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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郭爽20101031222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20101031222 郭爽在奥尔森最后一部书《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混乱政府、专制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
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
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
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
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
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一、对于书的内容的理解1.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原因（1）如果成本高昂的冲突的参与双方了解双方的相对力量，并且双方一致认为一方要远远强于另一方，他们之间计划不会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果，所以他们明白达成协议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弱势一方会向强势一方做出让步。
与之相反，当双方力量接近时，一方对另一方的相对力量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就增大，并通过战争威胁而不是接受另一方的条件来获得很好的结果。
这就可以解释当政府的力量远大于国民活公民的力量时，政府通常就不再需要为对付其国民支付大量费用，其国民很清楚，他们最好的选择是不与政府对抗。
（2）通过建立正确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政府可以依靠强大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大大加强其执法方面的努力，并由私营部门来承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大部分成本。
个人和厂商的私立是预防犯罪，合法行为和法律执行的一支主要力量。
以防止偷窃为例就更好理解这一观点，所有的个人和厂商为了避免成为偷盗的牺牲者促使她们设锁，藏匿贵重物品，雇佣门卫并保持警惕当他们发现偷盗时，通常会向警察报告所受到的侵犯，并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信息来协助政府缉拿，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所需的费用。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和意义近年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奥尔森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权力和利益团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系统阐述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切实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奥尔森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和论证，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经济决策参考。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奥尔森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和评估其贡献的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奥尔森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包括群体利益、固定成本、利益团体、公共物品等概念。
2. 奥尔森理论对政策制定的建议：包括减少利益团体的影响，改变群体利益的结构，优化公共物品的配置等方面。
3. 奥尔森理论与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比较，分析其不同之处和优缺点。
4. 对奥尔森模型的应用和评价，探究其在实际经济发展中的效果。
本文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资料法、案例法和实证研究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综合分析、以及案例的分析研究和实证检验，深入探讨奥尔森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实践应用。
三、研究预期成果本文的研究预期将获得以下成果：1. 系统阐述奥尔森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理论框架，深入挖掘奥尔森模型背后的思想内涵。
2. 归纳总结奥尔森理论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经济决策参考。
3. 对奥尔森模型进行应用和评价，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实际效果，探究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4. 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促进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的运用与探析奥尔森认为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具有分利性，这种分利性导致社会效益下降、效率低下，尤其是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这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错误倾向，使人们把精力集中到院外活动或卡特尔活动等非经济活动中。
奥尔森将利益集团理论运用到研究国家兴衰这一重大课题，实证考察了英国和二战后前西德、日、法等国家，在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中，他认为打碎利益联盟、根除制度僵化症是进入兴盛之门的钥匙。
三、总结与反思：利益集团理论的评析奥尔森将集体选择问题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课题，并将其理论的利剑直指“国家的兴衰”这一重大问题。
他的利益集团理论逻辑简单扼要，解释含义却极为广泛，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管理学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
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
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尽管奥尔森的理论如他本人所言，并非是对国家兴衰现象能够做出有效解释的唯一理论，但他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利益结构却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所在。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功能。
他运用分利集团理论分析了大量历史现象，如“英国病”与大英帝国的衰落、日德的崛起和美国各州的经验，分析了印度的种姓等级分利集团、南非的种族分利集团和小型集团在不发达国家政策中的影响等问题。
此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如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它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利益集团名词解释简介利益集团是指在政治、经济或其他领域内，由一群个人或组织联合起来，共同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
利益集团通过互相合作、资源共享和协调行动，旨在影响和塑造各种决策和政策，以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组成成员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专业团体、行业协会等。
这些成员通常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内具有共同的经济、政治或其他利益。
他们通过加入利益集团，可以更好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并争取更多的资源。
目标和影响力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推动成员的共同利益。
它们以各种方式影响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以确保利益集团成员可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种影响力可以通过直接游说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捐款、发表舆论和研究报告等手段来实现。
利益集团通常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它们可能通过向政治家和政党提供资金和资源，来影响决策并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在经济上，利益集团可能通过行业协会、商业联盟等组织形式来推动自身利益，例如争取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或者行业优惠政策。
形成原因利益集团的形成通常源于成员共同的利益追求和需求。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往往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而利益集团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联合起来争取共同利益的平台。
此外，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决策制定过程也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往往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各种利益集团就在这个过程中试图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
