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儒商思想表现分析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3
中国商帮论文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中国商帮论文: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中国徽商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商业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儒商精神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探讨徽商的发展历程,并探讨儒商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应用。
通过对徽商研究和儒商精神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商精神在当代商业领域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一、徽商的发展历程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安徽一带的商业集团,他们以家族企业为基础,采取联合经营的方式来扩大商业规模和影响力。
徽商勤劳勇敢,善于经商,他们注重信誉,重视人情义理,凭借着这些特点,徽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
徽商的发展离不开世袭的家族制度和独特的商业模式。
通过对外族联姻和企业扩张,徽商家族得以不断壮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先祖文化和家族信仰体系。
家族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共同经营企业,这种经营模式使得徽商得以在商海中茁壮成长。
二、儒商精神的内涵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业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商业价值观。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关系,强调以仁为核心的人际交往。
儒家思想认为商业活动应该符合道德规范,并追求以利他为本的经营原则。
儒商精神具有诸多重要理念,首先是“诚信”精神。
徽商以其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而著称,他们讲究信誉,讲究信用。
这种诚信精神对于建立长久的商业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是“仁义”精神。
徽商注重人伦关系,尊重他人,祖传的家族文化使得他们强化了“以仁为本”的经营价值观。
再次是“责任”精神。
儒商认为企业家要对员工、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相关方负有责任感,应该全面考虑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儒商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可以为商业界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儒商精神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信誉度和公众形象。
现代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树立良好的信誉,重视公众形象。
儒商精神注重诚信和责任,有助于建立企业良好的信誉度。
其次,儒商精神有助于企业建立长久的商业关系。
安徽商人性格特征:多儒商,爱打文化牌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徽商。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
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
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
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
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安徽人。
在早几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
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
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安徽、徽州,经济上虽然落伍了,安徽、徽州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
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会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闲谈徽商的贾而好儒古徽州是伟大祖国一块神奇的土地,位于安徽南端浙、皖、赣交界三角地带。
高山环绕,险隘阻路,形成隔绝于外界,比较封闭、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境内重峦叠嶂,河溪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正月,置“黝”(黟)、歙二县,后属新安郡,距今已有2215年历史。
徽州土著“山越”人在汉末就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现存的徽州古村落都是中原名门望族移民后裔形成的。
有人说徽州是移民社会,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原士族原是门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迁入徽州,失去权势,有的还不得不隐名埋姓,躲进深山僻野,但内心看不起粗野的农民。
他们不能不以农为生,而又不甘心世世代代沦落下去,所以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弟东山再起,重光门第。
这些中原望族的后裔后来成为徽州人的主流,把中原的汉文化带进徽州并逐渐普及。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内涵十分丰富,特色鲜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
徽州文化以其全面性、系统性、辉煌性与典型性,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具有典型代表和标本的价值和地位。
徽州文化是徽商的“神”,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形”。
徽州文化孕育、产生了封建社会内一种新型的商人———徽商,即“贾而好儒”的儒商。
地处万山丛中的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徽民在务农工的同时,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从贾经商或业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虽说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众多徽人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贾儒兼事,“亦儒亦贾”,他们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竟致出现“新都三贾一儒”的兴盛景况。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
徽商与以儒为本傅博涵 14国贸3班 20141154摘要:本文通过对徽商成因的分析,人多地少、耕种环境恶劣,徽州人也因此形成一种刚性气质。
徽商在经商过程中以崇儒重德为指导,诚信义仁,体现徽商的“贾而好儒、以儒为本”的特征。
关键词刚性气质东南邹鲁崇儒重德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
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300余年,徽商最为鼎盛。
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
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
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
这一徽商精神,正是徽商作为儒商而区别于传统商帮的重要标志。
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徽州文化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
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
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垦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
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
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宁说是恶劣的。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做得生意,宝呀肝心肉;做不得生意,活鬼活孤幽。
”徽州流传的这首民谣,相当逼真地说出了当年徽州人的谋生之路和谋生的艰辛。
据《新安志》的记载: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耕地面积只占总土地面积7%,到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为2.2亩,到清代康熙年间下降到1.9亩,至道光年间只有1.5亩。
1 关于徽商精神及其启示徽商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封建商帮在其长期艰辛创业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融东方儒家文化徽人意志品格为一体的独特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风格这就是“徽商精神”。
