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念斌案”看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变迁

论疑罪从无原则论疑罪从无原则摘要：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状态就是“疑罪”“疑罪从无”。

就是不能够确证的罪为无罪，绝不让无辜的公民受冤屈。

“疑罪从无”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

关键词：“疑罪从无”，人权保障，成效，存在问题一、引言“疑”在字典中的解释就是：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不能有肯定的意见，不能解决的，不能肯定的。

字面理解，“疑罪”就是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肯定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不确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被告人也许有罪也许没有罪。

坚持“疑罪从有”的话，被告人就被判有罪；坚持“疑罪从无”的话，被告人则被判无罪。

“疑罪从无”是在“有罪”或者“无罪”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按“无罪”判决；“罪重”还是“罪轻”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按罪轻判决，遵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派生的第一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又叫“有利被告原则”。

因为现有证据一不能证明被追诉人的犯罪行为，二不能全部排除实施被追诉犯罪行为的嫌疑，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推定被追诉人无罪，由此终结诉讼行为的原则。

现代法治的精神要求法律保障人权、尊重人权、促进人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及权利为目的和取向。

按照“疑罪从无”原则，防止刑罚滥用，虽然可能会放纵罪犯，使刑事犯罪行为得不到惩罚，但这不是“疑罪从无”的本意，而是要求提高查案水平和得到证据的能力，在有确凿的证据基础上定罪，排除审判带有个人主观感情的臆断，先惩治罪犯不以冤枉没有犯罪的公民为手段，“宁枉勿纵”虽然达到了惩治罪犯的目的，却要付出更多的冤魂，定罪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通过严格的程序，谨遵法律的规定，才能进行，否则就是漠视公民的权利。

每个公民的自由、财产及生命要处于确定的状态，那就不能根据有疑点的证据来判定。

缺失“法律安全”比受犯罪分子的侵犯更加恐怖。

冤枉人的是国家的法律，那它就是不义的，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就是法律的执行主体——国家，所以“疑罪从无”和《国家赔偿法》的理念是一致的；而“疑罪从有”这个原则本身就潜藏着冤案，国家也不会承担冤案受害人的损失。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近几年，“冤假错案“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词，被曝出的冤假错案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令人触目惊心：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因“奸杀”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后真凶出现、河南赵作海“杀人”服刑多年后被害人回家、孙万刚“奸杀”女友服刑八年后证据不足这些冤假错案把公众的视线牵引到我国的司法机关，让公众对司法机关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些案件的曝出也说明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这就要求全国政法机关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按照严格的程序处理司法案件，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案冤假错产生的原因1.疑罪从无原则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别“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于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

然而，在疑罪从无原则的现实实践中出现了与理想的差异，导致我国的疑罪从无原则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落实。

在念斌投毒案中，念斌四次被判死刑，最终无罪。

反映出了我国的法官在判决中，仍然是实行疑罪从轻原则，宁可错判，不愿错放。

当然，在这样的案件中法官通常会采用疑罪从轻的原则，采取比较轻的判决。

这样既可以让案件得到侦破，犯罪分子得到法律的制裁，又可以让被怀疑的被告人心理得到“受到轻的刑罚”的满足。

②这样，理想中的疑罪从无的原则就演变成了现实中的疑罪从轻的理念。

2.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舆论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案件的发生、侦查与判决处于群众的关注之下。

但是民众的思想又是不固定的，是容易受感染的。

一旦有案件发生，民众往往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发现凶手，对于侦查机关怀疑的对象，就认为一定是罪犯，对于辩解自己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就认为是在狡辩。

如果法院判处某些犯罪嫌疑人无罪，有些民众就认为法院收受贿赂，放纵犯罪嫌疑人。

③这种舆论的产生，无疑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

让“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走人人心作者：王博来源：《公民与法治》 2017年第1期聂树斌，一个原本平凡的名字，今天却将记录于中国法治史。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

历时21年的诉讼“长跑”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判决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责任担当。

毫无疑问，此案的改判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其能折射出多少司法改革的效果，或者说在多大程度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程，则需要放在未来更长和更深层次的司法实践中来考量。

目前，公众最迫切、最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此案引发的社会反响、业内讨论、各方博弈，让“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真正走入人心。

所谓“疑罪从无”，是指既不能排除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又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就是犯罪嫌疑人，从而在法律上推定被告人无罪的司法原则。

这里的“疑罪”既包括实体，也包括程序。

在此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鉴于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链条，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改判聂树斌无罪。

“疑罪”的有、无之争，实质上是司法保障社会秩序与人身权利之争。

二者以法律为平衡点，“从有”则可能滥用刑法，“从无”则可能纵容犯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多次在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中强调，司法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因此，坚持“疑罪从无”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遗憾的是，从普通大众到司法人员，从执法环境到舆论环境，仍有很多人不认同、不接受“疑罪从无”。

