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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1907年10月——1937年6月死于西班牙保卫马德里战役中他的作品有《幻象与现实》1937，《论垂死的文化》1938，《再论垂死的文化》1949，《传奇与现实主义》1970，其中，《幻象与现实》奠定了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开拓性地位。
•雷蒙·威廉斯1921——1988生于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
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
其作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1961）、《乡村与城市》（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关键词》（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写作、文化与政治》（1989）等。
•特里·伊格尔顿（1943——）生于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于曼彻斯特大学任教。
其作品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审美意识形态》被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之一。
伊格尔顿：雷蒙德·威廉斯和我都是在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他在获得剑桥研究员的岗位之前，曾经做过多年成人教育工作，而我在来这里念书之前，在北部一所现代中学教了一年书。
很难说我们两人谁与这个地方更隔膜一些。
威廉斯经过长途跋涉才从威尔士的农村工人阶级社区来到这个学院，而这个学院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我后来在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反差。
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习惯，甚至多年以后，在为F．R．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文化理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其美学深受马克思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主要内容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似乎失去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沉浸在“意识形态终结”与“历史终结”之中，这两个“终结”其实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极其典型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世界左翼也在行动，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西方左翼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的延续，西方左翼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左翼美学，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左翼美学代表人物伊格尔顿、詹姆逊(F.R.Jameson)、安德森等人的声音强烈，本文详尽分析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美学实践及其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一、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化伊格尔顿回溯美学产生的历史发现：美学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的、意义双关的统一体。
一方面，美学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美学的产生是与启蒙运动相联系的，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通(A.G.Baumgarten)最初提出美学一词时，首先指的是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
从学术层面上看，美学的产生是朴素唯物主义以感官、肉体等去对抗长期理论专制的结果。
从更深层的政治层面上看，美学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的强有力的挑战。
伊格尔顿描绘了大致的情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围坐在桌子边，一边啜饮红葡萄酒，一边虚构用来解决他们的政治困境的美学概念。
另一方面，美学还有意识形态内化的作用，即通过审美，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放于被征服者的身体之中，并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模式而发挥作用。
内化，其实就是人们把外在的社会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要。
伊格尔顿在美学史上首先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认为，“随着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成长发展，强制和赞同之间的比率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惟有向后者倾斜的统治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所需要的高度自律的个体，正是在此意义上，审美才在这些条件下获得了显要的地位”。
特里·伊格尔顿（Eagleton ，Terry）资料人物简介：特里·伊格尔顿，1943年生，英国学术院院士，现任美国国圣母大学客座教授，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大学任教。
20世纪80、90年代伊格尔顿曾两度来中国访问讲学。
目前，伊格尔顿的著作已有15种中译本，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等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伊格尔顿著述情况：1966：《新左翼教会》；1967：《莎士比亚和社会》；1970：《流亡者和移民者》、《放逐与侨居》、《作为语言的身体》；1974：《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批评与意识形态》；1981：《沃尔特·本亚明；或导向革命的批评》；1982：《克拉莉莎被污：塞缪尔、理查森作品中的文体、性问题与阶级斗争》；1983：《文学理论——导论》（中译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世界销量超过75 万册）、《文学原理引论》；1984：《批评的作用》；1986：《与众不同》；1990：《美学的意识形态》；1991：《意识形态：导论》；1995：《希思克科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1996：《后现代主义幻象》；2000：《文化的观念》；2002：《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4：《英国小说：一个导论》；2005：《神圣的恐怖》；2006：《怎样读诗》；2007：《生活的意义》；2008：《文学理论导论》第三版2009：《理性、信仰与革命：反思关于上帝的论争》（演讲集）；以及一部小说《圣徒与学者》等。
（年份不详）伊格尔顿原著中译本及论文中译篇：[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学批评专著。
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摘要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摘要引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一生中面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这个问题困扰着人们，引发了无数的哲学思考和讨论。
伊格尔顿（Susan Wolf）是一位美国哲学家，她在《人生的意义》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伊格尔顿的观点进行摘要，并探讨其对于人生意义的重要启示。
一、门槛存在论伊格尔顿首先提出了"门槛存在论"，她认为人生的意义来源于具备某种门槛性质的罕见和非凡的事物或体验。
她通过举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比如公园中漫步的快乐与玩游戏主导的乐趣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伊格尔顿认为，门槛性质的存在可以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因为这些体验富有挑战性和深远影响，激发了人的潜力。
二、自由和选择的重要性伊格尔顿还认为，人生意义的追求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紧密相关。
她强调了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认为只有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伊格尔顿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寻求个人独特性和追求真正的自由来达到人生的意义。
三、人际关系与爱的价值伊格尔顿认为，人际关系和爱是人生意义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指出，人们在与他人建立关系和经历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意义。
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关怀，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感受到生命的丰富性。
伊格尔顿认为，人际关系和爱是使人生变得更加有价值的重要因素。
四、追求目标与人生意义伊格尔顿还强调了实现个人目标和追求成就感对于人生意义的重要意义。
她认为，通过追求个人的抱负和目标，人们能够体验到生活的真正满足和意义。
伊格尔顿指出，虽然追求目标并不总是容易的，但正是这种努力和挑战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结论从伊格尔顿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结论。
首先，人生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个人选择和经验而变化的。
其次，个体的自由和选择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至关重要。
再次，人际关系和爱是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更多意义的重要因素。
特里·伊格尔顿（TerreyTagleton，1934——），当代英国最有代表性的“新左派”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他出生于英国萨尔福特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其父是工厂的技术工人。
