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研究综述_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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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综述摘要:“三言”“二拍”是中国商贾小说史的佼佼者。
80年代以来,“三言”“二拍”所表现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逐渐成为“商业文学”的热门学术论题,仅文献达百余篇。
80年代是研究的奠定期,文献集中从社会历史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
90年代是研究的发展期,重点研究“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经商之道等。
近年来研究进入繁盛期,研究更为深入和多元。
然而,学者研究一般着眼于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表层现象的;一是哲学的、深层内涵的。
大多数侧重关注“三言”“二拍”中正面商人形象,却忽视了“三言”“二拍”中所描写的反面恶商形象,忽视了作者具有启蒙色彩思想家的情理冲突。
因此,对“三言”“二拍”中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息、反面商人形象及其独特价值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贾文化;商人形象“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
[1] 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
前言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
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研究摘要:“三言二拍”以话本形式生动描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的形象特征,他们具有“以商为本,坚持不懈”、“有情有义,义利兼得”、“知情重情,尊重女性”、“自强自立,有勇有谋”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受到时代政治、经济等环境的局限,显露出“好色无耻”、“贪婪吝啬”、“奸诈狠毒”的局限性。
论文通过上述特征的详细描述,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丰满的商人形象特征,也从传统的贱商观念和新的重商思想的碰撞、集体作品取向、作者思想等角度阐释商人特征成因。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封建思想政治环境正确认识引言“三言二拍”是一部比较完整概述明朝中后期市民生活的书籍,其中作品新主角是商人。
对中国文学史而言商人形象的产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方面,在这之前,我国古代文学对商人特征的描绘是比较局限、不具体,甚至有部分文章是歪曲事实,不尊重商人,然而随着秦重、蒋兴哥这一类别的商人形象的涌现,艰难的中国商人的自身的形象特征终于有机会被写进文学作品中,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廊,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大体系增添色彩。
另一方面,产生于特定时代的商人难免脱离时代的特征,他们的文学创作土壤仍然是当初的文化土壤,所以也有古代商人的特点,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这些特征又有了新的表现。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商人生活及思想意识的印记,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人生活的渗透。
以“三言二拍”为文本,探究小说中商人形象及其成因,对我们认识文学创作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极具价值。
这个课题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到目前为止,学术成果已比较丰富,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综合讨论。
一、“三言二拍”商人性格特征(一)正面特征1.以商为本,坚持不懈封建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受政策影响,那时人们大都有“贱商”观念,然而,在“三言二拍”中却相反,商人们对商业不断开拓进取,对金钱的追逐,在经商过程中遭遇失败仍然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
王生出门做买卖多次遭到强盗打劫,仍然不放弃,而且婶娘在劝诫王生要出门多做买卖之时,王生也肯定婶娘的建议,并且认为经商是他们本等。
“三言”、“二拍”的思想和内容和艺术成就“三言”、“二拍”的思想和内容和艺术成就→杂文参考→“三言”、“二拍”的思想和内容和艺术成就 2008-10-03明代在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成就的同时,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拟话本“三言”、“二拍”的出现,则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达到了高峰。
话本本是宋元说话艺人的底本,最初当为“话”的提纲、草稿;以后经人整理而成完整文案,可供人阅读,这就是话本小说,如宋时的《碾玉观音》与《错斩崔宁》;拟话本则是仿拟话本小说创作而成的短篇小说,其结构特征一般保留有“入话”,用语形式则仍保留“说话的”、“听话的”、“话分两头”等评话的行业用语。
“拟话本”这一称谓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创制的。
话本小说的整理与拟话本小说的创作的直接诱因是印刷出版可以获取商业利润,因此,它的产生与风行,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因素以外,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队伍的扩大、读者需求量的增加、造纸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版印刷商的出现都是相关因素。
拟话本究竟始于何时,或者说把它从与之混在一起的话本小说中区分开来,并不容易。
今知具有“长篇拟话本”(这里是仿拟借用)性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则最早的白话短篇拟话本似当不迟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期。
