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汉口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

”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清朝冷知识——清朝时的“天下四大名镇”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

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

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

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

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

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

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

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

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

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

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

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

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

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

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

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

当时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

武汉地名典故沧海变迁.武汉三镇的由来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

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

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

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

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

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

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

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三层楼三层楼位于武昌城区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交汇的地带。

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

清末，新河洲渐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贸易场所。

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底层开杂货锦、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为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生意兴隆，远近闻名。

这座三层楼房高踞于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

解放后扩建和平大道时，原楼己经拆除，但三层楼仍为这一带的区片名称。

由武昌至红钢城的16路公共汽车在此设三层楼站。

附近有条小街，至今仍叫三层楼街。

水果湖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

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

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

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

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

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敛力同化而回归了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

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

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

中国古代商人典范徽商作者：梁盼来源：《新财经》2014年第01期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商人都曾遭到过社会的仇视和打压。

确实，商人有贪婪谋利的一面，这是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首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贱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和政府依然惯性地对商人采取仇视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步领悟到商人对国家富强和民间财富的创造、积累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而几百年之前，中国的某些商人群体早就显示过这种能量，他们就是徽商。

遍布全国的商业大军徽商，即徽州的商人。

而古徽州府的范围，大体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境内。

徽州在唐代之前名为新安郡，故徽商又称新安商人。

北宋徽宗年间，徽州始作为府名，延续近千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

而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也从15世纪中叶肇始，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整个中国商人的翘楚与标志，甚至成为一个品牌。

古代徽州府为何多商人，并形成了所谓的“徽州商帮”？有学者从“人地矛盾”的角度给予了解答。

明代初年，徽州人口近60万，人均耕地面积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区区2.2亩。

清康熙年间，又进一步下降为1.9亩。

按照明清时期的田亩产量，养活一个成年人，需要4亩地。

可见，徽州多山、多丘陵、少耕地的农业条件，恰好遇上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大爆炸”，靠地吃饭的路，的确是走到了尽头。

但人活着要吃饭，社会就只能转移农业劳动力了。

古代的农业人口无法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由最初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具有各类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于是，作为严重多余的徽州农业人口，他们只能选择外出做小买卖，以此保命。

本来是相当不利的农业资源禀赋，本来也只是为了保命，可是，走出去的徽州商人却迅速发展壮大，并超过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商帮——晋商，代替其成为中国第一商贾大帮。

商业本身就是流动性的，既是货物的流动，也是商人本身的流动。

之所以商业能够尽最大可能开拓人们视野并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就是因为其天然的流动性。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

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本期《用益带您一起探寻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我们向您介绍出身盐商世家的江春。

盐商世家：科举受挫后下决心经商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广达，徽州歙县江村人，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

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

他少年时曾立志读书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

乾隆六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推荐做官，但因当时官员名额已满，未被接受。

然而，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江春的一生。

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勇于担当：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总商接过家族盐业重任，也许起步就担任总商。

江春不仅要打理家族盐业事务，还要参与盐业管理的公务；作为后进，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掌握。

他虚心求教，受到前辈总商汪廷璋的赏识和提携。

用江春自己的话说“遇事每相咨，导我尽忠告”。

江春天资聪敏，又有文化，成长很快。

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八大总商之一。

使他在众总商中脱颖而出的最初事件，应是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扬州的迎驾筹备工作。

这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康熙帝）时已远，无故赎可稽，公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赢得皇帝的欢心和盐务官员的赏识。

二次南巡时，江春因迎接有功，召对称旨，被授为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

此为总商头面人物所能得到的最高职衔。

如果说，此时的江春已跻身于一流总商的话，那么，几年之内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从不同方面建立、肯定了他在盐商中的领袖地位。

徽商诚信经营文化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

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

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

"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徽商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

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

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

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