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评介—兼论《民法总则》“好人条款”

由于他们对一名休克的老人熟视无睹，致使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倡导“救死扶伤”公德事件发生在德国埃森市一家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大堂，一名82岁的老年人在提款期间突然休克，晕倒在地，生命垂危。

这天是礼拜日，大堂内没有职员值班。

尽管前后有4名顾客经过，但全都没有施以援手。

有的甚至从倒地的老者身上跨过，走到自动柜员机前面继续提款。

20分钟后进来的第5位顾客报警求助，但由于延误救援，老人送院后不治身亡。

埃森市警方认为事态严重，性质恶劣，决定立即追捕这4名见死不救的旁观者，起诉他们违反“好撒玛利亚人法”。

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明确提出，“人人有生存权”，公民在必要情况下有义务提供急救。

《德国刑法典》第323条 C项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

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陷于困境或其他意外情况发生时，若有人需要救助，而在场人员具备施救条件，尤其是施救行为对自身无重大德国刑法实际上规定了一条“见死不救罪”，在很多领域都适用。

例如，在德国驾校，首先要上急救课，通过考核确认掌握了紧急救助知识之后才能获取驾驶执照，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别人施救。

司机驾驶过程中发现路边有人出了车祸，必须停下来施救。

如果不知道如何急救，就得打电话报警。

倘若扬长而去，事后有人举报，肯定要吃官司。

对于德国医生来说，“见死不救”将成为一条罪状。

急救分为一般状态和有生命危险两大类，紧急状态下医生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患者实施急救。

治病救人是第一要务，即使在飞机或火车上，也可以建议驾驶员就近着陆或停车。

“无论任何情况遇到病人都要施救”，已经成为支撑德国医生职业的道德基础。

其中有一条规定十分明确：在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如果病人不同意，医生不能自作主张进行医治；但8小时之外遇到病人，要随时随地进行救助，在病人无人担保的情况下，医生将自动成为“担保人”，肩负救人和监护的双重责任。

在德国，只有医德合格才能获得医生“执照”。

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医德医风教育，不断加以强化。

60法治在线·立法议事在美国，到底何种情况下的救助行为能够免责，救助者是否应当是专业人士，是否应当以“除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也需要复杂的法律判断和界定，也需要经过立法与司法的不断博弈，才能有所定论。

这里要说到的“加州女子诉救助者”案，和加州2009年的最新立法，即是其中一例。

救友于危难反被诉上法庭2004年10月31日，万圣节的晚上，一位名为亚力珊德拉（Alexandra Van Horn ）的年轻女子和朋友们在友人丽莎（Lisa Torti ）家聚会后，坐车前往酒吧“续摊”。

午夜过后，众人分乘两辆车离开。

驾驶前车的，是一位名为安东尼的男子。

这位在聚会上过于尽兴的男子，一时间方向盘失控，冲上路肩，撞上路边的电灯杆。

当时亚力珊德拉正坐在副驾驶座。

车祸发生后，她受了重伤并且卡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此时，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丽莎赶到了。

看到车祸现场，她立即采取了行动。

据她所说，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撞上电线杆的那辆车的引擎盖下面冒出烟雾。

她担心会起火甚至发生爆炸，因而一手托着亚力珊德拉的两腿，另一手托腰，将她抬起来移出车外。

用亚力珊德拉后来的说法，就像对待一个“布娃娃”一般。

然而，由于此时亚力珊德拉已经受伤，将她移动的行为加重了伤害。

经过医院治疗，虽然命保住了，却因为椎骨受伤而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出院后，亚力珊德拉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本可以不受这么严重的伤害。

于是，她将司机安东尼诉上法庭的同时，也将丽莎诉上法庭。

诉由是，缺乏医学救助知识的丽莎在将她移出车座时，加重了原本可能没那么严重的伤害。

对此，丽莎十分不解。

她说：“当时车有爆炸的可能，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将亚历珊德拉从车里拖出来。

”但是，医学诊断也证明，亚力珊德拉确实是因她的拖拽而加重了伤害。

受伤截肢后的亚力珊德拉只能终身靠轮椅代步,而且失去了劳动的能力，经济和生活都陷入窘境。

消息传出后，人们的意见也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指责亚力珊德拉“恩将仇报”。

而且，加州与美国其他州一样，都立有“好撒玛利亚人法”，对于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有免责的安排。

仁慈的撒玛利亚法律《爱在哈佛》的第六集中，有这样⼀段情节：以上结束仲裁委员会结果稍后再……“我有话要讲，我是法学系的在校⽣李秀茵的朋友希望能给朋友辩护的机会”请继续……“谢谢，有个仁慈的法律名叫撒玛利亚⼈法，吸⼊急救施与者应受到该法律的保护，不管最终救治结果如何，只要救治患者⽣命时意图清晰，在紧急情况下则⽆需商讨。

