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刻本知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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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明代的《西厢记》刻本善本

两种明代的《西厢记》刻本善本
《西厢记》的版本众多。

国家图书馆珍藏有两种明代的《西厢记》刻本。

一种是明代凌濛初朱墨套印本；一种是明崇祯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

这两种《西厢记》刻本各具特色。

凌刻本，包括《西厢记》五本、凌氏《解证》五卷、附录“元人增《对弈》”一折及元稹《会真记》一篇，是今存最近于古貌的王实甫《西厢记》刻本，向来受到学者重视，亦多为当下《西厢记》的排印底本，比如王季思校注本、吴晓铃校注本、张燕瑾注释本等。

凌刻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体例完备、校勘精严、点评独到精彩。

张氏本《西厢记》，五卷，每卷四折。

在体例上有较为明显的传奇化倾向，在版本上，大胆改动，以致与元本相去甚远。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曾据以影印，惜当年影印条件所限，效果不佳，识读辛苦，缩小单色影印失去大量底本信息。

这两种版本的《西厢记》，一种以元剧原貌为标榜，一种弃元剧本貌于不顾，由此或可观明人戏曲理念之一斑。

书名：善本西厢记二种（全二册）作者：中华书局编。

明万历焦竑刻本《陶靖节先生集八卷》考释

明万历焦竑刻本《陶靖节先生集八卷》考释贺伟【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整理研究陶集时,往往把焦竑本视作宋刻陶集的一种,强调其校勘价值.仔细阅读焦竑本,并以之与现存宋本陶集对比,笔者认为,它应当是以明万历间李公焕本系统中的某种陶集为底本,并参校当时社会流传的其它陶集版本,以意删并,重自编订后的面貌.焦竑故意托言“友人以宋刻见遗”“昭明旧本”,以炫入耳目,自高其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末士人“务为诞伪”的时代社会风气.事实上焦竑刻陶集所据的底本,只是众多明代刻本的一种,它保存的宋痒本佚文,可能出于窜改,目的是为了给那些他不赞成的“一作某”的异文,提供直接的版本依据.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焦竑本的校勘价值,不宜太过强调,甚至需要重新评估.【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7)001【总页数】6页(P159-164)【关键词】焦竑;陶集;萧统本;李公焕本;宋庠本【作者】贺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陶韦合集》提要云：明凌濛初编……版用朱墨二色，刊刻颇工，而所评率无足取。

陶集八卷，前有焦竑《序》，指为昭明太子之旧本。

考是集自阳休之重定之后，昭明本不传久矣。

宋人不得见，而竑乃得见之耶？万历以后，士大夫务为诞伪，例皆如此，不足深怪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60页。

凌濛初把陶渊明、韦应物二人的集子合为一编，以朱墨二色套印，刊刻颇为工整。

据《中国古籍总目》的著录信息，凌氏原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以及辽宁省图书馆等机构。

《陶韦合集》中的陶集，是以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焦竑授吴汝纪刻《陶靖节先生集八卷附录一卷》（下文简称焦竑本）为底本。

现代学者整理陶集，对焦竑本多有参考，然对其所据的底本问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

仔细阅读相关史料，笔者认为焦竑本陶集颇有值得深思之处。

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

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明代和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书籍发展的关键时期。

研究明清书籍史，可以了解古代书籍的出版、销售、流传以及与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关系。

本文将回顾明清书籍史的研究，从书籍的刻印、版权、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探讨。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籍发展的关键时期，刻书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明代初期，以杨亿为代表的“杨刻派”主张真正模拟金石刻本，提出“忠实”的刻书准则，为书籍的准确传世奠定了基础。

明代刻书术的发展，使得书籍的印刷成本降低，数量增多，大大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和阅读。

此外，明代书籍的出版制度也逐渐完善，对于刊刻书籍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管理。

与书籍刊刻技术的发展相比，在版权保护方面，明代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

由于“传抄”现象的普遍存在，作品的版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这也造成了大量书籍的盗版和篡改。

一方面，这种局面阻碍了文人学者的创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明代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无力。

明清之际，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贸易，外国文化和思想的输入激发了中国文人的求知欲望。

这种“东西交融”的文化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籍的传播与发展。

明代中后期，被称为“书海”的海内外图书大量涌入市场，这些图书的引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观点。

