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迁移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个案研究1
- 格式:doc
- 大小:597.11 KB
- 文档页数:17
第 31 卷 第 7 期2018 年 7 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Vol.31 No.7Jul.2018张培基散文翻译的归化策略探因——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周娜(长江大学,湖北荆州 434000)摘 要:《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在国内翻译界造成了很大影响。
该丛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学家张培基先生所撰稿的译文集结出版,受到了英语专业尤其是翻译专业学生的喜爱。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从意译、增译、减译和替换四个方面探讨了张培基译文(以下简称“张译”)中所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认为张译中的漏译、误译、增译、改译等现象是译者为了达到某种翻译目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的体现,是散文翻译中较好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散文翻译;归化策略;目的论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97(2018)07-0153-020 引言《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不仅为国内学者与专业学生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例,也为国外部分研究中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的学者提供了素材。
多年以来,国内有许多学者与翻译专业学生在研究及学习张培基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翻译作品。
如朱曼华(2000)对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为国内学者及翻译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实例,并称其为一本不是教材的好教材。
不过,也有学者及相关专业学生质疑甚至批评张培基在散文英译过程中出现漏译、改译以及增译的现象。
如硕士生唐萍(2015)在其毕业论文中谈到她认为张译的增译没有必要,其采用的增译手段是违背了对原文的“忠实”,是不值得倡导的。
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案例,从增译和减译两个方面探讨张译中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旨在论证张译中的漏译、误译、增译、改译等现象并不是对原文的“不忠”,而是他为了达到某种翻译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的具体体现,应该认同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肯定归化策略在散文翻译中的优势。
Vol.19No.14引言张培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教授,28岁时便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一生译出了无数经典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也给其他译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收录其翻译生涯中的经典译作,让读者大饱眼福,也让译者深受启发。
本文以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国散文时感受、传递和创造美,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翻译视角,启发翻译爱好者的翻译创造力,不断增强其文化自信,促使其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一、翻译美学及许渊冲的“三美”翻译思想(一)从美学到翻译美学对美学的定义是美学的最大难题。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对感官的感受”。
苏格拉底(Socrates,469B.C.—399B.C.)及诡辩家希庇亚斯(Hippias,460B.C.—399B.C.)曾就美学一词的定义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仍未能定义何为“美”。
最后,苏格拉底无可奈何地说,“美是难的”(董广杰等2011:12)。
被誉为“美学之父”的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1714—1762)是第一位使美学成为一门学科并将其定义为“对好坏的评判”的学者(毛荣贵2005:1)。
18世纪,实验美学在欧洲兴起,其宗旨是在具体事物中发现美的本质再寻找普遍标准来定义美,而此后欧洲大陆学者将美学定义为人们的某种需要被满足之后产生的愉悦感受,即对美的真实且自然的情感流露(董广杰等2011:20-21)。
在哲学视角下,美能使人感知欢乐、满足等情感。
古罗马时期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主张“辞章之美”,泰特勒提出“忠实之美”等(蒋雯倩2018:73),它是人们找寻愉悦的反射,是抽象的、实在的,可以被发现、被概括。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美学关注的是主体性审美实践,注重意象的表现形式,不太关注微观透视(刘宓庆2005:79-80)。
ENGLISH ON CAMPUS2022年38期总第634期汉英翻译中比喻的翻译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摘 要:文学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以及散文。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宝库中,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
在这些文学体裁中,散文因其短小精炼、语言朴素而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翻译家张培基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更为常用的翻译策略,占主导地位;异化作为补充的翻译策略,适用于汉语散文英译。
本文将选取《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高频率出现的修辞手法,具体分析张培基在翻译明喻和暗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从而验证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与其翻译的目的相符。
通过比较两对密切联系的翻译策略,作者认为直译的适用范围比异化更广,而归化则比意译更为常用。
关键词: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修辞手法;归化和异化作者简介:盖栩晨,女,山东理工大学,英语笔译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典籍翻译。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迅速,翻译成为连接中外的重要桥梁。
纵观中国近现代翻译事件的历史,不难发现,外文尤其是英汉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主导地位,而汉译外活动则少之又少且缺乏被学者关注的注意力。
为了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解释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呢?答案肯定是通过翻译。
众所周知,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无形的,它渗透到一种语言中,而语言则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
一、张培基和《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张培基(1921-2021)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系。
194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曾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起诉科担任翻译。
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然后回到祖国,投身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据统计,《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共四辑,收录了179篇通俗精妙的现代汉语散文,均由张培基翻译。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研究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张培基的一部经典著作。
文中阐述了英翻中的一些关键策略,并且在涉及到修辞手法的翻译上,提出了诸多有效的翻译方法。
首先,张培基提到了修辞手法对翻译影响。
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大量修辞手法被用来加强文字的表达效果,这些修辞手法在英文中未必能得到完美的体现。
因此,翻译时,译者要力求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效果,以减少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
其次,张培基也强调在修辞手法的翻译过程中,要做到多事、多方,即既要充分表达原作意涵,又要尊重原作特色。
只有结合当时的情景等背景信息,在保留原作风格和氛围的同时,才能增加英文译文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此外,为了实现更好的效果,张培基强调翻译者多熟悉一段时期的原文精神,弄清一种文字所具有的特定风格,以及该风格下修辞手法的施用方法和律动。
只有熟悉这些,才可以在完全表达原文韵律和修辞效果的同时,进行更自然的翻译,更好地表现中国的美学特色。
最后,张培基提出,翻译时对修辞手法的把握要体现和表达原文的情调,积极把握一定的修辞效果,以使英文译文更加得体、雅致,凝练、质朴。
总而言之,英译中文现代散文要求翻译者无论在表达方面还是语言工具方面,都具有非凡的天赋和高超的技能,使得英文译文精妙绝伦,信达雅。
张培基提出的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不仅丰富了翻译的技巧,也为英译中文现代散文的翻译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Zhang Peij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Selections is a classic work. The book discloses some key strategie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nd also provides numerous effective method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Firstly, Zhang Peiji pointed out the influence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on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odern Prose Selections, numerous rhetorical techniques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words, which may not be perfectly expressed in English. Therefore, when translating,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rhetorical effect completely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in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ext.Secondly, Zhang Peiji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to