资,大掌柜负责管理。
为激励大掌柜提高工作效率,票号并不支付大掌柜薪资,而是采取占有股份的方式,在结算时按股份分红作为其薪酬。
山西票号若干问题述评作者:朱晶晶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3年第10期朱晶晶(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贵州贵阳550004)摘要:山西票号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二百余年。
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再次,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
关键词:山西票号;若干问题;启示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27-0125-01一、山西票号的起源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发源于中国山西省。
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发展活跃。
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
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二、山西票号的金融创新之处山西票号的金融创新之处分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三大创新。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管理之道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前后共百余年的历史。
山西票号在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几经周折创建了“汇通天下”的金融体系,“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为山西商人创造了亿万两白银的收入。
一、日升昌简介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总号设在山西平遥,是中国第一家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
东家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
是当时全国17家中最大的票号,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而闻名,据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
二、日升昌的成功之道日升昌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用人制度。
(一)日升昌的组织管理机构日升昌采取的是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见图),总号处于上层核心位置,各个分号在总号之下平铺并辐射开来。
日升昌实行总号集权制,一切资本归山西平遥总号,获利也归总号。
各分号在总号的统筹管理下在外经营,向总号负责,听从总号调配。
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
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
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二)日升昌的经营管理方式1、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组织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组织制度,即所谓的“东伙制度”或者叫“东掌关系”:东家出资、掌柜经营。
掌柜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营决策、分号设置、职工录用、人员调配皆由掌柜决断,与财东无关。
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与现代的两权分离制极其相似,财东享有所有权,掌柜享有经营权。
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因一些无法避免的原因,使票号遭受损失,所有法律责任和债务由财东承担。
也就是说,票号内部位的责、权、利非常明确。
2、创造性地使用了二元股份合作制,银股、身股并行的资本构成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两种。
财东出银子(在号内)入的股叫银股,员工以劳力(在号内)入的股叫身股。
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摘要】山西票号的衰败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借用erm 框架中风险管理的八要素对山西票号衰败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做出简要阐述。
【关键词】票号衰败 erm框架内部控制
一、导论
《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简称erm框架)主要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
明确提出内部控制服务于风险管理。
山西票号是晋商发展最繁荣的阶段。
它由盛极一时,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有近代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与其内部因素密不可分的。
没有及时认识风险并做出应对,是票号衰亡的本质原因。
结合erm分析框架,其衰落正是因为其内部控制的僵化和风险管理的缺失。
二、内部控制制度
票号内部控制制度的僵化主要体现在劳资制度上。
其劳资制度主要是东掌制和顶身股制度。
在票号创办之时,“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说明……即以礼招聘,委以全权。
”顶身股的形成办法是:某一员工在票号做事多年,若财东和经理均认为其对票号经营有功,就开始顶身股。
按其劳绩,凭借账期增加。
从20世纪初的资料来看,身股数前期仅仅是银股数的一半,后期则超过了
银股数。
财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相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财东作为委托方对票号的经营盈亏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二是没有针对代理人的完善监督制度。
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而顶身股制度以有权利分红而不承担风险的股权激励形式平衡财东与经理人员的利益。
erm框架指出,内部环境即组织的基调,包括风险管理观念、治理结构等,具体表现在企业的权责划分和员工的素质上。
监控是指对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设计和执行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和评估,就制度的有效性提出改进意见,以保证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改进。
票号的制度缺陷正是控制环境缺陷和监控缺失。
票号的内部制度设计中,责、权、利严重失衡。
票号的经营权利集中在大掌柜的手中,为经营风险承担后果的却是财东。
当票号经营不善,权、责、利的不对等使大掌柜出现通过过度信贷来实现利润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严重影响票号持续经营。
经营权交给大掌柜之后,财东就不再过问票号的日常经营,就算是出现亏损,只要大掌柜能够说明理由,财东不但不会责备,反而立即补足资本,鼓励其继续经营。
完全没有对于票号内部控制制度上的交流,更不用说改进。
单纯靠大掌柜的道德而不建立完全的监督机制,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就为票号的经营风险埋下伏笔。
票号的劳资制度在发展初期功不可没,但其制度设计本身就不能
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随着票号的发展,其劳资制度越显僵化,财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加大了票号的经营风险。
三、风险管理
erm框架也明确指出,风险管理需要贯穿于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山西票号虽然通过密押等方式规避了一些经营风险,但在风险的管理上仍然存在严重缺失。
风险评估即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进行分析。
票号在其经营活动中,无论是对于客户还是竞争者,都没有做出足够的风险评估,对于自身经营环境的认识严重不足。
风险应对即是管理者采用一系列的活动使得风险控制在企业的风险容限内。
风险容限是指企业所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偏离度。
山西票号特殊的资本制度又严重制约了其对风险的应对。
票号对于客户信用风险的认识不足,主要体现在其信用借贷方式以及对政治风险的忽视。
山西票号始终采用的是信用借贷,其风险识别的基础就是大掌柜对于客户的道德评价。
信用借贷对于票号业务的拓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很多客户的信用程度都因为动荡的局势而降低,对票号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甲午战争之后,票号依赖清政府保持其在中国金融的垄断地位,票号的命运也和清政府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票号也没有及时意识到行业竞争风险。
西方银行在其内部制度和贷款制度方面明显优于中国以票号为代表的旧式金融。
而且,西方
国家对于在中国投资银行业也极为重视,银行业的投资额达到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23.49%。
山西票号对于这一批强大的竞争者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避免与西方银行发生直接竞争,致使西方新式金融不断的吞噬旧式金融。
山西票号也随之衰亡。
山西票号资本制度的特点就是资本规模小而且没有公积金制度。
票号一般由单个家族创造,财东为票号承担无限责任,很难汇集大量的资本用于经营。
创建初期的资本一般只有几万两,到了19世纪末也不过二三十万两。
而每年几乎都会分光当年的盈利,规模很难得到壮大。
票号的流动性几乎完全由存款来支撑,后期由于过度信贷,以及不良贷款比例增加,票号的流动性风险急剧增加。
资本不足令票号无力承担坏账或者挤兑造成的流动性不足。
票号的风险容限很小,限制了管理者实施风险应对的选择权,很难采用降低或者分担风险的方式,只能选择承受风险,甚至破产。
四、总结
山西票号的衰败原因复杂,中国近代的独特历史环境更是增加了其发展历程的特殊性。
但是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最终内化。
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印证了erm框架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内部控制制度必须要达到权利制衡的目的并且能够随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
没有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没有企业的持续经营,企业最终只能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
[1]唐振国. 山西票号衰败的制度性因素分析[d]. 复旦大学,
2008.
作者简介:刘一欣(1992-),女,汉族,山西运城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刘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