同时，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知识的引进，也对传统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书籍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书坊逐渐成为书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提供书籍的购买和借阅服务，还成为文人学者的聚集地。

书坊的兴起，使得书籍的销售网络更加稳定和广泛，也促进了书籍市场的繁荣。

在明清时期，文人学者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提高，他们自觉地把握着书籍的创作、刊刻、销售等各个环节。

文人学者的创作活动，成为了明清书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他们不仅是书籍的作者和编辑，也是书籍市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而另一方面，书籍的发展也反过来支持和促进了文人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成就。

明代版刻宋体字研究——浅析宋体字成为明中后期书籍字体的重要价值

古籍善本一收藏C O LLEC TIO N明代版刻宋体字研究-浅析宋体字成为明中后期书籍字体的重要价值赵歆璐摘要：古籍刻本中的字体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一环，历朝历代对于字体的创新与创造更是反映了对于文化艺术的理念与想法，也体现了商业与文化价值的交融3而明代版刻字体的质变发展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明代刻书遍及全国，延续时间长，刻印书籍的种类多，不同时期体现不同的刻书字体，研究明代版刻字体的嬗变对于明代古籍版本的鉴定和收藏极具意义。

而宋体字的出现与演进对于明代古籍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它开创了明代版本鉴定的新纪元，为明代嘉靖至万历刻本的断代提供了鲜明的时间线。

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书籍出版、印刷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后世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和可持续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宋体字，鉴定，版本中图分类号：G 256.2一、明代版刻字体的基本演变明代版刻字体的演变大体上是从软体字向硬体字的演进过程，也代表着古籍字体从手写体向印刷体的转变，是我国书籍出版业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演进。

明代版刻字体根据字形特点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洪武至弘治时期，字体基本上继承了元末软体字风格。

江浙、安徽等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是以受赵孟頫书体影响而形成的赵体字作为书籍字体（图1)，福建及其周边地域则采用以颜真卿书体为蓝本而形成的颜体字作为书籍字体（图2)，此外还有官方出品的书籍是以一种新出现的软体字——馆阁体作为刻书字体的（图3)。

该时期书籍字体既有革新又有僵化，可以看作是为后期质变积累量变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则是正德至隆庆时期，字体由软体字向硬体字过渡。

该时期深受政治文化影响，特别是“复古运动”的发酵，读古书，翻刻古人书籍，成为了刻书业的时尚。

书籍字体以仿宋代刻本中的欧体（以欧阳询书体为蓝本的字体）入手，但在模仿过程中日益僵化，逐渐形成了软体与硬体风格兼备的字体形式（图4)。

明代吴兴闵氏刻本《明珠记》

明代吴兴闵氏刻本《明珠记》
《明珠记》是明代戏曲作家陆采依据唐人小说《无双传》创作改编的传奇剧本。陆采
( 14 9 7 ～
15 3 7 ) ，江苏长洲人。
原
名灼
，字子元
，号天池
一
，
作天奇，别署清痴叟。采性格豪
放
，不思举业
一
，
生未仕。喜远游，酷爱戏曲，作有传奇 5 种。今存《明珠记》、《南西厢记》
闵氏刻朱墨套印《明珠记》，传本世旧藏。陶湘 ( 18 7 0 ～ 19 3 9 ) ，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陶氏藏书重搜集明本及清初刻
本，明代闵氏家族所刻套印之书正为其所重。上世纪 3 0 年代．陶湘将其所藏《明珠记》
及全部明代闵凌刻本售与伪满中央银行总裁荣厚。东北解放后，荣氏藏书被东北图书
馆 ( 今辽宁省图书馆 )收藏。此书于 2 0 0 9 年人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辽宁省图书馆刘冰／文
三山急客，乌程 ( 今浙江湖州 )人。其与族人闵齐华、闵象泰等 3 0 余人历时 2 0 余年，刊
刻印刷书籍 1 0 0 余种。
是
书版框
高
2
0
2
．
厘米，宽
14 5 ．
厘米。
每半页 8 行行， 1 8 字，小字双行同字，白口，
四周单边。刊刻精美，版式疏朗，字体方正墨，色清润，为初刻初印之本。令人叹为观止

明代晋藩刻书研究

明代晋藩刻书研究山西早在一千余年前的北宋就已有非常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出现，据悉现存最早的山西刻本是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绛州宋守真刊印的《佛说北斗七星经》[1]。