它既蕴含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融合了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和优秀品格是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微观铸塑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徽商精神”的内涵所谓“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徽商主流群体认可的思想意识意志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
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徽州山多田少耕地贫瘠在生存的压力下徽州人被迫走出山区“藉经商以求富”。
所以大多数徽州商人在经商之初都是小本起家这使徽州商人在与其它商帮的竞争中面临着先天不足。
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高超的经营艺术徽州商人得以在逆境中迅速崛起诚如胡适所言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
有的就变成富2 商大贾了。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精神支柱。
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徽人经商之时既面临着当时诸多商帮的激烈竞争更受到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轻商贱商观念的强烈束缚。
为了正其名徽商创造性地提出了儒贾并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儒贾观为了开拓市场徽商“足迹几遍天下”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徽商创造性地实施了多种资本经营方式包括贷本经营、合资经营、委托资本经营等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徽商提出了富有远见的经营之道如“贸迁货集市不二价”的诚信原则“义利双行”“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趋时观变”“因俗时变”的机智灵活的市场营销观等等。
正是这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徽商得以迅速站稳脚跟称雄商界。
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制胜法宝。
三尊儒业儒的求知精神。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的美名程朱理学在徽州拥有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使得徽人在为生计所迫而外出经商时依然是“尊儒”有加。
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徽商之儒家义利观疏论陈明海【摘要】徽商是在徽州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徽商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无不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以“贾而好儒”著称的徽商对儒家的义利之辨深有领悟,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恪守“以义取利”、“重义轻利”、“利不克义”、“舍利取义”的原则,坚持以诚信待人,树立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从而使徽商成为影响全国的一支商界劲旅.【期刊名称】《合肥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5)002【总页数】4页(P13-16)【关键词】徽商;经营理念;儒家;义利观【作者】陈明海【作者单位】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合肥2312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徽商,实质上是指一个商人集团。
这个集团是由原徽州府地商人组成。
原徽州府涵括今天安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以及江西的婺源。
徽商是中国经济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商帮。
徽商是在徽州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徽商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这种地方文化即为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在地方文化谱系中堪称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绣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
中华传统文化发轫于中原,但是到明清时期重心发生偏转,转至东南。
细考之,徽州在中华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可以说树立起了一个标杆。
“徽州文化在涵构上虽然彰显出一些地方性因素,但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展光大的成分亦众,遂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
[1]4极具地方特色的发达的徽州文化,对于徽商的兴起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一向以儒风独茂、文化昌明著称于世。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程朱理学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宋代理学大兴,而徽州则是程朱桑梓之地,是理学故乡。
在一些理学名儒的倡导与影响下,徽州读书明理之风气日趋浓厚。
以“贾而好儒”著称的徽商中有许多人自幼熟读经史,对儒家的义利之辩深有领悟。
因此,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皆能恪守“以义取利”、“重义轻利”、“利不克义”、“舍利取义”的原则,坚持以诚信待人,树立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从而使徽商成为影响全国的一支商界劲旅。
徽州“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何借鉴意义?一、徽商的崛起徽商崛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
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销的商品。
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日益增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有近千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二、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1.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商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
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的分不开的。
徽商之所以在经营者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重要体现。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有了强大徽商经济的滋润,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
长期的兴文重教,也培养了徽州人温文尔雅,聪慧内敛,干练务实的作风,这也可以说是徽州人的文化风格。
考察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江永、戴震、王茂萌、胡适、陶行知这些徽州历史上出现的杰出人物,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求实际,处世低调。
徽商虽孜孜不倦的追求“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
也说儒商—以徽商为例_人文历史论文论文导读::近年来关于儒商问题的探讨的文章不少,论文关键词:也说儒商—以徽商为例关键词语来表达它的含义。
大体来说所谓儒商,无外乎没有超脱儒家伦理的“仁、义、礼、智、信”标准范畴。
徽商向来以“贾而好儒”著称,以此为例,可以更明确儒商概念。
关键词:儒商;徽商;仁;义;礼;智;信一、儒商的渊源从神农氏教人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1]至今,我国商业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商人,这其中既有“富比王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儒商大贾,也有“奸猾狡诈”“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为人们所唾弃的“奸商”之辈。
早在汉时,司马迁就按商人品德高低,把商人划分为“廉贾”和“贪贾”两种,并分析指出“贪贾三之,良贾五之”。
[2]可见,从司马迁始,前人已经对商人群体进行了模糊的分类。
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具备儒家伦理,被称为“良贾”或“廉贾”的商人。
如:子贡、白圭、计然等等,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儒家的精神来经营商业,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商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如,白圭提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基本素质能力。
“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矣”[2]可以说他们是儒商的鼻祖,为后世商人提供了典范。
真正“儒商”这一称谓的提出,有学者认为初见于明清时期一批亦儒亦商人士的言论和著述。
[3]这里最具代表性就是徽商。
二、儒商的定义何谓“儒商”?简单解释就是“儒和商的结合”。