单刊话本、积集话本到拟话本专集嘉靖年间晁瑮编的《宝文堂书目》中已经著录有几十种单刊话本,其话本本身的整理或仿拟刊行的实际时间自然要提前一定的年代。
今知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编刻的。
洪楩是当时的藏书家与出版家,“清平山堂”是洪楩的堂号。
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种,共六十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
今残存二十九篇。
一般认为,二十九篇中,宋人作品十一篇,元人作品六篇,明初作品十二篇。
其中《刎颈鸳鸯会》、《范张鸡黍死生交》、《简帖和尚》、《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十篇后被冯梦龙整理进“三言”中。
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作者:迪更妮齐卫华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摘要: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代中后期,其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人们市场观念的增强,学者们开始关注探讨“三言二拍”中的涉商类小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试从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士商关系或官商关系、比较研究、经商技巧和地域性研究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梳理。
关键词: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60-03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陆续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文学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对“三言二拍”中涉商类小说的研究也随之全面和深入起来。
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全面、深入、细致地对涉商类小说进行了研究探讨,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拟对21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简要总结。
一、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一)商人形象在研究人物群像时,不免要将人物进行归类整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也是如此,人物形象分类标准主要以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为主,例如洪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三言”中的商人、文人和妓女形象》和王瑞雪的硕士学位论文《“三言”商人形象的文化解读》就是如此,文章认为正面形象的商人外貌文雅俊美、具有传统美德、摒弃封建思想糟粕和有进步的经营管理方式;而反面形象的商人则都是贪婪好色、见利忘义之徒。
后者除了论述正、反两面形象的商人之外,还专门分析了“三言”中描述不多的女性商人,认为“女性商人在时代的衬托下逐步摆脱封建的束缚,在女性思想解放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研究》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研究一、引言“三言二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叙事手法,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众多的叙事元素中,梦境叙事是其中一个极具特色且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对“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探讨其叙事特点、艺术价值以及文化内涵。
二、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特点(一)梦幻与现实的交融在“三言二拍”中,梦境叙事往往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形成了梦幻与现实的交融。
梦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补充和延续,为故事情节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时,梦境中的情节往往与现实中的情节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
(二)人物心理的展现梦境叙事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
在“三言二拍”中,通过梦境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矛盾。
这种手法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还为读者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人物的角度。
(三)寓言与象征的意味“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往往具有寓言和象征的意味。
通过梦境中的情节和象征物,传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
这种寓言和象征的叙事手法,使得故事更具深度和内涵。
三、具体作品中的梦境叙事分析(一)《喻世明言》中的梦境叙事《喻世明言》中的梦境叙事多以现实为基础,通过梦境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如《杨素瑶因梦结良缘》一文中,通过杨素瑶的梦境,展现了其内心的情感变化和对爱情的渴望。
同时,梦境中的情节与现实中的情节相互呼应,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
(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梦境叙事《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梦境叙事更具奇幻色彩。
如《转运汉遇难成贵人》一文中,通过主人公的梦境,展现了异域风情和奇幻世界。