到了金代，山西平阳(今临汾)遍地书坊，有“家置书楼，人蓄文库”之称，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

元代平阳仍然是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刻印了大量的四部书籍，金、元时期的“平水刻”名闻全国，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清时期，山西刻书更是得到极大发展，明代山西的晋、代、沈三藩刻印了众多典籍，尤其晋藩因其财力雄厚，晋王多通文博雅，所刻书质量好，部头大，成就居明代诸藩之冠。

本文试就现有材料，记述明代晋藩雕刻书籍的史实，论析其刻书的动因和所刊书籍之特色，考订其刊刻时间及刊刻者，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建国初，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朱家天下”，陆续将其24子和一个从孙分封至全国各要地为藩王，称作“屏藩王室”，以后又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周密的皇室子孙的分封制度，以图江山永保。

这些同姓藩王有所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之制，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官高位显、无所事事的大贵族。

有明一代，很多藩王修学好古，酷嗜文史，有的还多才多艺，著书不辍，据统计明藩王宗室有著述可考的有93人，共著书359种之多。

凭借藩王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积蓄了众多图籍的同时，还校勘刻行了许多书籍，这在明代诸藩中成为一种时尚。

明代藩府刻书可考者，共40余个，蜀府最先，秦藩、晋藩、周藩、鲁藩、宁藩、郑藩、徽藩、肃藩等，从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

所刻之书莫不精善。

这些“藩府本”既多且精，是明代版刻的珍品，也是别代所无的特有现象。

晋藩始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第一位晋王是明太祖的三子朱木冈，受封为晋恭王。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山西太原府。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二月薨。

此后历经定王朱济火喜、宪王朱美圭、庄王朱钟铉、端王朱知烊、简王朱新土典、敬王朱慎镜、惠王朱慎钅取、穆王朱敏淳等。

明代刻书书目研究

明代刻书书目研究王国强刘纪泽先生在《目录学概论》中曾说：石版本之重，始于明末。

”此话大体是不错的，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明人之重视版本，而且在书目中留下记录，在明中叶就已经开始了，并逐渐演变成版刻书目的发达，以及综合性书目对于记注版本的重视。

所以，说版本之重始于明中叶似更符合实际些。

明代刻书书目，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专门的刻书书目，一为记注版本的综合性书目。

本文拟对明代刻书书目作一评介，并附论其成就、价值以及发展的原因。

一明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官、私、坊刻数量众多。

与此相适应，明代官、私、坊都产生了一些刻书书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刻书书目体系。

1、政府刻书书目。

明代官刻，有内府、中央各机关和地方政府刻书。

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所属的经厂负责的，由宫内太监领导其事。

经厂刻书始于永乐年间，终于明朝覆亡，经历时间既长，又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刻书数量比较丰富。

由于所刻书籍主要是供后妃、皇子、太监诵读之用，所以其内容多是蒙塾初学所需和日常应用之类，甚或有《神童诗》、《百家姓》、《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读物。

经厂刻书书目主要有《经厂书目》和《内板经书纪略》。

《经厂书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著录，《千顷堂书目》著录作《内府经厂书目》三卷，存亡不知。

本目共著录一百十四部书，详载每书的册数、页数、纸幅多寡等。

《内板经书纪略》一卷，刘若愚撰。

若愚，襄阳人，系御马监外厂太监，熟谙宫中掌故。

崇祯末年，苦愚蒙冤幽囚，在狱中著《酌中志》以自明，卷十八为《内板经书纪略》，《松邻丛书》将此卷单独抽印。

本书目记载经厂库内所贮书板，共著录一百五十八种，每种详记本数、叶数，附录佛经道经各一藏和大、小五大部经、五般经等，每藏除记函数、叶数外，还详记某种纸若干张、某色绢若干匹、黑墨白面明矾若干斤等等。

此书目比《经厂书目》多著录五十余种书，大约是《经厂书目》完成以后所续添的。

《经厂书目》数百年来无人引用，大约久己失传，现存的《内板经书纪略》遂成为研究明代，尤其是内府版刻、装潢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

