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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落实：单位内部的上下分际及其运作*张兆曙提要：本文试图在决策层与单位成员上下分际的组织结构中，讨论新制度落实的决策逻辑、行动特征以及合法性获得等内部运作问题。
案例显示：新制度的落实首先是一个“台后决策”的运作过程，其基本的逻辑是“以特定的政策将特定的人放在特定位置上”；由于缺乏“固定群体的稳定共识”，单位成员的行动反应呈现出一种相互牵制的特征，从而降低了修改制度文本的可能性；新制度实施方案的合法性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与仪式性组织活动所建构的情境压力及其对表决行为所施加的影响有关。
概言之，新制度的落实是一个克服上下分际的组织结构的结构性张力的过程。
关键词：新制度落实单位上下分际行动结构合法性获得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新制度的推行往往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逐级展开，最后落实到基层单位。
然而，新制度在“植入”基层单位的过程中，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内部反应”，这就涉及到单位的内部运作问题。
首先，新制度落实意味着单位内部地位和利益结构的变化，通常会遇到一定的阻力。
其次，新制度落实还意味着单位内部规则的变化，需要打破规则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诺斯，1994）。
也就是说，单位在本性上具有“抗拒”变迁的内在倾向，任何新制度的落实都要经历一番周折才能落地生根。
特别是对于处在行政体系末梢的基层单位来说，新制度的落实尤其艰难。
对于基层单位的决策者而言，在科层化行政体系的逐级控制下，上级下放到基层的剩余控制权越来越小，却要承担单位内部“出问题”的风险以及自上而下的“问责”；同*十分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细致的修改意见。
本文初稿曾在2011年7月吉林大学召开的第八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宣读，感谢刘世定、蔡禾、李友梅、周雪光等教授和折晓叶研究员的评论和修改建议，同时感谢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和吴海琳博士辛苦的组织工作。
符平博士和林晓珊博士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一并表示感谢。
文责自负。
311社会学研究2012．3时，由于体制上的区隔，高层设计者对基层信息的不充分掌握，有可能出现新制度的设计脱离基层实际的情况，进而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
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学术研讨会2010 北京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工业大学参会嘉宾名单1．参会领导名单王伟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丁伟志原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郭书田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刘应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局级）研究员宋贵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坚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强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李建平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曹贵根北京市发改委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办公室主任孙世芳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王东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刘礼成都市统筹委社会处处长范忠敏成都市统筹委社会处工作人员周志武成都市统筹委社会处工作人员韩贵海北京市延庆县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谷建英北京市延庆县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军崇文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马向东北京市延庆县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2．参会学者名单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培林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邓伟志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林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教授李友梅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王思斌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卢汉龙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邴正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刘敏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甘肃省社会学会长、研究员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王处辉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宣朝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宋亚平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石英陕西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江波陕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文江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钱宁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李靖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周长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教授罗教讲武汉大学社会学所所长、教授雷洪湖北省人口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孙秋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谢俊贵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党委书记、教授王永平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黄丽华广州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邹农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陈阿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扈海鹂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朱汝鹏江苏省太仓市委原人大副主任刘友佺江苏省太仓市市委办公室主任周伟文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局长、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克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科研处处长吕红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科研处副处长陈光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石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樊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高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处级调研员李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馆员刘仲翔《新华文摘》编辑、博士后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刘东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龚维斌国家行政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张林江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教授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王延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校长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教授田国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张静波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冯波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教授邹千江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孟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小章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惠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湧春外交部亚洲司处长陈树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戴建中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研究员尹志刚北京行政学院教授袁吉富北京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主编良警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游正林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包胜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颜烨华北科技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3．