伊格尔顿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中学时代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后进入剑桥大学深造，师从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后又得到英国老一辈左派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指导。
伊格尔顿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深受阿尔都塞及本雅明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
伊格尔顿已出版十余种文艺理论和评论著作，主要代表作有：《批评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75）、《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批评》（1981）、《文学原理引论》（1983）、《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等。
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英国文学研究”的精辟分析、对现代西方各种文化理论的适时批判，以及对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精湛分析，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成为当代西方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之一。
（一）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伊格尔顿深受威廉斯[i]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关注文学艺术与其它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关联。
然而，伊格尔顿不是一般地讨论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与权力、经济以及社会实践的关系，而是特别注重把生产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以及文化学、修辞学相融合，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广阔而深刻的文化视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模式。
与许多当代西方文论家相似，伊格尔顿也特别关注文本，并试图建立文本科学。
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文本的对象并不是生活（历史），而是思想（意识形态），声称文本与历史之间有直接和自发联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种应该彻底抛弃的朴素经验论。
“真正的”历史，即通常所谓的生活本质，从来不会直接地呈现于文本之前。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里·伊格尔顿著作者简介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当代英国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是西方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
伊格尔顿是著名学者，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著有《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是他最新的著作，2011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个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于二○一一年四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这也是当前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里·伊格尔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
在本书中，他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
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力量”，在金融海啸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正是基于多年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认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
作者“申辩”式的写作手法提醒了人们，马克思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着眼点仍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
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伊格尔顿（Igor Irglton）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对人生的意义有着深刻的思考。
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人生的意义与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紧密相关。
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具有深远的影响。
人生的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伊格尔顿通过研究人类的本质和社会关系，试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答案。
他认为，人生的意义是通过实现自我并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来实现的。
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和天赋，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些潜能，人们可以实现自我。
这种自我实现并不是简单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和需求，而是在实现自己的同时，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
伊格尔顿指出，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目标。
每个人都会对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
但是，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我们不能仅仅追求个人幸福，而忽视了其他人的需求和权益。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还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
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有责任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社会责任包括个人对其他人的关怀和帮助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通过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人们不仅可以帮助他人，也可以给自己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伊格尔顿的理论强调了人类的互联互助和社会联系。
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在追求，也包括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和社区。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重要。
我们需要与他人互助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和挑战。
此外，伊格尔顿还关注人类的精神和意义的搜索。
他指出，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是一种常态。
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挫折和困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产生质疑。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和富有探索精神，寻找自己的独特道路。
我们应该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不断学习和成长。
人生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人类一直以来都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答案。
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英国著名文化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对于人生的意义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的观点和文章激发了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本质和价值的讨论。
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主义”的思想，即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创造和参与。
他认为文化构成了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是我们与众不同的根源。
在他的文章《人类，文化和意义》一书中，他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共享的价值观，一个社会中人们特定的行为和信仰的集成体”。
伊格尔顿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而在于通过参与和创造文化来寻求和发现真理和美。
文化不仅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注重社会责任和集体价值。
他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和共享性，认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他认为，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个人主义的界限，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体意识。