元、明、清篆刻流派的全面介绍

元、明、清篆刻流派的全面介绍一篇约稿开篇的话：篆刻走到元明以后，才真正成为篆刻，之前都是实用印章，这一点，为现代印人公认，但是初学者一旦学到元、明、清的篆刻，就首先迷乱于纷杂的流派，这些流派技法和想法各有特点，人物又非常众多，初学者最易头大，本文的目的旨在介绍，并不论证，可以当作资料性留查，因此引用了一些其他老师著作里的资料，开篇先表示感谢。

因为此文要涉及的知识点多，又都是名人和人名。

如上所说，这只是一个介绍性质的文章，不是啥论文，布丁说的话，也大都是聊大天的性质，很多话可能没有经过考究，万一说错了，你别来打我，要是哪位大神的先师在这里没有介绍到，是布丁的学识浅薄，并不是贵先师的名望不重。

另外，如果在文中引用了哪位大神的观点的话，因为引用相对较多，如果一一注明势必行文混乱，只好暂不注明，也请看在旨在弘扬篆刻文化的份上，不致深究。

自赵孟頫、吾衍以下，元明清三代文人篆刻大兴，其间流派的师生相传，各个流派之间的互相促进对整个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前面的文章发出来后，有朋友就留言说，要想把篆刻学好，拜个好师傅很重要，一旦拜师，自然就有师承，师承所系，往往就是某个流派的篆刻文化的沿袭，这是篆刻这种艺术形式特有的文化现象。

再有，因为篆刻流派众多，自然涉及的人名也比较多，看下来就会显得枯燥，但愿朋友们不要发火，本系列以后这样的章节一定不会太多。

好了，以上废话说完，以下大致算是全面介绍，本来想做个图表出来，发现前人做得有很好的图表，引用就可以了，不致再费精神。

一是李刚田老师的《篆刻学》里面的图表，如下：另还还有邓散木老人的《篆刻学》里的图表，如下：首先要说的就是文彭、何震。

这两个人的事情，我在前以的文字里有专节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

（据说是文彭刻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刻“笑谈间气吐霓虹”）接下来是苏宜、程朴、朱简第一批印人，他们专学秦汉，风格苍古朴茂。

再到后来明未，汪关父子又一变何震之法，专攻汉铸印，以工整流利为其特点，算独成一家。

明代尺牍的辑刻与传布

明代尺牍的辑刻与传布作者：欧明俊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04期古代尺牍，即今天的书信（私人书信）。

与尺牍相同或相近的概念有书、柬、帖、简、简札、简帖、小简、小札、简书、书简、简牍、札翰、书札、启札、书翰、书牍、手札、手迹、墨翰等。

明代，“尺牍”这一概念用得最为普遍，故可用之统称明代的书信。

明代特别是万历以后，尺牍创作盛极一时，作者多，名家多，作品多，质量高，影响大。

明代尺牍的大量辑刻与传布，是当时一大文化景观，很有系统梳理和评述的必要。

因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明代尺牍编辑困难，主要靠征集，尤其向友人征集手稿。

凌郡丞（迪知）有志于尺牍的选编，曾致书王世贞，搜集他与友人的尺牍，王世贞在回信《凌郡丞》中，对友人选编尺牍之举谈了自己的看法：生平于故人竿尺殊卤莽，前岁始晓令侍笔者录得数纸，及检子舆、明卿、子相书百之一，并仆近稿录去，始塞白耳。

屠青浦处为作一纸，公可令苍头别持索之。

家弟亦令检得少许后附上也。

不知公所梓合今古人或颛本朝否？鄙意以长书论事理，若望之、少卿、子长之类；小简叙寒暄，如晋人致语，分作两部，庶为全璧。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四，《四库全书》本）可见，嘉靖时已有人有意辑刻尺牍了，王世贞提出尺牍选集以历代和当代或“长书”和“小简”分类选编，有明确的选家意识。

有人平时有意收藏保存友人尺牍，如张时彻编辑《交游书翰》四卷，万历三年（1575）自刻本。

方用彬粘存其三十余年交友往来尺牍，辑成《诸名人尺牍》七卷。

选家视尺牍销售情况，读者欢迎的便增选续刻，故多系列。

如黄河清辑《风教云笺》四卷，又辑《后集》四卷、《续集》四卷，万历间舒用中天香书屋先后刻印，前两集又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江刻本。