be versatile and multi-talented when translating rhetorical techniques, that is, to fully expres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work and respect its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original context, can the diversity of English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be increased while retaining the style and atmosphere of the original work.In add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Zhang Peiji stressed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style of a text and the method and rhythm of using rhetorical techniques in this styl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original literary rhythm and rhetorical effects be fully expressed while the translator can perform a more natural translation and better demonstrat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Finally, Zhang Peiji suggested that when translating, the grasp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should reflect and express the mood of the original text, grasp certain rhetorical effects actively, so as to make English translation more decent, elegant, concise and unadorned.In conclu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to have extraordinary talents and superb skills both in expression and language tool, so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an be exquisite and tasteful.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proposed by Zhang Peiji not only enrich the translation skills,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张培基,20世纪出名的中国译者,曾出版了《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作为一本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其翻译技术受到了众多译界从业者的高度赞赏。
张培基在译者必须掌握的技巧中,人文性、技术性、实效性是他最重视的三个基本技巧。
人文性技巧力求忠实译写在译作中,张培基首先力求忠实译写,其翻译的文章清晰、地道,对外语的运用准确,他的译文并不只是单纯的实用性,还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受,把翻译作为一种艺术般的表达,加强译文细节的处理,如有时为了更好地把原文的表达意图转化,会做出文字或语言的调整,这也是表达艺术性的一种体现。
技术性技巧精准把握语言张培基在翻译时,把语言把握得非常精准,特别是对读者弱点的把握,从而保证译文的一致性。
他会考虑翻译过程中的词汇难点以及由此引发的语法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准确的把握语言结构,保持原文的思路。
他还格外重视句子的结构,处理词语及词组的转换,以便让英译中文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构,并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通顺,更精确。
实效性技巧捕捉原文精髓张培基出版的翻译专著,侧重地收录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优秀文章,他在翻译这些文章时,从句法到措辞,把握原文的精髓,让译文更加完整,从而获得良好的实效性。
他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发挥想象力,把握文章的重点,以此发掘文章中隐藏的内涵,将原文的文化特点和强烈的审美感融入到译文中,加强译文的魅力,从而让原文得以生动的重现。
总之,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在当代的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培基在翻译过程中,把握语言技术,考虑句法结构,注重文字艺术效果,处理原文的文字严谨,让译文更加生动,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当代译学的经典,也让外语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文章。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
中国现代散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
出版商早已着手准备将中国现代散文译成英文,以便能够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
2005年,张培基教授出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便获得了成功。
故事的主人公历经了艰辛的翻译过程,进而体验到中国现代散文的自然美和字句的优美。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主要是由张培基教授,以及尤西娜、杨福林、吴健、陈庆铭等知名译者共同完成的。
其收集的文字非常丰富,包括鲁迅、茅盾、冰心、苏轼等著名作家的散文作品。
其中,以茅盾的《面孔》最为著名,故事描述了他在西藏拜访仓央嘉措时近距离接触到佛陀的神圣面容,而荡然无存的内心感受。
这首散文被英文译者译作“The Face”,凸现出中国文学的深厚内涵,极具文学艺术性。
另一方面,《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也体现出译者的技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把握文学艺术效果,以及保留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字,同时又不失原文的精髓,这是一个很考验译者技巧和艺术水准的过程。
在该译注书中,张培基教授与其合作者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翻译技巧,通过注释把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涵义融入其中,使故事更加灵活有趣,更容易理解,令读者在阅读时得到更多的收获。
本书也体现了最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如陈乃恒的“功能翻译理论”、坎特利的“失去翻译理论”等,从宏观角度让读者了解更多翻
译的技巧,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不仅深入浅出地把中国现代散文介绍给国外读者,而且也给我们以翻译的精湛技术、美妙的文学艺术感受,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译注书籍,受到了许多读者和译者的广泛好评。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张培基教授于1979年出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是以翻译的视角来反思中国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本书以中国现代散文诗歌为研究对象,尽管语言地域不同,但他们都能够运用语言的特征和独有的文艺表达能力来抒发诗人的情感。
张培基教授对那些文学翻译的技巧有着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他在探索中英文字面译义、文体翻译技巧以及文章翻译技巧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研究中英文字面译义或言语习惯比较是张培基译注的翻译实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他在翻译中英文时,努力保持原文语义的完整性,在翻译中保留原文的重点与强调,在汉译中尽量保留汉语的流畅性和美感,同时译文也应保持原文的精神气息与灵魂。
其次,张培基在文体翻译方面的技巧也非常出色。
他的文体翻译技巧主要体现在:尊重原文的文体特征,积极把握不同文体的不同表达能力,将中国古代文学样式融入现代文体,结合译者的个人风格,使原文诗歌表达的抒情性与现代文章和译文相结合。
此外,张培基教授在文章翻译技巧方面也有着很高的水准。
他的翻译技巧主要表现在:他掌握了有效的翻译策略,如:把原文分解并再组合、灵活性运用文学词汇和言辞形式,以及具有自我特色的笔触等;他运用了中英翻译技巧,如:多样化的文体翻译、词语翻译、句子翻译等;他还使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引用、释义、搭配等,这些翻译策略使翻译更具有节奏感和艺术质感,并且能够把原文的意义融汇在一起。
总的来说,张培基教授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的翻译实践中,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翻译成果,是因为他在中英文字面译义、文体翻译技巧以及文章翻译技巧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且掌握了有效的翻译技巧,有效地结合了中英文字面意义以及文化背景,从而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艺术完美结合。
张培基教授的翻译技巧不仅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追捧,被誉为文学翻译领域的佼佼者。
以上,就是张培基译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技巧赏析的全部内容。
从《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译文看张培基的翻译理念作者:陈振云来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0期一、引言张培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的散文翻译忠实、凝炼,在力求选词得当、语句自然流畅的同时又不拘泥于计较词句上的得失,而是把语篇神韵摆在第一位,追求既能完美地表达原文信息、原文功能、又能译出原文的风格与韵味,充分体现了他毕生追求的“忠实、通顺”的翻译理念。
他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译作涵盖了五四运动以来相当一部分优秀的散文作品,不仅为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提供了典型实例文章,而且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二、张培基“忠实通顺”的翻译理念及异曲同工的国外翻译理论张培基先生提出可用“忠实、通顺”四个字作为翻译标准。
忠实不但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
通顺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流畅地道。
如果不考虑表达是否通顺,只注重内容的忠实,常会导致译文失去原作风采甚至使读者看不懂;另一方面,如果牺牲内容而追求表达方式的华丽,则无法传达原文信息。
二者都不能说是完美的翻译。
在不能兼而有之的情况下,译者应首先照顾忠实的要求。
国内外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例如,德国翻译的“科学论”者赖斯在与弗米尔合作的《翻译理论基本原理》一书中也同样强调译文与原文“意图”的一致性(即“忠实”)。
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也提出:忠实的目标自然应该是翻译主体的意义。
他认为“在重新表达中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自由度,但是要想忠实于意义,译者也必须服从重新表达这一层面所必须服从的某些限制,因为它只能使用那些可以清楚正确的为目的语读者表达同样意义的手段在”。
