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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也积极参与了教育事业。
他们在中国开办了学校、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并领导了一些现代教育改革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传教士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和教会工作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关注起中国本地学生的教育。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观念，还教授了现代科学、文学、艺术等知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人才。
这些学校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教育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等内容。
这些著作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了解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重视对经典的注解和背诵，忽视实践和创新。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了现代科学、实用技能等内容，提倡了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育理念。
他们还推动了一些现代教育机构和团体的建立，如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
这些举措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美国传教士还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传教士们在中国学习了中文、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领了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离不开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努力和贡献，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外国教育人士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更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教育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需求。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教育观念，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介绍和推广。
美国传教士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最早在中国进行教育活动，是在清朝咸丰年间。
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和观念开始涌入中国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以基督教为媒介，引入了西方的近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如盐有中学、汉口中学、南京金陵女子书院等，这些学校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桥梁，为培养中国的教育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中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仅是教育者，更是学者和社会改革者。
他们除了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还大力推广西方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
因为传教士们的介入，中国的教育领域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学生们不仅学会了西方的知识，更接触到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推动中，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重视培养中国的教育人才，积极招收中国学生，鼓励学生们自主学习和创新思考。
一些著名的中国教育家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接受过传教士的教育，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变革。
在中国的近代教育史上，美国传教士曾经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乏传教士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和挑战。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摘要】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受到了美国传教士的深远影响。
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也存在合作与冲突，传教士在中国教育中面临着挑战。
他们的思想影响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教育。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地位与影响不可替代。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他们留下的教育遗产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并对未来的教育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启示。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影响、贡献、合作、冲突、挑战、思想影响、地位、不可替代性、传承、发展。
1. 引言1.1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的背景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教育体系落后且保守。
许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理念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美国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信仰，并且开始涉足教育领域。
他们将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的背景中存在着文化冲突和融合，他们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和观念，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和挑战。
这一时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塑造。
通过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中国教育逐渐走向现代化，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1.2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他们带来了现代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传教士们在中国开设学校、教授知识，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中国知名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人才。
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仅是教育内容上的传播，更体现在教育理念和制度上的改革。
传教士们提倡启蒙教育，倡导科学、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变革。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仅仅是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为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大学。
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为中国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
许多著名的中国学府，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
这些学校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美国传教士在课程内容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改革。
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引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丰富了中国学生的知识面。
传教士们还将西方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传授给中国学生，培养了一批思想开明、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他们在教育中强调实践和实用性，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际动手能力，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美国传教士还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方面作出了努力。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并尝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他们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同时又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教育相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他们将较大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基督教宣传和信仰的传播中，放缓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他们的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理念存在冲突，引起了一些社会和政治上的争议。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为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大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们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丰富了中国学生的知识面。
他们也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价值观。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但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以及对外关系的影响清政府闭关锁国之时正值英国急需开阔海外商业市场，掠夺海外财富并不断向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之时。
与此同时，大批的传教士纷纷意图进入中国传教，引起了纷争，带给时人和后人们一个困惑：传教士与外来宗教带给中国的更多是进步还是退步，是接受新思想文化的喜悦还是备受战争侵略的痛苦。
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主要目的以及他们与鸦片战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目的笔者认为，早期传教士来华目的是要将福音传给国人。
18～19世纪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新教兴起传教运动。
“各宗派先后成立向国外布道的差会组织，将新教传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地区。
在传教过程中，西方文化也随之向宣教区渗透。
一些传教士充当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和谋士，把新教的‘世界主义’作为殖民统治和破坏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作为特权列入条约，传教士遂以此为护符进入1/ 5内地，来华传教士人数亦随之剧增。
