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汉口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

”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清朝冷知识——清朝时的“天下四大名镇”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

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

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

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

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

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

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

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

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

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

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

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

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

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

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

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

当时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

武汉地名典故沧海变迁.武汉三镇的由来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

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

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

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

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

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

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

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三层楼三层楼位于武昌城区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交汇的地带。

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

清末，新河洲渐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贸易场所。

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底层开杂货锦、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为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生意兴隆，远近闻名。

这座三层楼房高踞于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

解放后扩建和平大道时，原楼己经拆除，但三层楼仍为这一带的区片名称。

由武昌至红钢城的16路公共汽车在此设三层楼站。

附近有条小街，至今仍叫三层楼街。

水果湖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

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

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

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

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

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敛力同化而回归了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

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

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

中国古代商人典范徽商作者：梁盼来源：《新财经》2014年第01期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商人都曾遭到过社会的仇视和打压。

确实，商人有贪婪谋利的一面，这是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首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贱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和政府依然惯性地对商人采取仇视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步领悟到商人对国家富强和民间财富的创造、积累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而几百年之前，中国的某些商人群体早就显示过这种能量，他们就是徽商。

遍布全国的商业大军徽商，即徽州的商人。

而古徽州府的范围，大体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境内。

徽州在唐代之前名为新安郡，故徽商又称新安商人。

北宋徽宗年间，徽州始作为府名，延续近千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

而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也从15世纪中叶肇始，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整个中国商人的翘楚与标志，甚至成为一个品牌。

古代徽州府为何多商人，并形成了所谓的“徽州商帮”？有学者从“人地矛盾”的角度给予了解答。

明代初年，徽州人口近60万，人均耕地面积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区区2.2亩。

清康熙年间，又进一步下降为1.9亩。

按照明清时期的田亩产量，养活一个成年人，需要4亩地。

可见，徽州多山、多丘陵、少耕地的农业条件，恰好遇上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大爆炸”，靠地吃饭的路，的确是走到了尽头。

但人活着要吃饭，社会就只能转移农业劳动力了。

古代的农业人口无法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由最初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具有各类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于是，作为严重多余的徽州农业人口，他们只能选择外出做小买卖，以此保命。

本来是相当不利的农业资源禀赋，本来也只是为了保命，可是，走出去的徽州商人却迅速发展壮大，并超过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商帮——晋商，代替其成为中国第一商贾大帮。

商业本身就是流动性的，既是货物的流动，也是商人本身的流动。

之所以商业能够尽最大可能开拓人们视野并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就是因为其天然的流动性。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

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本期《用益带您一起探寻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我们向您介绍出身盐商世家的江春。

盐商世家：科举受挫后下决心经商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广达，徽州歙县江村人，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

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

他少年时曾立志读书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

乾隆六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推荐做官，但因当时官员名额已满，未被接受。

然而，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江春的一生。

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勇于担当：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总商接过家族盐业重任，也许起步就担任总商。

江春不仅要打理家族盐业事务，还要参与盐业管理的公务；作为后进，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掌握。

他虚心求教，受到前辈总商汪廷璋的赏识和提携。

用江春自己的话说“遇事每相咨，导我尽忠告”。

江春天资聪敏，又有文化，成长很快。

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八大总商之一。

使他在众总商中脱颖而出的最初事件，应是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扬州的迎驾筹备工作。

这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康熙帝）时已远，无故赎可稽，公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赢得皇帝的欢心和盐务官员的赏识。

二次南巡时，江春因迎接有功，召对称旨，被授为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

此为总商头面人物所能得到的最高职衔。

如果说，此时的江春已跻身于一流总商的话，那么，几年之内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从不同方面建立、肯定了他在盐商中的领袖地位。

徽商诚信经营文化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

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

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

"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徽商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

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

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

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

徽商的特点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1、遍布全国。

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

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

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

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明清徽州典商述略范金民夏维中（南京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徽州典商极为活跃，徽典遍布于全国各地，徽典几乎成为典当铺的代名词。

徽州典商不但人数众、活动地域广，而且一人拥有数典数十典、一典资本雄厚的情形也较为突出。

徽典往往体现为经营地域集中、家族经营、世代承继、数业兼营等特点，并且通常是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一定的货币财富后才改营典业的。

徽典同其它典铺一样，具有高利贷资本寄生、落后的残忍的和本质一面，但因其数量多、铺本大，取利较其它商帮要低，在江浙丝、棉产区，徽州典铺资本常常起到了借贷资本的作用，与农家经济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徽州典商活动一明清之际，人们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几乎成了典当掌柜的代名词。