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利益集团的存在往往受到争议，特别是当其追求的利益与公众利益存在冲突时。
尽管利益集团可以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但它们的行动并不总是符合整体社会的最大利益。
在一些情况下，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可能导致政策偏袒特定群体，削弱公众利益的实现。
因此，监管机构和公众对利益集团的行动进行监督和评估，以确保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总结利益集团是由一群个人或组织组成的团体，旨在共同追求特定领域内的利益。
它们通过互相合作、资源共享和协调行动，来影响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以谋取成员的最大化利益。
利益集团、合作主义与经济增长——试论奥尔森的共容组织
思想
高春芽
【期刊名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000)003
【摘要】共容组织思想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与合作主义理论具有共通性,都探讨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协商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共容组织具有生产性激励,但它并不是合作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合作主义制度的经济绩效与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强大的政党政府与平衡的劳资关系是合作主义制度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
【总页数】5页(P78-82)
【作者】高春芽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13
【相关文献】
1.利益集团及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奥尔森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再认识 [J], 李纬;刘茜
2.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的运用与探析 [J], 吴自聪
3.对利益集团理论的再思考——兼评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 [J], 徐云鹏
4.奥尔森利益集团经济思想脉络分析 [J], 李轶男
5.以奥尔森共容利益思想审视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J], 薛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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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名词解释在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是指一群有着共同利益或目标的人或组织所形成的组织体系。
它们通常会通过合作和协商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影响政策和决策来获取利益。
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存在，对社会和政府的运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利益集团的形成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团结合作的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力量相对较弱，而利益集团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来争取更大的权益。
这些利益可以是经济上的，如企业协会、工会等；也可以是社会上的，如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
利益集团通常都有某种资源或专业知识，能够通过团结和互助来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
利益集团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是最为显著的。
政治利益集团通过组织和运作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
他们会通过游说、竞选捐赠、政治行动等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并争取自己的利益得到照顾。
政治利益集团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如商业利益集团、行业协会、专业利益集团等。
它们可以通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影响来确保自己的权益和诉求得到满足。
经济利益集团是指那些有着共同经济利益的组织和企业。
它们通常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形式来进行合作和协商，共同争取自己的利益。
经济利益集团的目标是促进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以及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它们会通过联合行动、共同推动政策和倡导行业自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经济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共同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组织和机构。
它们通常关注社会公益和社会问题，致力于提升社会福利和改善社会环境。
社会利益集团的成员可能是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等。
他们通过社会宣传、倡导、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社会利益集团在推动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活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利益集团有可能追求狭隘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政治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捐赠和游说等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导致决策过于偏向特定利益集团，忽视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09－03Mar ，20092009年第2期NO．2，2009国家的盛衰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诸多理论和演绎。
新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集团分析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的霍布斯、卢梭等认为，国家是人们为摆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主动订立契约的产物。
近期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1]契约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国家的产生则是人们为节约交易成本自下而上达成一致的结果。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
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2]。
理论上讲，除了某些足够小的集团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成员自发的和理性的行动提供给自己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特别是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
因此，期望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达成契约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社会中能自发产生契约式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810008。
作者简介：柳建文（197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邮编：300071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柳建文摘要：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
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
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关键词：奥尔森；国家起源；利益集团；政府类型；国家理论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2－0050－06集体物品得以提供。
历史上看，统治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界定产权，榨取收入。
“很容易想象，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或者协调打猎和收集食物的活动而从原始无政府的状态中产生出来，但同样很容易想象的是，在国家起源的背后，掩藏着一种分配上的动机。
”[1](78)因此，在分析国家的起源时，需要引入权力因素，这是一种“选择性激励”，正是基于利益的刺激，“国家”这种集体物品才得以提供。
从集团理论出发，奥尔森颇具新意地将最初创建国家的功劳归于“匪帮”。
最初的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作为小集团，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
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平与秩序这种公共物品的维护成本变得很高，搭便车几乎成为所有人的理性选择，社会秩序无法实现。