这种奇幻的梦境叙事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四、梦境叙事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一)艺术价值“三言二拍”中的梦境叙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通过梦幻与现实的交融、人物心理的展现以及寓言与象征的意味等手法,使得故事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近十年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王敏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蒙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
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多导次的研究。
王立言、人民的《“三言”“二拍”研究综述(1949 —1989) 》(《中国文学研究》1993 年1 期) 提供了建国后四十年的研究情况。
90 年代以来,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文章有60 余篇,它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研究成果略作概述,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一、关于《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一) 婚恋问题:《三言》《二拍》中,此类题材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这一问题也是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90 年代以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新境界的开辟。
刘敬圻《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北方论丛》1994 年2 期) 考察了那些表现传统礼地观念已发生裂变的作品,并把其中的婚恋现象分为“传统模式”和“非传统模式”,指出:它们“一方面是对现存婚恋关系的合理调整和热心疗救,一方面是对某种新婚恋模式(以人的自身价值为唯一纽带的婚恋模式) 的痴心构想与积极探求。
”王平《双重超越:聊斋与三言二拍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 年2 期) 一文指出:《三言》《二拍》中婚恋爱情小说的主人公,“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自主是对封建礼教的背叛,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而作品中露骨的色情描写,又损伤了其美学价值。
刘、王二先生之文,各有千秋,前者立足于个体价值来考察婚恋模式,比后者只注重民主精神以反封建的思想更深刻,因为个体价值是民主精神的核心原因。
然而王文正确评价了色情描写,显示出内容的广泛。
(二) 女性形象问题:近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研究中的新视角,重要的文章有:黄焕新《从“三言”“二拍”看作者的妇女观》(《天中学刊) 1995 年增刊) 和王引薄《试论“三言”中的妇女主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2期) 。
“三言二拍”的文学治疗性研究周星宇摘要:“三言二拍”是明代冯梦龙与凌濛初所编纂的著名白话短篇小说集。
在认识到文学治疗性功能的基本前提下,冯、凌二人将个体人生际遇中的挫折愤懑转托于文学创作,通过书写疾病、塑造义商、肯定欲望等模式,疗治阅读者身体、身份、道德上的三重病苦,作品因此具有了文学审美以外的“文学治疗”价值。
关键词:三言二拍;文学治疗;病苦;情欲;他救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155-03一、引言“三言二拍”是明代冯梦龙与凌濛初所编的五部著名白话短篇小说集的总称,分别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作为中国古代拟话本小说的登峰之作,“三言二拍”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市井细民的生活画面,折射了诸多社会背景与时代风貌。
冯梦龙与凌濛初有感于明末世道分崩、思想禁锢的时代局面,勇敢冲破传统世俗观念,表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与追求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
同时,冯、凌重视通俗文学内蕴的巨大教化功能,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凭借“三言二拍”中各类引人入胜的世俗故事,二人为读者们展现了“名教荼毒病”下市井细民的真实生态,观者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宣泄精神欲望,接受进步思想的培育与滋养,作品因此兼具了文学审美以外的“文学治疗”价值。
二、病从何来?(一)痨瘵广传的身体病苦痨瘵,亦称肺痨,是体内痨虫入侵肺叶导致的一种慢性病症。
作为一种可传染的慢性疾病,它不仅对人体具有严重伤害,而且病理复杂,难以治愈。
患者一旦得病,往往会给自己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身心负担。
有明一代,这种慢性疾病迅速传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市井百姓,多有患病实例,如著名的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万历年间任吴县知县时,便深受痨瘠之苦。
除普通官员外,下层百姓也多有痨瘵患者,明代所编《两浙名贤录·列女传》中,传主丈夫因病而死的,痨瘵将近占到一半。
“三言二拍”整体研究的新收获介绍姜良存《三言二拍与佛道关系之研究》王守亮明代小说中,在“四大奇书”之外,能够被当今学术界作为关注重点的,大概当数“三言二拍”。
这由相关研究专著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
近年来,有关“三言二拍”的研究专著出版较多,例如: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罗小东《三言二拍叙事艺术研究》,朱全福《“三言”“二拍”研究》,吕玉华《红尘有爱:三言二拍漫谈》,以及韩田鹿据其本人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三言二拍》讲座整理而成的《三言二拍看明朝》等。
诸家著作从语言学、传播学、文学或历史学等角度,对“三言二拍”予以整体观照与考察,显示了当前“三言二拍”研究的视角多面性与内容丰富性。
最近有幸拜读姜良存女士大作《三言二拍与佛道关系之研究》。