他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一个人对于人生的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合作，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和世界，找到生活的意义。
伊格尔顿还关注了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他认为，人类除了物质的需求之外，还有一种对于美和善的渴望。
他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和道德的完美，通过文化的创造和参与，培养和锤炼我们的情感和精神。
文化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价值和目标，引导我们选择正确的道德准则和原则，帮助我们成为更有品质和意义的人。
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探讨了文化与人生的关系和意义。
然而，他的观点并不是唯一的真理，每个人对于人生的意义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伊格尔顿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英国最有代表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他出生于英国萨尔福特的一个爱尔兰的移民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术工人。
伊格尔顿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后进入剑桥大学深造，师从细绎派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
后来还得到左派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指导。
伊格尔顿曾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任教，受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很深。
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文学原理引论》（1983）、《批评的功能：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等。
由于深受“新左派”文学批评家威廉斯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念的影响，伊格尔顿十分关注文艺、文化与权力、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曾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作了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论显得多么公允，从根本上说它们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不应该被误解为是企图把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特征和独特的东西归结为直接的、宣传性的政治目的。
”他还指出“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
”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属于复杂的社会知觉的一部分，并且以其特殊的方式与维护和再生的社会权力有着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艺术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不过，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称关系。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形式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并分析了文学形式变化所具有的自身的规律和特征。
他认为文学形式至少是三种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有机统一体：第一，“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第二，“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第三，“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因此，作家对于文学形式的选择要受到所表现的内容和文学形式构成因素的双重制约，并非任意的行为。
他还认为艺术生产的不同方式会对作品文学形式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意义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杰出的文学批判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献非常多。
西方学者引用率虽然很高, 但是在哲学方面的专著却很少。
西方对伊格尔顿的研究已经起步, 而在国内学术领域, 伊格尔顿被翻译的著作只占其著作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仅能通过这些少之又少的著作来寻找伊格尔顿哲学思想的蛛丝马迹进行梳理。
相对来说, 国内的研究状况较西方状况还是落后的。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
他从文学批评方面入手, 总结并归纳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又从意识形态理论出发, 完善和丰富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
本文着重从伊格尔顿的原著进行梳理, 从而归纳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概况和内容提要, 并结合实际对其理论进行一些评价, 旨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依据。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 主要阐述了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渊源、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界定,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局限及其作用。
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卢卡奇与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的思想中提取出伊格尔顿的思想来源, 为对其意识形态理论概况的梳理进行铺垫；另外, 还对伊格尔顿本人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及范畴的界定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是对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文学的维度进行阐述, 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找到新的视角。
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都是第二部分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部分的主要工作是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一些客观的评价, 在肯定其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的基础上, 提出其理论中的缺点和局限, 为研究伊格尔顿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寻找到更好的切入点。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其激进、思辨的学术风格以及创新性的理论视角使其思想具有复杂性、多义性等特点,基与此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思想未达到应有重视。
本文立足于这一理论特点,并未对其所有理论进行探讨,而是以其思想核心即意识形态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性的把握,整合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明晰伊格尔顿阐释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以及现实背景,为我们了解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本文综合整理伊格尔顿的理论文本,针对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做出系统化、逻辑性的解读。
意识形态作为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范畴,其定义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伊格尔顿不是力求给意识形态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对前人
理论资源的整合和分析,主张用历史性思维去思考意识形态概念。
他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将关于前人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论述,整合
交织成为一个文本,也就是理解为一个语言符号系统。
在对意识形态的探讨中,
伊格尔顿首先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并
通过意识形态与各具体领域的应用,分析在文学、美学中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阐述了人应基于感性生活的实践哲学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方法。
本文试图在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做出客观评价,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借鉴。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非常著名的理论家。
从 1970 年代开始,他就以“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为核心进行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研究,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识形态”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理论武器。
意识形态的意义非常复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这一问题以及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认识都存在分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国内的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启发。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格尔顿不断汲取各种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多个意识形态界定。