那天李秀茵⼩姐是在患者晕倒后，分明意识到会成为问题的状态下对患者实施⽓管切开的，明知⾃⼰会处在不利的局⾯还是照着⾃⼰的信仰⾏动，有时那⾏动看起来很傻但不是所有⼈都能做到的，因此我们称这个为“勇⽓” 。

虽然与本意不同出现了失误，但是考虑到这种充满勇⽓的⾏为，那天李秀茵⼩姐的措施，可看作是不顾⾃⼰的安危，以撒玛利亚⼈的法律，应受到保护”其中撒玛利亚⼈的法律来⾃圣经的故事：好撒玛利亚⼈（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路加福⾳（Luka 10）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尽性，尽⼒，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要爱邻舍如同⾃⼰。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就必得永⽣。

那⼈要显明⾃⼰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说，有⼀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中，他们剥去他的⾐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了。

偶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有⼀个利末⼈，来到这地⽅，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惟有⼀个撒玛利亚⼈，⾏路来到那⾥。

看见他就动了慈⼼，上前⽤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的牲⼝，带到店⾥去照应他。

第⼆天拿出⼆钱银⼦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那⼀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吧。

根据Andy（/1610331.html）搜集的资料，仁慈的撒玛利亚法律（good Samaritan law）是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制定法，主要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good Samaritan）因其⽆偿的救助⾏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的责任免除的法律制度。

从民法总则中的“好人法”看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作者：王燕婷来源：《办公室业务·上半月》2020年第07期【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好人法”出自《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善意救助人的免责条款，这是以道德培育法治精神的体现。

本文主要对“好人法”条款做了理解，追溯了“好人法”的历史渊源，并讨论了“好人法”对道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法总则;好人法;法律;道德一、认识“好人法”（一）“好人法”的背景。

见义勇为历来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见义勇为，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从法律的角度看，见义勇为是指公民为了保护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或自己的正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而不顾自身安危，打击违法犯罪，并拯救受难人于危急关头的行为。

然而，近年来“救人反被讹”的现象时有发生，曾轰动一时的江苏南京彭宇案等类似案件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出现“救人反被讹”的现象？——见义勇为者易被诬陷为侵权者。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行为的过程中，因被救助者或其他一些社会原因，有时易使自己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受损害。

在《民法总则》之前，尚未有切实有效的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因此部分社会公众在他人遭遇紧急情况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只得充当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

为防治道德滑坡，彻底消除紧急施救者的后顾之忧，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颁布实施。

该法第184条规定了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上正式的紧急救助条款，对善意救助人做了免责规定：若受救助者的利益被他人的救助行为损害，救助人因出于善意而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款得到了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并被广大人民群众亲切称为“好人法”。

“好人法”保护救助者免于责任，鼓励更多人对“英雄流血又流泪”说“不”。

（二）道德影响“好人法”的确立。

“好人法”出自《民法總则》第184条：“受助人因自愿紧急救援行为而受伤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善良的撒玛利安法得到的启示——论如何构建我国的见义勇为激励机制熊锋【摘要】：对“撒玛利安法”的研究对当今中国的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通过对“撒玛利安法”的研究，可以使我国的依法治国更加人性化，可以降低法在人们心中冷酷的映象，（有一句老话这样说：国法无情）使法在让恶得到应有的惩治的同时，让善得到张扬，使法成为真正符合老百姓心中的公、序、良、俗的体现，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关键词】：撒玛利安法SAMARITAN LAW 见义勇为善意责任免除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一部很有意思的制定法叫Good Samaritan Law (善良的撒玛利安法)。

它的大概意思是：以善意作出正确的行动，就算结果不好，也可以原谅的意思。

相反，看到了别人处于危险的目击者，在对自已没有危害的情况下，也没有采取措施时，要负上相关道德法律上的责任。

初看这一法条，觉着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一免责法吗？况且法条中的善意是很难界定的。

直到一部电视剧中情景的再现了这一法条，我才对这一法律有了深刻的理解，得到了心灵的震憾。

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女主人公李书茵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在校生，一次在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状况下，为一名喉咙堵塞者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实施了气管切开通气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但由于术后处理不好，患者留下了后遗症，她的这一行为也违反了哈佛医学院的校规及所在州法令，即“没有医疗执业资格约对不能擅做医疗行为”的规定。

为此她将面临退学和被起诉的尴尬境地。

剧中的男主人公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为了替女友辨护翻遍了所有与之相关的法条及案例，最终利用“善良的撒玛利安法”成功为女友辨护，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浪漫爱情故事。