该书列入“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出版。
作者从宗教文化入手,对“三言二拍”予以总体考察,系统探讨了“三言二拍”反映的佛教、道教思想及其与小说叙事艺术之间的关系。
该书选题角度较为新颖,内容充实丰富,实为“三言二拍”整体研究的新收获。
全书由《绪论》和三章构成。
《绪论》分析了明代社会佛教、道教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介绍了所选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阐述了作者展开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
书中前两章基于宗教对文学影响的维度,探讨“三言二拍”中宗教思想的表现。
第一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的佛教思想。
佛教博大精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多层次的影响。
就小说作家与普通民众而言,其影响主要在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地狱之说、观音信仰等方面。
本章抓住这些关键问题,系统考察它们在“三言二拍”中的表现。
首先,“三言二拍”198篇作品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因果报应观念,表现为小说所写的现报、生报、后报等内容。
“三言二拍”宣扬的因果报应观与印度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观内涵有所不同,已被中土文化改造:一是它与中土固有的“天报”思想相结合,认为受报应者不仅为作业者本人,而且会延及其子孙后代;至于报应的发生原因,不仅出于作业者的个人行为,而且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观;二是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中自神其教的释氏辅教之书,“三言二拍”的因果报应观与当时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三言二拍”人物形象研究综述摘要:“三言二拍”我国古代话本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从人物形象研究方面综述“三言二拍”的研究成果并试图理清这些研究成果的脉络,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关键词:“三言二拍”人物形象研究综述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初之“二拍”代表我国古代话本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在当时就非常盛行,在今天更是当之无愧的名著,其思想、内容等方面极具可读性,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笔者拟从人物形象研究这个方面综述“三言二拍”的研究成果并试图理清这些研究成果的脉络,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三言二拍”的人物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研究和商人形象研究。
1.女性形象研究探究女性形象是“三言二拍”的研究热点。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非为未婚子女、家庭妇女、青楼歌妓、媒婆等,对未婚女子、家庭妇女阐述详尽的文章主要有《从“三言二拍”看女性意识的觉醒》,文章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勇于反叛封建伦理纲场合追求婚姻自由,不把贞洁作为婚恋上火的唯一准则,点出她们的聪明才智和胆识谋略,对女性的研究比较全面。
一部分论文着重阐述这类女性形象出现的原因,如《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认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王学左派哲学思潮的传播,这类文章多数是从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探讨人物形象出现的原因。
妓女形象是人物形象研究的重心之一,这方面的论文以《李贽与晚明短篇白话小说中的女性文化》为代表,这些成果总结了小说的妓女形象认为他们长相标致,多才多艺,出淤泥而不染,有些论文还追溯了明代以前妓女的屈辱生活,揭示她们渴望从良的心情。
媒妁形象最近几年逐渐引起人们注意,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不小,主要论文有《闺阁内的爱情导师――“三言二拍”中婆子、丫环、尼姑的角色分析》,这些论文指出媒妁好利贪财的一面,但也肯定她们连接规格内外的媒介作用,认为她们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三言二拍>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文献综述中文11104班周沛【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三言”、“二拍”研究经历了三个显著的阶段:第一阶段(20年代至40年代末主要以作品的整理考证和作者生平的著述考证为主;第二阶段(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围绕着如何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展开对“三言”“二拍”的评价;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上世纪末是“三言”“二拍”研究由沉寂走向繁荣的时期。
20年代至今,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关于“三言”“二拍”的论文和专著。
本文从三言二拍中刻画的人物,主要包括女性形象、商人形象、士人形象、官吏形象来具体分析。
【关键词】三言;二拍;人物形象一、女性形象邓声国在《“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中根据她们爱情产生的不同方式分为两类:一见钟情类和日久生情类。
这些女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主要是通过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和对传统婚姻礼俗的反叛而表现出来的。
她们不乏官宦大家的小姐,也有一般的市民女子,还有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风尘女子。