钟惺辑、冯梦龙订释《如面谭》十六卷，又有《如面谭二集》十八卷，明末刻本。

尺牍辑刻的动机与意图，多是书商的商业行为，精心包装，书名即有广告效应，靠精美华丽的字眼吸引读者眼球。

第一，强调是著名作者，如“名公”“大家”“大名家”“贤豪”等，如王穉登《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四卷。

从明代刻本插图及绘画作品看文人书房家具陈设

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城市的喧嚣，追求一种 “ 雪满山尚，相沿成风。据明人范濂
《云间据目钞》记载：“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
一
桑、棉、漆、桐，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还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元代统治者将手工业者视为 “ 工奴 ”，划归为 “ 匠户 ”，凡划为 “ 匠户 ”的手工业者不得改业。明代以降，统治者解除了元朝时期对手工业者的人身限制，将全国居民分为 “ 民户 ”、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一袭官服大腹便便的士大夫正手持卷轴立于一张插屏的侧面插屏后面放置的两个大缸应为放置卷书画轴的画缸插屏前面是一张大画案画案上放有笔墨纸砚画面上角正中是支撑室内的建筑柱础在柱础的左侧可以看到一个书格书格上面横列放着成卷的画轴
从明代刻本插图及绘画作品看文人书房家具陈设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朝代，而闻名宇内的明式家具，正是在此社会条件相对成熟的阶段兴起的。明式
批硬木家具。由此，无论是宫廷贵族、富商巨贾，还是普通市井等社会各阶层出现了以搜
“ 军户 ”、“ 匠户 ”三类。其中被称为 “ 匠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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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明人喜翻刻宋元旧椠，书法版式，一仍其旧。黠贾即将纸色薰染，冒充旧刻出售，非精于鉴别者，不易辨识也。
• 同宋元本相比，明刻本用墨较差，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明刻本》中说：
• 明人印书，用墨佳者罕见。万历以后，多用煤和以面粉，以代墨汁，取其价廉，成本轻。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
• 试举三十年（1765）后所刻之六通，四十年（1775）后所刻之《旧五代史》，五十年（1785）后所刻之《续纂大清统志》，与十二年（1747）前所刻诸书，校其优劣，判若霄壤。嘉庆一朝，四年（1799）刻
《续纂八旂通志》，工料愈逊。九年（1804）勅纂《熙朝雅颂集》，特谕阮元
刊进，亦不如《全唐诗》。
• 雍正一朝，精刻内典，别规格式，字体力求方整，刀法力求匀净。乾隆一朝，四年（1739）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于武英殿设刻书处，特简王、大臣总裁其
事，殿板之名遂大著（凡前称内府本，后亦统称殿本）。十二年（1747）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刻三通，再次刻《旧
唐书》。凡在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写刻之
• 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种。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常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簾纹间。
• 黄纸复分黄棉与竹纸。黄棉与白棉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又有所谓黑棉纸者，余所见明冯天驭所刻《文献通考》及嘉靖刻薛应旂《四书人物考》两书用之，其色灰白，似经薰染。
• 明刻本在形式上的特点也随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 就版式而言，叶德辉《书林馀话》卷下云：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
• 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然。
• 此外长沙、济南、成都、太原、福州、广州等地的官书局也刻了不少古籍。
• 官书局刻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刻的这些书也多是一些符合正统观念的典籍。在这些局刻本中，有不少选择了较好的底本，经过专家们认真校勘，所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保存和流传古书的作用。
家刻本
• 清初的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他们一方面利用八股文和科举制族意识的人。
• 《四库全书》与《啸亭杂录续录》著录的钦定书约一百五十种，这些书的刊刻造成了中央官刻本的盛况。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一文对此述之甚详：
• 清代殿版书，实权舆于明代经廠本。惟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耳。顺治一朝，纂刻书籍，均经廠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廠本小异而大同。
• 康熙一朝，刻书极工，自十二年（1673）敕廷臣补刊经廠本《文献通考》脱简，冠以御序。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虽杂出众手，必斠(jiao)若划一。于武英殿设修书处，校对官员，写刻工匠，咸集于兹。又敕刻铜字，活板摆印，其书均称内府本。两淮盐监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体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
• 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 “引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 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 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
• 这则逸闻未必是真，但由此可以看出王延喆在嘉靖六年（1527）所刻《史记集解索
明代刻本
• 从刻书地区来看，各地的水平也不平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集《经籍会通》卷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 许多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被笼络，又怕遭迫害，所以便埋头从事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这使的清代家刻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很突出。
