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制思想比较

比较中西方古代法律思想，谈谈你对法律保护性和惩罚性关系的理解中西方各自的特点一.我国法律重刑法轻民法,西方则比较注重民法的调节功能中国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因此刑罚异常残暴，表现为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

刑在氏族内部是镇压的工具，在氏族争战中表现为对外诛伐的武力。

三代的刑、秦汉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

《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古希腊的人们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

由于法在雅典、罗马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代表并等同于国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观念便与中国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

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像中国古代的“刑”只是它内容中的一个部分，且所占比例较小。

因此，法在西方从来就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雅典和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通过一次次对法的变革来实现的，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也是历史本身进步的表现。

二.中重公法轻私法西方公私法分开中国古代则无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罚文化居于绝对优位，法律在事实上也被认为只具有公法性质。

由于国家的宗法伦理性，家族义务也深深渗入到所谓“公法”的领域中。

中国古代社会是把本应适用于政治国家的公法用来调整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关系，比如，官员任职须避父祖名讳，若在职期间父母亡故，法律则规定丁忧，违者均有刑罚。

中西方法治理念差异我们都知道,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

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下,中外法治理念形成并出现较大差异.下面我想简单探讨一下中外关于法治实践性理念的差异,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有评论不当,还请老师包涵.探讨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当然要从其滥觞时期开始研究.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 众所周知, 苏格拉底晚年被奴隶主贵族以”慢神”和”腐蚀青年”为由关押起来, 并由一群鞋匠、裁缝和不识字的游民所组成的审判人员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他的弟子们认为, 老师所犯之罪是莫须有的并做好一切准备帮助老师越狱,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 如果我逃离雅典等于是践踏了雅典的政府和法律, 如果人人都践踏法律, 造成法律的裁决失去权威, 雅典就不能苟存。

可见, 苏格拉底是一个纯粹的法律实定主义者 , 坚信法律的效力只适合于法律体系本身制定的规范与制度。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是至上的、正义的、公平的, 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 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 更是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

为此, 即使他的学生们给了他再生的机会, 可他还是选择面对死亡。

苏格拉底心中的”神”大约不是雅典神庙里供奉的”神”, 如果雅典公众是”酣睡者”的话, 那么苏格拉底便是”唤醒者”, 在酣睡者与唤醒者之间, 立场截然相反, 意愿完全相悖.这就像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众的对立面, 为他的死, 提供了必然性。

这里涉及对苏格拉底心境的分析, 在他的心中, 人民对于他的裁判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具有权威性, 雅典人民根据公众制定的法律将其送上断头台,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是雅典民主的最佳印证, 即使他内心认为雅典人民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 他的心中亦充满了对法律的虔诚与信仰.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形同虚设, 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 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感情、他的直觉以及他的信仰.信法,守法,用生命捍卫法律威严,像一个卫道士一样做出牺牲,坚守着法律应有的强制性.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人的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法律问题上, 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我国的孔子支持的是一种伦理法,这种伦理法是以宗法人伦道德为基础, 主张德主刑辅, 讲求仁政。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西方正义思想1.古希腊正义思想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

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

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

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

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

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

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摘要：百年来中西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认真探寻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方面,理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对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

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

文化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它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

法律文化是一种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与观念。

要比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从表面的、浅层的现象出发是不够的,要深入到各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之中，并对其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进行探究。

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同，中西法律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认真理解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学习基础。

一、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一）法的本位不同。

法的本位是指，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

中国法律是集体本位，西方法律为个人本位。

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

中国法律日益集团化,走上了一条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其突出特点是贯彻着宗法之上、家族本位、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指导思想，沿着宗教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进行。

儿到了封建时期，儒家创设了新的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相结合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封建时期中国的统治思想.西方法律则走上了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的个人本位道路.西方法律文化源于具有自由开放精神的希腊法和具有个人主义特色的罗马法,形成了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的历史传统，最终确立了个人本位的传统。

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发展在制度上是通过权利本位法对集团本位法的否定实现的，这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发展是一致的。

中西法治文化比较摘要：中西方法治文化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差异影响是形成两种法治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通过概要述说中西方的法治发展来论述宗教信仰对中西法治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法治、宗教信仰、基督、儒家、法律信仰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

把法治作为法律思想的中国，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治。

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

”并明确提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1〕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

〔2〕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

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

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

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

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

其中教令法德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

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

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

中西社会法学思潮比较摘要：九十年代初朱苏力教授以社会法学的理论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本土资源论”。