尽管女子在当时社会里毫无地位可言,但她们在开始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等封建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上,表现出激愤的抗争和个性的觉醒。
[1]“三言”“二拍”中的女性都明显的表现出挑战封建禁欲主义和单薄的贞操观念的倾向。
其中女性追求的性爱自由,折射出与以往传统贞洁观不同的新观念“从一而终”、“一女不嫁二夫”的贞操观念淡薄了,贞洁不再是女性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
邓声国同样指出“她们对性的解放的企望,尽管有人斥责这种是充满了小市民的庸俗浅薄,尽管他们远不及传统小说里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那么纯粹与优雅,但她们有着生命活力的意识,她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不再是懦弱的羔羊,她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黄焕新《从“三言”、“二拍”看作者的妇女观》和王引薄《试论“三言”中的妇女主题》后者从社会历史的维度,考察了妇女题材的小说,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作者:迪更妮齐卫华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迪更妮1,齐卫华2(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山东,青岛,266580)摘要: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代中后期,其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人们市场观念的增强,学者们开始关注探讨“三言二拍”中的涉商类小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试从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士商关系或官商关系、比较研究、经商技巧和地域性研究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梳理。
关键词: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60-03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陆续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文学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对“三言二拍”中涉商类小说的研究也随之全面和深入起来。
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全面、深入、细致地对涉商类小说进行了研究探讨,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拟对21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简要总结。
一、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一)商人形象在研究人物群像时,不免要将人物进行归类整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也是如此,人物形象分类标准主要以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为主,例如洪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三言”中的商人、文人和妓女形象》和王瑞雪的硕士学位论文《“三言”商人形象的文化解读》就是如此,文章认为正面形象的商人外貌文雅俊美、具有传统美德、摒弃封建思想糟粕和有进步的经营管理方式;而反面形象的商人则都是贪婪好色、见利忘义之徒。
摘要“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商妇是女性群体中的独特存在,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更为沉重的生活压力,常与压抑寂寥为伴,更易产生出轨冲动,同时也拥有更多参与商业活动的机会。
商妇的生活状态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其空虚、幽怨的情感空间控诉着礼教磨灭人性的残酷,是人情人欲久经压抑下的痛苦呐喊。
探究“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可对其所反映的晚明社会思潮与历史文化做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章对“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进行探源,梳理“三言”“二拍”之前古代文学作品中商妇形象的流变过程;结合故事来源分析“三言”“二拍”商妇形象对前代作品的继承与发展。
随后以明中叶后的社会发展为切入点,观察其对“三言”“二拍”商妇形象形成产生的影响;从文本出发,将“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分为内向联系型商妇和外向联系型商妇两类,对其形象内涵和特质进行开掘。
第二章探究冯梦龙、凌濛初女性观对“三言”“二拍”商妇形象的影响。
在解读冯梦龙、凌濛初的女性观后,论述其中蕴藏的复杂矛盾,以及该矛盾对冯梦龙、凌濛初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随后将视角转向商妇,观察她们在这种矛盾下的挣扎与变化:商妇尚未在经济上获得彻底独立;她们无法彻底脱离封建礼教的桎梏;商妇之“才”与男子之“才”相比仍颇为逊色。
第三章探讨“三言”“二拍”商妇形象的思想文化意义。
通过“三言”“二拍”中商妇的婚恋观以及她们对独立性和自我价值的诉求,解析商妇身上的时代进步性。
通过商妇持有的对追求财富的肯定、对官员日趋削弱的敬畏之心以及市民特有的人生态度,阐述其市民思想意识。
“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承前启后,不仅吸纳了前代作品中商妇的特征,还对后世小说戏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言”“二拍”中的商妇形象对魏晋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商妇特征有所继承,在晚明这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又有新变:商妇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使其已具有个性解放倾向,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她们又无法与封建伦理道德彻底割裂,她们是晚明真实市井生活的观察者和讲述人,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