但是忠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对此,功能派的奠基性理论——翻译目的论的创立者弗米尔提出了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
他强调从功能的动态性对等来解释翻译:翻译不是一种语言的词句到另一种语言的解码,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方式:译者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在新的、改变了功能、文化、语言的条件下复制,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形式。
从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看译者摘要: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中国英语现象,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及译者文化身份与中国英语之间的关系。
译文在实现跨文化交际功能的过程中,译者文化身份影响中国英语的使用,同时后者又促进前者的确认,两者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关键词:译者文化身份;文化目的;中国英语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6-0000-01引言随着英语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在不同国家形成了各类英语变体,在中国出现了中国英语。
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的两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出了贡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英语的译例,本文旨在从选集译文的评析中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文的语言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英语和译者文化身份1. 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不同于中式英语(chinglish):“中国英语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假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将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中国英语使用者的‘自我审视’而逐步减少或消亡。
”(李文中,1993:24)2. 译文集的语言特点—地道英文与中国英语并存译文集中使用的中国英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中国特色。
首先有音译手段,如朱德《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衙门差役”(张培基,1999:330)译为“yamen bailiffs”,(ibid.:337)柯灵的《巷》中“乌衣巷”(ibid.:346)译为“wu yi xiang”(ibid.:350),“胡同”(ibid.:345)“hutong”(ibid.:349),郁达夫《故都的秋》中“白干”(ibid.:207)译为“kaoliang wine”(ibid.:212)。
其次使用严格直译保留原文结构和中国特色,如廖沫沙“《师说》解”中“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可谓当今英译中文学习、研究界的丰碑,这部书汇集了大量来自中国现代名家的经典文章,他们是鲁迅、苏轼、郭沫若、林语堂等等,并且采用英文进行了译注,让国际读者能够轻松体会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美妙。
从技巧角度来看,张培基在译注上的独特手法,为当代英汉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英译中文翻译的核心技巧是要在保持原文语义的同时达到尽可能地良好的译文表达效果。
张培基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提出了“字词汉本贴近、翻译本贴近”的原则,介绍了注释技巧、引文技巧、调和技巧、精炼技巧、灵活技巧等技巧应用于英汉翻译的方式。
其中,“字词汉本贴近、翻译本贴近”原则是检验好坏翻译的重要标准,它要求翻译人员在保持原文语义的前提下,注重汉语的表达习惯,可以用汉语表述有关的概念,并且要保证翻译文本和原文之间的准确性,即按照原文表达的内容去清晰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意思,不要出现误差。
张培基编写《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时,建议翻译者使用多中手段来提升翻译质量,主要涉及注释技巧、引文技巧、调和技巧、精炼技巧和灵活技巧等:首先,注释技巧可以帮助翻译人员有效掌握语言特点,以便在掌握翻译时可以更好的把握原文的精髓和表达方式,翻译出更精确的文本。
其次,引文技巧也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它可以帮助翻译人员准确地表达原文的语义,并保持原文的完整性。
此外,调和技巧是保证翻译效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不失原文语义的情况下,使译文的表达更加接近汉语习惯表达。
随着翻译技巧的深入研究,精炼技巧从英汉翻译中被运用,它指在不改变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删减和修改原文,以使译文的表达更加简洁清楚。
最后,灵活技巧对于英汉翻译同样重要,它允许翻译人员在译文形态上与原文形式有一定差异,以便适应汉语表达习惯。
以上就是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在英汉翻译技巧上的独特发掘和诠释。
他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推出了完整系统的技巧,使英汉翻译效果更佳,也为当今国际文学翻译提供了更高的翻译质量及实践技巧。
接受美学视野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以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
张学明;李惠敏
【期刊名称】《今古文创》
【年(卷),期】2023()10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语言一直是关系到文学推广与宣传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中国文化负载词把我们的文学和语言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翻译好文化负载词,对于传播我国文化有很大帮助。
本次研究将选取张培基老师翻译的中国现代散文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接受美学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研究他是怎样处理《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文化负载词翻译问题,并对书中文化负载词加以分类,最终归纳出直译、直译加解释、音译加解释和意译四种翻译方法,为翻译人员提供参考,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总页数】3页(P105-107)
【作者】张学明;李惠敏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
【相关文献】
1.关联理论视域下的汉语成语英译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2.汉语修辞格的英译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3.翻译美学视角
下的散文英译策略——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4.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散文英译策略——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5.英汉语言差异视角下排比句英译技巧探析--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一、二册)为例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译者主体性看张培基散文翻译——兼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开题报告观察张培基散文翻译的主体性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感受,二是翻译者自身的阅读背景和文化背景。
在翻译张培基散文时,翻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语言、情感和文化内涵,同时把握翻译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在翻译中,翻译者的主体性可以表现为注释、语言选择和翻译风格等方面。
例如,在注释中,翻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选择哪些词汇或表达方式需要解释或说明,从而对原文进行解读和解释。
在语言选择方面,翻译者会根据自己的语言背景和译作目的,对汉语原文进行转化和调整,最终呈现出适合文化和语言受众的译文。
在翻译风格方面,翻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翻译理念和文化背景,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表现手法,使译文更符合自己的语言审美和文化意识。
另外,在评价《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开题报告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1. 立意和目的是否明确:开题报告需要明确介绍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目的,使读者能够清楚了解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2. 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开题报告需要清楚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确保研究过程严谨、科学。
3. 研究思路是否合理:开题报告需要明确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确保研究过程合理和有序。
4. 论文预期成果是否明确:开题报告需要预期阐述研究成果和预期效果,确保研究可操作可接受。
综上所述,张培基散文翻译的主体性需要从翻译者自身的阅读背景和文化背景出发,运用注释、语言选择和翻译风格等表现手法使译文符合受众语言文化需求。
在评价《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开题报告时,需要从立意和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论文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一部经典之作,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读物。
该书收录了四十多位著名散文作家的译文,由知名译者张培基所译,译文充满文学价值和民族特色。
该书从文学史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的想法和思想,其中有现代艺术家、新民主主义者以及各种政治思想家。
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改革等一系列主题,令读者受益匪浅。
张培基在译文中,精心策划了中英文的比较,让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英文版本中的词语表达与中文原文中的文字表达之间的联系,挖掘出当初作者的思想。
此外,张培基在译文中精心制定了一套翻译技法,他采用「提炼式翻译」的方式,将原文中的文言文转换成纯粹的现代汉语。
他在译文中还采用了意译、直译、表达式等一系列翻译技巧,令译文更加准确有力,体现出作者的思想。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充满了张培基的智慧和一系列的翻译技巧,他把本来条条框框的文学诗词变成了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示出张培基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技巧和成就。
在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他忠实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不仅充分展示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有力性,更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思想。
