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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大名著，你看过《三言二拍》吗？为什么叫“三言，“二拍？能算名著吗？看过，应该算是古代文学史（元明清段）必读书目，因此想来说说这个问题。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以后，我国的通俗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二拍》他们都是东方的启蒙文学。
如果说四大名著是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经典之作，那么《三言》《二拍》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
《三言》《二拍》的内容，展现了宋元明时期市井生活长卷，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清明上河图。
何为三言？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部小说集的总称。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别刊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天启四年（1624）、天启七年（1627）。
作者冯梦龙，其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在创作而成。
三言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独立创作的开始。
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
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何为二拍？二拍是在三言的影响下形成的，三言出版后，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出版商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于是有的书商也借助商机，找到凌濛初，希望他也对通俗小说进行编辑。
二拍是凌濛初自己独立创作的结果。
其朋友在看后，激动的拍着桌子说，这真是一部奇书，朋友的反映给了冯梦龙灵感，于是拍案惊奇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
二刻拍案惊奇出来后，为了区别，冯梦龙把前一个叫做初刻拍案惊奇，后一个叫做二刻拍案惊奇。
二拍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的创作专辑，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创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拍反映的思想特征和三言大致相似，故文学史上将两书并称。
一部奇特的名著人们常说的名著，是指成就显著具有声誉的作品。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
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
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
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
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
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
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
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
父亲叫作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
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
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
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
行步端庄，言辞敏捷。
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
人人唤作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
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
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
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
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
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
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闲话休题。
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
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
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
“三言二拍”与明代短篇小说一、明代文言小说概述在白话短篇小说几乎陷于沉寂的明代初年，文言小说却出现了复兴的态势，瞿佑的《剪灯新话》是明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
此书的题材可分为社会政治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两类。
前一类作品大多借用历史题材，以神鬼寓言的形式，记录了乱世文人的心态，抒写了文人的牢骚不平，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暗昧与道德沦丧也多所抨击；后一类故事较有特色，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民主倾向，流露出一定的市民气息，同时也描写了战乱年代普通百姓的悲惨遭遇，如《翠翠传》、《联芳楼记》等。
《剪灯新话》影响了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起而仿效者纷起，较为出名的有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这三部书被后人称为“剪灯三话”。
这些传奇小说集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一些新的艺术经验，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也为当时的白话小说与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随着传奇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后期又出现了“中篇传奇小说”，这类作品大都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篇幅一般一两万字，诗词连篇，因而又称“诗文小说”，内容大都写男女情爱，较为著名的有《钟情丽集》、《辽阳海神传》、《刘生觅莲记》等。
这类小说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以及艳情小说流派的形成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此外，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收集、整理、出版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如冯梦龙编的《情史》、王世贞编的《艳异编》等等。
二、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概述明初至嘉靖之前，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处于低谷时期。
明中叶之后，白话小说空前繁荣，一方面一些文人对宋元话本加以整理润饰，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模拟宋元话本的形式进行创作，这就是拟话本。
