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卫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以养生为基本内涵的“卫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与此同时，现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则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词汇，它是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l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对应的现代概念的。

1晚清以来，“卫生”的使用日益频繁，也承载了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

作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现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卫制度，不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而且也成了国人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一旦“卫生”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问题反而成了不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可见，关于中国近世卫生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深具意义。

为此，本文将在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回顾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医学界的研究由于在现代人的认识中，卫生与医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而现代意义上的卫生史研究，也是与医学史研究相伴出现的。

早期的医学史研究多少都会谈到卫生的情况，比如中国第一部医学史专著―――初版于1920年由陈邦贤撰著的《中国医学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医学》中设有《周秦的生理卫生学》一章，不过谈论的主要是《素问》和《灵枢》中的生理知识，对卫生则只是从饮食卫生、性欲卫生和优生学三个方面简单提及;而在后代各朝的论述中，则未再专门列出“卫生”的名目来加以讨论。

不过在第四篇《现代的医学》中，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等情况做了不少的叙述。

2在这类专著中，卫生显然只是医学的附庸，而且在民-国之前，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庸。

后来的医学史著作虽层出不穷，但卫生作为医学附庸的地位，则基本未有变化。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嘉约翰的中国生涯作者：陈小卡简介：文中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在华行医传教之路，并引导中国卫生风气之变。

使中国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对待妇女方面，在观念与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关键词：嘉约翰医学教育近代中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随着鸦片战争的烽烟渐散，以传教行医为先行的西方软文化之和风细雨接踵而至，传教士医师嘉约翰，乘此文化风潮，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医学。

嘉约翰（Kerr JohnGlasgow），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从小勤奋好学，十六岁考入大学，二十三岁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并当了七年的医生，加入教会。

东行来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会一样，都趁中国闭关大门刚开的时机进入中国传教。

根据基督教传教传统习惯，多派懂医道的传教士到新开展传教的地方传教。

于是，美国北长老会要选派医术好、不畏艰苦、可应对复杂困难环境、能开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国行医传教。

主动请求到中国行医传教的嘉约翰，非常符合条件而被派往中国，先在澳门行医，再到香港东华医院工作，然后到广州行医传教。

踏上半世纪的来华行医、办学、传教之路嘉约翰来华，与一家医院结下一生之缘，就是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

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带着新婚妻子抵达广州。

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颠簸，加上不适应广州的炎热，一年后里因病去世。

新婚燕尔，娇妻亡故，嘉约翰非常哀伤。

然而，他办完妻子后事，就投入到行医传教中去。

1855年，伯驾回美国休养，5月5日嘉约翰受聘接替伯驾，接掌广州眼科医局。

嘉约翰正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展医疗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6年爆发，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焚毁，夷为平地。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激烈对抗的时局，身为西方人士的嘉约翰难在中国立足，更别说行医了，夫人去世后，生活无人照顾，加上行医传教生活非常紧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能于次年返美，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但并未放下他在中国从事的事业，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四出为重建广州眼科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

中国近代医院和医学教育的开创在100多年间里，教会医院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

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

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

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

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

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

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

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

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肇始(1)近代医院制度主要起源于欧洲，且和宗教结下不解之缘。

天主教在中世纪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播教义的手段之一。

公元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

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日益进步，医院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医院制度。

西医传到中国，最初被赋予“借医传道”使命，一些医院也成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传授教义的场所。

西方医学扎根中国以后，树立了的良好示范，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患关系的转型，而且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1]一、传统医疗空间及医患关系的转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是大相径庭的。

李约瑟认为，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

第一个附带有诊所的救济机构是南齐君主在公元491年建立的。

公元510年，第一个政府管辖的“医院”随之建立。

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似已出现，比如公元591年，隋代有一位退休官员就曾出家资为感染流行病的数千平民提供医药和医疗服务。

[2]在古代中国，医院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历代的太医院系统虽分科颇细，如元明两代太医院均分十三科，但都是就中央官医的需求而定。

[3]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

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但护理空间仍以家庭为单位。

”[4]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

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

那些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户，悬壶行医，治百家病，吃百家饭。

“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全程护理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