综上所述,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一部非常优
秀的译作,其中展示了张培基独特的翻译思路,以及高超的技巧。
该书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读物,又为翻译爱好者带来了新鲜而有价值的学习机会。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现代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独特的语言形式特点。
其中的文笔手法、思想氛围、情感表达十分独特,令读者沉醉其中,聆听到自然的意境及其语言技法的魅力。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许多光辉照耀的中国作家英译作品也不断涌现。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气质,这是由“张培基译注的”的收藏本,也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文学精品。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由张培基编著,包括了近五十篇中国现代作家的经典散文作品。
张培基是外语学者,擅长语言文学理论,并有着多年的英译经验。
他充分把握介绍文学作品特点的技巧,掌握英汉文化差异,把中国现代散文作品特色一一表现出来,从而把这部收藏本写得淋漓尽致、极具价值。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所选之作品,大都是反映当下社会及其生活的文学精品,表达的是当代文学的观点与思想感情,把文学文本的生命特性及其艺术魅力充分发挥。
张培基的翻译把散文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诸多文艺表现的手法被精准的表达出来,文章的重点与节奏也精确的诠释出来。
由此可见,他的翻译文字不仅仅停留在表达意义的层次,更细致考虑到文体特点,以及把文艺特色以不可替代的调动来体现散文的独特气质。
要使翻译看起来优雅深入,张培基所采取的技术也非常多样。
他采用了“概译原汁法”,即以尊重汉语原意为主,秉持谨慎、多余、少余的技巧,避免过多的意思转移,同时也强调原文的表达文体和文化背景。
张培基翻译为维护原文的特色特性,也使用了“借译”、“双重翻译”、“意译”等方法,还专门编写了译注,以加深对中国文学特质特征的理解。
总之,《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作为张培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爱之作,也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精品的重要一环。
张培基的英译技巧赏析不仅仅是英汉文学特质差异的把握,更是对中国文学表达方式的精确和准确的表达,也为读者开启了文学的新天地。
班级 _____英语083______学号__4号________姓名 __王宁______ 分数__________Cultural transfer in translation——a study of the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Zhang Peiji.AbstractWith increasing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ulture may undoubtedly bring out both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lthough there may be different means by which the exchanges can be achieved and the conflicts smoothed over, it is translation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most useful medium to serve both purposes.Since translation came into being, it has never been short of people‟s attention. Scholars formulate their ow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andpoints from different angles; various schoo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two major ones being the linguistic school and the cultural school. The theories of both schools are actually interwoven with one another. However, with the boom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field, cultural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scholars and have become the main research tendency.Susan Bassnett,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cultural school, thinks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take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so a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L culture and the T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cultural equivalence, the translator enjoys great freedom of creation. S/he can not only adopt a flexible method of rewriting, but also break with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original. This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aking a macro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y and reviewing it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has greatly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cult ural transfer”,this thesis endeavours to identify what exact cultural influenc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translation, and how a translator deals with these influen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rough studying the research datacollected from the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Zhang Peiji. Based on this case study analysis, this thesis expects to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ranslator‟s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behind various ch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s thesis holds that the translator enjoys 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and may employ every means to bring hi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to play so as 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source culture.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fer, Zhang Peiji,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or’s motivation1. Introduction1.1 General trend of translation studiesAs is known to all,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is to help people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achieve smooth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very purpose, translation is required to render exactly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So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were generally source-text-oriented or author-oriented and regarded “faithf ulness”as the criterion of good or bad translation. This source-text-oriented translation view, which focused on the perfect render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has long controll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critic may also ju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according to how clos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s to the original. In re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text, the debate of translatability or untranslatability, literal or liberal translation emerged on all sides. Correspondingly, the translation criteria were in riotous profusion. Tytlor‟s “three principles”, Yan Fu‟s “three-cha racter principle”, Fu Lei‟s “si milarity in spirit”and Qian Zhongshu‟s “sublim ation”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s.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were generally restricted in the scope of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Zhang Boran, Xin Hongjuan, 2005:1) ” without any theoretical support. It i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tha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y has reached an all-time prosperity.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 of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general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information theory, anthropology, semiotics, psych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etc.,.