同时,他把意识形态理论推进到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生产的观点,这就改变了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研究。
进入 1980 年代,伊格尔顿逐步由文学批评进入更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不仅重新回归威廉斯的传统,还进一步引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显示出他与众多后现代理论迥然不同的研究路径。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过程。
伊格尔顿在1970 年代主要是通过吸取阿尔都塞的理论界定意识形态,侧重意识形态的自发性、无意识性、体验性和构建主体的实践性等特点,但他也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社会性。
1980 年代,伊格尔顿扬弃了阿尔都塞的理论,有意识地将意识形态纳入社会历史的框架进行界定,强调其对主体的构建和社会生活的干预。
进入 1990 年代,伊格尔顿以“家族相似”的方式从多个视角界定意识形态,认为其是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产的策略。
伊格尔顿前后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界定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拥有的批判精神——在深刻关注社会的同时还不停地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改进。
考察伊格尔顿的全部理论则可以发现,文学与审美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伊格尔顿关注的核心,这也说明伊格尔顿的创建更多是建立在对意识形态内部诸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伊格尔顿管窥悲剧职能的转变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和理论家，他对悲剧的概念和职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他的著作中，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悲剧作品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对悲剧的职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伊格尔顿认为，悲剧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和深刻反思。
他认为，悲剧作品通过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刻的探讨，展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悲苦，同时也表现了人类对于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在他看来，悲剧作品通过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深刻揭示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能够引导人们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和理解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伊格尔顿还指出，悲剧作品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他认为，悲剧作品通过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表现，能够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反思，从而促使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改变。
在他看来，悲剧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能够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伊格尔顿对悲剧职能的解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他的晚年著作中，他逐渐强调了悲剧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情感表现力，并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作品。
他认为，悲剧作品通过对人类生活中的痛苦和悲剧的表现，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情感共鸣，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苦难和痛苦，同时也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悲剧职能的转变，既是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也是与他自身对悲剧的理解和观念的变化分不开的。
他通过对悲剧职能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悲剧作品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对悲剧的职能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他也强调了悲剧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情感表现力，认为这是悲剧作品最重要的职能和意义。
通过对伊格尔顿对悲剧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悲剧作品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悲剧作品在艺术上的内核和精髓。
伊格尔顿简介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
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萨尔福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在这所充满贵族气息的大学，出身工人阶级的伊格尔顿倍感孤独，于是投身于学校文化圈外的政治运动中。
在校学习期间，伊格尔顿深受老师威廉斯的影响，阅读和钻研了马克思本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理论家的著作，并逐渐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1964年大学毕业后，应威廉斯的邀请，留在剑桥担任他的助手，作助理研究员。
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现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
从60年代末直到现在，伊格尔顿已出版美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十多种。
这些著作可大体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分析和评价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的老师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框架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旅居国外和旅居国外的作家》、《力量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
第二类主要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并用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流派。
这些著作包括：《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审美意识形态》等。
这些著作在当代西方美学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
在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中，有着三个重要的理论维度或者说话语背景，它们在他的思想中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叉并置。
它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和当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为他的批评和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则为他提供了基本的问题视角，而当代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多样的分析方法。
伊格尔顿是一个自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为《文学原理引论》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了他从事美学与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背景。
他说，马克思主义从60年代以来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复兴，就是因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阐释。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乔治·卢卡契、安东尼奥·葛兰西、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尔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让-保罗·萨特这类思想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读者容易认识的一种理论，或者说中国读者很难承认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它们确实是一批令人鼓舞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批作品试图超越‘文化’、‘意识’、‘基疮和‘上层建筑’等不适当的或机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辩。
更重要的是，它无情而彻底地反对用机械宿命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意识、行为、道德价值和生活经验的中心地位。
因此它特别适合一些唯物主义的美学，这种美学一方面可以对传统文学批评中过于狭隘的形式主义的考虑进行挑战，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有时片面陈旧的准则进行挑战。
”他还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阶段，必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它运用于这一新的现实，才能建立起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学理论。