看完这部电视剧后，感触是良多的。

首先被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善良所折服，觉得这样一位善良的女孩出于善意面帮助他人，是不应由于善意的行为而受到那严格的法律的制裁的。

其次当男主人公运用“善良的撒玛利安法”为女主人公成功辨护时，又突然感觉这种人性化的法条的伟大。

《民法总则》之“好人条款”的刑法问题冷思考《民法总则》之“好人条款”是广义上的善意原则，在合同、民事责任、担保等多个方面都体现了其作用。

其核心理念是以善意为基础，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该规则是否具有刑法意义，引起了争议。

本文将围绕该问题展开一次冷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好人条款”的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

《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处理民事案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愿和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规定可被视为“好人条款”的总纲，因为它主张法律应该以自由、平等、规范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公平、公开的审判。

而在具体形式上，该原则还表现为对善意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行为的重要性质，或者对合同中的有关事项以外的事实缺乏合理的认识，且对方在明知或者应当明知的情况下不告知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

”这里的“重要性质”和“合理认识”等表述，正是隐含了对善意人的信任和保护。

从以上概念和范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首先，“好人条款”应该是一种善意原则，而不是一种刑法规范。

刑法应该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恶意行为，而不是关注善意与否。

其次，对于概念的准确定义和适用方向的明确划分，更需要权威部门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导。

比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但凡涉及到合同的解除、变更、终止等问题，就必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和解释进行判断。

从适用领域上看，该条款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

如在担保法律制度中，为获得担保人的资产担保，担保人和债权人之间往往构建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该条款的适用，既关乎到债权人的利益，更涉及到担保人的个人信用和声誉。

当然，我们要意识到，“好人条款”虽然有其适用凭据和实践基础，但并非是没有刑法意义。

杭州 2014.258VIEW 观点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今天中国的好人一样面临这般现状：好事做或不做竟然成了一个问题，做好事竟然成了一种高风险的事。

有人说是社会风气不好，有人说是全民道德滑坡。

其实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这正如一个阶段暴力横行，就指责全民有暴力倾向一样幼稚。

人性如水，往哪流是一个疏导问题。

疏导的责任，在于政府。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对公民的救助行为进行规范调节，打消人们施救的顾虑，保护施救的人，惩罚见死不救的人，国内也有地方在进行立法尝试，力图填补这一法律空白。

在美国，当做好事成为一个问题时，政府站了出来，充当调解人。

对此制订的《撒玛利亚好人法》，让做好事的人免于因做好事引起民事伤害责任，让人们放心大胆地去救助危险中的人。

在新加坡，法律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这种“不讲情理”的规定，将做好事者的风险降到了零风险，也让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生活最安全的地方。

在我国的深圳，法制办也于2011年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也被称作“好人法”。

根据条例，做好事的救助人除存在重大过失，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条例还设置了被救助人举证原则以及被救助人若诬告需承担责任等规定。

为好人立法，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也是一种无奈的措施。

细究起来，所有法规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无奈的措施。

行无法不立，就不必从社会风气和道德层面多费口舌了。

为好人立法文 阮红松科里亚在离珠峰180米处毅然选择下山，他成了人人嘴里的懦夫。

队友不解，女友为他感到羞耻而离开，甚至他的父亲也觉得自己为他蒙羞，只有他的教练淡淡地对媒体说：他的高度只有8664.43米。

当人们追问他为什么不坚持，教练的话耐人寻味：承认失败，是另一种登顶，他人生的高度，比珠峰高。

承认失败，并且是功败垂成的失败，比咬牙登顶更加艰难。

《民法总则》“好人条款”法理辩析《民法总则》“好人条款”法理辩析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依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总结继承我国在民事法治领域的重要经验，为公民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确定了一般规定和基本准则；同时，这部法律作为推动我国民法典编纂进程中的重要的开篇之作，其为民法典分则的细化和规范起到重要的统领作用。

新修订的《民法总则》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其中的“好人条款”更是引发众人的关注。

一、《民法总则》“好人条款”的修订历程《民法总则》“好人条款”又称之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而这条和社会道德风尚紧密相连的重要条款的出台也是经历了三次重要的修订阶段，从重大过失造成受助者损害要承担责任，到救助者举证责任的免除，再到一般过失、重大过失均完全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

（一）“重大过失”除外对于“好人条款”的修订最早出现在2016年12月下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当时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对于此款规定，仍然引起大家的争议，如：对于重大过失如何界定？救助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这样规定是否仍然会让救助者有后顾之忧，从而达不到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导向？（二）举证责任免除针对前述条款的诸多争议，2016年3月12日的《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建议从举证责任、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等方面对救助人特殊情况下承担责任予以严格限定，将这一条修改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