• 康熙年间，徐乾学代纳兰成德校辑宋、元人的经学书一百三十九种为《通志堂经解》，刻工就非常精细。无锡秦镤刻的巾箱本《九经》白文，也深为王士祯所赞叹，其《分甘馀话》卷三云： “近元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剞劂最精，点画不苟，闻其版已为大力者负之而趋。余曾见宋刻于倪检讨雁園（粲）所，与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
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
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斯为极盛时代。
• 十三年（1748），开三礼馆，刻《三礼义疏》，与《易》、《诗》、《书》、《春秋传说汇纂》合装，总名《御纂七经》，而《三礼义疏》即逊于《四经汇纂》。扬州诗局，于曹寅帮后，工亦中缀。……自此以后，勅纂各书之写刻印装，每下愈况。
• 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精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 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 此就产地而言。
• 如就原料而言，则苦竹斋主《书林谈屑》四《谈纸》中有云：
• 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机无睱。同治一朝，大乱甫定，天子冲龄，此事遂废。八年（1869）夏，武英殿灾，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
然。幸大内宫廷殿阁，奉天陪都、热河行
宫陈设书籍，尚有存者。武英殿灾，纂修
协修之官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未撤，而
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
• 定鼎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
• 康熙、乾隆等皇帝还以钦定、御纂的名义编撰了一批书籍供士子学习，以加强思想统治。对此，礼亲王也指出：“列圣万机之睱，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世之世观也。”（《啸亭杂录续录》）
• 明初经廠本基本上用赵体字。
• 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当时风气最重诗文，而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唐人诗集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欧阳询体，翻刻本也采用欧体。刻工为便于施刀，又将这种字体演变为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方正的匠体字，也即今人所谓宋体字。
• 明季刊本，往往见之，丑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板书，黑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 这是明刻本的大略情况。
六清本
• 官刻本 • 清朝统治者重视利用汉族文化为夺取政权
和巩固政权服务，视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朝礼亲王昭琏说： • 崇德四年（1639），文庙（清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
• 魏儒对明刻本的版式也作了类似的描述：洪武至弘治年间，一般多是四周双边，粗黑口，少数细黑口。经廠本、藩刻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
• 从正德起，风气逐渐改变，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版心刻字数，下刻刊工姓名，有的也将写工姓名刻上，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多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白口为多，黑口较少，单边双边兼而有之。（《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七章《雕印本的鉴定》第八节《版刻时代特点》）
• 就字体而言，弘治以前刻本，多用赵孟頫体。清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
• 昔在申江书肆得《黄文献公集》二十二卷，狭行细字，笔笔赵体。……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学赵书，其时如官刻经史，诗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
• 至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尚沿其家法。即刊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
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之精。
• 明代刻本中，经廠本、书帕本、坊刻本名声不佳。但是对这些书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坊刻本，“金陵富春堂刻的戏曲，都是很好的。”
•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采用了不少明刻本作为底本。叶德辉起草的《印行四部丛刊缘起及例言》中就肯定了明刻精本的价值：
• 宋元旧刻，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ci）颣(lei)，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其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
• 清代地方官刻本最有特色的，是清代后期各少蓬勃兴起的官书局刻本。钱基博《版本通义·历史第二》论其缘起云：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刻《船山遗书》；三年，置局于南京铁作坊；四年，《船山遗书》竣工。李鸿章与独山莫友芝子偲、南汇张文虎啸山等议刻经史诸书，于是因其人其地而为金陵书局。
• 七年，移局冶城山之飞霞阁。局制，官督而绅佐；一时学者云集。而刊本之最著者，《四书》、《十一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王氏《读书杂志》诸书，皆文虎所手校；而《毛诗》、《春秋谷梁传》、《后汉书》，则出德清戴望子高之手；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文虎用力尤勤。当时京朝大官索局刻书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过殿本也。
• 万历以后，流行两种字体，一是楷体，字形变长，笔画横细竖粗，缺少生气，也即今人所谓长宋体。二是行书体，字拟董其昌手笔，圆润流畅，婉转秀丽，金陵、建阳坊刻民间通俗读物多用这种字体。
• 明刻本的用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卷四论之甚详，今略举如下：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䵩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