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审美范式到新的美学目标_论_省略_七年_文学英雄叙事建构的内在逻辑_李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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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不争的事实。
在历史小说领域,像《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这样一些作品,借古喻今,“干预现实”,却与50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迥然相异。
小说家特别注意与斗争和虚夸年代的文风拉开距离,在这一点上,决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叙事侃侃道来,不愠不火,文字平实而简约,情节中也绝无剑拔弩张的斗争场面。
作品向传统寻求精神资源,以对抗虚妄的现实,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昭然若现。
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小说题材,而小说家应对现实的策略是如此不同。
即使我们为了肯定这一时期文学,为它们献上自认为最美好的桂冠,结果如同大批判强加给它们的骇人听闻的“大帽子”一样,都无以概括以多元形式撒播和移植的文学过程。
那么,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史的立足点应该建立在哪里?实际上,上述对“十七年文学”部分内容的分析已经采取了这种方法。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探索它们得以生成的条件,包括以往赋予它们定义的那些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寻找“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我相信,这决不是一个所谓“纯文学”的探索过程,因为“组装的规则无法自我说明,只有在广泛不同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对象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们”①。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研究者不要作茧自缚:还未开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先被束缚在以往某一种现成的观念中。
由于社会环境和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异,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和福柯一定有许多不同。
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提,正如《国际歌》中那句老话:“让思想冲破牢笼。
”①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5页。
[董之林(1952—),女,北京市人,文学博士,《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黄 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现代性”(M oder -nity )是20世纪中国文学挥之不去的话题。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自然离不开这个主题,并非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它是反现代性的。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三大范式【内容提要】西方审美现代性有这样三种范式:第一是针对古典美学理性、知识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呈现出来的感性甚至非理性的范式;第二是反对古典美学道德主义的“外在”价值取向而呈现出来的审美独立的范式;第三是针对现代社会种种“异化”现实而呈现出来的用“审美之维”批判现代社会的范式。
关键词】范式审美现代性感性非理性审美独立审美批判西方现代美学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是它超越于古典美学的“古典性”却大致呈现出这样三个比较集中的范式:一、针对古典理性、知识主义而来的感性、非理性主义范式西方传统文明的基调是理性知识主义,理性知识一直是人们的一个最高理想。
正如策勒尔所说:“希腊哲学在公元前6世纪就大胆地并几乎是猛烈地踩出了由神话通向理性的道路。
”[1](p336)充分地信任理性、用理性追求知识、智慧的认识态度是古希腊文明的基调。
德谟克利特只相信理性,在晚年为了认识真理不受感性的影响,竟故意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问阿拉克萨哥拉一个人活着为什么比不活着好,他说因为活着可以研究天和整个宇宙的结构,可见知识价值取向的第一性。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性知识作为最高的标准。
感性在柏拉图那里只是一匹“劣马”,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感性容易犯错误,所以他逃避想象,认为:“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
”[2](p228)柏拉图认为文学艺术引起人情感的“感伤”与“哀怜”,与“真理”隔了三层,所以驱逐诗人。
亚里士多德不驱逐诗人,因为他认为人们看到艺术模仿一个事物之所以感到愉悦,是因为人们能从中想起它就是现实中的“某物”从而获得了知识。
中世纪更是把世俗的感性享受视为罪恶,用绝对理性信仰的禁欲主义和“彼岸”的许诺来压抑感性。
这种理性知识精神随着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我思”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正如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所指出的,笛卡尔精神滲透了一切知识领域,以致它不仅支配了哲学,还支配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散文理论的贫弱是文学理论场域内突出的现象。
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之外,散文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阙域,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辨识,也是散文理论举步维艰的表征之一。
孙绍振的“审美、审丑、审智”说在新世纪初期面世,理论模型的宏伟与逻辑论证的粗放构成了鲜明的错位关系,其中关于“审丑”的演绎在逻辑自洽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审美、审丑、审智”说由闽派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孙绍振所提出。
如果说陈剑晖是新时期散文思潮、争鸣、理论诸场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话,那么对于孙绍振而言,他则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争鸣、观念诸场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从新诗理论到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再到小说理论和幽默理论,从创作论范畴中的审智理论再到文本细读理论,在这些理论场域和研究范式的自由切换,皆能见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和及时介入的理论态度。
而散文如其所言,则是“最后关注的形式”。