然而社会法学视角下的”本土资源论”有其局限性，要真正地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法治体系，必须有相应的现代化法律思想与之相配套。

关键词：社会法学；本土资源论朱苏力教授于1996年提出的”本土资源论”为学术界带来了一阵新风气，然而法社会学本身也有其局限性。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中西法社会学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定的梳理，廓清某些矛盾或不明之处。

一、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思想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朱苏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本土资源论”，并指出中国目前”变法”式的法制建设模式的弱点。

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朱苏力教授认为：首先，以国家主导的”变法”式的法治建设模式把法律看做为一种规制社会的工具，”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①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等思想家的有关理论。

其次，从各国的某些实践来看，激烈的”变法”模式并不必然会成功，而”一些起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去取得了成功。

”②由此，作者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③朱苏力教授论称：首先，发掘本土资源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朱苏力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的功能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一边里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

”④在这一前提下，法律的范围被作者扩大了，不仅国家制定法是法律，民间习惯和惯例也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朱苏力教授还提出了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的观点，以便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发掘本土资源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法治是一套复杂的知识体系，法律制度的运作需要大量纷繁的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性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且由于这些支撑现代化法治形成和运作的知识是近乎无限的、具有地方性的，因此，”试图以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有限理性来规划构造这样一个法制体系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之比较引言：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原则之一，旨在为人们确立明确的不应越轨的基准，以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平衡。

中西方在罪刑法定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比较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异同，旨在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法制和社会背景。

一、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定义中西方对于罪刑法定思想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区别。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罪刑法定思想被概括为“罪有所应、刑有所据”，即罪行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相应的刑罚必须有法律依据，以确保正当性和公正性。

而在西方的法律系统中，罪刑法定原则通常被称为“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意即“没有法律规定的罪行，也就没有刑罚”，注重于规定性的法律准确性以保护个人权益。

二、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历史演变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不同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罪刑法定思想的初步形成可追溯至《禹贡》中“刑无名目，非有正德者不可以候。

”的观念，主张刑罚必须符合正义和社会伦理标准。

而在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发展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追溯，罗马法的发展为“罪行必须有明确法律规定”奠定了基础，通过维持社会公平和权威来保护个人。

三、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影响因素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背后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

中方的思想受到道德和伦理的影响较大，法律体系中注重对人的教化和道德约束，以维护社会秩序。

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则更加注重个体权利保护和自由主义思想，法律对权力的规范是其核心。

四、中西方罪刑法定思想的实践比较中西方在罪刑法定思想的实践上有一系列的差异。

在中国，多数犯罪行为由《刑法》明确规定，但也存在一些公序良俗的规范，例如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而在西方，罪刑法定思想强调罪行必须在法律体系内明确界定，法律规范对犯罪的刑罚提供了详尽的描述和界定。

结论：中西方在罪刑法定思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源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社会背景。

中方注重于道德伦理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西方则更加注重个体权利和公平原则。

由儒家思想与古希腊思想家思想出发，浅议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04015217 吕一坤信息工程学院由儒家思想与古希腊思想家思想出发，浅议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04015217吕一坤信息工程学院摘要:法律文化是人类几千年来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沉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如同两条长河,各自顺着自己发展的洪流，奔涌向前，因此也就形成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法律文化是理解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的关键。

所有对法律文化的类型划分中，中、西法律文化是一个最基本的划分。

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二者的不同和相同点。

本文就古希腊思想家与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展开，浅议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关键词：中国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差异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看，在国外，美国法学家倾向于把法律文化界定为“人们对待法和法律制度的态度、信仰、评价、思想和期待"。

很多日本学者倾向于把法律文化理解为以法律意识为核心、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和设施在内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生产方式、宗教影响等因素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

这使得二者的法律发展自诞生时，就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冲击，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及其文明成果—-法律文化也逐渐打破了区域性限制，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与盲目崇拜、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倾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种文化传统有一个清醒、全面的认识。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看，在国外，美国法学家倾向于把法律文化界定为“人们对待法和法律制度的态度、信仰、评价、思想和期待”.很多日本学者倾向于把法律文化理解为以法律意识为核心、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和设施在内的社会文化现象。

中西方法治意识的比较及其启示作者：莫素敏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4期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清晰明确回应了目前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所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宣言。

那么当前公民法治意识的建构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通过对中西法治理念、模式的比较探析，为我们公民的法治意识的建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西方；法治理念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1-0132-02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树立是当代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它并不是法治现代化成功后的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先决条件，伴随着国家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法治意识的培育和树立能使人们从内心听从于法律所内涵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