相比冤枉好人，似乎我们更不能接受放纵坏人；相比程序公正和证据确凿，似乎我们更重视结论正确。

究其原因，一是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办案人员会出于职业习惯先入为主地认定犯罪嫌疑人即为既定意义上的罪犯。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以念斌案为例摘要：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适用于法院的定罪量刑阶段，也适用于侦查机关的侦查阶段和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

然而，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案件已经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据以定罪量刑，则不是十分明确。

对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做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

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在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使之更有操作性。

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注意以下几点：根据全案证据认定事实，若证据之间不能形成逻辑严密的链条或者相互不能印证，则应当划入“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行列；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能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对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的案件，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不能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本文以念斌案为例，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指导公、检、法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践活动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一、理解-对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的分析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改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运用上均须达致此标准。

但第5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据此，刑事诉讼中凡涉及“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均应适用该款规定加以认定。

念斌案涉及法律问题之思考作者：付博镓来源：《卷宗》2015年第02期摘要：被称为2014年十大法律重点案件的“念斌案”，虽然久经波折，但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尽管念斌案辗转解决，然而其显示出来的法律问题，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笔者试图通过简要分析念斌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浅谈自己的感悟。

关键词：念斌案；刑讯逼供；非法证据；疑罪同无案件始末：2006年7月27日夜，念斌被怀疑投毒杀死邻居，而被提起公诉。

随后经过8年10次开庭审判，在不断上诉过程中，念斌虽然历经四次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然而精诚所至，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一、上诉人念斌无罪。

二、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至此，笔者试图紧扣念斌案案发始末的种种细节，对于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做出分析。

1 念斌案涉及的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乃至精神刑等残酷的方式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刑事司法审讯方法。

念斌在采访时表示：他被讯问的警察吊在窗户上，两脚只能踮脚着地，然后用书本垫在控告人的两侧肋骨和胃的地方，用一把铁锤隔着书打控告人两边肋骨，接着还拿一个薄薄的竹片，用力猛插自己的两个肋骨之间缝隙，他一边打一边逼自己按他所说的作案过程承认。

显然，念斌在受审讯的过程中，被司法人员刑讯逼供。

在此，笔者并不想过多阐述，刑讯逼供的司法人员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及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的身心伤害，而是对避免刑讯逼供提出些许建议。

1.1 强化司法工作者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尊重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高票通过的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在其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一条即第33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

距现在已经10年有余。

十年的时间对于一种法治观念的形成，不短也不长。

我们应该在之后的司法活动中，进一步强化司法工作者的人权意识。

“疑罪从无”原则及其在我国的适用一、前言“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在未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认定为无罪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保障公民自由、维护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护法治的重要原则。

本文将围绕“疑罪从无”原则及其在我国的适用展开探讨，着重研究和分析该原则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现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其在未来的适用中提出建议和改进。

二、理论探讨1. 原则的含义“疑罪从无”是一种推定，是指在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之前，必须认定被告无罪。

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刑法上的责任原则要求在犯罪的证据及证明确凿之前，不能断定犯罪事实存在。

这个原则是刑事审判基本原则之一，它体现的是法律保障人权的尊重、法律公正严格执行。

2. 原则的意义(1) 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权“疑罪从无”原则作为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公民自由、维护人权的关键保障措施。

(2) 确保司法公正“疑罪从无”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体现，是审判权力行使的限制条件，它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持谨慎态度，严于执法，以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3) 维护法治理念“疑罪从无”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广泛认可，其实施不仅能够树立良好的审判风气，也能够加强法治理念的认可和推广。

三、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适用1. 适用情况我国20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置案件，即案件处理应以推定被告人无罪为基本原则，由控方提供证据证明罪名为真实的，法院才能对被告有罪进行定罪。

2. 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但在实际审判中仍存在一些问题：(1) “矮人一头”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被控方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或是被告人无法自证清白，法官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被告人有罪，这就存在了“矮人一头”的问题。

(2) 过度自由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可能会盲目地追求过度自由，放松对证据的要求。

从念斌终判无罪看“死磕”与“死磕派”诉讼长达8年的念斌案昨天在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上诉人念斌被宣告无罪。

这一判决在中国司法界和舆论界激起强烈反响，原死刑犯念斌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引来多角度的海量解读。

2006年7月,福建澳前镇两户人家多人中毒，两名未成年人死亡。

警方确定是人为投入鼠药，念斌因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

该案8年9次开庭审判，念斌4次被判处死刑。

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做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