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gen eral translation theory, enabling the discipline to broaden the areas of investigation. The traditionally debated dichotomy between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various linguistically informed modern distinctions, like Nida‟s “for m al”versus “dyn amic” correspon dence, Catford‟s “for mal correspond ence” versus “text ual equivalence”, or Newmark‟s “se m antic” as opposed to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n general,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greater emphasishas been placed on “equal response”on the par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certain translation problems are discussed and explained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contrastive as well as inductive approaches are employed to study the language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As Professor Shen Dan (1996:57) pointed out, “such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etical front as well as the fairly extensive developments in specific interlingual contrastive studies have promoted considerably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nature and skill of translation”.In contrast, in practical terms, especiall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hat the translator faces is quit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reader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he or she has to convey differe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it is impossible to create the same text in translation as the source text.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Rendering the culture carried in one language into the language embedded in another culture involves not only the problems of large numbers of terms, vocabularies, unique lexical structures, grammatical norms, but also the culture existing in particular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real translation process is actually a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systems. The work of the translator i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se two cultures, one possessing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From this point of view, linguistic theories have been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re criticized as nothing more than “the inter-lingual synthesis”(Fang Mengzhi, 2003: 37). Obviously, though the very basis of any written text is language,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ranslating a text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involve very much more than language. The situation called for some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In the early 1970s, combining the best Prague Structuralism, British empiricism, German system theory, and the Belgium/Dutch descriptive studies, an exciting new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emerged (Genzler, 2004: 45). In his essay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88), James Holmes mapped out the structure for the new field as having three branches: theory, descriptive studies, and practice (Genzler, 2004: 45).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ed primarily along the middle branch of Holme‟s model, i.e. the descriptive studies (Genzler, 2004: 46).Itamar Even-Zohar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by proposing “polysystem theory” which has, according to Susan Bassnett, “changed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alysis and led to the great expansion in the field t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ranslation St udies”(Liao Qiyi, 1997: 13). In polysystem theory, Even-Zohar mainly talked about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as a subsystem of the larger one, in literary polysystems. In his essay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1978),Even-Zohar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ed works and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should not be categorized as either primary or secondary, but as variable, depending up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 operating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Based on polysystem theory, Gideon Toury attempted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One of the goals of his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actual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rough which he hoped to discover a system of rules governing transl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polysystem. Toury found that most texts were selected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while few choices were made based on aesthetic criteria. Satisfying targe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ranslation principles, despite the changes in the texts and lack of concern with source text, translated text still functioned as translations. Toury (1980: 123) concluded that the reason for this general lack of concern of “faithfulnes s”to the source text was that the translator‟s goal was to achieve acceptable translations in the target culture. Toury put forward a view of “ta rget-oriented translation”,a research method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ion. To establish a hierarchy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constraints) that determine (govern) the translation product, he proposed the term “translation norm s” (Gentzler, 2001:127).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norm means constraints imposed by social culture on the translation, i.e. it is mainly the target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 translators‟ decisions.