北工大参会领导名单郭广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守法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爱林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张革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蒋毅坚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李四平北京工业大学两办主任王大勇北京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斌北京工业大学人事处处长石照耀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处处长郭福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乔俊飞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4．北工大人文学院参会学者名单杨茹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钱伟量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唐军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系主任、教授李东松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魏爽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张荆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学科部副主任、教授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所长、教授吴宝晶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杨荣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吴力子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主任、副教授宋国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李君甫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主任、副教授刘金伟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教授赵卫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教授胡建国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教授李晓婷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教授杨桂宏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副教授赵丽琴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教研室副教授鞠春彦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讲师朱涛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讲师曹飞廉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讲师魏亚萍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曹晓鸥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蔡扬眉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刘蔚玮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鲁杰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教研室讲师崔芳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教研室讲师5．参会出版社、杂志社专家名单谢寿光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邓泳红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主任张宛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室副编审王珀辉《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编辑刘秀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编辑6．参会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时报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新浪网网易千龙网京华时报日程安排日期时间地点活动内容2010年12月24日全天09：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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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看单位的变迁作者：周岚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14期[摘要]以空间来解读时间,转型前的单位是国家权力进行空间统治的组织单元,转型时期单位作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利益组织特点凸现,单位的空间实践在权力的操控下主要遵循市场逻辑。
[关键词]空间单位权力市场作者简介:周岚,1974年出生,湖北鄂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单位以大院的形式成为了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基本单元。
一些学者从组织、制度等角度对单位变迁进行了研究(李汉林,1993,李路路,1994),然而,正如苏贾所说,“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
”[8] 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空间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单位的社会变迁。
一、明确地权:从政府产权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齐美尔在论述空间的排他性时,这样写道:“一个社会的形态与某一个特定的土地面积融合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休戚与共,它在同样程度上具有一个惟一性或者排他性的特征……”齐美尔这里提到的空间“排他性”特征与经济学中产权的内涵极其相似。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土地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全为政府所有,国有企业单位只是一个个不同的生产车间。
在日常运行中,政府的积极干预,使得国有单位对于土地的决策权、收入支配权和资产转让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产权的三个基本权利被弱化、扭曲,导致“产权残缺”(周雪光,2005)。
国有企业在总体运行上表现出经济效益低、生产效率低的现象很大程度上都被归因于产权问题。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活力,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程。
1984年后,国企开始了“放权让利”、“政企分开”、“盈亏包干”、“承包经营”的改革,面对随之出现的所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中央政府开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的股份制试点改革,针对MBO以及因之而来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又不断调整政策,1993年“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1994~1995年的“抓大放小”,1999年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发展到2003年“国有资产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企业制度”。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
李路路;李汉林
【期刊名称】《东南学术》
【年(卷),期】2000(000)002
【摘要】@@ 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单位制度”或“单位组织”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制度,也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场所.在本文中我们想要集中讨论的是,个人在单位组织的层面上是如何获得资源的,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方式与单位组织的性质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总页数】6页(P18-23)
