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一律视为文化侵略,显然有失公允。而教会史学家和一些外国学者把传教士看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伟大“精神力量”,完全无视和否认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也失于片面。这两种评价模式和解释体系显然都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把传教士活动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作者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即所谓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中国近代新学的崛起和传统教育的变革,视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环节和内容,通过考察传教士在这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来构架自己的研究框架。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第513页)。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第514页)。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评价传教士的影响显然应围绕这一主题去认真思考。
那么,传教士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传教士自身的特点和来华的特殊使命决定的。作者认为,传教士与外交官和商人虽有共同的利益,在扩大美国影响方面也经常精诚合作,但传教士与外交官、商人不同,他们来华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和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传教士的这一精神追求使他们孜孜于改造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与寻求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不谋而合,双方甚至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有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影响。作者没有简单地像过去那样把传教士与商人和外交官视为一丘之貉,而是抛弃成说,看到了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的不同,并以此解释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影响,这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还探究了双重影响的根源。作者认为,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还应从近代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发展变化中寻找。作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
者指出,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价值观既为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又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实现了同近代科学和哲学成果的调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社会化潮流也使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改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正是“新教的这些特点使来华传教士在进行宗教布道的同时,还从事了积极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活动,决定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近代性质和近代风貌,因而有可能促进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第9页)。而近代基督教的另一发展趋势则是与殖民主义同流合污。“作为具有强烈普世意识和‘拯救’全人类愿望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被染上一层厚厚的殖民主义的毒素”(第7页)。而正是“殖民主义的泛滥和浸染使基督教固有的征服欲望与殖民者的世俗野蛮相表里,宗教迷狂也使传教士固有的狭隘、偏执急剧膨胀”,从而使传教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尖锐的冲突”(第10页),由此导致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误导。该书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变化来探究基督教在华活动的渊源及其影响的必然性,是颇有说服力的。
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和传教士的文化主旨相结合,用以解析来华传教士的功过是非,既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脉搏,又合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客观历史实际,因而该书许多论点令人信服。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是传教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二、关于拓展传教史研究的领域
如果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传教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的话,80年代中期以来,其范围则大大扩展了,特别是教案、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的在华教育活动(主要是教会大学)成为持续的热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变迁等主题,也逐渐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但显然现有的研究视野与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实际所涉及的范围还相差甚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扩大研究视野已成为传教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方面,而研究视野的拓展往往要依赖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关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的内容,评论较多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所谓“西学东渐”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传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尤其如此。该书作者则认为,在19世纪,传教士也有限地把西方近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入了中国,具体包括“性理之学”(神学和西方古典哲学)、“格致之学”(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学)、“教民之学”(教育理论)和“安民新学”(社会政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