因此，无政府状态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产物。
在无政府状态下，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行暴力掠夺无疑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社会上“流寇”四起。
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逐渐失去生产的积极性，流寇所能掠获的财富也越来越少。
理性的匪帮首领很快发现，只有垄断一块地盘上的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他将其他匪帮赶出此地，以控制这块地盘上的掠夺活动。
当流寇定居下来，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也发生变化，从“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向“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转变。
“狭隘利益”意味着某一集团总是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共容利益”则意味着该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因此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奥尔森认为，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当其变为坐寇时，便拥有了共容利益。
为了能持续进行掠夺，其首先会减少攫取的份额，因为“普通人创造的收益越多，那么他们能够攫取的好处就越多。
一个稳定的定居的匪帮，总是攫取普通人产出的一小部分作为其稳定的税源，保持普通人进行生产活动的动力”[3]。
其次，共容利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会促使固定匪帮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产权保障等公共物品。
此类公共物品可以有效刺激生产，可使匪帮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
“流动的匪帮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用政府来取代无政府状态就会带来产量的巨大增加。
”[3](9)由于从无政府状态摆脱出来的收益巨大，人们也倾向于接受“坐寇”持续的、有限度的掠夺。
所以，国家和政府的兴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那些“匪帮”理性且自私的成果。
同时，国家对交易和产权的保护也仅是它的派生结果。
在这里，奥尔森的国家起源论和霍布斯、诺斯等人有着明显差别。
霍布斯的出发点是契约主义，是从个体之间的自由契约中推导出国家；诺斯也是从个人对产权保护的需求而引申出国家；奥尔森的出发点则是统治者的利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
国家、政府或统治者仅仅是为了能够长期征得最大的税收，才采取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政策。
从英国近代发展史看，“国家的作用并不产生于契约的性质,而产生于垄断契约的强制执行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正是可能的收益驱使皇家法庭把强制执行的垄断权力弄到自己手中”[4]。
这是奥尔森国家起源论的有效佐证。
二、国家兴衰的体制原因分析国家的起源是为了解释国家间的贫富差异。
历史上看，当需要在国家（可能具有专制性和剥削性）与无政府之间做出选择时，人们均选择了前者[5]。
奥尔森认为，固定匪帮的持续掠夺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无政府状态被专制政府所取代时，经济的效果会得到改善。
这只看不见的手———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叫左手———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
”[3](10)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便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也会从长计议，保护个人权利，寻找最优税率征税，而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以保证其利益的长期最大化[6]。
从国家起源论出发，奥尔森强调了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在权力逻辑上的巨大差异。
对于前者而言，他们不会或很少考虑社会利益，对于后者而言，意义则完全不同。
“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互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将陷入低谷。
”[3](1)这对理解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经济绩效有着重要意义。
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稳定的统治者也会具有共容利益，从而限制自己的掠夺行为，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其目的仅是为扩大自己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量。
我们知道，高投资率可使一国经济产生最大化的效益，但人们投资的前提是确信他们的资本不会受到侵犯，如果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无疑会减少投资，继而减少专制者的税收所得。
因此，眼光长远的专制者总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他们的资本会永远得到保护。
但问题在于专制者往往面临权力继承的危机，也即未来能否继续执掌权力的不确定性，无论一个专制者眼光多么长远，他极易采取一些短视的行为，只关心自己掌权时的收益，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面临着资本被剥夺的风险，这无疑会降低社会储蓄与投资总量。
“当一位独裁者预期任职期很短时，没收那些在他的任期内所应交纳的税少于其总价值的资产，当然对他更有利。
独裁政体中的这种动力加之继承权的内在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任何独裁制几乎不会维持良好的经济运行多于一代以上。
”[7]另一方面，由于专制者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他的承诺也是不可靠的。
“独裁权力意味着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使独裁者不能制服的法官或其他权力资源。
由于这一点及任何独裁者因为权力的动摇或不能继承而有可能会目光短浅，独裁者的许诺从来都不会让人完全相信。
”[7](569)历史上专制者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以及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而只要专制者预期的执政时间足够短，这些可能性就都可以实现其利益。
此时，专制者的激励动机恰如“流寇”，掠夺无度，竭泽而渔，从而破坏经济的发展。
奥尔森认为，民主虽然不是促进投资和增长的唯一手段，但能够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利，需要持久的民主制度[8]。
民主制度本质上要求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恰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产权和契约的尊重相一致。
“使个体拥有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权利所需的这些条件，恰恰与维持一个持续的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条件相同……一个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院体系、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对法律和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样也是保证财产和契约权利所需要的。
”[7](572)在稳定的民主政体中，权力的继承在法制下进行；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政府形成横向制约，契约权利能够得到独立、公正的司法部门之保护，其任期并不取决于谁在台上；个人的法律权利是稳定和可靠的，人们有信心签订长期的契约，为后代建立信用（信托）以及创建他们的基金会，这些均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动力。
实证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的更换，在民主政权下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比率并未有太大影响，但在专制政权下却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9]，因为后者会减少人们对投资和长期履行契约的信心。
另一方面，民主的本质不在于是否赋予公民选举权，而在于是否保证了政府产生于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从而确保拥有共容利益的精英掌握领导权。
因此，民主政体对防止统治者敲诈社会剩余也有极大优势[10]。
在专制体制下，专制者统治的时间越长，也会产生相对共容的利益考虑，财产和契约权也能得到保护，碰巧他又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急剧增长，但却难以长期持续。
“独裁制在长期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是个人权利，甚至像财产权与契约权这样的相对非政治的或经济的事物，可能从来都不是可靠的，至少长期来看是如此。
”[7](574)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具备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一定是拥有稳定民主体制的国家。
虽然民主体制下执政者的任期比专制者要短，可能损失一些效率，但取得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持连续几代的良好经济运行状况的国家都是稳定的民主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民主的道德呼吁几乎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却很少有人理解它的经济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