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 culture, ideology and power structure, etc. The source text is created in a certain system, in which certain “nor m s”exist at every level, such as language, ideology, power relationship, etc. Similar to the source text, the target culture belongs to another system and takes on a series of its own “nor m s”that are accepted by its own readers. Translation is the impact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As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extended to the cultural system, the significant parallels and the sheer extent of the overlap between these two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have compelled many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take what has been term ed the “cultural turn”.The “cultural turn”first appeared in the 1980s. It did away with the limit of context, where translation wa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n isolated fragment of language but as part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cultural root underlying translation itself, to discuss translation version‟s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ideology, etc. It not only broadened people‟s horizon, but also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ranslation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The 1990s saw the real breakthrough for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series of momentous collections edited by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It was then thattranslation studies officially took the cultural turn. In the book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y presented a strong case for moving the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closer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rguing that “the object of study has been redefined, what is studied is the text embedded in its network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 signs and in its wa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able both to utilize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o move out beyond it (Bassnett & Lefevere, 2001: 123)”.They moved forward to go beyond language and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on the way in which culture impacts and constrains translation, and on the larger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convention. In the essay entitled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Snell-Hornby exhorted linguists to abandon their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to move from “text”to “culture”as a translation unit (Liao Qiyi, 2001: 382). Lefevere even saw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rewriting to study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ies existing in the patronage and poetic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ystems.Following this trend, studies on cultur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an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toward culture have flourished. Awareness of such issues can at times make it more appropriate to think of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which occurs between cultures rather than simply between languages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2004: 35).1.2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 school, translation is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either intra-culturally or inter-culturally. In this sense, translation should take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Different texts have their own functions. Only by taking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 the source culture achieve the same func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it doe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Otherwis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cannot be achieved even by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Functional equivalence is very much involved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However,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was put forward by Nida.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proposed by Susan Bassnett brings not only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but also it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 target culture into consideration.Bassnett distinguishes four categorizations of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nam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and absorption of the target culture to the foreign cultural norms; advanc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languages; and improv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vention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Gao Fengping, 2005: 81). Culture endows different source language text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W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do is try his or her best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source culture (Liao Qiyi, 2001: 363).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require different solutions to achieve th 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f the source text is meta-narrative text or the central-text which contains certain cultural beliefs,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adopt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s (Bai Wenchang, 2002: 365 in Gao Fengping, 2005:81); Literal translation should also be used in scientific texts (Gao Fengping, 2005:81). However, if the source text is just general literature, the translatorhas great freedom in making his choices.Bassnett insists that the translator possesses great initiative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quivalence. “The translator can rewrite the text flexibly, and can even break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source text” (Bassnet t, 2002: 92).Directed b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where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are concerned, and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 translator may take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arise.2. A Brief Survey of Cultural Transfer2.1 Definition of cultural transfer“T ransfer”is a general term which has various meanings. First of all, it is understood in psychoanalysis as the interference of one language with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er”in the linguistic field has profited a lot from the American linguist Robert Lado. As it has been claimed by Lado (1957:2) that, “individuals tend to transfer the forms and meaning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orms and meanings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both productively when attempting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to act in the culture, and receptively when attempting to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as practiced by natives”. Ever since then, “language tran sfer”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her