在中国当代社会法治意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对西方法治文明的借鉴是不可避免的。

从中西方法治理念、传统思想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

一、中西方不同思想传统的人性观导向儒家作为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其对人性的观点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虽然中国许多别的学派对人性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儒家主张的“性善论”却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

其主要代表就是孔子和孟子，如“性相近，习相远”，孔子认为人的本性先天具有纯真的本性，相互之间都是相近、相通的，只是由于后天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不同，使得各自的习性变得不同甚至差异巨大，才有人品的参差不齐。

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孟子总结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主要是倾向“性善论”，从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法治的原初的出发点，使得中国人在心理、情感层面倾向于礼治、德治，把对社会的期待全寄托在明君圣主和各级官员的高尚德行和治国理政的能力上，却不肯做有实际意义的制度建设来控制人性中“恶”的倾向。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
之比较
苗延波
【期刊名称】《天津法学》
【年(卷),期】2010(026)002
【摘要】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总页数】11页(P17-27)
【作者】苗延波
【作者单位】北京市法学会,法学杂志社,北京,10016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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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西方文明发展基础比较的另一视角--兼论东西方"人治"与"法治"之诞生 [J], 陆敏菊
2.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J], 牛晨曦;柴宝勇
3.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J], 苗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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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J], 孙首娟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中西方法制思想的差异一、引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段文字摘选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这本书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正如这段文字所说，书中作者将自己的大众心理学的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对犯罪心理学也有一些涉及。

而法律的诞生就是为了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得以受到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法律一直被当作用来维护国家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国。

然而由于受到中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的法律思想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也正式因为这种法律思想上的不同造成了立法、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施行效果方面的不同，以交通法为例，在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中都有着类似这样的规定：警车及其护卫的车队、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执行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灯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必须让行，不准穿插或超越。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救护车堵在路上导致病人死亡，消防车由于堵在路上而错过了最佳的救火时期，这类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似乎在中国的马路上不避让救火车、救护车等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这也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所表达的大众心理学。

而想法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中，在交通法规中明文的规定着遇见救火车或者救护车等应该如何避让，如果不避让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罚等，因此在这一国家中，避让紧急任务车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由此可见法律的思想不同导致的法律条文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法律实施效果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差异1、中国传统法律以刑为核心，西方传统法律思想以权利为核心：传统的中国法制观念中以“刑”为核心和主要内容，因此古代的中国法律认为刑即法、刑即律，主要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统治者实行高压的政治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比较中西方古代法律思想比较中西方古代法律思想，谈谈你对法律保护性和惩罚性关系的理解中西方各自的特点一.我国法律重刑法轻民法,西方则比较注重民法的调节功能中国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因此刑罚异常残暴，表现为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

刑在氏族内部是镇压的工具，在氏族争战中表现为对外诛伐的武力。

三代的刑、秦汉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

《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2 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强调贵贱有别 "君君臣臣夫夫子子"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宋代朱熹的呈朱理学更是 "存天理,灭人欲" 西方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不同(一) 法的含义或者说人们对法的感性认识.,中国人提到法往往想到的是刑罚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所以我们往往对法"敬而远之" 我们相信法律能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发生纠纷时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我们一般不原借助诉讼这也就是所谓的"厌诉心理" 而在西方法的观念便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

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现实生活中诉讼也相当普遍甚至会出现好多在我们看来不值得诉讼的诉讼.(二) 司法机构的设置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理论上虽然也强调司法独立.但现实生活中司法受行政干预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官也远不及西方的法官受人尊重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完全独立.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备受人们尊重的.法律的保护性和惩罚性如前所述，西方古代法律是以保护性为主，而中国古代法律是以惩罚性为主，这与中西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中国形成了法治的传统而中国形成了德治的传统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之策，都旨在从不同的侧重点入手更好的治理国家，使国民生活安宁，国家长治久安，走向昌盛之路。

法治，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法治依靠法律，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明确性，即法治能防止有特定的个人凌驾法律而伤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

相对于法治，德治更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通过思想道德建设，用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来影响和升华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主动自由地服从治理，从而使社会稳定。

因此，二者各有千秋，各有优势。

然而，“德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沿着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西方国家形成了法治的传统。

这是根据各国的国情而定的，是不同地域不同的思想与历史痕迹及发展趋势各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中国——德治治国理论（1）五千年历史的积淀“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而原始民族间朴素的道德风尚则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留传至今。

西周时期，盛行礼治思想，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等。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德治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则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原则。

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

他们坚信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变为自觉，而非严刑以逼，而是让人们心悦诚服的遵守，以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因此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