天启年间，户科给事中周汝谟奏称：“典铺之分征有难易，盖冲都大邑，铺本多饶，即百千亦不为厉，僻壤下县，徽商裹足，数金犹难。

”1典铺与徽商紧密相连，徽典与税收多少紧密相连。

崇祯年间，江南水旱，地方政府发布《劝徽典分米协济贫坊贫区平粜谕》和《劝徽典邑里分米平粜乡农疏》等文告，2典铺与徽典视若一体。

可以说，在明代，徽州典商的实力远在其它地域典商之上，在清代，只有活跃在北方的山西典商可以与之匹敌。

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陈去病说徽州人“质铺几遍郡国”。

3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是徽州典商最为集中之地。

嘉靖、万历年间，南京当铺之多惊人，据说“不下数千百家”，至少也有“五百家”。

这些当铺，主要由徽商和闽商所开。

4南京乡绅顾起元说：“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

”他甚而愤愤不平道：“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

”5在徽当和闽当中，又因前者铺本大，占有绝对优势。

文学作品动辄以徽州当为例，说明徽典实力最强。

《初刻拍案惊奇》就描写了一个卫姓徽州典商百般昧心取利，短短三年中将陈秀才典当的千金之产盘剥过去的形象。

至清代，南京徽典仍盛。

徽商的兴衰史发展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下面是带来的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

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

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

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

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

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

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

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徽商的发展历程徽商是指具有徽商背景和代表性的商帮集团。

徽商起源于中国安徽地区，始于明代，兴于清代，盛于民国。

在中国商业史上，徽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对中国近现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商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徽州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商人们在经济交流的推动下开始形成商队，以徽州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商品贸易。

徽商通过与南京和杭州等商业中心地区的贸易往来，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和财富。

明代中后期，他们开始涉足茶叶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徽商学习到了茶叶的生产、加工和储运等技术，成功打造了以“徽茶”为代表的品牌，迅速崛起并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

清代是徽商的鼎盛时期。

清朝时期，南京成为当时全国首府，商业和文化的核心，徽商也随之迁徒至此，与南京的商人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徽商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通过布匹、药材、染料、茶叶等商品的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徽商将商业堆头和良好信誉作为发展的基础，建立了严格的商业制度和互助组织，形成了以“合伙商行”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同时注重家族文化和责任感，力求传承和发展。

民国时期，徽商进一步扩大了商业版图，延伸到全国各地。

徽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徽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资源。

其次，徽商注重资源整合，通过与其他商业势力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综合实力。

同时，徽商还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茶叶、棉纺、造纸等行业，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界的佼佼者。

然而，徽商也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

随着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加剧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徽商逐渐步入衰落的轨道。

此外，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也使徽商的地位受到了冲击。

到20世纪50年代，徽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

总的来说，徽商的发展历程中，既有辉煌和成功，也有困境和挑战。

他们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辉煌传奇。

汉口：民国时期的楚商大腕所谓汉商（鄂商的前身，如今称楚商），即长期在汉口经营的商人。

相比晋商、徽商、浙商，汉商倒是显得有些籍籍无名。

有意思的是，这些所谓汉商大多出身草根，靠着自身的努力奋斗，在中国现代第一波开放大潮中趁势崛起，从而使汉商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因汉商与汉口有很大关系，所以说汉商一定要先说汉口的形成。

汉口为汉江冲出来的城市。

据《汉阳县志》、《夏口县志》载，汉口古为芦苇丛生的沼泽之地。

明成化二年间（1466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长江，渐渐各处商民在口岸建房造屋，汉口始形成市集。

由于得（长）江汉（江）交汇之利，大量船只停靠于江河之滨，渐渐兴起城集镇。

至嘉靖四年(1525年)，已有房屋1000多间。

万历年间（1573-1620）已形成商埠。

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苦于水患，筑上起硚口，东至堤口直抵长江之滨(今江汉区东堤街直至江边处)长约10华里长堤（初称袁公堤，后叫长堤，亦称为后湖堤）后，境况大为改观。

此后，居民日增，市场日盛。

到清嘉庆时，汉口已成为中国四大名镇(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之一，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开埠后，先后有英、俄、徳、法、日等国在此开辟租界，多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来通商，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内陆对外贸易重要口岸和长江最大内河港口。