【作者】李路路;李汉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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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单位组织特点相关文献述评13145016 杨哲单位制是1956～1978年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体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单位既是一种统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曹锦清、陈中亚在《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出单位的成因如下：首先，所有单位内部都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党政合一的特点，这与“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传统有关；其次，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讲，单位制的形成还与我国传统的村落文化有关；再次，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从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政权力量人为的组织起来，并依靠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加强的；最后，从根本上说，单位制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组织是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1]。
一、单位的定义：单位研究者通常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具有某种单位的特点，而那些非国有单位则不属于单位的范畴(李猛等，2000；路风，1989；刘建军，2000：41—43)。
在相关研究中，“单位”和“单位组织”更多是指涉一种组织形式。
以科层制为基础、“联合起来完成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点。
而“单位”概念所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单位或单位组织的概念着眼于组织的特点、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
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惟一或主要提供者，组织领导者完全取决于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的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
在单位组织中，人们对幕后活动空间的认识，以及在其间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力，就是权力[2](李猛等，2000)。
而王沪宁和刘建军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单位制度对于社会调控、社会控制的意义。
王沪宁把单位定义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3]。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前言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
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
这是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李汉林 李路路 内容提要:文章主要从资源和交换的角度分析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
文章认为,中国的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形式和工具,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文章试图论证,单位成员在单位中所获得的资源以及他们对单位的满意度,仍然是影响其依赖性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个人在单位中获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和对单位的满意度;同时,人们对获取资源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依赖性行为。
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单位组织中资源与依赖交换过程的全面性、强制性和政治性。
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人们称之为“单位”的工作组织,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①本文将要分析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单位组织仍然是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单位组织中存在着一种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的依赖性结构。
理论背景中国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
借用韦伯(Max We2 ber)的话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统治。
因而,单位组织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Weber,1980)。
(一)作为统治形式的单位组织韦伯曾经讨论了统治的基本形式和类型。
在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第一,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
其典型形式是在市场上通过不平等的交换,或者如韦伯所说“市场上的垄断主义”而产生的服从关系。
这种统治建立在对财产的占有上,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Weber,1980),可归结为以报酬为基础、具有交易性特征的关系(布劳,1988)。
第二,强制性(命令)的统治。
这是一种“独立于”特定利益之外的、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权力。
它与权威的命令权力一致(Weber,1980)。
人们与这种权力的关系并非是“自由”选择的,甚至是无法替代的和不以人们的利益需要多少为转移的,人们只有被动式的服从。
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论“单位”研究李 路 路 A bstract: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asic literatures about the research of danwei organiza-tion and danwei system in China.Above all,it differentiates two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the danwei organization and the danwei system.And then it discusses two research tropisms: the analysis of macro-sight system and the analysis of interior mechanism and pr oceeding course.Moreover,it analys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 ocess of the danwei system.On the ba-sis of the recent researches,the author puts for ward the assumption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the tasks the research of danwei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组织和制度极富“特色”的话,“单位”应该是一个表征这种特色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中,都不存在相似的组织和制度(李猛等,2000;刘建军,2000:11)。
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单位”现象,吸引了国内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
将“单位”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基本单元,始于华尔德(Ander w Walder)对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与权威的研究(华尔德,19961987),国内有关“单位”的研究,多以华尔德的观点为基础(孙立平等,1998;李猛等,2000)。
虽然以“单位”为对象的专门研究不像其他领域那样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但一些相当深入的研究使得“单位”现象和“单位研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相当影响。
一、基本概念“单位”研究,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结构、主要是社会结构以及组织结构的研究。
组织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雪光,1999:139-169)。
如果说华尔德是从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范式转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独特社会结构的话,那么,正如华尔德在他那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他是通过分析工作场所(“单位”)中的权威关系,来透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关系。
他总结了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两种研究范式,即:集权主义范式和多元主义(利益群体)范式,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第三种研究范式———他称之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形象”(华尔德,19961987)。
