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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
”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从三首商谣看徽、晋、陕三帮的区别曹艳李刚作者简介：曹艳（1978年9月24日—）女，汉族，吉林白山人，，陕西求知书店职员，主要研究方向商帮文化；李刚（1953年4月—），男，汉族，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应用社科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陕西商帮史。
1[*]在明清中国商界，徽、晋、陕三帮分别以“徽骆驼”、“晋算盘”、“陕棒槌”的形象而成为商界三大劲旅，他们在各自的经营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三首不同的商谣里得到充分展现。
分析这些商谣所蕴含的不同商业文化元素，对于我们了解徽、晋、陕三大商帮的区别，颇有裨益。
明清时期有一徽商写过一首《善言碎锦》，比较全面的刻画了“徽骆驼”的基本形象：偕兄弟伴别徽邦，骥尾同船到异邦，海外奢华虚乐场，英边京式假排场。
竭力尽忠能有益，闲游浪荡岂无伤，冀而咬牙安且吉，受师食指恍而慷。
逢呼随口忙答应，得暇当心习算盘，馆内读书宜记忆，店中干事莫荒唐。
生涯业就机缘久，本领功成饭碗长，练达世情为俊杰，早知时务是芬芳。
结友交朋凡择善，性和品重勿刚强，虽然几句平常话，仔细思量兴味长。
①无独有偶，清代有位山西商人也写过一首《俗言杂字》将“晋算盘”的形象概括的颇为准确。
原文颇长，仅摘其要者：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走水放账出外登程，搭裢被套马褥鞍笼。
择个吉日搭伴起程，脚骡驼子大家送行。
出外走水戴月披星，起标发货各省驰名。
本多利厚生意兴隆，每月开俸还有千金。
镜面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②有趣的是，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良卖布》，借布商张良之口将“陕棒槌”的畅爽形象也描绘的淋漓尽致：先将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金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对比中国的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做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
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
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先人造就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
我们以明清和近代的商帮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此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
1 晋商山西地处中部，北邻内蒙古，东接京津冀，内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山西商业文化。
晋商以与蒙古交易发家，后从单纯经营商品货物发展到经营金融产品，成为中国早期的比较高层次的市场经济的代表。
晋商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①重商业。
明清时期，山西人认为“学而优则商”。
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
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②义利相通观。
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
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
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③敬业精神。
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
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
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
”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以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④进取精神。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商人群体，主要活动在明清两代的徽州地区（今安徽省黄山市一带）。
他们以经商为主要活动，同时也涉足地方政治、慈善事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不同的维度分析和阐述徽商的文化概念及其历史意义。
1. 商业与经济：徽商以经商为生，具有极高的商业头脑和商业技能。
他们广泛参与货物贸易、金融业务和钱庄运作，并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徽商注重信誉和合作，崇尚“徽商无字柜”（不用签字的柜台），以信用为基础进行商业交易，这种商业模式为当时的商业活动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方法。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们的商业理念和经验对后来的商人和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社会与家族：徽商注重家族观念和家族企业的传承。
徽商家族内部有着严格的家族管理制度，通常以“堂”为单位，由家族长辈统领，实行世袭制。
家族成员共同经营企业，形成了家族联合经营的商业模式。
徽商家族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以及慈善捐助和教育事业，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种家族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了徽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文化与艺术：徽商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支持。
他们崇尚文化教育，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培养，注重经商与文化艺术的结合。
徽商投资兴办书院和学堂，支持文人墨客的创作和文化活动。
他们对文人画、书法、诗词等艺术形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欣赏，并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赞助来展示自己的文化品味。
徽商文化与徽州地区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徽派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建筑与园林：徽商在家族富裕时，常常以修建宏伟的宅第和精美的园林为荣。
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徽商注重建筑的布局和装饰细节，将传统建筑技术与美学理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建筑风格。
这些建筑和园林不仅展示了徽商的财富和地位，也体现了他们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同时成为徽派文化的一部分。