work Language Transfer and Universal grammatical relations (1979), Gass first of all affirmed that “lang uage transfer does indeed take place”,and then pointed out based on her observation that, “some aspects of language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than others (e.g. elements that are perceptually salient or semantically transparent”(Gass,1979:7 in 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 5).Work by Kellerman (1979, 1983),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who has studied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demonstrated Gass‟s claim. His focu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what he calle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linguistic elements. He argued that “there are definite constraints on transfer which go well beyond mere similarity of the languages in question”(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7).By analysis of all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his own research findings in this field, Odlin, the famous American linguist, put forward the very often quoted influenti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rans fer”. According to him,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and perhaps imperfectly) acquired”. (Odlin,1989:27)Common to all the above scholars is their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isting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ir interest in the constraints that may be imposed on the transferring process.The phenomenon of transfer attracts the interest of scholars from many other fields, the typical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academic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ring the same concern to all kinds of constraint elements existing in the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s the field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bviously goes further.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wo language as well as two cultural systems,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 manifested in various forms and situations. The term “cultur al transfer”is introduced to illustrate the “cultural interference caused by cultural diff erences”.(Dai Weidong & Zhang Hongling,2000: 2)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often subconsciously allow their own cultural norms and value perspectives to govern their own thoughts and behavior and use them as criteria to judge those of others. In this sense, cultural transfer often leads to communicative barriers, misunderstanding and even hostility.Commonly recognized as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ranslation has much to do with cultural transfer. Early in 1954, the British linguist James Harris proposed a translation-type model in a generative framework with the purpose of helping solve some linguistic problem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model was called “transfer grammar”.His point was that, “whereas in a purely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many constructions and subdivings had no parallel,…we can find…on a translation basis---a parallel in one language to almost anything in the other” (Harris, 1954:267, in 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 1). Though his emphasis was not on translation,there is clearly an implic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when translation was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decoding proces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Apparently, Marton, a linguist from Poland, shared the same view with Harris. According to Marton (1981: 69), “translation is indeed a typical activity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ransferring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exchanging the expressions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ir accordanc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ransferring function is brought about during this kind of contrast and exchange”.The above thoughts make sense to some extent. The can easily be seen in the remarks of Eugene Nida (2004: 4) when he claimed that “anything that can be said in one language can be said in another”.However, the problem in reality is that translation is never “the decoding of words or sentence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but a complex form of action, whereby someone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a text (source language material) in a new situation and under changed function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ditions, preserving formal aspects as closely as possible” (Mary Snell-Hornby, 2001: 37). Translation undoubtedly deals with two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two languag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may usually cause more severe co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lator than do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2.2 The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Before going directly to the discuss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caused by cultural transfer, it would be quite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 so as to make the analysis more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al transfer is very much dependent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culture is a complex and subtle matter. So far, there is no one who has given a perfectly satisfying definition of culture (Liu Miqing, 1999: 3). Its complexity attracts the interests of scholars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it has been defined in different way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quoted definitions of culture was formulated by the British anthropologist, Edward Burnett Tylor (1871, in Dai Weidong, Zhang Hongling, 2000), in his Primitive Culture. According to Tylor, “culture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s, customs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 ciety”(ibid: 2). In such a context, culture is in fac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human society.Just as when efforts are made to define culture, 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can be various. Some people categorize culture into five aspects: material, intellectual,communicative, institutional