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希腊的公民观念论希腊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
希腊文的“公民”一词就由城邦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
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
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
不过，对二千年前公民观念的研究无法采用现代的问卷调查方法，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
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
一、公民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
其外表特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规模，其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
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式的概括。
他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
“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
”“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
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
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
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
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
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
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
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
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
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
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
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
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
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
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
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
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
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
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
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
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
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
二、公民的公共意识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城邦也属于他们，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城邦的主人。
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所以典型的城邦制度就是城邦共和国。
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享有政治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最高统治机构的人。
的确，除少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
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
实际上，即使像斯巴达那样被公认为贵族政体的城邦，公民大会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出，重大事务，尤其像战争结盟等关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会上才能决定。
除政治权利外，公民还享有相应的其它一些权利和履行一系列义务。
权利中主要的是占有土地的权利。
农业是城邦和个人生活的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
城邦的土地只能属本邦人所有，无公民权的外邦人无权占有土地。
义务中最重要的是服兵役。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
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
外邦人和奴隶在战争中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冲锋陷阵的总是公民。
行军中奴隶为主人背负武器干粮，伺候主人的起居，但临战时则是主人披挂上阵。
甚至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平时作好这些准备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
城邦的主人同时是城邦的保卫者，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
公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战士共和国。
公民将政治统治者、土地占有者和城邦保卫者几种身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城邦主人的身份在这几种角色中得到具体体现。
这几种角色也包含了他们主要的权利与义务。
希腊公民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出席公民大会、参加陪审法庭、充任官职、从军作战，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它们都是由公民身份而来的。
享有某种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很少见公民逃避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
承担的义务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
当公民为城邦能够尽较多义务时，他们就期望得到较多的权利，也一定会采取积极行动去争取它。
所以，军事制度和战争技术的变化会影响不同公民集团所尽军事义务的份量，从而直接改变政治权利的分配。
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
主人的身份使公民产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要求。
由于城邦规模狭小，个人与城邦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可见的。
这一方面使公民关心城邦公共事务，把城邦事务视为自己事务，另一方面也产生公民内部的冲突。
公民内部不同集团对城邦的政治权利、官职、土地等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围绕着相互冲突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这是导致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党派冲突的心理根源正是公民的公共意识。
由于这种公共意识，公民们才能够产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期望，并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发达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公共意识的摇篮。
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主极盛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这句话最简明地表达了公民的公共意识。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在本性上“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融于城邦，为城邦服务，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
这是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抽象概括。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意识，公民们不能容忍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平民感到不满的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
”这种强烈的参与感是公民所特有的。
城邦也不允许公民只顾自己私人事务，不顾城邦。
雅典曾有一项法律，规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并依此定罪。
所谓“私心”就是对国家缺乏好感。
梭伦立法甚至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
这是公民意识在法律上得到的肯定。
三、公民的自由理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
希腊人有作为自由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追求。
当他们奋起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得到自由；当他们反对贵族寡头垄断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扩大自由；当他们反抗外来压迫和侵略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为维护自由而战。
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劝降者说：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
⒆他们把自由作为首要的价值，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
自由理想最集中地体现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观。
希腊社会最基本的区分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自由人的自由正是在与奴隶的受奴役状态的比较中才凸现出来。
G ·法拉尔说：希腊人“在与奴隶状态的比较中来理解他们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心理上和事实上──使自己离开奴隶地位。
”奴隶从属于主人，没有独立人格，受主人的任意支配，“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
而“自由人”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指成年人。
一个男子成年后，便从父亲的管辖下解放出来，具有独立人格，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享有某些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这就是他的自由。
自由人虽然也要服从，但他们只服从法律，不屈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
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一个斯巴达人向波斯国王介绍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
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
┅┅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
法律没有人格，没有感情，公正无私，它的权威是大家公认的，每个人自愿接受的。
在法律的统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严。
人们在对法律的服从中实现了自由。
法律来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形成的。
这就是希腊一般自由人的自由。
无疑，它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并且是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为前提的。
即使在自由人内部，自由也是有等差的。
自由人中享受自由最充分的是全权公民。
他们除了享受一般自由人的自由外，还享有充分的经济和民事权利：占有土地权、充分财产权以及婚姻、诉讼、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权利。
特别是他们还独享着政治自由，即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权利、担任城邦公职的权利等。
这是公民自由的核心内容。
公民独享的政治自由指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的自主与自治，它的含义更接近于近代人所讲的民主权利。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是“公民共同体”，是“平等者公社”。
每一个公民，不仅在私人事务中，而且在公共事务中也被视为独立和自主的人，在理性上和道德上成熟的人，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这是作为城邦民主制基础的一个基本原则。
公共权威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他们定期集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务。
每个人都服从集体的决定。
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的监督，官吏们执行法律的意志，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实行专断的统治，更不能享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特权。
亚里士多德曾一再强调，城邦政治家的权威不同于家长、主人和君王的权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
在平民政体下，公民的自治甚至发展成为“轮番为治”，即通过抽签选举或按一定时间轮值等方式，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轮流担任公职。
亚里士多德曾概括道：平民政体里自由的要领之一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之所以会有这种做法，他解释说：根据平民政体的自由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
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时也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