徽商特征分析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第32卷第1期武汉纺织大学学报V ol.32No.1 2019年02月J O U R N A L O F W U H A N T E X T I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F e b.2019徽派传统服饰历史演变与艺术特征分析曲义(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宿州234000)摘要：以徽派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比较归纳等研究方法，将徽派传统服饰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归纳提炼为山越时期衣冠百年不易、大迁徙时期双向涵化、宋元时期技术改变服制和明清时期审美风尚大变等四点。
从服装造型的角度，分别对徽派男子服装和女子服装的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并就相应常见服装造型和贫富差异在服装造型中的体现进行对比，努力探寻徽派传统服饰文化艺术元素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徽派；传统服饰；历史阶段；艺术特征；差异中图分类号：J5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4X(2019)01－0022－05徽州地区以皖南为中心，自宋徽宗时至民国，行政格局较为稳定。
本文通过对徽州区域的徽派传统服饰进行田野调查，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并借助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提供的相关资料，着眼于从服饰变迁、造型和材料三个角度，按照性别划分，对徽派男装和女装进行艺术性研究。
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美学、服装学等文化艺术理论，深度挖掘其中的文化艺术元素精华。
本文采用了四种研究方法：（1）文献检索和分析。
检索相关的书籍、论文、报刊，将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梳理研究现状，为研究工作打下基础；（2）田野调查法。
通过对黟山和白际山脉一带的徽州地区以及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传统徽派服饰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3）比较法。
运用比较学的方法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横向比较为主，纵向比较为辅；横向对比为明线，纵向对比为暗线，对徽派服饰类型进行分析；（4）归纳总结法。
对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一手资料进行信息统计处理，对研究的内容及结果等进行归纳总结。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梁仁志【摘要】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微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期刊名称】《安徽史学》【年(卷),期】2017(000)003【总页数】7页(P104-110)【关键词】徽商;贾而好儒;贾儒关系;明清【作者】梁仁志【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K249贾儒关系是明清思想史和商帮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亦是了解儒学的传衍和世俗化发展、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商业伦理以及士商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前提。
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徽商展开*笔者所见，目前对贾儒关系的专题性研究论著主要有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明清变迁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均载《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梁仁志：《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或侧重考察儒家文化对商人经营及其近代转型的影响等，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
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适当梳理，以推动相关讨论的不断深入。
徽商特征分析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
”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
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
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五、资本雄厚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六、“徽骆驼”，“绩溪牛”胡适之先生曾生动地把徽商精神概括为“徽骆驼”和“绩溪牛”精神，这既是对徽商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徽商的深切鼓励。
指的是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徽商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精神。
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精神、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
勤俭节约、小本经营开拓进取、精于管理、严于律已的精神。
七、诚信经营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
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
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
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
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
八、契约意识强徽州本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历史上留存至今的各种文书就达到二十余万件，其中就有不少商业方面协议合同书。
当就目前已发现的商业合同书看，徽商是十分重视契约约定的。
九、贾而好儒徽商最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或“贾儒结合”。
意思就是:商人崇尚儒家思想或者商人具有儒家思想。
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第二,‘雅好诗书’,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
”如明人谢肇淛认为“新安人近雅”。
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
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
徽商贾而好儒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一方面，在徽商兴起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依旧占主流。
对商人，人们的评价是很低的。
徽商走上经商之道，实在是迫于生存的压力。