作为后期涉足的研究领域,孙绍振当然不满意于平面研究的形式,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和自觉意识,推动着他在这一新的试验田里另起炉灶,树立新说。
平心而论,孙绍振的散文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多,如果以论文、专著、影响力三个指标来验证散文研究成果的话。
毕竟,新时期文学以来,专注于散文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如前所述,这也是导致理论建丰子恺漫画“审美、审丑、审智”说的理论得失文/刘军设身影蹒跚的一个原因。
不过,他的研究成果却因为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独特,还是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他的《“真情实感”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是一篇全面清算和批判“真情实感”论的学术论文,在立论和逻辑上推翻了这一长期笼罩散文界并演化为教条的理论观点。
相关余秋雨、南帆等人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注重新意的开掘。
此外,他的台港幽默散文研究更是别具一格。
在散文理论的声张方面,借助于前期的理论积累,尤其是《文学创作论》中关于形式美的理论思考,再加上积淀的大量文本细读的经验,他绕开了范畴论、特征论这些常见的理论视角,而是基于建设“散文审美规范”的思路入手,强调散文在形式美因素上的独特文体特征。
文化70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的三次突围文/高建平本文立意于从7()年来大量美学现象中选岀三点,说明至少存在着三次突围,美学学科通过这三次突围实现了更新。
20世纪80年代初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突围20世纪7()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美学热”是以恢复5()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姿态开始的。
这时所讨论的问题,例如在1978年曾被热烈讨论的“形象思维”以及随后恢复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在5()年代都已经被讨论过。
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在学术上也适用。
这里的“乱”与“正”之别,也意味着通过批判“文革”时代的理论话语而返回“文革”前的话语。
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接续过去的讨论,其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阐释得不好,活的知识也会变成干巴巴的教条。
回望5()年代,在中国出现了“美学大讨论”。
这是当时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
在这场运动的开始,朱光潜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批判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朱光潜写道:“我的教育过程充分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特色。
……我原已在封建教育过程中养成的那些颓废思想,在西方反动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特别是较后起的颓废主义文学里,很快地就找到了同调,一触即合。
”这一检讨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
“美学大讨论”所设定的目的,是实现思想意识形态的清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这时的朱光潜也就主动地将此前的自己设定为反面教材.从而通过“大讨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屮国建立新的美学话语体系。
这时,美学处于一个新的创造时期。
当一些美学家改变视角,放下既有知识的种种包袱.直接面对问题时,其思维有被激活的可能。
这些参与者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当然,这也是一个对外封闭的时期。
反帝反封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中心任务.也造成一段时间里对引进西方美学和继承古典美学的中断。
这种由朱光潜自己带头进行的批判运动,激发了学术界理论创造的活力,尽管参加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理论和现实考虑,但从总体上讲,这些讨论基本上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章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导一、“新文体”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端主要批评论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美术与生活》(1923)《屈原研究》(192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1922)《情圣杜甫》(1922)新文体:指近代梁启超所创散文新体。
19世纪9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报刊文章写作上取得了突破,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或称“报章体”。
其基本特征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杂用)、笔调自由(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句法参差多变,常用排句及偶句。
梁启超的文章,特别是他在《时务报》和《新民从报》上发表的时事政治评论,充分地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
因此,人们也称这种“新文体”为“时务体”、“新民体”。
这种文体服务于改良运动,一时风靡全国,效仿者众,开“五四”白话文运动先河。
梁启超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1、政论特征《陶渊明》2、引进外国名词与语言新变天演、风格、政治小说、心理学、情节、叙述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3、笔锋常带感情二、王国维与现代学术话语的产生王国维建立现代文学批评体系第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第二,尝试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文学批评理论1、悲剧观:《<红楼梦>评论》(1904)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思考(革新文学批评方法)王国维悲剧观产生的文化机制(心理动因)人生体验:叔本华、尼采、老庄的影响2、审美独立第二形式之美说(古雅说)的原创性探索审美批评理论3、境界说:《人间词话》(1908)4、文学进化论:《宋元戏曲考》(1912)王国维对现代文学批评体系建构的贡献首先,他的文学研究主要以非正统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小说、戏曲、词等非正统文学给予了更多关注其次,从理论上建立了新的文学批评标准,以美学理论取代传统文论中的经学意识和政教功利主义第三,他以客观的、理论的批评改造乃至取代了主观的、印象的批评第四,他自觉借鉴并运用了西方文论和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解构和挑战,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接轨与对话,实现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转化第二章《新青年》批评家第一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古典——现代;典雅——世俗;贵族——社会一、胡适与现代文学批评语言的重建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人。
