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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是指一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这种行动的逻辑是基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中，个人的行动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意味着，如果个人认为参与集体行动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其中。
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的理性行为。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还包括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自由骑车者问题”。
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利益，那么他就不会参与其中。
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中，个人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的。
这意味着，个人必须相信其他人也会参与集体行动，否则他们就不会参与其中。
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信任和合作。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自由骑车者问题、个人选择和自由、信任和合作等因素。
这种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参与集体行动，以及如何在集体行动中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最大化。
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的运用与探析奥尔森认为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具有分利性，这种分利性导致社会效益下降、效率低下，尤其是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这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错误倾向，使人们把精力集中到院外活动或卡特尔活动等非经济活动中。
奥尔森将利益集团理论运用到研究国家兴衰这一重大课题，实证考察了英国和二战后前西德、日、法等国家，在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中，他认为打碎利益联盟、根除制度僵化症是进入兴盛之门的钥匙。
三、总结与反思：利益集团理论的评析奥尔森将集体选择问题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课题，并将其理论的利剑直指“国家的兴衰”这一重大问题。
他的利益集团理论逻辑简单扼要，解释含义却极为广泛，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管理学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
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
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尽管奥尔森的理论如他本人所言，并非是对国家兴衰现象能够做出有效解释的唯一理论，但他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利益结构却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所在。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功能。
他运用分利集团理论分析了大量历史现象，如“英国病”与大英帝国的衰落、日德的崛起和美国各州的经验，分析了印度的种姓等级分利集团、南非的种族分利集团和小型集团在不发达国家政策中的影响等问题。
此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如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它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作者： 随付国
作者机构： 东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江苏南京
出版物刊名：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主题词： 分利集团理论;国家兴衰
摘要：曼瑟尔·奥尔森教授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莫基者,其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作用。
他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从特殊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的兴衰。
其中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简单地将利益集团认定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并不恰当。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09－03Mar ，20092009年第2期NO．2，2009国家的盛衰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诸多理论和演绎。
新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集团分析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的霍布斯、卢梭等认为，国家是人们为摆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主动订立契约的产物。
近期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1]契约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国家的产生则是人们为节约交易成本自下而上达成一致的结果。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
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2]。
理论上讲，除了某些足够小的集团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成员自发的和理性的行动提供给自己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特别是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
因此，期望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达成契约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社会中能自发产生契约式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810008。
作者简介：柳建文（197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于1965年提出的，该理论对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动机和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奥尔森认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所付出的成本往往远大于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为了使集体行动得以实现，要克服个人的自私和自利倾向。
奥尔森的理论对于解释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围绕着个人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权衡成本和利益展开。
他认为，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时会面临困境：一方面，个人愿意通过集体行动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实现自身的目标；另一方面，个体也面临参与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物质等方面的成本。
奥尔森指出，由于集体行动中的成本大于利益，个体在决策时更倾向于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实现。
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出了“囚徒困境”和“选择集体行动”的概念。
他认为，在集体行动中，个体往往会面临一种囚徒困境的境遇。
即个体在集体行动中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自利行为的威胁，使得他们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
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奥尔森提出，个体应该通过选择集体行动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
他认为，只有当个体认为参与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参与其中。
因此，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成功率，必须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降低成本、增加利益，从而提高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理论认识到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时的自私和自利倾向，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引导和促进集体行动。
另外，在社会发展和组织管理方面，该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理解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可以为社会组织和机构提供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制度设计，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奥尔森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限制和争议。
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未发表，请勿转载)一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
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
[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
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
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
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
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
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 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
[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
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
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
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
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
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 ），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
《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
[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理论。
所以，要了解利益集团理论必须把这三本著作联系起来看。
从集体行动到利益集团分利行为再到国家兴衰，奥尔森的思想是前后贯通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965）实际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
集体行动理论是其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前提。
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
所以，谈利益集团理论首先要讲的就是集体行动理论。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的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该集团或阶级便会自然地团结起来为其集团利益而奋斗。
比如，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一系列观点。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
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
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
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
当经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有人去缩减自己的支出并以此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
同理，在经济萧条时期亦没人会增加支出以求经济增长的。
由于每个人知道自己得力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微乎其微，所以人们往往选择对整个社会似乎是不负责任得做法，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理性的无知”，因为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实乃理性人之本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或“外部性”问题的一类，所以，价格稳定这类对大家均有益处的集体理性无法自发地出现。
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两种特定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不对称”说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
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
共容利益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
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
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后来，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窥探。
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六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一类。
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
另外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
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
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
这类人被称为是“理性利己主义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
一种叫“条件合作者”，另一种叫“志愿惩罚者”。
“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
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
可是，“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
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
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
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
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自发志愿地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
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
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
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着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
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
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对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就生产不出来。
[4]《国家兴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
在该书的开篇，奥尔森列举了国家兴衰的诸多先例，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奥尔森认为，并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
对于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增长差别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奥尔森认为他们都没有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他评价到：“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
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奥尔森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
奥尔森指出，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个人，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
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rent seeking）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
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竖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
比如，英国就有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美国各式各样的“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
而且各国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很大不同。
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
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
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
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他们这么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
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
不过，如果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
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是理性的选择。
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
这些活动将收入转移给利益集团，但是每一种转移都是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其结果使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
同时，奥尔森还以以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解释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与英国、美国相比较，日本与德国战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战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破坏，因为任何对社会组织的重组、任何对分利联盟和它们特殊利益来源的破坏，都会加快经济发展。
这也体现在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里面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讨论。
对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的不同，奥尔森对比了北欧国家工会和英美国家工会。
英国和美国的工会多半是行业性组织，它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不考虑这些要求对劳工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些组织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希望别的行业不会跟风、希望自己的工资要求不会带来工资的轮番上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