在美学理论上，英国有着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重视从心理学方面对个体的审美经验进行研究；到19、20世纪，这一研究演变为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强调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基础上把研究对象如文学作品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分析，从而形成了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研究，如较早的利维斯就把文学批评既看作是文化批评也看作是社会批评，而较近的威廉斯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应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由此而提出了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
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都深深打上了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印记。
譬如他出版于1967年并题献给威廉斯的《莎士比亚与社会》，其书名就显露出“文化与社会”的视野和方法；书中试图打破个体与社会、自发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界限的做法显然来自威廉斯。
属于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放逐与侨居》，《作为语言的身体》和《权力的神话》等。
不过，这一系列著作也显示出伊格尔顿在“文化与社会”框架内进行的富有个性的拓展。
首先，他表现出浓重的天主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更高的政治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一开始就走着一条文化-政治的路线；第二，注重英国现代批评史和英国文学实践的批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化与社会”的个案分析和实证文本，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拓展了“文化唯物主义”；第三，突出表现了与欧陆以及美国不同的理论与实证并重的英国文化批判传统；第四，这一阶段的许多论题成为他后来反复研究的内容，例如英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传统，而且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承续、反拨、批判和对话关系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后者一直是伊格尔顿建构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所借取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此外，一种独具风格的论战文体已经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的主要成分。
就当代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资源而言，对伊格尔顿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尔都塞的理论为伊格尔顿修正和综合上述两种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和反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对他的老师威廉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阐述。
他试图在摒弃卢卡契、考德威尔以及威廉斯等各种品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尝试一种非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而此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被适时引入英国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回应，形成70年代中期与整个欧陆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
阿尔都塞思想的主题是剔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思想激发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兴趣，使他们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驳斥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另一方面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束缚。
新的理论视角使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首先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划清界限，伊格尔顿承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性和最精到的社会主义批评实绩”，对威廉斯在缺乏学术制度支持和理论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理论努力表示理解和赞赏，但是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方法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改良主义政治观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说威廉斯顶多是个利维斯主义左派。
当然，《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用理论概念表述文学构成与意识形态组合之间的关系结构，提出了兼顾一般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学生产方式以及诸多意识形态成分（整体、作者、审美）的批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更为细致的说明，他的贡献在于对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结构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结构上的连贯性，“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相对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
”“科学的批评应该力求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艺术改变了这种结构。
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
”应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里的中心范畴，而且是伊格尔顿整个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
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和《意识形态读本》，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范畴的高度重视，这与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某些理论圈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80年代以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盛，伊格尔顿又开始在这一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伊格尔顿以具有“震惊”效果的《瓦尔特·本雅明》一书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不过这次“震惊”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自己思想的发展”。
这是一部激情喷发、恣肆挥洒、充满理论张力和话语快感的杰作，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那种谨严细密的文体形成明显的对照；其根本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理论的狂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为突破英国批评无所作为、陈陈相因局面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伊格尔顿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17世纪悲苦剧或巴罗克寓言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关于17世纪英国诗歌的观点进行了对照，指出了“伟大的传统”对“有机性”的膜拜与17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
他设想，如果把本雅明读解“悲苦剧”的方法用于《失乐园》，将会超出艾略特和利维斯的形式主义，把诗作的革命源头放在激烈动荡的表意实践之中，放在历史的“恶的一面”。
伊格尔顿还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艺术的政治作用。
继《瓦尔特·本雅明》之后，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克拉丽莎的被污》、《文学理论引论》和《批评的功能》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
《文学理论引论》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简介和“概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英文研究”传统所作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和对理论研究史中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研究。
在《批评的功能》中，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
《批评的功能》最后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其实就是它的“传统”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
”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文化政治“转向”、“发展”或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对学院派批评家的社会角色的界定，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场以及对学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尔顿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