从话本到拟话本，是由供讲唱的口头文学的记录发展到供人阅读的案头文学的创作。
对白话小说的汇集、刊印，最早有嘉靖年间洪楩编撰的《清平山堂话本》，共六十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
万历年间，熊龙峰也分册刊印过话本小说，今存四种，即《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这些短篇小说集较多地保留着作品的原貌，为收集整理、改编白话小说开辟了道路。
第五章“三言”“二拍”学习提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延续和发展。
所不同的是：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是以诉诸听觉为主要目的的，作者主要是民间艺人，间或由文人作过润色。
到了明代，话本这种文学体裁，引起更多文人的注意，除整理、润色、加工宋元遗留下来的话本外，又仿照话本进行创作，文学史上把仿话本的创作称之为“拟话本”。
真正能代表明代对宋元旧篇的整理和拟作新篇的水平，反映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是写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
“三言”和“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的总汇。
学习本章，重点要掌握“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尤其是思想内容方面所体现的鲜明时代特征，对重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例如在杜十娘、婴宁、席方平等，要能联系作品进行分析。
第一节“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作品，虽不少亦有来历，或出于旧时传说，或采自唐人小说，但更多的是摹写民间，能够反映出明代社会现实，其中一些优秀篇章还能够比较及时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中某些新的变化，通过对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思想感情的细致描写，以表现他们的一种新的道德原则：即对财富的追求与肯定。
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到了时代，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毫无掩饰地宣扬：好货好利乃是人的本性。
他公然提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这些都是“真迩言也”。
“三言”、“二拍”中某些篇章与当时的这种进步思想相一致，以同情、欣赏的态度描写了商人们的辛勤创业和发家致富。
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和《叠居奇程客得助》，都充分表达了新兴市民渴望发家致富的心理。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商人向外发展的思想，《叠居奇程客得助》表现了当时商人的经营思想。
它们都把发财致富当作一种美好理想来追求。
《施润泽滩阙遇友》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江南一带织织业的繁荣情况和小手工业者勤劳致富的过程，《刘小官雌雄兄弟》，赞扬了刘公两义子“勤苦经营”致使家业隆兴，这些都是以前文学中不曾有的，它反映了明代市民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
《三言二拍与明清小说》——明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艺术对比引言中国文学中有许多传统的叙事艺术形式，其中《三言二拍》与明清小说是两个重要的代表。
尽管这两者都属于小说的范畴，但它们在叙事结构、风格表现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旨在比较《三言二拍》与明清小说之间的异同，以探讨明代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以及传统叙事艺术的演变。
一、《三言二拍》的特点1.1 叙事结构的简约与精巧《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叙事艺术形式，通常包含三个故事和两个插曲。
故事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但都具有明确的主题和情节。
这种叙事结构的紧凑与巧妙，使得整个作品具有很高的独立性，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
1.2 平民化的风格表现《三言二拍》的故事往往以平民百姓为主要角色，并展现了他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各种困境和挑战。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生动的语言，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对于高雅主题和贵族人物的固有偏好，使得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
1.3 偏重价值观念的宣扬《三言二拍》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形式，通常通过故事来传达一定的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涉及到道德、正义、忠诚等方面，通过故事人物的言行来宣扬。
同时，作者也常常通过故事结尾的道德评述来强调这些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二、明清小说的特点2.1 多线叙事结构的丰富性与《三言二拍》不同，明清小说通常采用多线叙事结构，将多个故事线索交织在一起。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整个作品更加复杂而丰富，读者可以在不同的故事线之间来回穿梭，从而获得更多的阅读乐趣。
2.2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明代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明清小说的代表之一。
《红楼梦》以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人物刻画闻名于世。
它不仅展现了贵族社会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还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虚伪。
2.3 视角的多样性明清小说中，不仅故事情节复杂多样，而且故事展示的角度也丰富多样。
有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更容易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有的故事则以第三人称叙事，以客观的视角展示事件的发展和结局。
第十章“三言”、“二拍”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因为它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的体制、形式而创作的小说。
明代文人一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加工整理，另一方又模拟话本而创作白话短篇小说。
宋代是话本小说的兴盛期，晚明是拟话本小说的繁荣期。
《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收话本5篇，总计收话本60篇，故名。
今仅残存29篇。
因其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样，故名《清平山堂话本》。
嘉靖年间，洪楩pián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
《熊龙峰刊四种小说》：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从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问世，到明朝灭亡，仅流传至今的拟话本小说集，就有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陆人龙的《型世言》、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二十余种。