・53・人文科技摘 要:电影通过满足观众的窥视与自恋心理诉求的满足促使受众产生快感,穆尔维以后,奇观电影的发展越发明显地呈现出来成为主流电影。
叙事的特性和结构在当代电影中日趋衰落,叙事的完整性、复杂的线性结构、情节的安排等等已变得远不如奇观场景重要。
关键词:奇观电影;叙事电影;电影分析《英雄》的问世似乎在向我们传达出:在后消费主义时代电影艺术正经历由叙事向奇观电影、观众审美需求由话语中心模式向时空模式、理性文化向快餐文化的转变。
有人认为《英雄》即没有深刻的主题思想也没有逻辑缜密的故事情节以及叙事上的安排,但是张艺谋说过“过两年以后,说你想起哪一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
但是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
传达出在新媒体语境下奇观电影似乎有取代叙事电影成为主导的倾向。
1 叙事电影与奇观电影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视觉艺术形式,语言与画面是其主要的表达载体,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看,电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要通过蒙太奇处理的叙事艺术。
通过美学法则把电影素材与画面有机的融合成一个合乎规则的整体,进而表达出多重的社会意义与属性价值。
电影通过满足观众的窥视与自恋心理诉求的满足促使受众产生快感,穆尔维以后,奇观电影的发展越发明显地呈现出来,成为主流电影。
有人发现,叙事的特性和结构在当代电影中日趋衰落,叙事的完整性、复杂的线性结构、情节的安排等等已变得远不如奇观场景重要。
传统印刷媒介向现代电子媒介的转变和传统叙事电影向现代奇观电影观念的转变带来了一种新的电影形式——奇观电影。
奇观电影一方面给消费时代的受众群体以极大的视觉满足;但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传统电影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中心的思想深度!所谓奇观,就是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主要包括动作、身体、速度、场面四种类型。
动作奇观电影主要通过种种惊险刺激的人体搏斗或运动来进行呈现,西部牛仔与枪战电影是主要的类型,在不少主流影片中,动作的夸张性和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情节的需要和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进而使得动作本身成为电影表现的主要目标;身体奇观就是通过多种电影手段与形式来挖掘与表现身体,其对象包括通过机械与道具以及身体自身的综合参与,女性往往成为电影视觉的对象;速度奇观更具视觉刺激场面的营造是一种以速度见长的独特的奇观电影类型;场面奇观指的是各种场景和环境的独特景象,这些景象绝非日常可见的。
模拟试题一一、填空题1、1750 年,德国哲学家_鲍姆嘉通_的《_美学》正式出版,在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心理活动有_知、_情、_意三个部分。
2、美的理论观念可以概括为_美是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_、_美不在现象,而在现象之后的更高的本质_、_美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或美是生活三个范式。
3、美感的发展经历了_不自觉到自觉_、_实用到审美_、_简单到复杂_、_狭窄到广阔_、_粗略肤浅到细致深入_的过程。
4、艺术中的崇高的典型形式有宏伟、规模大、巍峨。
5、艺术类型的两翼是艺术种类与艺术风格。
6、从具体的审美实践来看,审美活动方式的三种类型为日常式审美、鉴赏式审美和研究式审美三种。
7、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内容、以“艺‘为手段的美育思想体系。
8、梁启超所提出的变革文学的三个口号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
9、在现代中国美学的形成过程中以朱光潜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开创了美学史学科的研究。
10、美的一对基本表现形态是崇高和优美。
二、名词解释1、门类美学答:门类美学是各类艺术美学特征和其他新领域的拓展。
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建筑、雕塑、影视、商品、环境、科技、饮食等美学。
2、摹仿论答:模仿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观点:基于理性本质寓于感性现象之中的哲学观点,即通过描写个别事物来反映普遍性的“可然律或必然率”;基于没是比率匀称这一观点,也强调了艺术创造的形式规律的重要性,提出了戏剧创作中的“单一完整”的统一性原则。
3、接受美学答:狭义地说,是一种接受者对于“美的对象”或“对象的美”的接受活动,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措辞,就是对“美的对象”或“对象的美”的“消费”。
作为接受活动的审美是动态的,是一个流淌着的过程。
4、创造想象答:创造想象是对再造想象的突破。
虽然仍需要以以往的知觉经验为基础,但却是人的创造力的一种发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显现,是美感心理活动中最自由、最积极的心理现象。
创造想象并不需要依据现成的描述,而是对原有的知觉和记忆中的表象进行较彻底的改造,创造初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重建作者:王琳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04期摘要:随着我国文学研究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度不断提升,诸多新型的当代文学理论逐渐的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并且在我国文学领域当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学理论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诸多欠缺之处。
基于这一情况,诸多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纷纷投入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重建研究工作当中。
从本质上来讲,从中国当代理论的反思与构建角度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属于一种新型的研究角度,有效地从该种角度分析出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纠正,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就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反思;重建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反思与重建问题的研究重视度不断提升,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诸多文学理论研究学者的不懈研究下,先后经历了四个重大重建阶段,其一为,解决失语症问题阶段;其二为解决反本质主义问题阶段;其三为,解决强制阐释问题解决。
隨着在我国当代文学领域当中,这三种问题得到了有效地缓解,但是仍然为达该种理论重建工作仍然未达到理想状态,目前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建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并未形成一项统一的理论,由于文学理论研究学者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该项问题的看法也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重建问题,那就是文学原创性焦虑问题。