国内学者在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制度转型进行研究时,也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这一独特特征①,以及相应制度转型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
单位的定义及①尽管进入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例如从社会分层制度的角度(李路路、王奋宇,1992)。
适用范围在研究中基本上得到确定。
研究者通常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具有某种单位的特征,而那些非国有单位则不属于单位的范畴(李猛等,2000;路风,1989;刘建军,2000:41-43)。
在单位研究中,“单位”、“单位组织”、“单位制度”和“单位现象”等是经常使用的概念。
不同的概念,在研究者那里指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以及不同的社会现象。
在单位研究的初期,研究者并不特别重视这些概念的区分,更多的是围绕“单位”这一基本概念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界定的模糊,将直接影响到单位研究的深入发展。
“单位”和“单位组织”更多是指涉一种组织形式。
以科层制为基础、“联合起来完成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征。
而“单位”概念所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单位或单位组织的概念着眼于组织的特征、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
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惟一或主要提供者,组织领导者完全取决于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的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李猛等,2000)。
“单位制度”或“单位体制”更多是指涉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某种社会体制、制度结构。
在单位体制的概念下,单位也是分析的对象,但分析的重点是以社会的制度结构来说明单位的功能、行为和特征。
因此,“可以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路风,1989)。
单位组织,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即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借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统治(Weber,1980)。
因而,单位组织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制度(李路路、王奋宇,1992)。
“单位”是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王沪宁,1995);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刘建军,2000:43)。
单位的主要制度特征是:劳动者对工作场所的全面依附实质上是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单位”是被纳入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因而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同时也成为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路风,1989)。
“单位”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社会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中;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和控制,更多的是通过“单位”实现的,单位赋予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李汉林,1993)。
单位具有政治性、全能性等(王沪宁,1995;刘建军,2000:2)。
因此,整个单位体制是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体制。
而“单位现象”的概念,则是具有泛指意义的概念,是由单位和单位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组织或个人行为特征以及观念意识(刘建军,2000:49)。
从社会体制层面上的特征到单位内的个人行为特征,都可以用“单位现象”的概念来表述。
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现象的概念实际上成为一个表征研究领域的概念,而并非直接指涉研究对象和内容。
上述对概念的区分带有某种“理想型”的特点。
在很多研究中,这些概念常常并没有被研究者有意识地区分开;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和制度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密切的关系,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体系。
但是,问题是研究者在什么样的层次上使用组织和制度的概念。
二、两种研究取向从上述有关单位研究的概念区分看,虽然所有相关研究都以“单位”为对象,但是,在研究视角上实际存在着很大区别,其中所包含的理论逻辑也不尽相同。
现有的研究,呈现出两种视角及取向,即一是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一是强调组织内关系和行动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①(一)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宏观制度结构的视角,是指将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单位透视社会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单位构成了这种制度结构的“浓缩点”。
这一研究视角,在一定意义上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特定制度的强调相关联———强调单位在资源分配、控制和整合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
路风是国内最早对单位体制进行阐述的政治学家,单位体制是他分析的基本概念。
他指出,如果不理解单位的组织特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单位的行为倾向,就不能理解国家的体制特点及其运行机制。
单位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
当商品经济、市场关系、自由劳动、契约合意、私人资本以及社会结构自治都丧失了合法性后,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建立在单位体制的结构上。
单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
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
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国家行政组织构成。
在单位体制下,所有基层单位都表现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单位成为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形式。
国家的意志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下达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而贯彻于全社会。
离开单位,我国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单位体制决定了单位的内在性质,例如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不可流动性,以及家族化的行为特征等(路风,1989)。
王沪宁、刘建军在其研究中同样强调了单位制度对于社会调控、社会控制的意义。
王沪宁认为,1949年后,配合国家对整个社会体制的选择,即集中分配社会资源和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需求,在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组织管理三个方面,建立了单位体制,构成了整个社会调控的基层体制(王沪宁,1995)。
刘建军认为,研究单位,必须首先对其进行一种宏观审视(刘建军,2000:53)。
中国建构单位制,通过单位制实现新的社会整合的原初目的有两个:第一,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之需要;第二,在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力量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
单位制就是新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新调控形式交互作用的产物,为社会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节和控制提供了新的制度架构。
国家通过这一架构,满足对资源的强制性提取和再分配(刘建军,2000:61-63)。
作为一种调控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单位具有重铸新权威的合法性、重组社会和连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功能(刘建军,2000:65-77)。
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基本兴趣在于:一个社会不同的结构要素和社会群体是如何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的。
更为重要的是,区分不同社会结构体系的重要概念,即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
因此,李汉林强调,对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①刘建军曾经讨论了单位研究的8种视角(刘建军,2000:21-33),但实际上这8种视角体现了研究者对单位不同特征的强调。
笔者认为,如果从基本理论逻辑出发,强调制度结构和强调行动者行动构成了最基本的分析视角。
制的分析,可以沿着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成员的思路进行。