另一方面，徽州本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区，它是朱熹的故乡，同时是新安理学诞生之地，素有“南方陬鲁”之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商人，好儒也就很好理解了。
除此之外，通过提升自己的儒家文化修养，有利于改变世人对商人的看法，徽商也能借此结交一些士大夫阶层，为其发展商业拓宽道路。
历史上，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赢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十、重视教育徽商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而且教育子弟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注重“正身率下”，注重言教和身教的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教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团体。
在言传身教相结合的同时，徽商更侧重身教。
根据宗韵的研究，商业教育在明清徽商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宗韵的研究，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
知识教育方面，除了教给子弟一些文化知识外，还常常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商业实践中去磨练，让他们能够掌握商战的战略和技巧；素质教育方面，则主要磨练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耐力，培养勇气和冒险精神以及勤奋、节俭的素质。
技能训练方面，主要教授子弟一些经商的技能，比如要长于书算，以及善用贾道，如趋时逐利、远出射利、慎择经商之地等。
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商业很重视对侨寓子弟的教育，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
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徽商对自律的教育，在内容上，实现了人文教育、商业文化教育、实践能力教育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跟当时只重视诵读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相比，是极大地进步。
十一、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徽商的高文化素质源于良好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
叶显恩认为：徽商的高文化素质，与其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
对传统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促使徽商成为具有高文化素质，高文化品味的商人集团。
徽商最具创新进取精神的是抓住世纪大航海时代提供的机遇，改变以耕读为主的传统道路，做出以发展商业为主、采取非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
李少玉认为，徽商具有高超的经营艺术，主要表现在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模式、不拘一格的商业运行模式以及高人一筹的商业筹划模式上。
可以说，这些都是徽商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的体现。
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使得徽商在同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从而确立了徽商雄踞十大商帮之首、执商业牛耳达300余年的地位。
十二、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徽商乐善好施，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业，很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
如民国时歙县志记载，歙县商人吴荣运，“岁饥，捐金助赈，全活无数。
”另外还有休宁商人汪世良，“倡立急公会，输税课数十年不怠。
”据卞利教授的研究，徽商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捐资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 对筑桥和修路等公益事业的支持与捐助；对灾荒救济和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与捐助等方面。
另据孙华莹研究，明清徽商还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业，使得徽州荒政更多的表现出“官商共赈”的特点。
在救荒方面，徽商通过“公输旧粮”，“认捐”等来替灾民和地方承担国家的赋税征收；同时又通过赈济救灾来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于此同时，徽商还竭尽全力参与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为稳定灾民生活和地方秩序做出了贡献。
在备荒方面，徽商更是充分展现了他们超强的商业头脑，使得荒政的经费、物资、管理等运作商业化。
例如，乾隆初年，徽州知府何达善，“以三万两发典生息，以三万两买谷建仓贮之，视谷之贵贱而以时出入焉……历十余年仓储既裕，生息银两亦倍于前！”通过商业化运营，不仅使备荒的物资增值，还解决了管理经费的来源问题。
徽商之所以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一方面是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部分徽商借办社会公益事业来提高自身的形象，以便跟政府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便于其在商业经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减轻了人民的苦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徽商给其他商帮树立了榜样，能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十三、热爱藏书事业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另一个特点是爱好藏书事业。
徽商拥有雄厚的财力，同时有好儒的特点，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很好的解释徽商为什么爱好藏书事业了。
明清时期，徽商中有很多著名的藏书大家，他们不惜花巨资购买藏书，建藏书楼。
王新田将徽商的这一特点概括为：“贮藏典籍，嘉惠十林。
”在他发表的论文《明清徽商藏书事业述析》中，列举了很多明清徽商藏书的事迹，如明歙县吴伯举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清代客居扬州的程晋芳“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共讨论”；马日馆兄弟在扬州的“小玲珑山馆”筑有丛书楼，前后二楼，藏书百橱，遗十余万卷，“储书之富，著于东南”，可媲美于天一阁和传是楼；江春家有“随月读书楼”，藏金石图籍。
程梦星居扬州，家有“篠园”，收集图籍书画甚多；吴诠居长洲，筑“初园”插架万卷皆秘籍。
徽商藏书，除了数量巨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嘉惠士林”。
徽商好儒，便希望接近社会上的名士，通过大量藏书，并且免费开放给社会名士，他们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社会文人名士通过阅读藏书也增长了见识，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