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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精品刻本（1）：《钜宋广韵》五卷海内外孤本，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五卷，2012年12月7日在保利秋拍上以3450万元的高价拍出，轻松刷新当年国内拍卖市场单件古籍成交最高价。
全书字体细劲，结体谨严，笔划顿挫感明显，有宋徽宗瘦金体遗意。
卷首提行题作：“钜宋重修广韵一部”，依次叙明字数、作者、诸家序言；末有牌记：“广韵日前数家虽巳雕印，非惟字体不真，抑亦音切讹谬，本宅今将监本校正的为精当，收书贤士请认麻沙镇南刘仕隆宅真本”。
以下为正文，卷一题作：“钜宋广韵上平声卷第一”。
此书一盒五册，开本：25.3×17 cm. 半框：20.8×17 cm.半叶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一字，小字三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
书品旧装厚册，历八百余年而保存品相如旧，当为藏家永宝之。
宋刘世隆宅刊本《钜宋广韵》李致忠：韵书在中国古籍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属经部小学类。
小学类下分训诂、文字、韵书三属，《鉅宋广韵》即隶韵书之属。
韵书是按照汉字字音分韵编排的字书，宗旨虽主要是为分辨、规范文字的读音，确属音韵学方面的著作，但因它对所收文字字义同样进行注解，在实用价值上又常被看成是按韵编排的字书，使用面极广，历来版本频出，情况极为复杂。
就海内外现存此书而言，要想进行全面梳理，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
只能就某一种刻本谈一点个人看法，恳盼方家学者指正。
一、《广韵》的修撰自古以来，文字创造永远跟不上语言的发展，韵书的编撰又永远跟不上文字的创造。
加之中国自古就有歌诗的激情和传统，特别是到了唐代，诗歌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
诗歌发展，对韵书和类书的需求就更为广泛和急迫。
可此时诗人们拿来可用的韵书，只有隋朝陆法言的《切韵》五卷。
《切韵》并非陆法言一人所编，而是与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讨论编撰而成。
《切韵》五卷录字已达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但用起来仍是捉襟见肘，不孚众望。
于是就有人起而为《切韵》作刊谬补缺，更有陈州司马孙愐加以增修，于唐天宝十三年（754）将之扩编为《唐韵》，规制仍是五卷。
陶集宋本源流邓小军关于陶渊明集版本，近人考述较多1。
笔者因教学之故，留心陶集宋代版本源流及版本系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偶有所获，或可补前修之未及。
今写成此稿，祈方家指正。
宋以前传本陶渊明曾否自定集本，历来有不同看法。
清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二提出“《五柳先生传》云‘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则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
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则认为“陶公性行，旷达自然，《饮酒》二十首，犹假故友，以为编次，岂其自行编次全部乎？”2按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又云：“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饮酒》第二首：“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拟古诗九首》第二首：“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可知渊明关切“垂名”“身后”，传于“百世”，传于“无穷”。
在渊明，“垂名”“身后”，传于“无穷”，要在于“志”“节”之实践，亦在于“颇示己志”之文章。
故自定集本，当有其事。
今存陶集最早之本为宋代刻本。
其渊源则为梁萧统所编八卷本、北齐阳休之所编十卷本。
苏写本《陶渊明集》卷首梁萧统《陶渊明文集序》：“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苏写本附录北齐阳休之《序录》：“余览陶潜之文，……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
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
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
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
”按：由上所述可知，第一，陶集梁代以前传本，有无序八卷本、有序目六卷本两本行于世，时代最早，但编比颠乱，兼复阙少。
休之所言“一本六卷，并序目”之序目，当指目录，非指序言与目录。
假如萧统之前陶集已有序言，休之必将明言谁作，且萧统本、阳休之本亦必将收录。
宋代纸张与装帧形式版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
不同时代的刻本，都能透露不同时代的经济状况、文化风尚、印刷特点。
掌握一个时期的刻书特征，对于考定版刻年代、研究版本，至为重要。
宋代刻书，秉承唐五代而来，但又有所创新，无论在版式风格上，字体特点上，乃至装帧形式上，都深深带有这个时期不可磨灭的烙印。
现从下列方面叙述宋代刻书的主要特征。
造纸术亦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历代刻书用纸各不相同。