拟话本的特点：在内容上，保留着宋元话本表现市民生活与情趣的特点，但由于文人的介入，在品味和境界上又有所提高；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了话本的结构模式和行文特点，如“入话”、正文与结尾诗等等，但经过文人加工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篇幅更长，情节更为曲折复杂，具体描写更细腻，更加注重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文笔更流畅；其作者，也不再是民间的书会才人，而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使拟话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较宋元话本有一定提高，开始进入文学的殿堂。
一、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出身书香门第，兄弟三人（哥梦桂、弟梦熊），被称为“吴下三冯”，在当地很有名气。
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但科举不得志，57岁时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福建寿宁县知县。
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与“士”互渗王穆秋（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2010级重庆万州 404000）[摘要]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 居首位的士与居于末位的商，其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到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商士互渗现象相当普遍。
“三言”、“二拍”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商与仕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调和婚恋选择，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新特点的商人形象和士人形象，实现了由士人独自登场到士商共同舞台、由商士对峙到商士互渗的多重超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鲜明地时代特征。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士人互渗一、商人业儒仕进与文士弃儒经商在生活方式上，文士摆脱了对科举的依赖，走向了商业经营的道路;与此同时，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又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加入士子仕宦的行列。
可以说，士人经商与商人业儒的现象在明代非常普遍。
[1]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并且规定“有市籍者不得为宦”。
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官僚政治体制造成的官本位意识不得不对商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历朝历代这种严厉的“抑商”政策使商人对仕进不敢有任何奢望，但越是这种挤压，就越使商人步入仕途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艰难境地中求商的商人体会到了受尽权利揶揄和凌辱的苦楚，因此政治嗅觉变得极其灵敏，政治触须也极其发达，尤其当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培植他们的愿望提供良好的时机时，商人便会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向官场发展、攫取官衔。
，所以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各种方式向官场发展。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
商人一旦经商致富，往往花钱请老师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习儒业，之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如《张廷秀逃生救父》(《醒》卷二十)中以贩布为生的褚卫夫妇俩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夫妻珍重如宝，延师读书”，后来两人一起参加殿试，俱在二甲。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卷三）中曾以二两本钱起家，后来家道殷富的秦小官和花魁娘子王美，“夫妻偕老，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卷七）中富商大贾高赞，各有一男一女，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管谷，教着两人儿女在家读书”。
后来从高赞定要择一读书君子作为女婿来看，他也期冀儿子走科举之路，以光耀门楣。
吴仁安先生在《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洞庭望族形成的原因。
他说，作为商贾云集之地的洞庭，在明清之际就出现多名状元、探花、进士，“而且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族规加法：即对于族中子弟凡聪明能文者皆由他科举入仕途，凡缺乏才气、拙于词章者皆由他外出经商，族中有儒有贾。
由此可见，那些富商大贾们，之所以要把商业资本转向投到科举上去，使商业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利，很显然，是想借此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扩大财富，荫庇子孙后代，确保家族的长久利益。
与此同时，明代中叶以后仕宦制度的调整，使得大批富贾商户的子弟可以通过金钱势力上升到原本文士出身的监生行列，打破了过去商人与士子无缘的界限。
据《明史·选举志》卷一说，明代景泰元年，朝廷为解决“边事孔棘”的问题，同意民间纳粟纳马者可以入监为国子生。
于是，这一政策为有钱商人步入仕途大开方便之门，很多商人因此而走向了肥己容身的捐纳之途。
如《钱多处白丁横带》（《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家资巨万的江湘大商人郭七郎，在京都听人说起“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纳了些银子，就有官做;官职大小，只看银子多少”。
便不再安于仅仅当一个商人，而羡慕起士人的地位来，他最终求人帮忙花了五千两银子买了一个刺史做。
商人思慕文臣，不免流露出向文人官僚靠拢的倾向。
此外，明代还有很多商人通过“纳粟入监”的方式入仕。
所谓“纳粟入监”就是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粮取得监生的资格入国子监读书。
在“三言”、“二拍”中很多商人都花钱为自己或子弟买的一个监生的身份。
一是监生可获得一些优免。
《徐老仆义愤成家》（《醒》卷三十五）中徐老仆阿寄赚了钱之后给主人的两个儿子“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
而是监生可做小官。
明制，对于国子监的学生，有拨充历事生的规定，即分定一定数额的监生到各机关里去实习办事。
实习期满，加以考选，成绩好的任用，不好的回监读书。
这中间就有很多人为操作的事情，谁花的钱多，谁就能选个好官。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卷三十一）中，曹可成，曹家庄上的富户之子，自小纳粟入监。
后来要花钱选官，妻子问他需要多少银子时，曹可成说：“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莫说监生官。
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再肯营干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使用的少，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一年二载就升你做王官，有官无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因曹可成投入多，所以“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
