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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平遥票号经营理念及产生深远意义19世纪20年代，以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一种金融业的特有形式――山西票号业。
平遥票号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
它不仅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界近一个世纪。
一、平遥票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思想(一)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是平遥票号所有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其主要做法：一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注重资金的灵活调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平遥票号分号码头遍布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和商埠，有400余个分号。
各分号业务繁简多有差异。
因此。
各票号都十分重视灵活调度资金。
资金较充裕的分号，要随时接济资金不足之分号；资金运转疲滞的分号，总号要果断迅速抽调其资金，调到资金运转较快的分号，不搞划地为牢、地域封锁。
光绪初年，日升昌北京分号，资金流量较大。
而又往往资金不足，总号从保定、天津等分号抽调资金到北京分号使全号整体获得极大的收益。
二是“诚信待客，信誉为本”，广泛招揽生意。
平遥票号视诚信为生命。
以儒忠为纽带，赢得了各地客商的高度信赖，建立了牢固深厚的业务基础。
各票号对伙友中慢待、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
三是“积成待厚，固本防险”，注重风险防范。
针对票号经营风险较大的情况。
平遥票号各自都制定了一套严密完整的防范措施和制度。
如对股本实行限额使用，以防不测；年终结账，撇除呆账；不盲目放款，以减少失误；设立护本、附本或统事，以扩充实力；以存定贷，不超额放款等。
平遥票号到末期。
多数一改往日稳沉作风。
经营租放，管理松懈，资金疲滞，周转不灵，呆滞账款增加，风险叠出，使之整体衰落，已成必然。
(二)组织管理平遥票号的组织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从分号机构的设立，到分号经理和重要伙友人选的任命、调遣，均由总号确定。
总号的业务，大半靠在外各分号经营。
所以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十分密切。
汇通天下一纸风行——论山西票号之会票
赵璇
【期刊名称】《《云南档案》》
【年(卷),期】2007(000)005
【摘要】山西票号开创票号之先河,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统治中国金融界五百年,缔造了"汇通天下"的伟业。
会票作为其机制运作的载体和凭证,是珍贵的商务档案,见证和呈现着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
【总页数】2页(P95-96)
【作者】赵璇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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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一、票号的兴起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
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
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
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
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
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二、票号汇通天下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
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浅谈山西票号摘要：百年前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重新审视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地忆起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属于晋商的辉煌。
正文：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
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
商通天下——纵横四海的晋商足迹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
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
关于晋商在明清的崛起，很多学者都分析了地理方面的原因。
的确，从商业角度来看，山西的地理位置是特殊的，正如《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到的“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
在明清期间，山西是一个陆路贸易的枢纽，这一时期，活跃在“茶马之路”（中国对北亚和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上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也有人从地理的角度做出另外的解释：地瘠民贫才迫使山西人弃农从商，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走西口”的故事，但是仅仅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催生一个商帮崛起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晋商坚守诚信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才真正构筑了历久弥坚的晋商魂。
试想，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能够打破祖祖辈辈守土安贫的信条，走出家乡甚至走出国门开拓出数万里之遥的艰难商路，那期间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是无法体会了。
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使这个群体的商业视野变得前所未有之大，他们的经商足迹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
所以过去晋商自我调侃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山西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作者：暂无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6年第8期杜君立虽然晋商从明至清一直颇有影响，但直到票号兴起，晋商才真正崛起为“天下第一商帮”。
在票号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典当行、钱铺和银号，且不乏晋商投身其中。
当铺即以物品抵押小额贷款，钱铺和银号则以银钱兑换为主。
票号主要是做城市之间的银钱汇兑，规模远比典当行和钱铺、银号大得多，但其中仍有很多相似的历史渊源。
票号之所以能从晋商中发展起来，这也与其遍及全国的网络化商业有关。
票号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
中国古代一直以铜钱和白银为法定货币，相比黄金来说，银和铜都属于单位重量价值较低的金属。
对于大额远程交易来说，因携带和运输不便，货币交割成本偏高，再加上银块没有统一标准，其重量和成色千差万别，因此便有了替代性的“飞钱”和“会票（银票）”。
对晋商来说，历经长时期发展，到晚清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资金雄厚的大商巨贾，其商业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大宗商业贸易必然伴随大额资金交易，这对远程汇兑既构成需求，也形成天然的便利条件。
就这样，山西票号就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日升昌票号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山西颜料商人雷履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明清时期，人们的衣物大都是手织布，这种棉布须经手工染色。
颜料虽小，却价值巨大。
广阔的市场需求，使颜料商成为晋商中极其显赫的群体，特别是平遥颜料商。
仅在北京一地，就有36家平遥颜料商，此外，通州还有36家。
这其中，西裕成颜料庄是规模最大的一家，除了北京，它在天津、沈阳、四川等地也有不少分号。
晋商在外经商，经常要将大笔银两运回山西老家，为了保证安全，还要雇佣镖师沿途护送。
到嘉庆后期，北方接连爆发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再加上灾荒歉收，饥民四起，运送现银的风险非常大。
靠着大树好乘凉，一些小商人便找到雷履泰，请他看在同乡的份儿上，从京城往老家代捎银两。
时间一长，便有了固定的做法：即先将银子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然后再在平遥提取银子；西裕成也从免费的友情相帮发展到略收一些“内贴”。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作者：————————————————————————————————日期：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历史论文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文王干马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
然而，正因为“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至整个山西的转型。
平遥人仅仅以颜料、干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行走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走西口”。
这让山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的名头也由此而来。
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色”这一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人中的重要势力。
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
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立身之本。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
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在权力的贪婪和压迫之下，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加上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镖银屡遭抢劫一一如何让外地的银子能稳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银子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人民对钱轻的渴望，也变得尤其急迫。
雷履泰开创票号在被李大全收归到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
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找他帮忙捎送银两。