后人曾从颜色判断，认为宋代印书多用黄麻纸、白麻纸。
近年据专家多次取样分析鉴定，确认这只是形似而已。
其实，进入宋代以后，南方已多不采用昂贵的麻作为造纸原料；大多就地取材，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造纸。
宋版书用纸，就其质料来说，多数是皮纸和竹纸。
仔细观察纸张背面，有的可以依稀看到未捣碎的树皮或竹筋黏附。
就地区而言，两浙与四川，桑树、楮树生长普遍，故浙本、蜀本多用皮纸；福建盛产竹子，故闽本多用竹纸。
宋代纸张的显著特点是：质地坚韧，经久耐用，不易受潮变质，为宋版书的长期保存供了根本保证。
书籍的装帧与材料、制作技术有密切的关系。
用竹、木简和缣帛制作的书，只能用卷轴的装帧。
采用纸张写书以后，卷轴式就逐渐经旋风装向经折装等册叶形式过渡。
宋代版印书籍大兴，书的形式也不再是手写时那样，毫无间隔地一行行联写下去，而是一版一版地间隔开来。
原来的卷轴式、旋风装、经折装已不尽适用，于是出现了蝴蝶装。
这种装帧方法是：将印好的每张书叶，以印字一面为准，面对面地相对折齐，形成版心在里、四周朝外的形式；翻开书后，书叶朝两面分，状似蝴蝶展翅，故以此为称。
这种装帧的优点是：“装用倒折，四周朝外，虫鼠不能损。
”天头地脚和左边外露部分，均为框外无字的余幅，若遭磨损，却无伤正文。
但是，蝴蝶装的书叶均是单层，每翻一页，首先看到的是背面空白，而不是文字；而且书脊处只用糨糊粘联，易脱落。
所以到了宋朝后期，又出现了包背装。
这种装帧的特点是将书叶无字的一面，面对面地折叠，版心向外，书叶左右两边版框外的余幅向着书背；装订时在余幅的适当位置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然后再用一张较厚的纸对折，用糨糊粘于书背。
古籍版本分类、术语及雕刻本鉴定1．版本分类对版本作鉴定与辨伪,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从刻印地区、时代先后、刻印机构、版式、装帧等多方面着手,将其细作分类,大抵如下：按刻书时间区分，计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按刻书地区分，计有：浙本、闽本、蜀本、高丽本（即朝鲜本)、东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按字体、装订大小分，计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按印刷颜色分,计有;红印本、蓝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按内容多寡、评注等分，计有：足本、增订本、删节本、批点本、评注本、配本等；按活字性质分，计有：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按其价值或使用价值分,计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进呈本、四库底本、残本、不列尾、批校题跋本.另外，非雕刻版文献可分：抄本、旧抄本、传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钤印本、石印本等。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罢了.2．雕刻本鉴定要点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
"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
”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
《宋三大刻本【宋版《荀子》流传史话】》摘要：蔡京专权,拉拢邹浩不成,结果被打成“元�党人”而被再次贬谪衡州、昭州等地，谪官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时,邹浩不再过问时政,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自号道乡居士,撰有《道乡集》,学者称道乡先生，从此之后,国宝级文物宋版《荀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入藏国家图书馆,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保护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珍藏着一部国宝级文物一宋刻本《荀子》,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它的底本是淳熙八年(1181)台州唐仲友刻本。
此本刊刻精美,字大如钱,墨光如漆,版式疏朗,还保留着北宋国子监刻书的敦厚古朴之气,它的纸据说用的是宋代的黄坛纸。
睹之令人不觉书香扑鼻,掩卷遐想则不免思绪万千,仿佛身临两宋时期工匠雕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场景中。
这部宋版书《荀子》,背后有一段曲折的流传经历,不妨娓娓道来,从中可以看到宋版书能够保存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以此唤醒我们保护古籍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一部书的流传可以从它上面所钤的印章看出来,这部《荀子》有“邹氏子之”、“邹印同心”、“忠公后裔”、“道乡书院”、“勤有堂读书处”、“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印章。
邹子之,生平仕履不详,这是可以考知的此部书的第一位收藏者。
他是宋代忠公邹浩的后裔,或许是为了彰显先世的清正显赫,特意盖上了这方“忠公后裔”的印章。
邹浩,北宋元丰年间进士。
及第后在哲宗朝任右正言官,即评论政事的谏官。
邹浩为人耿介正直,担心连累亲族,想要辞去谏官,他的母亲劝说道:“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吾顾何忧?”遂屡次上疏指摘朝政,结果数次罢官贬谪。