”凌濛初在“二拍”中写道:“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铿吝了。
”所谓“乌纱帽”不言而喻指的是封建官僚。
商人不惜花费银子去结交官僚人物，正显示了官商的特色。
可见，商人对于仕途是非常迷恋的。
“三言”、“二拍”中有关商贾的故事极多，而细查那些买卖人的出身，便可发现其中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却是书生和封建仕子。
《张孝基陈留认舅》（《醒》卷十七）中有一位官拜尚书的大官僚, 他“家财万贯, 生得五个儿子。
只教长子读书, 以下四个农工商贾, 各执一艺, ”旁人认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 , 劝他让五个儿子皆“习儒” , 而这位老尚书却说出了一番与“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悖的高论: “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 读书个个营公卿, 几人能向金阶走? ……农工商贾虽然贱, 各务营生不辞倦……春风得力总繁华, 不论桃花与菜花……老夫富贵虽然爱, 戏场纱帽轮流戴,子孙失势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书香付长房, 诸儿恰好四民良”。
不但把经商致富与躬耕务农等同齐观, 还提高到与读书习儒平起平坐的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读书人并不想穷经到白首，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喻》十八卷）中的杨复由于“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他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
过去，商人赚了钱便千方百计跻身于官宦行列，而此刻却有人一反故习，如《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中做官的刘东山“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便告脱了官职去经商。
不过这些读书人在经商之后，往往以文士的宽宏大量洗刷了一般商人的蝇营狗苟习气。
比如徽州休宁县屯溪乡的那位潘甲，就是由于家境破落而不得不由读书改为经商。
经商归来，他并没有粗暴地计较妻子的失节问题，而是温和的接受官府的明断，将妻子领回家中。
《积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中的程宰兄弟也是由习儒而改为经商。
《杨八老越国奇逢》（《喻》卷十八）杨复“年近三十，读书不就”，便弃书从商，往漳州一带做官去。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中“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的刘奇，后来却“无心于此”而开起了布店。
抛弃熟悉的课本，捧起陌生的算盘，心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这些书生自知。
处于四民之首“士”之类群的书生们丢下书本，放弃先前热衷不已也是寄托无限飞黄腾达希望的举子业，把圣贤“何必曰利”的遗训抛在脑后，而去从事先前视为等而下之的行业。
他们步入商海后其行为心态又是如何？不管他们是喜是忧，总之弃儒从商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2] 从下到上整个社会经商风气的盛行，使“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之类的“不贱商贾”的观念自然得到了社会上不少民众的认同。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传统的“四民”格局得以打破。
在生活方式上，士与商之间出现了互动，关系渐趋融洽。
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官商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如《顾提控椽居郎署》写州中吏典顾芳平日经常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歇脚，因此与江家熟识。
江家后来遭人陷害，被污为海贼窝家，顾芳出于正义、同情和友谊，出面搭救保护，不图商人任何报答。
江家对顾芳感恩戴德，要把十七岁的女儿送给顾芳做妾。
但顾芳在这比较诱人的酬谢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欲望，从而拒绝了江家的好意。
在这里有权的官吏不仅不依仗权势欺侮商人，而且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关系主动保护商人，并且不图商人的任何报答。
这篇小说反映了传统中国官商关系中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士、商之间的互动。
二．商人儒雅、风流与士人甘入流俗在生活情调上，“士”、“商”之间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方面，儒生混迹于市井之间以后，也逐渐养成了世俗的不良习惯。
他们抛开了固有的清高儒雅的面目，纷纷露出了贪财而又狡诈的凡夫俗子嘴脸;另一方面，由于商人的觉醒，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儒雅风度。
[3]在传统“贱商”的社会观念影响下, 商人形象一直不佳, 常常免不了成为嘲讽挖苦的对象。
他们是醒凝市侩, 逐利鄙夫, 市井之徒, 人格备受贬损; 这种贬损的依据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 源出于自然经济之下的民众心态。
人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则, 尚不能理解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规范, 所以“为富不仁”、“贪婪暴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类的污水, 便铺天盖地般向商人泼去。
一提起商贸交易, 隐隐地总让人联想起其中必定藏污纳垢, 而商人也总是些奸猾之辈, 潜在的犯罪分子, 这是因为商贾贩货换金, 逐利四方, 比之躬耕垄亩淳朴的农民, 更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应该说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的文化偏见。
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初刻》卷四）里的程商“察性简默、端重, 不妄言笑, 忠厚老成”。
一次在饭店吃饭, 正遇一妇人也来用餐, “饭店中客人, 个个颠头耸脑, 看他说他, 胡猜乱语, 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
后那妇女因忘带钱而受众人嘲弄, 又被店主扭住不放, 是他代为付帐, 而当那女子要他道出名姓, 表示要“加倍奉还”时, 程却说“些些小事, 何足挂齿? 还也不消还得, 姓名也不消问得”，正直厚道而又慷慨。
其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卷五）写布商品玉偶然在厕所中拾得二百两银子, 想到“倘或失主追寻不见, 好大一场气闷” , 后来在南宿州遇着失主, 一路陪送他到扬州家里,将银子归还, 完全不同于见钱眼开的市侩之徒。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颂扬了小酒店主人刘德夫妻的慷慨好义, 他们家景并不宽裕,却能两次救人之急,有始有终。
与此同时，不少商人为了掩饰传统舆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粗俗浅薄的偏见，有意识的表现出向文士学习的迹象，[4]他们假借儒雅之表象欺瞒世人以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卷三十二）中的孙富身为浮浪不经的商人，却采取了吟诵高学士的《梅花诗》这种附庸风雅的方式结交了李甲，然后转而又颇似善解人意、急人之难地在杜十娘身上与李甲达成了一桩罪恶的交易，制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