这些同乡把自己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
不过他们也觉得，老是这样麻烦人家也不成，得给人家点“服务费”。
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
而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又可以额外赚到一笔钱。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雷履泰开创票号，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仓促之举。
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建立在对钱轻的预判的基础之上。
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用西裕成分号分布广，有着比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并提出用自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
票号就此走进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
雷履泰在1849年去世时．法国人在上海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租界，中国正从封建社会逐渐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催境遇之中。
这也意味着，票号在风光多年之后，得面对模样逐渐改变的世界。
但这些已经与他无关了。
如果说他在创办票号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重要失误的话，那就是在1826年，他将自己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一毛鸿翙给硬生生地逼成了自己的对手。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有一次，他生了场病，就连休养也一度住在票号内，这让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的处境犹如“丫鬟带钥匙一一当家不做主”。
后来，毛鸿翙只好私下建议财东李箴视，请他回家休养。
李箴视是好心，也不知毛鸿翙另有想法，遂如此这般地劝说雷履泰。
没多久，李箴视前往探视，便发现雷履泰在给各地分号写信件，内容是命令它们暂停营业，准备撤庄。
这让李箴视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的意思是，“字号是你开的，但分庄是我安的，你现在要用新人，我只好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
吓得李箴视身为东家，却屈尊下跪。
接下来的数天，李箴视还每日送上一桌上等酒席，并赠白银50两作为生活费，这才将他请回来。
然而，毛鸿翙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长了。
就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给东家留了封信后，愤然离开了日升昌，投靠了日升昌东隔壁的蔚泰厚布庄。
这个布庄是介休财东侯培余所开。
因为距离很近，侯培余早从曰升昌的身上看到了经营票号的前景光明，正愁没有人才。
没几年，毛鸿翔就在侯培余的支持下，一手创办了“蔚字五联号”。
日后，他们之间的恩怨依旧不曾停息。
也许正是雷履泰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改变了日升昌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市场上多了竞争。
鼎盛之时，平遥城里竟然就有票号22家。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次斗法，你会发现在整个斗法过程中，作为大掌柜的雷履泰的表现都是很强势的。
这无疑改变了打工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
一方面，它跟日升昌离不了雷履泰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跟票号的权力划分有关。
在票号的权力划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
尽管李氏家族拥有日升昌的产权，但是在经营上，则是掌柜全权负责。
甚至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
这种两权分离，让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有了互相制衡，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所有者。
正是如此，雷履泰在日升昌中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
不过，对于财东来说，充当“甩手掌柜”并不意味着完全甩手，它实际上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体现。
财东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具有裁定之权。
而且，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遇损失时，财东要负全部责任一一可以说，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架构模式，给票号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直到进入20世纪，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这种权力架构依旧不曾突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升昌的新一任财东李五典，三十出头，正年富力强之时，内心里颇不甘心当“甩手掌柜”。
在大掌柜张兴邦病危之时，请他举荐后任掌柜人选。
张曾建议，如果要想日升昌继续发展，就请选用邱泰基和尹光铎；如果想求得平稳运行，则可运用郭树炳、梁怀文。
出于自己易于驾驭的目的，李五典选择了后一种方案。
结果自然能想象，除了李五典经常性的指手画脚，李氏家族的其他财东也经常上号随意支取银两，而郭树炳却听之任之，致使号内人心涣散。
梁怀文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只得辞职回家，等到日升昌在1913年因事危急之时，方才重新出山力挽狂澜。
只是，此时的日升昌，在一番折腾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元气。
票号的治理对票号来说，仅靠两权分离，还不足以让其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
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
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
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
日升昌在初创时，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的身股皆为一分，亦即一股，相当于银股1.2万两白银。
到后期张兴邦任大掌柜时，身股顶到一分三厘，相当于1.56万两白银。
而介休侯培余，在毛鸿翙投奔到自己手下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另眼相看，给他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叉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他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
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还要设立故身股，也是指顶身股者去世之后，其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
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顶身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如果说家有家法，那么，号就有号规。
在号规上，票号一直做得很是严格。
其有二十四字店训：立法定规，实行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用贤才，起用能人。
不管大小员工，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
票号在用人上还呈现出一种“用乡不用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山西人来说，能立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
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一纸汇通天下”的最有力的保证。
今天，如果我们去拜访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还能在它的西侧柜房的墙上，看到这样的诗文。
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文中的句子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把这些不相关的句子放在一起，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无聊的说教，这些句子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
诗文的第一句，12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12个月份。
诗文的第二句，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
诗文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
诗文的最后一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
对外人来说，这种密押无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
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
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手段，深入不了内心，但票号还有一种无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
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失落的“民间帝国”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
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
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
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
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备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
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
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
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
正是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
”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
这让“有困难找票号”也成了清政府的习惯。
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
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
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
再到祁县，下榻乔家的另一家票号一一大德通票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