”由果索因，战争的结果是传教士进一步的进行传教，这么来看，即使传教士最初的目的只是单纯的传教而不是政治侵略的话，他们的心中也是支持本国的侵略战争的。
毕竟在这种宗教国家，对外国的侵略是对宗教发展自身有利可图的。
所以传教士即使不是政府派来的间谍，也至少是支持本国对外进行政治侵略的。
此外，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面临这样一个困窘的局面，他们来到中国，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将福音传给国人，他们甚至甘愿为此目标而放弃一切，但是，他们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不能传教的局面。
传教士既需要传教，也认为接受福音是中国人最大的需要，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在母国政府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顺便将自由传教的权益附加在里面；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相当无可奈何的事。
总之，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只是特殊时期赋予了他们无奈的特殊使命，而这种特殊使命又恰好是自己有利可图，如此而已。
上海大学2010～2011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课程考试小论文课程名称：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课程编号：02108904论文题目：《无奈的选择：晚清中国近代化中的晚清政府与美国传教士》研究生姓名: 王传凯学号: 10720263论文评语:成绩: 任课教师:评阅日期:无奈的选择：晚清中国近代化中的晚清政府与美国传教士——读《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后的认识王传凯我有幸拜读了这本王立新教授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其中的收获很多：资料的详实，视野的开阔，论点的新颖，都是值得我们后学者好好学习的。
正如作者的导师杨生茂先生所评价的“本论文引用了大量的中文资料设计社会生活底层的原始资料，从而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影响提供了新的论据并实现了作者弥补不足的意图”。
1根据作者的引注和附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引用的中文论著达200多种，英语文献100多种。
这足以说明作者资料的详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最为引人称道的是作者言他人所未言的精神，填补了传教士在华研究的若干问题的空白。
正如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所说的“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2作者没有延续顾长声教授的创造思路即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运用宗教侵华而是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把美国传教士放置在晚清那段历史之中，多角度、多层次的讲述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的关系。
本书把近代教育的改革、“开眼看世界”思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作为晚清现代化的运动的重要环节，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论述了晚清传教士对这几个环节的影响。
作者还在论述这些问题以前详细介绍和分析了美国传教士的情况，使读者没有知识的盲区。
通读了几遍这本论文，给我的感觉是晚清中国近代化中晚清政府与美国传教士的结合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随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许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主要从事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但他们也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基础教育的推广。
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普及了基础教育。
这些学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道德修养和人格素质。
大量的中国青年通过这些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西方教育理念的传播。
传教士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束缚。
他们提倡启蒙教育，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他们注重实践教学，提倡学以致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
传教士还将西方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引入中国。
他们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如《传世词典》和《中国讲英文》等，这些教材填补了中国教育领域的空白，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传教士还将西方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国，如小组讨论、实验教学等，为中国的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传教士还通过创办高等教育机构，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他们开设了医学院、文理学院等，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
这些专业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一方面，他们的传教活动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引起了中国一些人的反感。
他们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强行引入中国，有时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点，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但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
中国的近代教育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待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具有复杂的态度。
在这个时期，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负面反应。
本文将探讨清朝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传教士的到来清朝初期对外国传教士持开放态度。
在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致力于稳定国内局势，吸引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到来。
这些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科学知识、医学技术和文化观念，对中国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们建立的教堂、医院和学校为中国人提供了教育和医疗服务，极大地改善了民生。
二、传教士的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转变。
一方面，一些传教士滥用他们的地位，进行迫害、诱骗和其他不当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传教士的活动也带来了一些文化冲突。
他们传播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引发了一些思想观念的摩擦。
三、政府的反应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儒家思想的统治意识形态。
面对传教士的活动，清朝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他们的行动。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钦定纲领》和《琉球教案》等，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范围。
政府对传教士活动的限制主要是出于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封建统治的考虑。
四、传教士的抗争然而，一些传教士并不服从清朝政府对他们的限制。
他们继续传播基督教思想，甚至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来进行宣传。
这导致了一些事件的发生，例如《天主教闽浙教案》和《天主教汉中教案》等。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对这些抗争行为进行了镇压，加大了对传教士的限制。
五、传教士遭遇的变化随着清朝政府对传教士的限制加大，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逐渐下降。
然而，并非所有传教士都经历了失败。
一些传教士通过融入中国社会，学习中国文化，逐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
例如，罗汝才、曹光煜等人在中国留下了积极的印记，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后感最近，我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顾长生老师写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书中记述了从1601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西方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对宗教充当帝国主义的爪牙对中国进行侵略进行了批判。
自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大量的涌入中国，但此时传教士已经没有了以往如利玛窦等人纯粹的宗教气质，他们大多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他们传教都是各有目的的，尽管他们都声称是为传播基督福音，是为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可他们却是妄图对古中国进行思想改造，以便于各国瓜分中国。
有些传教士则直接由他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广印书籍，大兴教堂，大力开办教会学校，虽然他们这种举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但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初衷却是为了侵略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传播福音，解救人民于水火。
更有基督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充当向导，顾问，有的直接为外国人刺探中国政府情报。
书中讲到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在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攻占天津后，在往北京的进军途中，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
不可否认，宗教的传播与传教士的东来为中国的近代化有积极的一面，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
如教会在中国开设医院，1845年天主教在天津建立法国医院，1890在江西南昌开设法国医院，同时教会也在中国兴办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关。
诚然，宗教与传教士对中国有贡献，但深刻的分析其利弊，在我看来，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弊端远远大于好处，由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里面虽然有少数羞辱上帝之名的败类，但也有很多清心爱主、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宗教徒。
但是和大多数那些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的传教士相比，他们毕竟只是少数，不可能改变传教士从思想上侵略中国的本质。
・书 评・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
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