这里的“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读书人或有知识的人,而更应该上升到儒家的伦理道德层面,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其核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商人。
儒是思想,商是行动。
这里的儒家伦理道德又应该是传统儒家学说里的合理、积极成分,而不是笼统的指儒家伦理。
戢斗勇先生认为:概括儒商精神,一言以蔽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4]戢先生只讲到儒商条件的一方面,即财富来源合法、合理。
徽商与儒家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间的这首歌谣形象的描述徽州人因生活窘迫而背井离乡的场景。
古徽州包括了今天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县等地区,徽商就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所组成的地域性群体,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无所不居”,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形成了“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传说。
孜孜不倦的“徽骆驼”们崇尚仁义,以儒经商,明清时期一跃位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
一、徽州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清代诗人黄仲则在《新安滩》中有这样的描述徽州独特的地形特征的诗句:“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徽州依山傍水,地势陡峭,拥有黄山、天目山、齐云山等诸多山脉,新安江、青戈江、婺江、漳水等水系流经于此,群山环绕、云雾缭绕的生态环境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徽州所属的六县都产茶,如屯溪制作的“屯绿”,休宁的“松萝茶”,祁门制作的“祁门红茶”,歙县研制的“老竹大方”,产于黄山的“黄山毛峰”,猴坑一带的“太平猴魁”等等。
徽州物产丰富,杉木、松木、药材、蘑菇等也产量颇多。
徽州地区在古代很少发生战乱,百姓安居乐业、人口数量迅猛增多,有限的生存资源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谋生路,远走他乡。
古代通常有两种途径来缓解生活压力:一是读书,金榜题名;二是经商,发家致富。
《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出仕和学习成了一个可以循环往复过程,两者并不矛盾。
“学”是“知”,“仕”是“行”,明代的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实践依据理论,理论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价值。
徽州人也十分重视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由于科举制度招录人员的有限性和幼时家境贫困无钱供读,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徽州水运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又为徽商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交通。
二、重视教育、振兴儒学是徽商的文化传统(一)孔子对“学”的态度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孔子重视“学”,博览群书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用礼制来归正行为,也就接近于“道”。
徽商儒商思想的表现(作业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徽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其核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儒家诚信思想、义利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施行仁道,以诚为本,以义为利,获得了“一代儒商”的美誉。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商业道德
受儒家仁本思想的影响,徽商在商业活动中特别注重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方面,诚实守信,义利并重。
徽商胸怀善心和良知,以君子取财有道为经营的信条和准则,坚持先义后利、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做到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建立起商家与顾客互利互惠、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一方面,注重公益慈善。
儒商推崇“仁者爱人”不但要坚持在其致富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义之财,坚决不取”,最重要的是推崇“仁者爱人”,其致富后能够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积极行善事,广济博施,以回报社会,做到“义行天下”。
如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这些义举既有利于国家,又造福一方、惠及宗族乡里。
从而让百姓对徽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扩大了整个商帮的知名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显著的宗族性
受中国宗法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特点及儒家思想中关于“礼”的思想的影响,徽商在组织经营活动时还带有明显的宗族色彩。
宗族与商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徽商利用宗族力量获得教育、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源支持,促进商业的发展;徽商又反哺宗族,将用人策略与传统的“血缘乡谊”相结合,重用同宗、同族或同乡之人,扶持本宗族后来经商者,一些徽商大贾对宗族子弟授予资金,指导经营,盈则薄取其息,亏则宽其偿还期限或不要偿还;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受委托的宗族子弟往往都能够发财致富;徽商还捐输宗族建饲堂,修族谱,置祭田,建宅台以资族人居住。
此外,他们在各地建立的商业会馆,不但是徽商联谊聚会的场所,能给旅居外地的商人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增进乡谊,联络感情,更是商议商务事务的地域团体,以实现以众帮众,扩大了徽商的整体影响力,维护同乡商人的利益。
三、官商一体,商儒互济
在中国封建社会力,皇权之上,国家的权利高于一切,商人的利益必须依靠封建国家得到保护。
官本位是一种按官职大小确定他们地位高低的官员特权制度,一旦进入官员士大夫行列,就有诸如可以免除谣役、躲避赋税等等特权,与商人的那种不堪重负的赋税等等形成极大的反差,徽商要生存下去,必须要依附地方官吏,获得政治保护。
因此,徽商往往要么通过学识相交、联姻结交、报效攀援等方式结交官府,要么直接通过科举入仕、购买官职等方式,直接入仕,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免除各级地方其他官员的无端勒索压榨。
徽商由此取得垄断经营权,扩大了徽商的影响力,提高了声望,更加有利于竞争。
此外,虽然徽商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终极理想。
因此,这就促进了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的形成,通过经商为读书提供经济保障,再通过读书入仕光大门楣,反过来又为经商提供政治靠山。
四、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活
徽州商人以儒商著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徽商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个人修养。
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及对官文化依附的需求,徽商往往追求儒雅之风,注重精神文化生活。
他们大多爱读书,有儒学情结,有较高的儒学修养。
徽商不仅自己爱读书,还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重教兴学。
徽商汲取儒家思想提高个人修养和经商智慧,规范商业秩序,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五、勤奋自律、稳健求实的经商风格
徽商被誉为“徽骆驼”,这是对其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的褒奖。
很多人从十三四岁起离乡背井,小本起家,艰苦创业,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但徽商仍不畏艰苦、不屈不挠。
徽商还擅长审时度势、趋时逐利、先发制胜,他们凭借政治特权,搜集商业情报,利用信息发财,长途贩运、囤货居奇经营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且经营行业多,“其货无所不居”,涉及盐、茶、木、棉、布、丝绸、瓷器等行业,活动范围更是“遍布天下”。
在具体策略上,注重文化营销、品牌打造,如通过运用书法、绘画等装饰店堂,营造一种文化氛围,提高经营的品位。
六、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
徽商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体现出一种爱国精神。
如明朝建立之初,漠
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
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
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
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
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