and conceptual. And some divide culture into main culture, sub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Jing Liao&Guoyuan Tu, 2004:17). Recently, in his project proposal entitled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Cultural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the Spanish scholar Stephan Dahl (1998) clearly categorized culture into three layers: the surface layer,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 deep layer (Liu Weidong, 2001:47). This thesis mainly depends on this way of categorization. As the most direct-viewing part in this categorization, culture in its surface layer refers to all kinds of human products, including language, food, architecture, clothes and all sorts of arts, etc. The middle layer evolves the social norms and values, ranging from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o customs and behaviors, etc. The deep layer is also called conceptual culture. To be more specific, it is people‟s basic concept of life referring to thinking modes, traditions, psychology, religious beliefs, customs, aesthetic preference, etc.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Liu Weidong (2001:47), the cultural structure emanates from the surface layer to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n to the deep layer.To make it short and easier to analyze in translation, the structure of culture is simply divided into two layers: the visible social customs, habits, speech act and communication context in its surface layer and the norms, values and the basic conceptions, etc. in its deep layer.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cultural meanings, either in their surface structure or in their deep structure, are intricately woven into the texture of the language. Acting as the vehicle of culture, language symbolizes the cultural reality of human society. Every aspect of a nation is embodied in its language.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their use of language and view their language as a symbol of their social identity. Besid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a certain culture gestates its language system.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actually inseparable, and are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interactively.According to the abov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transfer can accordingly be classified into surface-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and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n terms of surface-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the language forms and cultural elements manifested in all kinds of communication events and speech acts would be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study. This happens when people directly transfer rules of speaking or speech acts from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 t communication rules between cultures.The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ldview of a nation or group, mainly involving people‟s ideas and thoughts whose influence on the speech act or communication is indirect and not distinct unless the language user knows both cultures well. That is why the participants concerned are still in the dark when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arise in communication. Though such psychological elements as aesthetic preference, ethical value, historical cultures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are not easilyperceived, they actually determine what people think, speak, and how they behave. Therefor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 in translation are more difficult to be noticed.3.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dopted by Zhang Peiji in his W ork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 ritingsCultural transfer is challenging and complex. It exists in quite a number of respects. Translating is a culture-bound activity. It is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ng becomes a complex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However, it is this interference and these difficulties that call for a high demand on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attitude. The translator must have a good mastery of both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Only when the translator has a clear and deep view of cultural difference can they employ proper strategies and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And only after they solv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cultural difference can the version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be carried out.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study Professor Zhang Peiji and his art of translat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in order to get some view of how he technically deals with all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selected works he has chosen to translate.3.1 Translation methods adop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ultural transferBeyond a doubt, for decades, scholars coming across certain translating obstacles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to tackle the difficult matters accordingly. Obviously, there are variou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different specific matte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major kinds of translation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which “follows closely the form of the source language.”Liberal translation is one “which“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is expressed in the natural f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it is hardly possible for the version to achieve the closest equivalence to the source message if the translator consistently translates literally or liberally since the goal of the translator in translating linguistic or cultural items peculiar to the source language is to make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identify themselves as fully as possible with the reader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context and understand as much as they can of the cultural customs, ideas, manner or thoughts, and history, etc.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anslator is to achieve this is to cho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