尤其是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力推“湖北新政”，为武汉三镇商业史及汉商发展史掀开新的一页。

1901年汉阳柏泉人刘歆生开办填土公司并大量开发所买湖荒地，采用巧妙经营手法迅速建成著名的江汉路和周边汉口新区，陈景堂、韩永清修设华清街、及永清里、永贵里、世昌里和华清里。

刘子敬父子修了辅堂里、辅德里、辅义里、辅仁里、方正里等居民区。

胡赓堂修置了汉正街至今尚在的永茂里、三省里、瑞祥里、瑞庆里和清芬路碧云里，于是，一个近代大汉口雏形初具了。

诚如《汉口竹枝词》云：“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句经典民谚所描绘的那样，反映了汉口自明成化以来从荒洲到名镇再到近代都市的发展历程。

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Huizhou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Wuhan■ 程歆玥 CHENG Xinyue 王 薇 WANG Wei摘 要：相较于“一府六县”的“小徽州”，“大徽州”是指形成于徽州，影响到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地区。

明清时期的武汉是徽商、徽人等移民、经商的重点地区，徽州传统建筑文化的渗透与武汉本土徽派建筑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武汉的徽派建筑文化，如黄陂大余湾、梅池村、汉口新安书院等。

武汉徽派建筑多为一层平房，注重风水选址，将重要的祠堂、药局、书院等类型的建筑进行多点布局，不设影壁，且以石头砌墙，既保留了传统徽派建筑的高墙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适应了当地地形和文化特点。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派建筑文化；武汉；新安书院；梅池村；黄陂大余湾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small Huizhou” of “one government and six counties”, the “big Huizhou” refers to the area that was formed in Huizhou and affected the land of China and even oversea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han was a key area for the immigrants and business people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Huizhou people. The penetration of Huizhou’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the mutu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local Huizhou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Wuhan formed the Huizhou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Wuhan, such as Huangpi Dayuwan, Meichi Village, Hankou Xin’an Academy, etc. Most Huizhou buildings in Wuhan consist of one-storey bungalows, focusing on geomantic location selection. Important ancestral halls, pharmacies, academies and other types of buildings are arranged in multiple lo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no screen walls and stone walls are used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Huizhou style. The high-wall gray tiles and patios of the building are adapted to the local topograph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architectural culture; Wuhan; Xin’an Academy; Meichi Village; Huangpi Dayuwan0 引言徽派建筑文化既受到舶来文化“走进来”的影响[1]，同时，也“走出去”影响了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建筑文化[2-4]。

剖析湖北人的性格特点,剖析湖北人的性格特点大概很多人都会对湖北人在印像不太好吧？在这里我既不想颠覆大家的想法，也不想标新立异的给大家一些解释，而是就听到的和自己看到的做一下描述罢了。

诚如很多事情，不用太过于去追究，追究来追究去，终究是自己小气点了吧？我们不能随便去评判一个人，更不能去评判一个区域的人。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独特的表现与表达的方式。

八封为什么在阴阳交缠处混沌不清呢，就如对错一样，没有明显的划分，只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受而已，这种感受和自己所受的教育，自己的性格，内在的，外在的很多东西有关，所以我没想去解释什么。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随便也可以了解一下湖北的历史。

回想笔者刚到深圳不久时，便有一位长者很慎重地“告诫”笔者，以后有人问你是哪里人的时候，你不要说自己是湖北人。

那时并不完全懂他的意思，只能想象九头鸟既然是九个头，大概就是很有心思想法吧。

其实很多湖北人还是不错的，年纪轻轻便自己创业，，即便在国家机关工作的，都有很强的进取心，成绩也很不错。

下面说说九头鸟的来源...九头鸟的传说，实脱胎于《楚辞》和《山海经》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

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

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载：“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桓，海水北住焉。

有神九首，人而鸟身，名曰九凤。

”楚人的祖先祝融就是凤鸟的化身。

所以楚人对凤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且喜欢以凤喻人。

《山海经》说：“火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

凤鸟飞腾，继之以日夜”，“凤翼其承旌兮，高翱翔之翼翼”，“三凤其展鸣，惊天地，泣鬼神兮”，三凤九头，“其志大兮，其慧远兮。

“ 。

说过凤，现在说说九，在中国古代是个神秘的数字，天高曰九重，地深曰九泉，疆域广曰九域，数量大曰九钧，时间长曰九天九夜，危险大曰九死一生。

九头龙既为人们所崇拜，九头鸟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