福建高院终判念斌无罪，这是疑罪从无原则的重大胜利。

律师团的顽强辩护和不放弃精神对最终的改判发挥了直接作用。

最高法院对核准死刑程序的严守确保了转折出现的空间。

福建高院按照疑罪从无原则改判案件，是整个改写的最终落笔。

应当说，全社会的合力共同打造了这一里程碑。

从人类法治史的脉络看，不太发达的社会采用重典的比较多。

这样的社会里，司法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秩序，而且由于司法投入不足，判案重效率，相对粗糙，有时造成冤案。

社会获得较高现代化程度和保障的基本秩序之后，司法会更多关注被诉者的权利，疑罪从无的原则会越来越坚决。

念斌被判无罪的含义，是法律依现有证据和程序无法确定他就是投毒者，而并不确保他肯定不是投毒者。

投没投毒，念斌个人最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疑罪从无原则给念斌以无罪的判决，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标志性进步。

为实现这一进步，中国社会一直在积累条件，但要它最终破茧而出，还有赖具体机构具体人围绕具体事件的开拓和坚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念斌律师团的“死磕”聚集了从法院到司法界、乃至社会层面对此案的注意力，律师团的努力虽不是此案改判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整个进程中最积极和活跃的因素。

“死磕”作为律师的一种职业态度，应当受到肯定。

但近年“死磕派”律师这一概念的出现，却引起争议。

他们有时像是一个律师职业群体，但很多时候又像是通过社交网站联系起来的“政治—舆论共同体”。

他们对司法建设、尤其是对推动程序正义做出贡献，但其中少数人以极端方式在法律与政治的边缘地带采取行动，反而受到法律制裁，带动了人们从政治方向对“死磕派”的解读。

念斌案疑罪从无的法律属性，及刑事诉讼证据的考量徐培森班级：刑法方向班级学号：1213124070摘要：虽然念斌案的结果是令多数法律人满意的，但迟来的正义却早已不是纯粹的正义。

八年的过程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系统的不足与缺陷，而最终的审判结果也让我们看到这场迟来正义对被害人的不公和伤害，凡事具有两面性，也促使我们辩证看待疑罪从无的法律属性。

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刑事证据的考量应当被司法者重视起来，才能更精确地避免冤假错案、也更好的为被害人主持正义。

关键词：念斌案、疑罪从无、证据考量念斌案从2006年第一次审查起诉到2014年8月福建省高院作出无罪释放的终审判决为止，在历时八年的起起伏伏中，福建高院扮演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角色。

2008年12月，福建高院第一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福州中院重审，然后在2014年8月的终审判决中，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念斌无罪释放，注意其间2010年4月曾驳回念斌上诉，维持死刑的裁定，福建高院态度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同一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其没有完全建立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

中国现代刑法起步较晚，很多先进的法学理念还未深入人心，然而高院不等同于中院，高院在建立中国现代刑法体系里位于落后与先进的过渡，是中院及基层法院的标杆，由此其更应该在刑事审判中迈出坚实的一步，不只是福建高院，也是很多法院应该清醒认识的地方。

虽然有最高院的介入，历时较久，还有被告人在看守所内长达八年的羁押，暂且不谈法律事实是不是客观事实，我们也无从得知，但终审判决是令人深受鼓舞的，也是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深刻的体现。

念斌案对念斌来说，保全了他自己的生命，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对广大法律人来说，是一道曙光，至少是一道正义的曙光。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被害人的过错认定也使疑罪从无的落实增添了阻力。

暂且不谈念斌案中的被害人是否过错认定，单单就一个非法律人不专业的主观认知情况下，接受疑罪从无就很困难了，更不用说能够去理解。

念斌案再起转折：“有罪”证据与“无罪”疑点(图)——转念斌与妻子及父母2006年7月27日“念斌投毒案”案发2008年2月1日福州市中级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

念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在开庭审理该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

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

2011年9月7日福州中院再次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念斌无罪。

2014年9月平潭县公安局已对念斌投重新立案侦查。

一场高院已经终审判决的案件，是否可称为盖棺定论呢？对念斌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2006年7月底发生的一场投毒案，念斌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8年中先后4次被判死刑，3次被撤销判决。

直到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一纸终审判决，裁定念斌无罪，并当庭释放。

今年11月，念斌两次办理港澳通行证受阻，才知道今年9月，福建警方重新立案侦查，又将他列为“犯罪嫌疑人”。

念斌的姐姐则表示，念斌去香港是为“治病”。

与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不同，念斌案不公的判罚虽然得以纠正，但凶手仍未见踪影，受害者的家庭伤痛未平。

官司，仍将在双方的心中长久继续。

这个在刚开始立案就疏漏百出的案子，在没有找到真相之前，注定没有赢家。

案情回顾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陈炎娇与丁云虾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丁云虾的两个未成年孩子俞攀、俞悦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念斌在公安机关预审阶段对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