1949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一律视为文化侵略,显然有失公允。
而教会史学家和一些外国学者把传教士看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伟大“精神力量”,完全无视和否认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也失于片面。
这两种评价模式和解释体系显然都偏离了历史的真实。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把传教士活动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作者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即所谓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中国近代新学的崛起和传统教育的变革,视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环节和内容,通过考察传教士在这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来构架自己的研究框架。
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第513页)。
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第514页)。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评价传教士的影响显然应围绕这一主题去认真思考。
那么,传教士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传教士自身的特点和来华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作者认为,传教士与外交官和商人虽有共同的利益,在扩大美国影响方面也经常精诚合作,但传教士与外交官、商人不同,他们来华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和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文化。
传教士的这一精神追求使他们孜孜于改造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与寻求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不谋而合,双方甚至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有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影响。
作者没有简单地像过去那样把传教士与商人和外交官视为一丘之貉,而是抛弃成说,看到了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的不同,并以此解释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影响,这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还探究了双重影响的根源。
作者认为,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还应从近代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发展变化中寻找。
作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者指出,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价值观既为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又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实现了同近代科学和哲学成果的调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社会化潮流也使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改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
”正是“新教的这些特点使来华传教士在进行宗教布道的同时,还从事了积极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活动,决定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近代性质和近代风貌,因而有可能促进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第9页)。
而近代基督教的另一发展趋势则是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
“作为具有强烈普世意识和‘拯救’全人类愿望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被染上一层厚厚的殖民主义的毒素”(第7页)。
而正是“殖民主义的泛滥和浸染使基督教固有的征服欲望与殖民者的世俗野蛮相表里,宗教迷狂也使传教士固有的狭隘、偏执急剧膨胀”,从而使传教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尖锐的冲突”(第10页),由此导致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
该书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变化来探究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渊源及其影响的必然性,是颇有说服力的。
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和传教士的文化主旨相结合,用以解析来华传教士的功过是非,既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脉搏,又合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客观历史实际,因而该书许多论点令人信服。
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传教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二、关于拓展传教史研究的领域如果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传教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的话,80年代中期以来,其范围则大大扩展了,特别是教案、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的在华教育活动(主要是教会大学)成为持续的热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等主题,也逐渐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但显然现有的研究视野与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实际所涉及的范围还相差甚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
扩大研究视野已成为传教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方面,而研究视野的拓展往往要依赖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史学界的老生常谈。
但关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的内容,评论较多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所谓“西学东渐”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传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尤其如此。
该书作者则认为,在19世纪,传教士也有限地把西方近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入了中国,具体包括“性理之学”(神学和西方古典哲学)、“格致之学”(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学)、“教民之学”(教育理论)和“安民新学”(社会政治理历 史 研 究论)。
这无疑是对西学东渐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
更重要的是,作者探讨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传教士传播了哪些西学知识,而是引进文化传播学中的涵化理论,分析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创新中的作用。
文化的现代化是晚清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提出,传教士“参与了中西文化涵化的全过程”,不仅“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进中国,而且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评判,并在比较和评判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和会通,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创造出熔冶中西的新文化”(第148页),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还详细评析了传教士提出的会通中西文化的几种模式。
这些分析把传教士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些看法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但确实开拓了研究的视野。
关于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学术界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史静寰教授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高时良教授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这些成果主要以教会学校为研究对象。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除分析了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挑战和示范作用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传教士教育团体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干预、传教士对儒家教育的批评和变革中国教育的种种计划,以及美国传教士在晚清中国新式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多层次、多侧面地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教育衰落和新教育建立过程中的影响,扩大了传教士教育活动研究的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对晚清的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已经相当精细,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视,即在清政府闭关锁国和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外情的情况下,魏源、徐继 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外部知识的?本书作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史料钩稽,特别是把《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合省国说》与当时传教士的报刊和著作进行对照、比较,认为正是“美国传教士开启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得以‘外窥’之‘牖’,他们的著作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和观察世界的窗口”(第330页)。
这一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对华传教运动起源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但直至19世纪60年代,新教传教运动进展极为缓慢,以致传教士抱怨在华宣教仿佛“向水中撒种”,劳而无功。
传教运动的真正展开大致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
这固然是因为1860年后全国范围内的传教合法化,但也与洋务派对传教士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有关。
而这一变化则归功于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参与。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尚属空白,西学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洋务派从事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外人,其中包括一大批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