虽然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建目标上达成了一直,那就是构建出一套完善且具有较强适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但是在实际进行够贱的过程当中,各个流派的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在着手点方面却并未达成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我国的文学理论一直止步不前,很难获得持续有效地发展。
从新的审美范式到新的美学目标论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建构的内在逻辑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摘 要: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的审美范式主要是以一元独尊、凸现政治性为特点,这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规范下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成为 十七年 文学的中心任务,这赋予了英雄叙事规范理性的美学特质。
在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规定下,强调了 新的人民的文艺 营构的美学目标,并在这一美学目标的规范下,英雄叙事获得了核心地位。
关键词:英雄叙事; 十七年 文学;审美范式;美学目标中图分类号:I207 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3-0132-06收稿日期:2005-06-09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是这一时期文学叙事的重镇,那些有巨大反响的文本,基本上是以英雄叙事为主的,如 保卫延安 (杜鹏程,1954)、 铁道游击队 (知侠,1954)、 红日 (吴强,1957)、 林海雪原 (曲波,1957)、 红旗谱 (梁斌,1957)、 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英儒,1958)、 烈火金刚 (刘流,1958)、 敌后武工队 (冯志,1958)、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受特定文化语境的规范制约,其英雄叙事必然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文化语境的烙印,成为区别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标志而形成自身的审美特征。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从新的审美范式到新的美学目标,便成为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建构的内在逻辑。
一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中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艺术格局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元独尊、凸现政治性的审美范式。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晚清以降的社会秩序失范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为了确保新生的社会制度健全强固,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确保了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使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被纳入到政治的轨道上,而且还由此推广到全国范围。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学能够进入黎明期文学,进而转入发展期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原来封建的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的破裂。
鸦片战争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才会被人们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依靠自我所占据的统治地位,通过它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我的确认。
而随着大一统社会的破裂,过去的 文字狱 这样的文化专政策略失却了应有的功能,尤其是租界和割据的存在,消解了空间对人的思想羁绊,像康有为、梁启超等文化上的先驱者,在大清帝国一旦受到通缉,就可以逃亡租界或国外并获得继续宣扬自己思想的权利;发展期文学的发展动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一点。
如鲁迅受到国民政府通缉时,他就藏匿国民政府权力无法企及的租界,获得思想表达的自由权利。
中华民国尽管号称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真正统一。
这无疑是发展期文学英雄叙事多元并2006年第3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3,2006 (总第138期)Journal of Fujian N ormal U niversity (P 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N o 138存的重要缘由。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共产党在大陆不但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政治上也完成了统一。
一元独尊使 十七年 文学英雄叙事凸现了文学的政治性,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规范下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成为 十七年 文学的中心任务,这赋予了英雄叙事规范理性的美学特质。
其实,所谓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规范下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实际的文学叙事中,并不都是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中,其所塑造的英雄并不是这一理论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是为了新中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革命先烈,他们的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特质,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所谓的 社会主义 的阶段,其人自然就算不上社会主义新人。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新人有着特定的含义,这主要指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人物。
正是在这一规范理性的制导下,柳青在创作 创业史 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联结: 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的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1]如此一来,柳青在文学叙事之前,就已经把 一个村庄 的 各个阶级的人物 纳入到了中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 的问题构架中,我们无法否认柳青所体验的乡村生活之于这一构架的作用 这就是说,当柳青所体验到的生活和 社会主义革命 理论阐释相吻合时,其所展开的叙事就较为充实;当柳青体验到的生活和 社会主义革命 理论阐释不相吻合时,其所展开的叙事就显得 概念化 。