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治，对医生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秦永杰;王云贵
【期刊名称】《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年(卷),期】2006(027)007
【摘要】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总页数】2页(P59-60)
【作者】秦永杰;王云贵
【作者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医学检验系,重庆40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09
【相关文献】
1.试论女医学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护理教育——以维奥拉·费舍为个案 [J], 宋瑞璇;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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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发展 [J], 王显超;牟英俊
4.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J], 秦永杰;王云贵
5.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J], 牛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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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影响【摘要】近代中国传教士医学教育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引入不仅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提高了医疗水平，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在教育领域，传教士医学教育的推广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院校的建立和发展。

传教士们通过医疗事业传播基督教信仰，拓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

传教士医学教育也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医知识和技术的医务人员。

传教士医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意义和启示也值得深思。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综合影响将持续影响中国的医疗和教育领域，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传教士医学教育、中国近代、影响、医学、社会、教育、基督教传播、现代医学、贡献、综合影响、发展地位、意义、启示。

1. 引言1.1 传教士医学教育介绍传教士医学教育介绍：传教士医学教育是指19世纪至20世纪初，由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医学院和医院，旨在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传授现代医学知识。

这些传教士医学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医生，也为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教士医学教育通过传授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医学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推动了中国医学的更新与发展。

传教士医学教育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医学的理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学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的医学、社会、教育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实施，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医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1.2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传教士医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19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传统中国医学开始受到挑战和影响。

传教士们将西方医学和现代医学知识引入中国，并在当地建立起医院、诊所和学校，开展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些传教士医学教育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起步。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基督教研究·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牛桂晓提要:美国传教士毕德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

他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为进一步拓展传教的途径,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公共卫生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毕德辉以公共卫生为媒介,与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引起了官绅对公共卫生的注意,也为传教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但是,毕德辉的卫生传教策略,也受到了外界的质疑,这使得毕德辉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牛桂晓,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毕德辉知识精英公共卫生运动卫生传教20世纪初,随着社会福音运动的兴起,美国传教士毕德辉(W.W.P e t e r)出于传教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公共卫生运动,这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也开创了卫生传教的新方式。

毕德辉作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近几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但现有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毕德辉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形式和策略上,对其卫生传教活动的探讨付诸阙如①。

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毕德辉的卫生传教活动进行考察,以加深对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毕德辉与卫生传教的提出毕德辉是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曾先后担任青年会演讲部卫生组干事、卫生教育会总干事,被中国基督教界认为是“最杰出的卫生专家”②。

他于191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拉什大学医学校,1911年受福音派协会差传部的派遣来华,在湖北武昌的仁济医院工作。

如同其他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一样,毕德辉来到中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为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使他们信仰基督教。

但是,教会医院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医学、宗教领域的新变化,使得毕德辉放弃了在教会医院的工作。

他开始提倡公共卫生运动,希冀以此改善中国的卫生状况,加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进一步拓宽传教的路径,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积极改变传教政策,使得“新教教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迅速拓展”③,作为传教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医疗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开放与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密切相关。

在19世纪中期，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崩溃，也为外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了机会，介绍西方的教育模式和理念。

传教士们致力于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也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带入了中国。

他们设立了学校、医院和图书馆，为中国人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传教士们的学校主要分为两类：传统学校和现代学校。

传统学校依然采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模式和课程，但加入了基督教的宗教课程。

现代学校则更加注重引进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批判思维能力。

传教士们在教育实践中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提出了普及教育的理念，倡导教育的普遍性，不再只是为士人子弟服务。

传教士们重视女性教育，反对旧时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提倡平等教育。

传教士们还大力推动科学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备科学素养的专业人才。

传教士们还在教育方式和教材方面做出了一些创新。

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加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和实践能力训练。

传教士们编写了许多新的教科书，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历史、地理等知识，帮助中国学生了解了外部世界。

传教士教育在中国也存在一些争议。

一方面，一些传教士过于强调基督教宗教课程，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引发了一些文化封建主义的批评。

一些人担心传教士教育对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冲击，破坏了中华文化的传统。

传教士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引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推动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与此传教士教育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思考，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挑战。

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公共卫生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清朝末年，中国依旧是一个疾病流行和卫生状况极差的国家，灾难性的饥荒和病毒在不断地肆虐着民众。