《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绍圣三年(1096),哲宗废黜孟皇后,决定立刘贤妃为后,邹浩认为此举不妥而极力谏止,结果遭到政敌章�谗言诬陷而贬谪新州。
宋徽宗立,邹浩召回复任右正言官,迁左司谏,益发忠言直谏,尽职尽责。
蔡京专权,拉拢邹浩不成,结果被打成“元�党人”而被再次贬谪衡州、昭州等地。
谪官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时,邹浩不再过问时政,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自号道乡居士,撰有《道乡集》,学者称道乡先生。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张凡【摘要】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
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
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Song typeface has a long histor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appeared in Song Dynasty and came into shape in Ming Dynasty with the influence of engraving practices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S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nts in the books of the two dynasties can help us know better the song typeface. This paper selects book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makes a detailed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thefont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this way, we can know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onts in engraving books, and then explore the formation time and development of song typeface.【期刊名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5【总页数】6页(P12-17)【关键词】宋体字;明刻本;宋刻本【作者】张凡【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23宋体字是今天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字体，但是，对于这样一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字体，我们的认识却并不透彻。
有关雕版印刷术的起源，目前有多种说法，实物证明，最迟至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术已在长安、四川、淮南、江浙等地民间流行，主要用于刻印佛经等读物。
流传至今的印刷品，以唐咸通九年所刻的《金刚经》最为著名。
五代时期据《开成石经》所刻的《十二经》，是现时所知最早刻印的儒家经典，标志着刻书事业由民间流行发展为官方主持。
现存五代刻本实物，仅有敦煌出土的《唐韵》、《切韵》等残本。
此外，现存朝鲜刻印于十一世纪初的《高丽藏》、日本宽治二年刻印的《成唯识论》，也属于早期雕版印刷的实物。
宋代刻本包括北宋刻本、南宋刻本。
宋代官方刻书事业兴盛，并准许民间依据“官本”翻刻图书。
继五代刊刻儒家经典后，两宋国子监主持重刻、新刻了大量儒家经典的注疏和其他书籍，如《十二经正义》等。
此外，中央的崇文院、秘书监及各地政府等也主持刻书，如佛教经典《开宝藏》和道教经典《政和道藏》。
北宋刻本传世较少，现存的北宋刻本，有四川眉山地区所刻《开宝大藏经》残卷等，是公认的珍贵文献。
南宋官方、私家及书坊的刻书活动盛行，刻书事业遍及四川、浙江、福建地区，其中尤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及邻近地区刻书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现存宋代刻本，大多为南宋所刻。
辽（西夏）刻本，包括辽代及西夏时代华北、西北地区的刻本。
辽刻本字体、版式均受北宋刻本影响，官方、私家、书坊刻书活动均已存在。
据文献记载，辽代曾刻印《契丹大藏经》和《龙龛手镜》等书，而《契丹藏》和北宋的《开宝大藏经》几乎是同时刊刻。
辽刻本因契丹族政权书禁甚严，较少流传，现存辽刻本有发现于1974年的《契丹大藏经》残卷等六十余件印刷品。
与此同时，西北党项羌族建立的西夏国境内，也曾刻印《西夏诗集》等书，现存西夏文及汉文雕版印刷文献有数十种。
金（蒙古）刻本，即金代北方地区的刻本。
金刻本在版式、字体、纸张、装帧等方面都接近北宋监刻本，刻书活动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地区）为中心，当地设有“经籍所”刻印经籍。
现存金刻本中，出于官方、私家、书坊所刻者均有，如《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其中以山西解州（今运城）刻印的佛藏《赵城大藏经》最为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