其实,这一弊端早就隐藏于文本构思之前,即他执意要把 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的人物 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下的 合作化运动 中,其捉襟见肘和削足适履也就难以避免了。
一元独尊的审美范式在凸现政治的同时,最终把文学纳入到政治的体系中,使之成为政治宣传的一种方式。
对此,赵树理曾经 检讨 过: 为了迅速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固然应该快一点写,但在写作之前准备得不充分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赶紧把不充分的地方补充准备一下然后再写,而不是就在那不充分的条件下写起来 [2]。
而赵树理所说的政治任务是什么任务呢?这就是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政治定论。
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展开的话,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富农在当前的农村中有坏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了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的对立面,但赵树理根据自己在农村体验的生活确认,这样的坏作用 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
而主流意识形态则号召作家们写新时代的英雄,但因为这样的新人新事并不突出,所以, 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 , 写马多寿等人仍比金生、玉生等人突出 [2]。
曾有学者针对这一现象作了这样的分析: 这种缺点的产生恐怕不是作者本身的创作力的问题,而是生活本身是否能够孕育某些批评家所期望出现的理想人物的条件问题。
作者有意去塑造他,但生活本身又难给予作者以方便,也就难免出现概念化的人物的。
[3](P448)其实,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希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铸造出一大批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新人 ,但客观情况是, 新人 本就是从传统而来的,他们所接纳的 新 意识形态,实际上还要经过他们既有的文化心理的整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看到的 新人 往往在 新 的外表下还隐藏着 旧 的内里。
即便是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他在通向新生的道路上,如果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诱导,如果离开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皈依,离开了自我价值在新的政治体系中的实现,他就难以如此持久地成为蛤蟆滩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换言之,梁生宝离开了在新的社会体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他的新人特质就失却了存在之本。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在一个被充分政治化了的时代,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从政治化这一价值标尺上,才会解读出其所以然的内在根据。
在柳青的 创业史 和赵树理的 三里湾 等英雄叙事中,我们所看到的英雄因生活在当下被政治化的社会而具有存在的根据;那么,在李英儒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 、杜鹏程的 保卫延安 、吴强的 红日 等反映革命战争的英雄叙事中的政治化又是怎样的呢?133第3期李宗刚:从新的审美范式到新的美学目标在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英雄叙事文本中,尽管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但其英雄叙事的出发点是当下作家的文化立场,是作家站在当下的文化立场上对英雄的重新整合,从而使英雄和当下文化立场下的要求相对应。
对此,李英儒曾经这样说过: 写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
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
从这样的基点出发,李英儒在检视自我的英雄叙事中,认为 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
可惜, 野火春风斗古城 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够。
[4](P5)这说明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作家是站在现实存在的此岸来书写已经成为彼岸的历史的,在这种情形下,彼岸是什么显然取决于此岸需要 采撷 什么。
作为此岸的被充分政治化的文化语境,其 采撷 的对象也就不能不被赋予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站在当下的文化立场上来审视革命历史,并通过革命历史来为当下的存在寻找到存在的理由,是作家在英雄叙事中渗透政治性的另一方式。
也就是用过去来证明当下存在的合理性,如吴强在叙及 红日 中的英雄叙事的价值时就这样说过: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
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而这力量就在于 看到美好的今天,了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仅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仅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5](P5-6)。
这就是说,吴强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把 美好的今天 的获得归结到了那些 英雄战士 身上,我们应该感念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这就有点类似西方的上帝观念中把当下的一切存在都归功于上帝一样,已经演变成了带有宗教仪式的思维模式。
类似的归结,在杜鹏程的 保卫延安 中也明显存在着。
杜鹏程说: 我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 [6](P46)这就是说,杜鹏程之所以写 保卫延安 ,与其说是要 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 ,不如说是站在当下的政治立场上表达 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 更为符合作家实际情况,这才是 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 [7](P526)。
冯志也说过: 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 [8](P1)。
正是从这样的责任出发,作者把此书首先献给的是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其次是 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 ,再次是 献给我的亲爱的战友和同志们 [8](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