民间卫生保健和医药事业尚未发展，对于疾病的防治存放极大的困难，疾病和死亡率非常高。

影响公共卫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社会和经济结构、文化和教育水平、自然环境等多种要素。

在过去的历史中，许多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都是因为环境因素的变化导致的。

比如，黑死病的爆发就是因为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导致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因此，近代中国尝试了许多个方案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

在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方面，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义务的教育规划和普及。

在旧中国时期，教育的质量和社会地位大多数不高，加上普及率很低，很少有人能接受到高品质的教育，这也对公共卫生的改善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教育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各地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如1901年，沈阳市就成立了一所师范学校。

1902年，上海和广州分别成立了沪江师范学校和广东实业学校，这些学校提供专业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教育。

随后，在各地陆续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学校，在促进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为了推广公共卫生知识，许多报纸和书籍不断地推出，拓展了大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认识。

其中《吾谈卫生》是一部抒发公共卫生思想的代表作品，作者王文照抨击了传统的卫生习惯，推崇了科学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著作推动了全民健康生活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卫生状况。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国家开始加强了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投入，成立了中央卫生署等部门，提倡控制各种传染病和防治卫生问题。

这对古老颓败的公共卫生体系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量措施，加强了公共卫生的监管和防治。

此外，还建立了医院、病院等医疗机构，改善了民众的就医可行性和医疗状况，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

晚清新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的拓展(1834—1911)作者：马光霞来源：《消费导刊》2011年第17期晚清基督教新教在华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当时国际上的宗教大背景，近代西医科学发展的大前提，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内社会的复杂处境。

笔者通过对此背景的梳理，简述晚清时期新教在华所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

一背景(一)国际背景1.世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新动向向世界各地传播福音是传教士们的历史传统及使命。

继17、18世纪的“福音奋兴运动”之后，1888年在美国又兴起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抱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奉献精神，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表示愿意献身于宣教事业，前往海外宣教，于是掀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宣教高潮。

1910年，英国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将全球宣教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讨论和研究了宣教组织的协调与合作等8个问题，并提出了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传教区进行调查的建议。

另外，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使得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而根据下列统计，1868～1912年间，美国各大宗派均成立有女子海外差会，共派出女传教士200万。

1898年，美国在华医药传教士共111人，其中男68人，女43人。

可以看出，妇女在传教事业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基督教的医学传教传统借治病以传道并非近代传教士的首创，基督徒崇奉的耶稣生前就是这样做的，《圣经》中有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耶稣还教他门徒给人治病以传教，所以说基督教的医疗事业符合耶稣爱人如己、济世救人的精神，也可以说耶稣借行医以传道给后来的传教士树立了榜样，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中都伴随着医疗手段，在近代中国亦是如此。

如1569年澳门主教奈罗(MelchiorCarneiro)所建的SantaCazadaMizericordiaHospital就是西方人在中国所建的第一所医院。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体制化西医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西医教育的体制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原封不动的照搬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体制与国家政策的脱节。

中国西医学的发展源自于近代传教活动的扩展，随着传教事业的进展和需要，传教士对西方医学的输出从知识层面逐渐向体制层面转变。

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体制化肇始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实践。

1807年，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拉开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序幕，马礼逊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

新教脱胎于天主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

新教教义与天主教相比更重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社会化和世俗化的观点。

宗教改革后的社会化潮流使得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变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

被派往海外的传教士们在传播教义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教会西医教育的发端早在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向中国民众传播牛痘接种技术时他就意识到培养中国助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在他看来，中国助手不仅是他与病人之间良好的媒介，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对西医技术和医院的信任感，相比于传教士，中国民众更容易接受来自本国人的服务。

于是他挑选了几名中国学徒进行培养，邱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位种牛痘的专业医生，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有《引痘略》一书于1817年刊行。

时值天花肆虐之际，《引痘略》已经出版便风行全国，而其中的种痘方法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地纷纷效仿广州建立了牛痘局。

近代最早的西医教育诞生于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广州眼科医局中。

伯驾的眼科医局顺应了当时广州的医疗需要，在刚建立的两年之中，他就接诊了3000多名患者。

伯驾给长老会差会的报告中提到：“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2月4日，病人的总数为925名，其中男性655人，女性270名。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何小莲(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

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

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

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

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收稿日期:2006-04-05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

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

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

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

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

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

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

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

“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

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

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各种变革，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

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不仅仅传播了宗教信仰，还引领了中国的教育进步。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

他们创办了学院、学校和医院，为中国人提供了无偿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些教育机构不仅仅传授基础教育知识，还引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教育理念。

通过传教士的努力，许多中国学生得以接触到新的知识和教育方法，为他们开启了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推广了现代学科和学术研究。

他们将西方的知识和学科引入中国，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

他们还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并将其介绍给中国学生和学者。

这些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可能没有接触到的西方学科和著作对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他们倡导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

他们提倡学以致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传教士还引入了新的教学方法，如小组讨论和实验教学。

这些创新方法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育家和学者。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

一方面，传教士传授的宗教信仰常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相冲突，引发了一些反对声音。

传教士的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教育体制存在差异，导致了一些教育理念的冲突和摩擦。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积极的。

他们为中国提供了现代的教育资源，引入了新的学科和教育理念，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他们的贡献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还涉及到了中国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传教士的教育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争议，需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

西方传教士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治病最近，关于明清以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的争论再次成为不大不小的热点。

亲基督教人士认为，基督教传教士为科技文化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医学、教育等，对中国现代化有巨大贡献，这种贡献甚至被某些人宣扬为“恩重如山”。

其中的一条论据就是，如果没有基督教传教士，就没有西医的传入，“如果没有西医，就凭清末的中医水平，可能很多中国人的上几代都已经死了”，“所以每个看过西医的人，都应该感谢基督教，最起码不应该敌视”。

不过，要使这个推论站得住脚，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厘清：一，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医，本意完全是给中国人看病吗？二，传教士的医疗事工是何时在中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传教士从事医疗事工原为传教清康熙年间，由于罗马教廷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横加指责，引发“中西礼仪之争”，康熙帝后期实行禁教，而后雍正、乾隆贯彻之，给西方在华传教事业以沉重的打击。

加上原本耶稣会士奉行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利玛窦策略”被罗马教廷否决，中国上层士大夫开始抗拒基督教，一向效果显著的上层传教路线从此堵塞。

当上层路线通畅的时候，传教士们并不会费力向底层中国民众进行医疗服务，而新来的传教士开始转向下层民众进行传教，医疗事工也就随即展开了。

为了同中国人广泛接触，1820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在澳门创办诊所，1827年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广州创办医院。

1835年，郭雷枢曾在《中国丛报》上发文，第一次提出“医疗传教”的特殊理由：“现今正在派遣传教士的差会应该向这个蒙昧的种族派遣医生，……将会通过获取中国人的信任而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身体和利益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既然如此，就可以首先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然后再导他们进入信仰的思考。

”这就说明，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医的初衷，是为了降低中国人（特别是底层民众）对传教士的排斥，进而皈依基督教。

近现代中国西医的传播与接纳近现代中国西医的传播与接纳是一个非常有趣和丰富的话题。

这个话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等。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近现代中国西医的传播与接纳过程。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接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发展现代医学，而中国仍然依赖于传统中医。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医疗工作者来到中国，开始将现代医学引入中国。

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美国的切尔任医生。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开辟了现代医学院校的西方医生。

随着更多的传教士和医疗工作者的到来，西药、西式手术和西方公共卫生理念也逐渐传入中国，对当时的中国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当然，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遭受了一些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怀疑。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文化差异。

西方医学与传统的中医有很大的不同，包括诊断、治疗和药物使用等方面。

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医学观念和哲学观念不同。

因此，有一些中国人对西医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但是，尽管遇到了这些困难和阻力，西医在中国仍然得以传播和接纳。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和现代化。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和学习西方医学。

此外，西医的传播和接纳也离不开一些非常积极的因素，如海洋贸易、科学研究和医疗交流等。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接纳。

总的来说，近现代中国西医的传播和接纳是一个复杂和多层次的过程。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是，随着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和学习西方医学。

这个过程有利于中国的医学发展，并为世界医学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